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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2020-08-08 17: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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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麦加的人

■ 晚清沧海事 上卷(3) ■
作者:罗马主义


前段时间,电视上的一带一路节目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场面,一个年轻的电视记者,采访了一个住在吉尔吉斯坦的东干族老人,“你说你老家以前在陕西,那请问你知不知道,你们祖上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吗(吉尔吉斯坦)?”

那个东干老者听到这个问题,脸上露出了诧异的神情,但是看到那个年轻的央视记者一脸的天真烂漫,似乎并无恶意。于是沉吟了片刻,用一口地道的陕西话说道:“太久了,饿都记不清了”。

我们不能怪那个年轻的央视记者无知,我相信就是在这一刻,绝大多数的读者也不知道东干人究竟是什么人!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说,他们是清朝的ISIS的后代,被左宗棠带领的湘军,从陕西一路打到甘肃,再到宁夏、青海、新疆,最后翻越雪山,逃到了这里的。从陕西出发的时候有20多万人,最后到达俄国境内的只剩下几千人,这些人留在了异国他乡,繁衍生息,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东干人。

不过这虽然是一段大部分人所不知道的历史,但它依然是我们以后故事里的故事,这里我们就点到为止,在序言里,我们要谈一谈一些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每一种宗教进入中国,都一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听到这个说法,估计大家都会很惊讶,难道佛教进入中国,也一样杀的昏天黑地吗?

是的,所有的宗教一旦崛起,都一定会成为挑战统治者的利器,就连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东汉末年,也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动乱,张角三兄弟利用道教的一个分支太平道,组织了几十万人起义,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段历史,三国演义的开篇。

至于佛教,那更是折腾了上千年,它的一个分支白莲教,几乎就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挥之不去的梦魇,元明清三代,打着弥勒转世旗号的农民暴动和起义,大大小小不下数百场,最成功的大概是元末的红巾军起义了,朱元璋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据说明朝之所以叫做明朝,是因为取了明王转世之意,它就是白莲教中的一个重要信仰。



♢ 红巾军起义 ♢

甚至连我们大部分人所不怎么熟知的摩尼教,也就是倚天屠龙记里所提到的,那个从中东传来的魔教,在宋代也被方腊用作反抗政府的组织方式,最后害的梁山泊108条好汉,大部分都死在了江南。当然,这是小说笔法,在真实的历史中,方腊是被“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的北宋大太监童贯剿灭的。


♢ 童贯 ♢

有人考证说,《葵花宝典》就是童贯所著,据说他率领80万禁军,用东方不败的神奇武功,击败了魔教六大长老,用绣花针扎死了擅长乾坤大挪移的方腊,扑灭了魔教,把余党逼上了光明顶,一直等到张无忌无意中找到了阳顶天留下来的秘籍,明教才再次光大,当然,这也是玩笑,不过有一种说法认为,朱元璋也可能是摩尼教中的一员。

事实上自从汉代开始,中国每一场农民起义,或者一场少数民族大叛乱的开始,背后都一定有宗教的影子,就连我们所熟知的安史之乱,其实凝结叛军们的精神力量,就是琐罗亚斯德教,也叫拜火教,安禄山和他手下的粟特人都是信仰这个宗教的。

至于近代的太平天国,那更是一个明证,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讲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所以要谈中国的历史,就一定离不开宗教这个话题,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和外来思想碰撞融合的过程,任何一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力量,要想推翻当时的政权,都只能借助某种宗教思想以及它的组织方式,才能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进行挑战,因此如果回避宗教问题,就无法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也就做不到以史为鉴。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谈伊斯兰教,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伊斯兰教是在中国社会里超然的存在,不能讨论,不能批评,地位甚至高过了中国的执政党,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一种认识上的极大错误,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因为但凡是一种成功的宗教,它一定会有很强的争夺领导权的能力,它一定会有很强的扩张能力,都会表现出它的两面性,它一定会在你国力强大的时候,表现出和平友善的一面,千方百计地对原有的文明进行渗透和腐蚀,它也一定会在你国力衰弱的时候,露出狰狞的一面,试图对原有的文明取而代之,这常常就意味着动乱!意味着流血!意味着战争!

