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暗时刻》与《马戏之王》——好莱坞电影的意识形态批判
赵皓阳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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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之前的文章里简单提到过一点《至暗时刻》，这部片子毫无疑问是一部优秀的电影，男主角加里·奥德曼通过“整容式演技”饰演丘吉尔，刚刚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这部电影大概讲了一个什么主题，简单用两句话可以概括：上层卖国，下层爱国。这也是我们之前文章里一直说过的问题。历史的经验无数次证明，当一个国家面临民族主义危机时，本国的统治阶级更倾向于与外国的统治阶级合作，而不会站在“爱过我们共同的国家”的立场上，与本国的被压迫阶级共同抵御外敌。这更加证明了国家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一理论。
例如清军入关之时，李自成虽然经历了山海关大败，但元气尚存，太原、大同、保定、西安、襄阳等重镇都有精兵良将把守。为什么清军能够迅速地消灭李自成势力，就是因为各地地主武装组织起来纷纷投靠清朝、打击农民军。这一股势力最终也成为了清军南下一统中国的主力军。正所谓亲不亲、阶级分，剃发易服不是问题，让泥腿子们爬到自己头上来才是问题。
再比如二战初期的法国，德军的攻势如破竹，法军几无还手之力；一战时的法国“民族英雄”贝当临危受命——然后，他就投降了。为什么一战时的“民族英雄”到了二战时就成了卖国贼、“大法奸”了？彼时法国虽然全线溃败、首都沦陷，但是尚有三十个步兵师和实力不俗的海军舰队可做抵抗，但是听到了共产党准备在巴黎发动起义的消息，作为大资本家、大官僚代理人的贝当政府本着“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高尚觉悟，迫不及待的把菊花献给了希特勒。（贝当生于1856年，是经历过巴黎公社的人，而巴黎公社就是为了抵抗普鲁士而最终被法国政府镇压的，只能说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
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丘吉尔组建的战时内阁还没想着怎么抵御德国法西斯，就先想着怎么搞权力内斗了，这也是一切自我毁灭的特权阶级的优良传统。
坚决贯彻投降主义路线，只要保住自己的特权，无论签订怎样丧权辱国的条约都可接受，还美其名曰“追求和平”“保护人民”。就像蒋介石当年对日和谈提的条件：东三省可以不要，华北可以“共同治理”，但是江浙一带四大家族的命根子要给我。
所谓冠冕堂皇的“保护人民”，无非就是向德国法西斯妥协。
看整个战时内阁都这个尿性，丘吉尔能怎么办呢，他也很绝望啊。罗斯福也不能给与任何援助，买的飞机还要用马车拉进加拿大。议会里的一些投降派又在咄咄逼人，丘吉尔真的马上就要撑不住了。电影里这个镜头很经典：弱小，可怜又无助。
于是他听从了女打字员和国王的建议：去下层看看。
这个时候国王的处境跟崇祯皇帝一个样，不管是你李自成还是皇太极谁当皇帝，那群士大夫依然是士大夫，但是崇祯的归宿就是煤山上的歪脖子树。所以也不难理解一直反感丘吉尔的国王这时为什么会坚决地支持这个主战派了。
不过这位国王大人怕不是读过《毛选》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是我们的先生，我们是人民的学生”，这道理用的66666。电影《地道战》的开头说得好啊：“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至暗时刻》讲了个一毛一样的道理：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一个普遍规律就是：“贵族卖国，底层爱国”。为什么底层人民容易爱国，不是因为他们愚昧或者什么，因为底层人民的命运更加脆弱，他们必须依仗国家这个“大共同体”自己才会过的更好，否则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外敌入侵，受害最大的就是底层人民。底层人民的命运既然与这个“大共同体”休戚相关，那么底层人民的“爱国”之情本质上希望这个大共同体更好的朴素感情。
怎么样，这部电影的价值观是不是看似超正？是不是超级符合唯物史观？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批判它呢？原因在于，这是为了某种当代的“政治正确”而刻意粉饰历史。想表达这个价值观没有错，看看诺兰拍的《敦刻尔克》，那里面的英雄大叔，讲的也差不多是一个主旨思想。但是丘吉尔这个人，他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能重视下层人民、同情下层人民、联合下层人民的领导者。
丘吉尔作为一个死硬的右派、顽固的精英主义者、国际反共排头兵、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者，擅长黑箱操作的旧贵族，他的言行和理念是一以贯之的。他不止一次在演讲中把殖民地称为“野蛮人”“落后愚蠢的民族”“野蛮的吃着骆驼粪的游牧部落”，并认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活动是“文明人对于野蛮人小小的征服”。在造成超过三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的孟加拉大饥荒中，本来是因为英国殖民者管理不善造成的，但丘吉尔却认为是“印度人太能生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并且把救命的粮食全部转移到英国军舰上运走。（可以看看杜斯里·慕克吉的《丘吉尔的秘密战争》，里面讲述了许多孟加拉大饥荒期间丘吉尔直接命令的反人道主义甚至反人类的决策）
丘吉尔积极为英国的海外暴行辩护。他认为在非洲殖民地建立的针对当地黑人的集中营“将痛苦降到了最低限度”，事实情况是，仅在南非一地就至少有14000人在集中营中痛苦的死去，非洲其他地区的死亡人数更无法统计。1900年进入议会后，丘吉尔呼吁大英帝国发动更多的征服战争，他甚至在议会中高呼“雅利安血统必将获得胜利”。当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发起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时，他说：“我强烈赞成使用毒气来消灭未开化的部落。”
小布什任美国总统时，在白宫办公室摆放了一尊丘吉尔的青铜半身像，但奥巴马一经入主白宫就将这尊雕像归还给了英国。原因是丘吉尔任首相，曾残酷镇压肯尼亚发生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奥巴马的祖父未经审讯就被关进当地的集中营，受到严刑拷打，身体严重摧残，伤残的病痛伴随终生。
