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jectType":101,"Sequence":1304,"PreHash":"AD1433A7FD8CFAA67CB2BA0ED14AAFDF","Content":"# 《外交事务》:美国误判了中国吗?\r\n\r\n[ 底线思维 ](javascript:void\\(0\\);)\r\n\r\n__ _ _ _ _\r\n\r\n**【编者按: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旗下杂志《外交事务》曾于2018年3/4月刊发表了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伊莱·拉特纳的文章《思虑中国》,引起中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强烈反响和积极讨论。该文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一种假设,即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但中国的实际发展越来越不符合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预期,因此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r\n\r\n**《外交事务》杂志7/8月刊以《美国误判中国了吗?——辩论接触政策》为题,发表了包括王缉思、芮效俭、艾伦·弗里德伯格、托马斯·克里斯滕森、帕特丽夏·金、约瑟夫·奈、李世默等知名中美政治学者对《思虑中国》一文的讨论,以及坎贝尔和拉特纳对点评的回应。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以飨读者。美国作者译文有少量删节,不代表观察者网立场。】**\r\n\r\n**![](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jnDIM6gq2cWBwP3esS4NTXpv2ciatq3pWThrJG17bfaOsRLmO88VIdPZaWBibJHtThZztnCb8raRmXYqOITJT8NA/640?wx_fmt=png) \r\n**\r\n\r\n《外交事务》网站刊文:美国误判了中国吗?\r\n\r\n**中国的观点**\r\n\r\n“美国总是高估自己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能力。”库尔特·坎贝尔和伊莱·拉特纳在他们合著的文章《思虑中国》(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2018年3-4月刊)中这样写道。当然,这里的“中国”还可以换成今日的埃及或委内瑞拉,以及1975年“西贡陷落”之前的南越。美国人常常以为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偏好改变其他国家,然而在事与愿违后又表现得很沮丧。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反省令人钦佩,而他们的建议也值得认真对待:华盛顿应该更加关注自身的实力,并将对华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实际的预期之上。\r\n\r\n尽管坎贝尔和拉特纳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感到沮丧,但是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们也同样对美国感到幻灭,甚至产生困惑。在中国,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美国问题观察者们发现,那个我们已经研究了数十年的国家越来越难以辨认、难以预测。我们也需要自省到底哪里出了差错。政治极化、权力斗争、政治丑闻、对国家建制派缺乏信心、“推文”地位堪比政策声明、高级外交官跑马灯式的撤换、政府关键岗位的轮空——这些问题都曾经出现过,但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这些现象密度和规模尤其令人震惊。\r\n\r\n特朗普政府掌握和运用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方式让中国的政治分析人士感到困惑。近年来,美国人总是要求中国遵守“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现在华盛顿却放弃或终止了它曾经倡导的规则,例如《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而言,要辨别美国想要自己和其它国家遵守哪些规则、维持怎样的世界秩序,以及弄清美国在主要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已经越来越难了。\r\n\r\n让中国更加感到不安的是,另一种关于中国的共识正悄然在美国社会成型。在美国,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关注中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以及主张权利的行为,而自由主义者则谴责中国对内加大政治控制力度,而两者的共识在于将中国视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势力”。美国政府文件,例如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这种对中国的描述提供了官方背书。结果就是中美之间在商务、教育以及其他领域的协议越来越脆弱。过去的危机,对中美关系形成的风暴都是暂时性的。现在中美关系的恶化很可能是永久性的。\r\n\r\n即便如此,中美之间的两大基本原则仍然会阻止两国之间发生正面的冲突。首先,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当今地缘政治最大的分歧在于“有序世界”和“无序世界”之间的分歧。中美两国都属于有序世界。让坎贝尔和拉特纳感到遗憾的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使得奥巴马政府从“重返亚太”或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分心,但这或许不一定是件坏事。尽管特朗普政府给中国贴上“主要对手”的标签,但是特朗普政府仍旧将注意力放在了无序世界(尤其是中东和朝鲜)上。只要中国不出错,不让美国把注意力从迫在眉睫的麻烦转向中国,那么这个趋势就不会发生变化。\r\n\r\n其次,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和经济摩擦可能会加剧,合作潜力仍未消失。例如,美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能够帮助中国应对环境挑战。同时,如果中美两国社会之间的联系得以强化,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将愿意把积蓄花在美国医疗所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上。\r\n\r\n坎贝尔和拉特纳似乎对“中国国内一种观点日益明显,即美国(以及广义上的西方国家)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衰退”而倍感烦心。事实上,中国的智库和媒体一直在争论美国是否成为了一个衰败中的大国,但是迄今没有形成任何的共识。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偶尔会自吹自擂,但是北京方面仍然清醒地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在经济方面追赶美国,还需要在高等教育和科技水平方面追赶美国。