而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三大宗教之一,它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自然也不可能回避这个客观规律,相对平和的佛教,尚且花了上千年的时间,才完全融入了中国文化,更加激进的伊斯兰教,那肯定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作为一种和中华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不可能不和中华文明发生碰撞,在历史上它也曾多次试图取代儒家文化,在中国建立纯粹的伊斯兰政权,从元末的亦思巴奚战乱到清末的西北大叛乱,每一次都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几次差点分裂中国,教训不可谓不沉痛。

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宗教政策舍本逐末,居然让伊斯兰教凌驾在中华文明之上,变成了理论和历史研究的禁地,正是因为这种鸵鸟政策,才导致了新疆极端宗教势力的泛滥,酿成了一连串的惨剧,为了收拾因为这种政策导致的烂摊子,国家现在不仅仅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成本,去维护穆斯林地区的稳定,也因为打击极端恐怖分子的行动,被西方敌对势力故意曲解,造成了我们在外交上的极大被动,我们为这种荒唐的政策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多了,是时候该纠正了!

所以本书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清末,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一次剧烈冲撞,一场涉及了3000万条生命的战争,一场涉及了大清国运的战争,它是每一个中国人,包括穆斯林在内,都必须了解的惨痛的历史教训,只有避免这种事再次发生,中国才能再次强大,每一个中国人,包括穆斯林在内,才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

作为序言,我们要普及一下背景知识,一切让我们从伊斯兰教的由来讲起:

伊斯兰文明,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众多文明中,一支灿烂之花,如果我们退回到中世纪,伊斯兰文明远远高于当时的基督教文明,仅次于中国的儒家文化。

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的默罕默德二世,攻入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一天,是伊斯兰教最辉煌的一天,它登上了这个文明历史的最高峰。

1526年4月21日,蒙古人的后裔,归化了伊斯兰教的巴布尔,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王国,伊斯兰教的扩张也达到了极限。

这个时候,从整个北非一直到阿拉伯半岛,欧洲的部分地区,中亚的整个地区,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中国的新疆,全部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它所辖的人口和地区,远远超过了另外两大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

公元610年,麦加的阿拉伯商人穆罕默德,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础上,建立了伊斯兰教,从它建立之日起,就表现出了一种咄咄逼人的扩张趋势,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和伊朗建立了阿拉伯帝国,随后又开始不断向四面渗透。


♢(穆罕默德帶領信徒由麥加遷徏至麥地那)♢

伊斯兰教从唐代就由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但是一直不能在中国站住脚跟。蒙古人西征的时候,俘获了大量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半农耕半游牧民族,把他们带到了中原,参加对南宋的战争,从此伊斯兰教就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

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最初在中国被称为回回或者回民,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他们和今天的回族和回民是完全两个概念。

回族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新出现的一个民族,在此之前并没有这个民族,这和清代以及民国时期所讲的回回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时这种称呼,是泛指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而今天的回族是按照生活习惯和地域划分的,况且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都相信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未必是伊斯兰教的信奉者,而且即使是信奉者,也和以前的回回不是一回事,他们信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伊斯兰教,这和本书中提到的伊斯兰教也是截然不同的,现在只有极端宗教分子和分裂势力,才会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进入中国的原始伊斯兰教,在和儒教的竞争中,虽然大部分人都放弃了这个信仰,但是始终有一批非常坚定的信奉者,绝不动摇,这些人坚决的拒绝中国化,一心想在他们脚下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后来所有的冲突都由此而生。

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对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所有人的一生中,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甚至怎么搞个人卫生,几乎都有指导,细到了这个程度,反而导致它缺少回旋余地,容易和其他文明发生冲突,也不容易被其他文化吸收。

首先,大部分东亚文明圈的人,很难理解穆斯林的价值观。根据《史集》汉译本第二卷记载,基督徒向忽必烈告密说,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他们的《古兰经》中,有无差别的把一切多神教徒全部杀光的说法。


♢ 孛儿只斤·忽必烈 ♢

忽必烈半信半疑,就把信仰伊斯兰教中的一些有学问的人叫来,然后问其中一个名叫别哈丁.别海的最有学问的人:“你们听从《古兰经》的教导吗?”
别哈丁.别海回答:“是的”。
“那么,《古兰经》里头是不是说要杀死所有多神教的信徒?”忽必烈继续问道。
别哈丁.别海回答道:“是的”。
听到这里,忽必烈有点儿生气了:“那你们为什么现在不来杀这些异教徒?”
别哈丁.别海的回答是:“时候未到。”