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丘吉尔就是一个“温和雅利安种族主义者”，希特勒是一个“极端雅利安种族主义者”，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温和的雅利安种族主义者深明大义，及时而坚决的站在了极端雅利安种族主义者的对立面，并非常自觉地清理门户、大义灭亲，这才没有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碾碎，至今还成为了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
在真正的历史上，张伯伦为代表的保守党也并没有在战时内阁中对丘吉尔过于掣肘，张伯伦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过对丘吉尔的支持。《至暗时刻》里有个情节，丘吉尔的的就职演讲中保守党看张伯伦是否挥舞白手帕而决定是否支持丘吉尔，而张伯伦摆了丘吉尔一道，整个议会鸦雀无声十分尴尬。而真正的历史中丘吉尔的这次就职演讲381票支持、0票反对，可以说是绝对优势同仇敌忾。
我们尊重丘吉尔在二战时卓越的贡献，尊重丘吉尔杰出的个人素养、能力、意志。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去赞美丘吉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杰出的表现，但是你不能用他来体现唯物史观的光辉，这是对历史的扭曲，也是对艺术创作的草率对待。你让谁去表达这个理念都可以，但是丘吉尔不行。《至暗时刻》拍成这样你别说我们不乐意了，丘吉尔自己估计都要踢翻棺材板了：什么？让老夫去跟泥腿子交流？让老夫去跟一个黑人握手？老夫的勇气还要来自这些坐地铁的土包子？WQNMLGB！
所以说《至暗时刻》看得我特别出戏，大概就跟五十年后好莱坞拍了一个这样的电影：川普在纪念马丁路德金的集会上发表反对种族歧视的演讲，激动处热泪盈眶……就这种违和感晓得吧。尼玛总感觉电影片尾就要唱起来了：“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魂飞胆也颤；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人仰马也翻。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把侵略者彻底消灭完。”
现在有这样一种趋势，重视弱势群体、重视底层人民、重视少数族裔的“政治正确”是好莱坞电影的主流，但是他们唯物史观没有学好，姿势水平不过关，所以总是做出一些弄巧成拙的结果。电影《马戏之王》和《至暗时刻》犯了同一个毛病，一个把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美化成了左翼运动分子，一个把利欲熏心的无良商人塑造成了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和慈善家。
必须要承认，《马戏之王》同样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其中狼叔饰演的巴纳姆跟加里·奥德曼饰演的丘吉尔一样出彩，但是这同样是一部价值观有问题的电影。电影中狼叔的形象是一位有梦想、有创意、天马行空的商人，而且帮助一些身体有缺陷的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里面一些情节非常有分析的价值：
巴纳姆功成名就之后，依然被“上流社会”鄙视，他的女儿被嘲笑“一股花生味”（吃花生是马戏团观众——也是审美堪忧的下等人的符号）。所以说穷人就是原罪，出身就是原罪啊。让我想起了东晋时，陈留阮氏嘲笑陈郡谢氏“新出门户，笃而无礼”（《世说新语·简傲》）。要知道，淝水之战谢安谢玄立下了多大功劳啊，没他们那群偏安士族脑袋早就被苻坚砍下来当夜壶了。但是你再大的功劳比不上我纯正的士族血统，该歧视你还是歧视你。另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最早就是被老欧洲讽刺为“没有底蕴的暴发户”的。现在风水轮流转，old
money也终于有资格去嘲笑new money了。卢梭说得好啊，我们通过一次又一次革命打破了政治血统的世袭，但是资本血统的世袭依然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是，谁歧视马戏团那群“身体有缺陷”的人们最厉害呢？流氓无产阶级。许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欺负无产阶级往往是最凶的。白人工人抵制黑人工人，本地打工仔歧视外来务工者，基层工头往往是压榨工人最凶的（资本家反而却往往“慈悲为怀”）。这有一种“皈依者狂热”的感觉在里面，也是人性都要强行去找优越感，就好比朋友圈里面分享“我拉黑了所有的穷人”这种文章的基本都不怎么富一样。所以说啊，没有先锋队的领导，无产阶级往往会滑向流氓无产者，在不断的内斗与消耗中走向绝望的一生。
电影的结尾我挺喜欢的，身体缺陷者、黑人、上流社会的儿子、从底层社会爬到上流社会又回归大家庭的人欢聚一堂，说明了什么道理啊，很简单，说明了这个世界不需要贵族。最后用一句“最高贵的艺术是让人开心的艺术”主题升华，多么“唯物史观”，多么“政治正确”。
《至暗时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马戏之王》是“人民喜闻乐见，你不高兴，你算老几？”怎么样，是不是看似也非常的政治正确？但是就像《至暗时刻》中的丘吉尔一样，这是借用粉饰历史人物而满足当今的“政治正确”，这是一种投机取巧而虚伪的处理方式。
真是的巴纳姆是一个善于炒作的奸商，当然对他进行价值观的批判跟是否“炒作”是否“奸商”没有关系，毕竟现在绝大多数商业宣传都离不开炒作，而他最恶劣的行为是依靠身体有缺陷的下层人民为其牟取暴利，这也是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剥削。
巴纳姆用1000美元买下了一位老黑人女仆，虽然当时买卖人口在纽约已经被视为非法，但是他却利用法律的漏洞，花1000美元“租”了她，并声称这位黑人奶奶已经161岁高龄，是华盛顿的奶妈。巴纳姆每天强迫这位高龄女仆工作10-12个小时，结果不到一年她就因劳累过度而过世。这还不够，巴纳姆甚至不放弃用死人赚钱的机会，他安排了一次尸体解剖展示，当众剖开“当世最高龄者”脑袋，并向观众收取昂贵的门票。
可以看到，这位娱乐大亨、马戏之王，根本就没有把这些身体有缺陷的下等人当成“人”来看待，在他眼中他们只是挣钱的工具，就跟被他吹嘘的那个曾救过一个被孟加拉虎攻击小女孩的世界最大的大象“江豹”一样，他们都是动物，都是展品，都是可以榨干到最后一丝的奴隶。
以华盛顿奶妈为例，当时光参观门票收入高达每周1500美元——在19世纪的那个年代，1000美元大概能买25匹马。同样，巴纳姆重金请来的“瑞典夜莺”——这位高贵的欧洲艺术家，也没有获得“称之为人”的尊敬。巴纳姆不但自己当起了自己的“黄牛票贩”（用拍卖的方式出售门票），更在各大媒体上热炒编造的林德女士的花边新闻，以至于林德女士忍无可忍提前结束了合同。但此时巴纳姆已经净赚五十余万美元。