事实上,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美都算得上崛起中的大国。尽管中国崛起的速度更快一些,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仍然很大。对于中国而言,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避免把摊子铺得太大浪费资源是明智之选。\r\n\r\n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他2011年出版的著作《论中国》中提议美国与华盛顿建立起“协同演化”的关系,在此关系中“中美两国都追求国内的发展,在可能的领域展开合作,并且调适两国关系使得冲突减到最小。”我认为“协同演化”也意味着“良性竞争”。搞清楚中美两国哪个国家更有能力解决国内问题,让本国的民众满意,才是中美两国最具有建设性的竞争模式。\r\n\r\n(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王缉思)\r\n\r\n**走到今天这一步,早有迹象**\r\n\r\n美国对华政策将走向何方?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文章为这场激烈的争论提供了重要价值,但尚不完善,且在某些方面有误导性。虽然没有哪个思想学派或独立观察家有资格声称过去二十余年以来自己对中国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一部分人的确更善于领会北京方面的动机、预测中国的行动。坎贝尔和拉特纳提出,“美国应当重新思考对待中国的方法”,那么首先应当承认中国观察家之间存在差距,然后对造成差距的信念与假定加以分析。\r\n\r\n两位作者指出,接触并未如预期般推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也未能将中国转化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一名“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事实上,美国方面乐观的观察家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为掌握国内政治权力而愿付出的智慧、决绝和毅力,也高估了另一方面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力量,以为它们能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开放、融合和民主。自邓小平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使西方领导人期待一再落空的同时,找到从全球经济参与中获益的方式,并以刚柔并济的方式控制其国民。\r\n\r\n关于经济增长的前提、发展和民主的关系、参与国际体系的社会效应等学术理论对乐观主义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理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树立了确凿的权威,这使得乐观主义者更容易轻视甚至忽略那些与理论矛盾的证据。而且,自90年代以来,中国成功地对外开展政治宣传,使美国乐观者受到影响,误以为接触正在对中国产生预期效果。\r\n\r\n许多乐观主义者还缺乏想象力和战略共情力。在他们看来,加入西方“俱乐部”是北京方面唯一的出路。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对中国的统治者而言,主流国际秩序的自由基石具有巨大的威胁。尽管对华乐观派的论点存在诸多缺陷,它们还是构成了美国政策的基础。这些政策承诺推动美国的和平与稳定,造福美国社会的部分行业,自然得到了有关专家、企业家、政治家和前政府官员等广泛而有力的支持。\r\n\r\n在坎贝尔和拉特纳看来,“这场对华政策论辩各个方犯了错误”。为了证明此论断,他们举出了“鹰派乐观主义”的例证:这派人认为,只要充分保持对华优势,美国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试图与美国竞争。虽然这种观点不乏支持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对华强硬派人士不再提出中美可以避免竞争,而是认为美国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保持领先。倘若911事件不曾发生,小布什政府本会花更多精力推动鹰派的方针。而且奥巴马政府曾在2011宣布“重返亚太战略”,表明他也曾试图回到这条老路上。\r\n\r\n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乐观地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能够改变中国,或引导中美关系走入平稳、和平的轨道。曾有人质疑对华接触政策的有效性,警告称中美竞争极有可能激化,但坎贝尔和拉特纳却忽视了这些声音。与乐观主义者相同的是,这些怀疑论者也分不同的派系。当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飞速发展的时候,曾有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告诫:在人类历史上,快速崛起的国家向来倾向于寻求区域甚至全球霸权,这往往导致它们与当下的主导性大国发生冲突。大约在相同时期,个别的国防分析人士(以国防部网络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为首)开始警告称:一旦中国拥有大量的精确打击常规武器,就将有能力抵消美国看似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从而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本世纪初,尽管美国有人提出中国正在开展农村选举、发展民间社团以及推进势不可挡的市场主导型经济改革,但有部分观察人士(如詹姆斯·曼恩、安德鲁·内森和裴敏欣)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的真实倾向与表面上的自由化背道而驰。\r\n\r\n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怀疑论者一直处于下风,乐观主义者无论在数量还是影响力上都占据优势。在此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向一边倾斜,不断寻求与中国接触,却对制衡中国实力增长缺乏认识,未能对相应外交和军事政策投入充分资源,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向中国这个新兴战略竞争对手开放经济和社会带来的风险。\r\n\r\n今日,美国及其民主盟友们面临一个日益富强的威权主义敌手,它充满雄心又缺乏安全感。中国领导人正尽其所能地以符合本国利益、捍卫国内政权的方式重塑亚洲和世界。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挑战,但它的到来不应使我们感到意外。\r\n\r\n(作者为艾伦·弗里德伯格,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曾任美国副总统助理)\r\n\r\n \r\n\r\n**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回应**\r\n\r\n在《思虑中国》一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直截了当的论断: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对华政策,建立在相信中国将逐渐自由化并广泛接受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之上;但这些愿望与中国实际的演变情况落差越来越大;\r\n而这种落差呼唤我们对美国战略重新进行评估。