于是忽必烈大怒,杀了别哈丁.别海,不过他为了统治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汉族,依然还是重用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并给伊斯兰教特别优待。

又比如清初广西巡抚朱椿,在第一次看到《古兰经》时,大惊失色。特别是看到,可以杀死其他不信教的人这一条以后,觉得这简直是大逆不道,立刻就发动了一场牵连甚广的文字狱,这就是清初著名的《海富润案》。

好在乾隆皇帝比较有大局观,只是说伊斯兰教比较愚蠢而已,不要大惊小怪。然后就把所有的犯人都放了,避免了一场冤案,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原始的伊斯兰教教义,是很难和其他文化相融合的。

早期的伊斯兰教,大部分是由中亚的半游牧民族带来的,游牧民族的一个习惯是,如果缺什么东西,先想到的是去抢,如果抢不到再去做生意。这种文化跟信什么教没有关系,它是游牧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你想想匈奴人蒙古人,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伊斯兰教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他们的传教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军事组织,每个区域都有一个阿訇,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政委,所以他们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因此在民间冲突中,虽然他们人数较少,但是他们的动员能力更强,因此很容易在和其他民族的冲突中占上风,反过来这导致他们更加喜欢使用暴力。

所以林则徐说:“回民则无处不有,且良善少,而梗顽多。既如永平所辖之曲桐回庄,无非聚而为盗。”

陕西巡抚鄂弼:“西安各属回民,素相联络,每恃心齐力众,欺凌汉民,强横无礼,盗窃公行,闾阎实受其害。偶有发觉,不过照常完结,甚且庸懦有司,遇回民相殴,未致伤命,遂不通报,以致养成凶横”。

这些都还比较好听的话,太难听的我们就不发上来了。清廷有很多官员在上奏时,故意在“回”字边上加上一个“犭”,以示蔑视。而且还在大清律以外,专门又制定了13个条款,惩治穆斯林的暴力犯罪问题。

这种生活习惯上和其他民族太多的不同,导致双方很难融合,从而容易诱发矛盾。

实际上除了这些问题以外, 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它的文化独特性,让它无法轻易的从属于儒家文化之下,而这一点导致中国的精英集团,对它抱有很深的成见。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一套非常完整的法律体系, 在元代,《古兰经》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回回法》。


它有一种天然的倾向,要挑战世俗的管理权,它很容易让信徒产生一种,按照教法建立国家,并按照教法进行生活的期望。

而这种期望在任何一个当权者看来,都是大逆不道,另外,伊斯兰教还有一种强烈的传教情绪,这也会引起本土主流价值观的强烈反弹,特别是它崇拜的是遥远的异国,而不是本土的祖先。

更重要的是,这个异国不像佛教中那样,是虚无缥缈的存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是现实的土地,有真实的统治者,这会让统治阶级觉得,这些人都不可靠。

再加上信奉伊斯兰教的知识分子,会不自觉的去学习阿拉伯语,更由于他们的人生目标,是有一天去麦加朝觐,这必然导致他们用在四书五经上的时间不够多,因此他们进入仕途的也少,和儒家知识分子接触的更少,所以双方之间,形成了一条深深的鸿沟。

明代的著名知识分子顾心武就曾经说过:“唯回回自守其国俗,终不肯变,结为党伙,为暴闾阎,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驯其顽犷之习”。

由此可见,两种文明差距之大,所以伊斯兰教,从来都没有打动过中国的上层精英知识分子。

不过由于在明代,精英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非常的自信,而且它是整个东亚的价值观,所以反而对伊斯兰教非常宽容,有点像今天的美国和欧洲,由于文化上的绝对自信,一点都不害怕各种杂音,对各种异端都非常容忍。

但是随着满人入关,一切都开始变成了不一样,大清帝国的统治者,非常害怕别人说自己是夷狄,不是正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态势,强化对思想上的禁锢,容不得半点异端。