巴纳姆接连雇佣了长着大胡子的女人、侏儒和连体双胞胎等“展览品”。在电影中，在巴纳姆的鼓励下，这些被歧视和伤害的社会边缘人物终于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活出了真我——这其实是非常恶心的。真是的历史是，这群人跟“瑞典夜莺”一样，完全成了巴纳姆牟利的道具，为了填满他的贪得无厌和频繁投资失败带来的巨额债务卖力演出。例如1855年巴纳姆大量投资康涅狄格州某钟表公司，随即破产；1857年巴纳德带着拇指汤姆和9岁天才儿童霍华到英国和欧陆演出，大受欢迎，填补了他欠下的巨额债务。
这位著名的侏儒“拇指将军”汤姆，被巴纳姆发掘时只有六岁，在这个年龄就开始了残酷的表演训练，不止包括歌舞、杂技、模仿拿破仑骑马这些“常规训练”，甚至包括一口气喝完一瓶香槟或同时抽六个雪茄。以现在的道德观和法律来看，这样使用童工甚至虐童，早就够把巴纳姆送进监狱了。
“马戏之王”巴纳姆成功地命名了一个时代，就是公共关系发展史上的著名的“巴纳姆黑暗时代”。在这个时期，公共关系的要旨不是如今的通过沟通获得公众的信任，而是信奉欺骗、愚弄公众，以及那句著名的“fuck公众”。那个时代巴纳姆们所信奉的格言是：“一切为了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组织”“公众对企业的经营情况知道得越少，企业的经营就越有效，越能赢利”。当代公共关系学者对那个时代的评价是：“他们在完全缺乏职业道德意识和维护公众利益原则的条件下，只求成名。他们绝对不惜利用诸如生病小女孩和残疾人，也不惜利用广大具有同情心的公众。”
如何更好地理解对《马戏之王》和巴纳姆的批判，我来举个例子。我在《生而贫穷》下篇第二十二章《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中讲过当年对《武训传》这部电影批判的前因后果。
武训明面上来看千古义丐、乞讨办学、支持教育，多么高尚多么值得肯定啊，但是为什么被禁呢？毛主席的理论水平，那肯定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他老人家一看就觉得有问题，问题在哪？范文澜先生讲得很清楚，武训三十岁和哥哥分家得地三亩，变卖得钱一百二十吊，合讨饭所积九十吊，共二百一十吊，跪求乡绅娄峻岭，杨树芳替他向穷人放债生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武训积得土地二百三十多亩，现钱二千八百多吊，成为地主兼高利贷者。看到问题了吧，武训乞讨得来的钱，离办学远远不够，他是以“办学”为名，央求当地乡绅为他发高利贷——二十年时间土地增长八十倍，现钱翻了三十番。说白了武训办学的实质就是，以为统治阶级宣传价值观为名，成功进入统治阶级的吸血体系中获得利益，在用所获利益宣传封建价值观培养新一代奴隶。当然，武训这个人没有这么高的见识，他可以是高尚的、不谋私利、怀有美好愿望的，但是他做的这个事，在当时把旧社会旧价值观砸的稀巴烂的共产党人那里，不被批判才怪。
这样就好理解了吧，《武训传》和《马戏之王》多么如出一辙。武训就好比当年放裸贷的，后来做慈善了；就这比巴纳姆还好很多，武训好歹实打实地帮助了一些贫家子弟，巴纳姆压根就是把人当成了赚钱的奴隶。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尊重《武训传》和《马戏之王》的艺术成就，我们高度赞扬武训的主演赵丹和巴纳姆的主演休·杰克曼杰出的表演和高贵的品格，但是不妨碍我们对这两部电影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我在年终十佳电影盘点里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还有些人说我看电影总往“政治”上面谈，但“意识形态影评”本身就是影评的重要流派啊，也就是中国网民总是耻于谈什么“政治”，也不知道啥时候养成的习惯。我们无产阶级从来就是这么赤裸裸，不遮不掩。
电影，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来看，包含艺术性和价值观两部分。从艺术性上来讲，《至暗时刻》和《马戏之王》无疑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从价值观上来讲，就是本文所说的内容。同样类似的电影还有16年年底上映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我当时也写了一篇影评，也是从艺术成就上赞美了一下这部电影，但是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了一番。结果当时官微还转了，可能真的是看文章只看一半吧：
《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头部分被坑杀的人，当初看电影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另外一个黑帮大佬，后来越想越不对，经过多方确认，那个形象的原型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革命烈士汪寿华。
这就丑化的有点过分了。汪寿华是是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参与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4月11日深夜被青帮头目杜月笙指使打手活埋于上海城西枫林桥，是四一二大屠杀中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员。而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汪寿华被丑化成了一个猥琐的中年男子，在上海养小老婆、畏首畏尾、贪生怕死；而历史中的汪寿华，无论是罢工游行还是起义战斗，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
葛优在电影中对汪寿华说：“（罢工者）有些人就不想让上海好”——这里的“好”要加一个限定词，是上层社会的“好”。上海滩十里洋场花花世界，葛优代表的这个黑道大家族可以优雅，可以腔调，可以罗曼蒂克，想喝粥喝粥、想吃点心吃点心、想跳舞跳舞、想拍电影拍电影、想砍谁手砍谁手、想活埋谁活埋谁……他们自然怀念这个花花世界，自然怀念这个罗曼蒂克。但是这跟上海最广大的底层人民没关系，跟码头扛活的没关系、跟街上拉车的没关系、跟工厂劳工没关系，他们是罗曼蒂克下的蝼蚁，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扛起了这个花花世界，然而在这个花花世界里他们跟牲口没有两样。