\r\n\r\n以上几篇对我们文章的回应都就如何理解和推动美中关系做出了深思熟虑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文章的历史背景和遣词用句受到了质疑,但核心论点几乎没有受到挑战。\r\n\r\n无可否认,如果我们的文章能在某些地方阐述得更清楚或更详细会更好。确实,除去试图塑造中国未来的野心之外,美国政策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推动。尽管如此,我们坚持认为,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过程中深受一种假设的影响,即中国将朝某个方向发生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期望并非如芮效俭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证明政策目标合理性的政治话语。\r\n\r\n仔细阅读我们的文章就会发现,某些条件反射式的批评是缺乏根据的。我们并没有像托马斯·克里斯滕森和帕特丽夏·金所说的那样,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了。这种误解部分源于我们原文省略了部分内容。我们本应更突出地强调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成果,包括重塑冷战态势的伟大外交开放。不过我们的确提到了中美接触产生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引导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作出重要贡献,包括遏制伊朗和朝鲜的拥核雄心。批评者有理由将多边气变合作与海峡两岸稳定说成是中美关系的成就,我们也同意环境与全球卫生是未来中美合作的重要领域。\r\n\r\n尽管如此,即便中美两国有着几十年的外交往来和坚实的经济关系,双边合作仍然艰难且范围有限,除了某些双方利益一致的特殊时刻之外很难持续下去。个中有很多原因,但如今中国面对特朗普政府威胁采取惩罚性措施时,反而比过去几十年面对更密集、更有礼有节的战略接触政策时更愿意做出让步(例如在朝鲜问题和贸易上),这很说明问题。这并不表示我们赞同特朗普总统的做法,只是要指出前几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几乎从未触及中国的底线。未来的美国官员将不得不面对这个令人不舒服的现实。\r\n\r\n我们从未说过美国的决策者过于天真或闭目塞听。例如,与批评我们的人的论点相反,我们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基础在于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适度预期,而不是对中国立刻民主化的盲目乐观。在我们看来,鉴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当时的许多评估其实是合理的。尽管如此,中国现在很明显在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其方式是美国决策者未能预料或原本希望阻止的。\r\n\r\n一些批评者要求我们更加耐心,认为中国的政治演化尚未完成,美国应努力专注于赋予中国的改革者以权力,用克里斯滕森和金的话来说就是“说服中国领导人”放弃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模式。然而,继续按照美国希望中国成为的样子而不是中国实际的样子来设计政策,只会抑制美国有效应对中国挑战的能力。虽然我们也认为中国人会从代议制中受益,但中国近期不可能发生变化。美国需要制定一套战略,与一个在国内外都坚定反对自由主义的中国进行合作和竞争,尽管我们希望中国不是这个样子。\r\n\r\n我们非常同意艾伦·弗里德伯格的观察,即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存在健康的争论,其中不乏反对声音警告称,美国的决策建立在过分乐观的预期之上。但这些反对意见没有成为主流。在苏联解体、90年代中期台海危机、911袭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发生后,美国多次回归此前的共识。然而,目前中美关系处于过去从未出现的紧要关头,部分原因是美国不能再误判中国的未来,其代价比前几十年大得多。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与北京方面倾向于不按全球规范运用实力的行事方式表明,对中国的思虑是极其必要的。\r\n\r\n对我们文章的部分反对意见集中于一点,担心重新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必然导致另一场冷战。我们并没有呼吁美国像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事实上,我们明确排除了孤立或削弱中国的做法,这样的目标是是不明智的。有些评论者认为美国传统对华政策的替代方案就是遏制政策,这恰好证明了当前的政策辩论严重缺乏新思想和战略选择。\r\n\r\n此外,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不等于赞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政府处理亚洲事务方式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即使其中大部分只具备雏形),但我们认为在贸易、同盟、人权和外交上秉持“美国优先”的态度,将导致美国面临“热衷对抗但缺乏竞争力”的风险。海内外分析人士应该将必要的对华政策辩论与对特朗普的批评区别看待。\r\n\r\n我们同意王辑思和约瑟夫·奈的观点,即美国实力有着强大的基础。美国拥有一流的大学、创新型企业、有利的人口趋势、强大的同盟关系以及丰富的能源资源,这些都为保护及推动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还认同,华盛顿当局应该解决国内政治失能、财政责任缺乏担当以及收入不平等等问题,它们对美国未来的威胁不亚于任何外国势力。\r\n\r\n我们写《思虑中国》的目的是质疑旧的共识,并引发各方就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性假设进行辩论,而不是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美国分析人士和决策者需要调整视角,努力看清新的现实。希望我们的文章和上面诸位作者的回应标志着我们在朝这个方向迈进。\r\n\r\n(观察者网张成、庄蕴菲、周然、何懿洁译自《外交事务》,杨晗轶校)\r\n\r\n**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n\r\n![](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jnDIM6gq2cWUickR8KkgErIuXp7CEN92XLmHibeeaZzGbgYTGias1kIA3YhgNZdbA14zjYFQvjGJK7YKOZ92iawWibA/640?wx_fmt=jpeg)\r\n\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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