而与此同时,由于大明的崩盘,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们,对儒家文化也从仰视变成了质疑,而马来迟带回来的伊斯兰苏菲派教义,是一种进化了的伊斯兰教,更加充满了竞争性,立刻把很多原本信仰藏传佛教的其他少数民族,吸引到伊斯兰教旗下,从而扭转了从明代以来,穆斯林不断减少的趋势,第一次出现了人数大规模的增加,让他们开始变得自信起来,这一派被称为老教。

而随后一个叫马明心的伊斯兰教信徒,在乾隆年间去阿拉伯世界求学以后,带回了更加吸引人,也更加极端的教义,史称新教。

这一派不仅仅聚集了大量传统穆斯林信徒,更是吸引了大量非穆斯林信徒,对传统的其他穆斯林教派和清政府都构成了挑战,也让他们自己极端自信。

随后发生的事情,看似无厘头,新教和老教斗殴,闹到官府,然后新教认为官府不公,袒护老教,居然杀了清朝官吏,随后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暴乱,被清朝镇压下去后,不久又再次暴动,究其本质,其实是是伊斯兰教重返中国以后,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挑战儒教了。

虽然乾隆调集重兵,选用能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扑灭了叛乱,宣布新教为邪教,信者必杀,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新教虽然死伤众多,被迫转入地下,但是人数却不减反增,那些被流放出去的新教徒,也在各地生根发芽,建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秘密网络,到了咸同年间反戈一击,南北呼应,差点分裂中国,建立伊斯兰国,可见重返中国的伊斯兰教威力之猛。

不过进入近代以后的文明社会,是建立在由希腊文明发展而来的科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之上,历史是沿着这条脉络发展的,如果我们抛弃程朱理学的糟粕,回归孔子的本来思想,儒教思想和希腊文明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中华文明中那些最根本的基因,是可以融入现代社会的,这一点也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相反,虽然伊斯兰教也有辉煌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思想,但是,它不属于时代发展的潮流,无法同现代科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相对接,所以,无论它多么玄妙,终究只能在中华文明的边缘徘徊。

所以,伊斯兰教也深深的明白这一点,它们知道,若想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就必须消灭儒家思想,消灭中华文明,正如著名的信奉伊斯兰新教作家张承志在讲述新教历史的《心灵史》中,所说出的清代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的来说,中国文明的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大的敌人……若想存活,都必须防止其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甚至是中国本身,新生和摆脱厄运的唯一出路只有一条,既战胜孔孟之道。对于伊斯兰-----这种拥有强烈感情的宗教,对于哲和忍耶------这只把感情推到殉难苛求的伊斯兰异端派别,孔孟之道化,世俗化,中国化乃是比“公家”更凶残的敌手!”

这里的“公家”指的是清政府,虽然外来的伊斯兰教从来都没有打垮过清政府,但它拖垮了清政府,最终导致了中日甲午之战的失败,让中华民族一度跌入了谷底,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才缓过气来。

说到这里,我们要再做一个总结,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啰嗦,但是没有办法,不理清这些概念,本书总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非难,所以我们干脆在序言里把一切说透彻。

在国外,所有的伊斯兰教都是好的伊斯兰教,但是在中国,只有那些愿意融入中华文明,愿意维护祖国的统一,爱党爱国的伊斯兰教的教派,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所有那些想抗拒中华文明的融和,不愿意接受世俗政府统治的,一心想搞分裂伊斯兰教的教派,都是邪教,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

在我们的故事里,那些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而战斗的穆斯林,他们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信徒,值得我们敬仰和缅怀,而那些搞叛乱、搞分裂的极端宗教分子,虽然他们也打着伊斯兰教的名义,但他们都是一群暴恐分子,他们信仰的并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这一点请读者们注意。

本书中提到的老教和新教,都是清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和今天的老教和新教也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已抛弃了那些极端信仰。

所以除非是别有用心的人,或者是暴恐分子,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明白,本书既不涉及民族问题,也不涉及宗教问题,它讲的仅仅只是一个历史故事,所有热爱中华文明的伊斯兰教信徒,一定会乐见本书的发表,而且了解这段让3000万人丧生的往事,可以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让大家牢记过去的教训,更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这也是本书的写作目的,好了,接下来让我们坐上时间机器,重回到那段腥风血雨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