《罗曼蒂克消亡史》从电影展示的故事来讲，美，真的很美；罗曼蒂克，非常罗曼蒂克。这也是为什么民国相关的内容一直都有很大受众，因为可以完美的满足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一种幻想，并有一种微妙的代入感。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这种“幻想”、“意淫”，看《三国演义》能幻想着自己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荡气回肠；看《红楼梦》能幻想着自已有一个好哥哥、好妹妹，来一段百转千回的爱情；最典型，现代网络上的修仙文、霸道总裁文、韩剧，莫不都是给人描绘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美好和画皮。
就像为什么我吐槽《黄金时代》，认为它三观不正，萧红萧军取这两个笔名本意是合起来就是“小小红军”，他二人本是革命青年，他们想本颠覆的“黑暗时代”，却成了商业资本与市场要求他们必须生活在的“黄金时代”。切格瓦拉活在了衬衫上，“小小红军”在当今也竟活在了“民国范儿”中。
看导演采访说，《罗曼蒂克消亡史》背后想表达的思想是“反战”，影片英文名The Wasted
Times——被浪费的时光——为什么一个美好的年代“被浪费”了，罗曼蒂克消亡了，因为战争。日本人打进来了，礼崩乐坏，“中国贵族”也没有了。但是导演意识不到，也没有表达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上层阶级的自我毁灭”是一种注定。都说人类社会分层的金字塔是一种稳定态，但事实上是金字塔形态是最不稳定的状态：下层人想往上爬，想要自己的罗曼蒂克；上层人为了争夺社会资源、为了贪婪，这些都注定会发生冲突。导演在采访时说想通过罗曼蒂克的消亡侧面体现战争的残酷，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一种战争是必然。日本人为什么侵华，为什么日本上层阶级要跟中国上层阶级过不去，没啥特别的原因嘛，就是经济危机、为了消耗多余的生产力、爆大舰造坦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占领更多地市场和原材料产地走上一条战争的不归路。
更深入的，正是因为属于民国的“上层罗曼蒂克”消亡了，我们底层普通人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罗曼蒂克，我们才能在电影院里津津有味看着影片品评一番。不然像印度那样——社会没有经过巨大的颠覆与革命，依然是顽固的种姓制度一亿人口十亿牲口——谁又能说得准呢？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民国的38年里，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常说的4.5亿人口实际上是
清末的户籍数字，实际人口应该比这个数字多一些。到了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发现1949年中国人口为5.
4亿人。38年满打满算也只增加了9千万人，年增长0.48%，实际可能大大低于这个数字，增长率基本接近零。在当时的医疗和避孕技术条件下，正常的人口出生率应该为3.7%到4.3%之间，而自然死亡率应该在1.5%到2.0%之间。也就是说，民国38年，可能有2左右的非正常死亡。一年要死将近一千万人，38年累计有三亿非正常死亡。饥荒、战乱、贫困以及传染病蔓延等应该是主要的死因。因为民国那38年里一共只有7年没有大的饥荒，3年没
有战乱。49年以后，满打满算才闹了三年饥荒，可民国那38年闹了31年的饥荒。49年之后死亡率最高的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也不过2.543%，还赶不上民国时候的平均值。
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就是我要在民国时代，要么不识字看不懂电影，要么连活到看懂电影的岁数几率都不大了。如果我不是生活在农村挨地主的鞭子，或者被强行拉做壮丁，基本也在城市里也要被通货膨胀洗劫到一穷二白了。国民党当年可是个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天才政党。搞民主选举能选出两个军人当总统和副总统。搞宪政能破了戒严长度的世界记录，
能把人口的3%当政治犯关起来。经济上能长年维持100%以上的通膨。当年开始发行法币之后，通膨最温和的一年是1936年的55%。之后的八年抗战每年110
%，抗战后每年1000%，国民党在大陆最最后一年法币改金元券，十个月膨涨2000000%。人家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党是劣币驱逐自己。我大清好歹还能造军舰，建钢厂，而民国黄金十年造出来了什么？没造出来就算吧，第一夫人还要把买战斗机的美国贷款用去投资期货，最后被套牢亏得血本无归。慈禧老佛爷估计都瞧不起蒋委员长。而且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是一群在GDP只有30多亿美元的年代能敛出60亿家产的经济奇才(光被美国查出并冻结的在美非法资产的现金部分就有20亿美元)。要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民国，给了上层社会这样的罗曼蒂克。
再说葛优饰演的杜月笙，不管他怎么讲义气，不管他怎么坚定原则不当汉奸，但我就说一个事情，烟馆知道吧，窑子知道吧，大上海烟馆生意被谁垄断了啊？上海郊区一片一片的“吗啡厂”都是谁建的啊？有“官方背景”的杜月笙啊，再后来禁毒局都换成杜月笙的人了。至少一半的窑子也是他们家的，明妓暗娼得给杜老爷“上税”。按理说现在一个涉毒艺人都被当成过街老鼠，没有必要捧一个光明正大贩毒还提供吸毒场所的黑帮老大吧？
导演在采访里说，葛优回国被安检的那个镜头，就是典型意味着“罗曼蒂克的消亡”，你看一个这样叱咤风云的大佬，最后被一个海关小兵，让伸手伸手，让脱帽子脱帽子，这一仗打完，他们的地位全没了。当时我就想，海关安检让你脱个帽子有啥问题啊，凭什么你就有特权啊，非得要国家当你家就满意了啊，就罗曼蒂克了啊。
上层社会的自我毁灭给了下层人民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农田水利建设、农村扫盲运动、消灭传染病运动、义务教育普及，再加上乡村教师、赤脚医生……人类社会的文明之光才第一次照遍了中华大地最广袤的土壤。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曾经正是消灭了上层的罗曼蒂克，才有了属于我们下层人民的罗曼蒂克。那些曾经的“中国贵族”、民国的遗老遗少，自然可以哀叹于“罗曼蒂克的消亡”，但这说白了还是屁股坐在哪里的问题。至少我可以代表无产阶级发表一下看法：
罗曼蒂克消亡得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对电影意识形态的批判再推而广之，就是价值观的批判。我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狼图腾》这部电影，宣扬什么“狼是骄傲而高贵的物种，是不可驯化的”，以及类似“你在马戏团里见过老虎见过狮子，但是从没见过狼”这样的毒鸡汤。但事实是什么呢，狗就是由狼驯化而来的：
（来源《枪炮，病菌与钢铁》）
如果这不够的话再来一个暴击：
在所有动物中，狼还是最早被驯化的一种，要比羊、猪等牲畜早了约两千余年。如果玩过《文明6》的朋友应该会有印象，远古时代开局的话，必须要先研究“畜牧业”这个科技，才能建造牧场，获得“羊”“牛”等资源，然而开局就送的侦察兵自带一条狗。
如果这个还不够，那再来一个暴击如何？许多人类学家研究表明，狼这种生物并不是人类主动驯化的，而是“被动驯化”的。怎么理解呢，像猪这样的，我们知道肉好吃，就圈起来一代一代繁殖，这是带有人类主观意图的驯化，而狼则不同。因为在狼群中，一些老弱病残狼会收到排挤，他们就会主动接近人类的定居点，寻求一些残羹剩饭——还有，排泄物。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狗，成为了“人类最好的朋友”。
不要觉得恶心，史前人类没有那么多生产剩余来喂养狼，所以说残羹剩饭真的是好听的，狼最主要的食物就是人类的排泄物——狗改不了吃屎的历史至少有一万年之久了。我还记得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第一章里面这样讲，人类从狩猎转为农耕，其实生活环境是变差的，因为狩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排泄物留在当地，换一个新的地方生活；而定居的农耕生活下，排泄物不好处理，带来了严重的病菌卫生问题。而人类排泄物最主要的处理方式是很么呢——靠狗吃掉。
所以说狼有什么值得吹的啊！它们是靠吃屎变成了狗，为啥还会有作者舔着脸说这是“不可驯化”“永生追求自由”的物种啊！你说驯化不驯化这种毒鸡汤也就算了，关键《狼图腾》电影还有特别恶心的引申，说什么游牧民族是“狼性”，农耕民族是“羊性”。你愿意这么说就这么说呗，反正我们农耕民族三千年过下来好好的，不知道你们充满“狼性”的匈奴人去哪了？契丹人现在还在不在啊？要不封狼居胥了解一下？燕然勒石了解一下？雪夜破王庭了解一下？
所以说一部电影是一分为多的，剧本、摄影、表演等元素可以评判一部电影的优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同样可以评判一部电影，这并不冲突。明明我的知识架构里知道狼靠吃屎变成了狗，你还非要给我吹“狼性”，你说这不是膈应我么，我吐槽一下你的电影不过分吧？
** 本文转自公众号 大浪淘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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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之前的文章里简单提到过一点《至暗时刻》，这部片子毫无疑问是一部优秀的电影，男主角加里·奥德曼通过“整容式演技”饰演丘吉尔，刚刚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这部电影大概讲了一个什么主题，简单用两句话可以概括：上层卖国，下层爱国。这也是我们之前文章里一直说过的问题。历史的经验无数次证明，当一个国家面临民族主义危机时，本国的统治阶级更倾向于与外国的统治阶级合作，而不会站在“爱过我们共同的国家”的立场上，与本国的被压迫阶级共同抵御外敌。这更加证明了国家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一理论。
例如清军入关之时，李自成虽然经历了山海关大败，但元气尚存，太原、大同、保定、西安、襄阳等重镇都有精兵良将把守。为什么清军能够迅速地消灭李自成势力，就是因为各地地主武装组织起来纷纷投靠清朝、打击农民军。这一股势力最终也成为了清军南下一统中国的主力军。正所谓亲不亲、阶级分，剃发易服不是问题，让泥腿子们爬到自己头上来才是问题。
再比如二战初期的法国，德军的攻势如破竹，法军几无还手之力；一战时的法国“民族英雄”贝当临危受命——然后，他就投降了。为什么一战时的“民族英雄”到了二战时就成了卖国贼、“大法奸”了？彼时法国虽然全线溃败、首都沦陷，但是尚有三十个步兵师和实力不俗的海军舰队可做抵抗，但是听到了共产党准备在巴黎发动起义的消息，作为大资本家、大官僚代理人的贝当政府本着“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高尚觉悟，迫不及待的把菊花献给了希特勒。（贝当生于1856年，是经历过巴黎公社的人，而巴黎公社就是为了抵抗普鲁士而最终被法国政府镇压的，只能说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
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丘吉尔组建的战时内阁还没想着怎么抵御德国法西斯，就先想着怎么搞权力内斗了，这也是一切自我毁灭的特权阶级的优良传统。
坚决贯彻投降主义路线，只要保住自己的特权，无论签订怎样丧权辱国的条约都可接受，还美其名曰“追求和平”“保护人民”。就像蒋介石当年对日和谈提的条件：东三省可以不要，华北可以“共同治理”，但是江浙一带四大家族的命根子要给我。
所谓冠冕堂皇的“保护人民”，无非就是向德国法西斯妥协。
看整个战时内阁都这个尿性，丘吉尔能怎么办呢，他也很绝望啊。罗斯福也不能给与任何援助，买的飞机还要用马车拉进加拿大。议会里的一些投降派又在咄咄逼人，丘吉尔真的马上就要撑不住了。电影里这个镜头很经典：弱小，可怜又无助。
于是他听从了女打字员和国王的建议：去下层看看。
这个时候国王的处境跟崇祯皇帝一个样，不管是你李自成还是皇太极谁当皇帝，那群士大夫依然是士大夫，但是崇祯的归宿就是煤山上的歪脖子树。所以也不难理解一直反感丘吉尔的国王这时为什么会坚决地支持这个主战派了。
不过这位国王大人怕不是读过《毛选》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是我们的先生，我们是人民的学生”，这道理用的66666。电影《地道战》的开头说得好啊：“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至暗时刻》讲了个一毛一样的道理：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一个普遍规律就是：“贵族卖国，底层爱国”。为什么底层人民容易爱国，不是因为他们愚昧或者什么，因为底层人民的命运更加脆弱，他们必须依仗国家这个“大共同体”自己才会过的更好，否则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外敌入侵，受害最大的就是底层人民。底层人民的命运既然与这个“大共同体”休戚相关，那么底层人民的“爱国”之情本质上希望这个大共同体更好的朴素感情。
怎么样，这部电影的价值观是不是看似超正？是不是超级符合唯物史观？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批判它呢？原因在于，这是为了某种当代的“政治正确”而刻意粉饰历史。想表达这个价值观没有错，看看诺兰拍的《敦刻尔克》，那里面的英雄大叔，讲的也差不多是一个主旨思想。但是丘吉尔这个人，他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能重视下层人民、同情下层人民、联合下层人民的领导者。
丘吉尔作为一个死硬的右派、顽固的精英主义者、国际反共排头兵、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者，擅长黑箱操作的旧贵族，他的言行和理念是一以贯之的。他不止一次在演讲中把殖民地称为“野蛮人”“落后愚蠢的民族”“野蛮的吃着骆驼粪的游牧部落”，并认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活动是“文明人对于野蛮人小小的征服”。在造成超过三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的孟加拉大饥荒中，本来是因为英国殖民者管理不善造成的，但丘吉尔却认为是“印度人太能生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并且把救命的粮食全部转移到英国军舰上运走。（可以看看杜斯里·慕克吉的《丘吉尔的秘密战争》，里面讲述了许多孟加拉大饥荒期间丘吉尔直接命令的反人道主义甚至反人类的决策）
丘吉尔积极为英国的海外暴行辩护。他认为在非洲殖民地建立的针对当地黑人的集中营“将痛苦降到了最低限度”，事实情况是，仅在南非一地就至少有14000人在集中营中痛苦的死去，非洲其他地区的死亡人数更无法统计。1900年进入议会后，丘吉尔呼吁大英帝国发动更多的征服战争，他甚至在议会中高呼“雅利安血统必将获得胜利”。当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发起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时，他说：“我强烈赞成使用毒气来消灭未开化的部落。”
小布什任美国总统时，在白宫办公室摆放了一尊丘吉尔的青铜半身像，但奥巴马一经入主白宫就将这尊雕像归还给了英国。原因是丘吉尔任首相，曾残酷镇压肯尼亚发生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奥巴马的祖父未经审讯就被关进当地的集中营，受到严刑拷打，身体严重摧残，伤残的病痛伴随终生。
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丘吉尔就是一个“温和雅利安种族主义者”，希特勒是一个“极端雅利安种族主义者”，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温和的雅利安种族主义者深明大义，及时而坚决的站在了极端雅利安种族主义者的对立面，并非常自觉地清理门户、大义灭亲，这才没有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碾碎，至今还成为了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
在真正的历史上，张伯伦为代表的保守党也并没有在战时内阁中对丘吉尔过于掣肘，张伯伦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过对丘吉尔的支持。《至暗时刻》里有个情节，丘吉尔的的就职演讲中保守党看张伯伦是否挥舞白手帕而决定是否支持丘吉尔，而张伯伦摆了丘吉尔一道，整个议会鸦雀无声十分尴尬。而真正的历史中丘吉尔的这次就职演讲381票支持、0票反对，可以说是绝对优势同仇敌忾。
我们尊重丘吉尔在二战时卓越的贡献，尊重丘吉尔杰出的个人素养、能力、意志。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去赞美丘吉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杰出的表现，但是你不能用他来体现唯物史观的光辉，这是对历史的扭曲，也是对艺术创作的草率对待。你让谁去表达这个理念都可以，但是丘吉尔不行。《至暗时刻》拍成这样你别说我们不乐意了，丘吉尔自己估计都要踢翻棺材板了：什么？让老夫去跟泥腿子交流？让老夫去跟一个黑人握手？老夫的勇气还要来自这些坐地铁的土包子？WQNMLGB！
所以说《至暗时刻》看得我特别出戏，大概就跟五十年后好莱坞拍了一个这样的电影：川普在纪念马丁路德金的集会上发表反对种族歧视的演讲，激动处热泪盈眶……就这种违和感晓得吧。尼玛总感觉电影片尾就要唱起来了：“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魂飞胆也颤；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人仰马也翻。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把侵略者彻底消灭完。”
现在有这样一种趋势，重视弱势群体、重视底层人民、重视少数族裔的“政治正确”是好莱坞电影的主流，但是他们唯物史观没有学好，姿势水平不过关，所以总是做出一些弄巧成拙的结果。电影《马戏之王》和《至暗时刻》犯了同一个毛病，一个把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美化成了左翼运动分子，一个把利欲熏心的无良商人塑造成了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和慈善家。
必须要承认，《马戏之王》同样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其中狼叔饰演的巴纳姆跟加里·奥德曼饰演的丘吉尔一样出彩，但是这同样是一部价值观有问题的电影。电影中狼叔的形象是一位有梦想、有创意、天马行空的商人，而且帮助一些身体有缺陷的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里面一些情节非常有分析的价值：
巴纳姆功成名就之后，依然被“上流社会”鄙视，他的女儿被嘲笑“一股花生味”（吃花生是马戏团观众——也是审美堪忧的下等人的符号）。所以说穷人就是原罪，出身就是原罪啊。让我想起了东晋时，陈留阮氏嘲笑陈郡谢氏“新出门户，笃而无礼”（《世说新语·简傲》）。要知道，淝水之战谢安谢玄立下了多大功劳啊，没他们那群偏安士族脑袋早就被苻坚砍下来当夜壶了。但是你再大的功劳比不上我纯正的士族血统，该歧视你还是歧视你。另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最早就是被老欧洲讽刺为“没有底蕴的暴发户”的。现在风水轮流转，old
money也终于有资格去嘲笑new money了。卢梭说得好啊，我们通过一次又一次革命打破了政治血统的世袭，但是资本血统的世袭依然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是，谁歧视马戏团那群“身体有缺陷”的人们最厉害呢？流氓无产阶级。许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欺负无产阶级往往是最凶的。白人工人抵制黑人工人，本地打工仔歧视外来务工者，基层工头往往是压榨工人最凶的（资本家反而却往往“慈悲为怀”）。这有一种“皈依者狂热”的感觉在里面，也是人性都要强行去找优越感，就好比朋友圈里面分享“我拉黑了所有的穷人”这种文章的基本都不怎么富一样。所以说啊，没有先锋队的领导，无产阶级往往会滑向流氓无产者，在不断的内斗与消耗中走向绝望的一生。
电影的结尾我挺喜欢的，身体缺陷者、黑人、上流社会的儿子、从底层社会爬到上流社会又回归大家庭的人欢聚一堂，说明了什么道理啊，很简单，说明了这个世界不需要贵族。最后用一句“最高贵的艺术是让人开心的艺术”主题升华，多么“唯物史观”，多么“政治正确”。
《至暗时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马戏之王》是“人民喜闻乐见，你不高兴，你算老几？”怎么样，是不是看似也非常的政治正确？但是就像《至暗时刻》中的丘吉尔一样，这是借用粉饰历史人物而满足当今的“政治正确”，这是一种投机取巧而虚伪的处理方式。
真是的巴纳姆是一个善于炒作的奸商，当然对他进行价值观的批判跟是否“炒作”是否“奸商”没有关系，毕竟现在绝大多数商业宣传都离不开炒作，而他最恶劣的行为是依靠身体有缺陷的下层人民为其牟取暴利，这也是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剥削。
巴纳姆用1000美元买下了一位老黑人女仆，虽然当时买卖人口在纽约已经被视为非法，但是他却利用法律的漏洞，花1000美元“租”了她，并声称这位黑人奶奶已经161岁高龄，是华盛顿的奶妈。巴纳姆每天强迫这位高龄女仆工作10-12个小时，结果不到一年她就因劳累过度而过世。这还不够，巴纳姆甚至不放弃用死人赚钱的机会，他安排了一次尸体解剖展示，当众剖开“当世最高龄者”脑袋，并向观众收取昂贵的门票。
可以看到，这位娱乐大亨、马戏之王，根本就没有把这些身体有缺陷的下等人当成“人”来看待，在他眼中他们只是挣钱的工具，就跟被他吹嘘的那个曾救过一个被孟加拉虎攻击小女孩的世界最大的大象“江豹”一样，他们都是动物，都是展品，都是可以榨干到最后一丝的奴隶。
以华盛顿奶妈为例，当时光参观门票收入高达每周1500美元——在19世纪的那个年代，1000美元大概能买25匹马。同样，巴纳姆重金请来的“瑞典夜莺”——这位高贵的欧洲艺术家，也没有获得“称之为人”的尊敬。巴纳姆不但自己当起了自己的“黄牛票贩”（用拍卖的方式出售门票），更在各大媒体上热炒编造的林德女士的花边新闻，以至于林德女士忍无可忍提前结束了合同。但此时巴纳姆已经净赚五十余万美元。
巴纳姆接连雇佣了长着大胡子的女人、侏儒和连体双胞胎等“展览品”。在电影中，在巴纳姆的鼓励下，这些被歧视和伤害的社会边缘人物终于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活出了真我——这其实是非常恶心的。真是的历史是，这群人跟“瑞典夜莺”一样，完全成了巴纳姆牟利的道具，为了填满他的贪得无厌和频繁投资失败带来的巨额债务卖力演出。例如1855年巴纳姆大量投资康涅狄格州某钟表公司，随即破产；1857年巴纳德带着拇指汤姆和9岁天才儿童霍华到英国和欧陆演出，大受欢迎，填补了他欠下的巨额债务。
这位著名的侏儒“拇指将军”汤姆，被巴纳姆发掘时只有六岁，在这个年龄就开始了残酷的表演训练，不止包括歌舞、杂技、模仿拿破仑骑马这些“常规训练”，甚至包括一口气喝完一瓶香槟或同时抽六个雪茄。以现在的道德观和法律来看，这样使用童工甚至虐童，早就够把巴纳姆送进监狱了。
“马戏之王”巴纳姆成功地命名了一个时代，就是公共关系发展史上的著名的“巴纳姆黑暗时代”。在这个时期，公共关系的要旨不是如今的通过沟通获得公众的信任，而是信奉欺骗、愚弄公众，以及那句著名的“fuck公众”。那个时代巴纳姆们所信奉的格言是：“一切为了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组织”“公众对企业的经营情况知道得越少，企业的经营就越有效，越能赢利”。当代公共关系学者对那个时代的评价是：“他们在完全缺乏职业道德意识和维护公众利益原则的条件下，只求成名。他们绝对不惜利用诸如生病小女孩和残疾人，也不惜利用广大具有同情心的公众。”
如何更好地理解对《马戏之王》和巴纳姆的批判，我来举个例子。我在《生而贫穷》下篇第二十二章《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中讲过当年对《武训传》这部电影批判的前因后果。
武训明面上来看千古义丐、乞讨办学、支持教育，多么高尚多么值得肯定啊，但是为什么被禁呢？毛主席的理论水平，那肯定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他老人家一看就觉得有问题，问题在哪？范文澜先生讲得很清楚，武训三十岁和哥哥分家得地三亩，变卖得钱一百二十吊，合讨饭所积九十吊，共二百一十吊，跪求乡绅娄峻岭，杨树芳替他向穷人放债生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武训积得土地二百三十多亩，现钱二千八百多吊，成为地主兼高利贷者。看到问题了吧，武训乞讨得来的钱，离办学远远不够，他是以“办学”为名，央求当地乡绅为他发高利贷——二十年时间土地增长八十倍，现钱翻了三十番。说白了武训办学的实质就是，以为统治阶级宣传价值观为名，成功进入统治阶级的吸血体系中获得利益，在用所获利益宣传封建价值观培养新一代奴隶。当然，武训这个人没有这么高的见识，他可以是高尚的、不谋私利、怀有美好愿望的，但是他做的这个事，在当时把旧社会旧价值观砸的稀巴烂的共产党人那里，不被批判才怪。
这样就好理解了吧，《武训传》和《马戏之王》多么如出一辙。武训就好比当年放裸贷的，后来做慈善了；就这比巴纳姆还好很多，武训好歹实打实地帮助了一些贫家子弟，巴纳姆压根就是把人当成了赚钱的奴隶。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尊重《武训传》和《马戏之王》的艺术成就，我们高度赞扬武训的主演赵丹和巴纳姆的主演休·杰克曼杰出的表演和高贵的品格，但是不妨碍我们对这两部电影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我在年终十佳电影盘点里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还有些人说我看电影总往“政治”上面谈，但“意识形态影评”本身就是影评的重要流派啊，也就是中国网民总是耻于谈什么“政治”，也不知道啥时候养成的习惯。我们无产阶级从来就是这么赤裸裸，不遮不掩。
电影，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来看，包含艺术性和价值观两部分。从艺术性上来讲，《至暗时刻》和《马戏之王》无疑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从价值观上来讲，就是本文所说的内容。同样类似的电影还有16年年底上映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我当时也写了一篇影评，也是从艺术成就上赞美了一下这部电影，但是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了一番。结果当时官微还转了，可能真的是看文章只看一半吧：
《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头部分被坑杀的人，当初看电影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另外一个黑帮大佬，后来越想越不对，经过多方确认，那个形象的原型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革命烈士汪寿华。
这就丑化的有点过分了。汪寿华是是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参与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4月11日深夜被青帮头目杜月笙指使打手活埋于上海城西枫林桥，是四一二大屠杀中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员。而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汪寿华被丑化成了一个猥琐的中年男子，在上海养小老婆、畏首畏尾、贪生怕死；而历史中的汪寿华，无论是罢工游行还是起义战斗，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
葛优在电影中对汪寿华说：“（罢工者）有些人就不想让上海好”——这里的“好”要加一个限定词，是上层社会的“好”。上海滩十里洋场花花世界，葛优代表的这个黑道大家族可以优雅，可以腔调，可以罗曼蒂克，想喝粥喝粥、想吃点心吃点心、想跳舞跳舞、想拍电影拍电影、想砍谁手砍谁手、想活埋谁活埋谁……他们自然怀念这个花花世界，自然怀念这个罗曼蒂克。但是这跟上海最广大的底层人民没关系，跟码头扛活的没关系、跟街上拉车的没关系、跟工厂劳工没关系，他们是罗曼蒂克下的蝼蚁，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扛起了这个花花世界，然而在这个花花世界里他们跟牲口没有两样。
《罗曼蒂克消亡史》从电影展示的故事来讲，美，真的很美；罗曼蒂克，非常罗曼蒂克。这也是为什么民国相关的内容一直都有很大受众，因为可以完美的满足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一种幻想，并有一种微妙的代入感。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这种“幻想”、“意淫”，看《三国演义》能幻想着自己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荡气回肠；看《红楼梦》能幻想着自已有一个好哥哥、好妹妹，来一段百转千回的爱情；最典型，现代网络上的修仙文、霸道总裁文、韩剧，莫不都是给人描绘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美好和画皮。
就像为什么我吐槽《黄金时代》，认为它三观不正，萧红萧军取这两个笔名本意是合起来就是“小小红军”，他二人本是革命青年，他们想本颠覆的“黑暗时代”，却成了商业资本与市场要求他们必须生活在的“黄金时代”。切格瓦拉活在了衬衫上，“小小红军”在当今也竟活在了“民国范儿”中。
看导演采访说，《罗曼蒂克消亡史》背后想表达的思想是“反战”，影片英文名The Wasted
Times——被浪费的时光——为什么一个美好的年代“被浪费”了，罗曼蒂克消亡了，因为战争。日本人打进来了，礼崩乐坏，“中国贵族”也没有了。但是导演意识不到，也没有表达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上层阶级的自我毁灭”是一种注定。都说人类社会分层的金字塔是一种稳定态，但事实上是金字塔形态是最不稳定的状态：下层人想往上爬，想要自己的罗曼蒂克；上层人为了争夺社会资源、为了贪婪，这些都注定会发生冲突。导演在采访时说想通过罗曼蒂克的消亡侧面体现战争的残酷，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一种战争是必然。日本人为什么侵华，为什么日本上层阶级要跟中国上层阶级过不去，没啥特别的原因嘛，就是经济危机、为了消耗多余的生产力、爆大舰造坦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占领更多地市场和原材料产地走上一条战争的不归路。
更深入的，正是因为属于民国的“上层罗曼蒂克”消亡了，我们底层普通人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罗曼蒂克，我们才能在电影院里津津有味看着影片品评一番。不然像印度那样——社会没有经过巨大的颠覆与革命，依然是顽固的种姓制度一亿人口十亿牲口——谁又能说得准呢？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民国的38年里，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常说的4.5亿人口实际上是
清末的户籍数字，实际人口应该比这个数字多一些。到了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发现1949年中国人口为5.
4亿人。38年满打满算也只增加了9千万人，年增长0.48%，实际可能大大低于这个数字，增长率基本接近零。在当时的医疗和避孕技术条件下，正常的人口出生率应该为3.7%到4.3%之间，而自然死亡率应该在1.5%到2.0%之间。也就是说，民国38年，可能有2左右的非正常死亡。一年要死将近一千万人，38年累计有三亿非正常死亡。饥荒、战乱、贫困以及传染病蔓延等应该是主要的死因。因为民国那38年里一共只有7年没有大的饥荒，3年没
有战乱。49年以后，满打满算才闹了三年饥荒，可民国那38年闹了31年的饥荒。49年之后死亡率最高的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也不过2.543%，还赶不上民国时候的平均值。
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就是我要在民国时代，要么不识字看不懂电影，要么连活到看懂电影的岁数几率都不大了。如果我不是生活在农村挨地主的鞭子，或者被强行拉做壮丁，基本也在城市里也要被通货膨胀洗劫到一穷二白了。国民党当年可是个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天才政党。搞民主选举能选出两个军人当总统和副总统。搞宪政能破了戒严长度的世界记录，
能把人口的3%当政治犯关起来。经济上能长年维持100%以上的通膨。当年开始发行法币之后，通膨最温和的一年是1936年的55%。之后的八年抗战每年110
%，抗战后每年1000%，国民党在大陆最最后一年法币改金元券，十个月膨涨2000000%。人家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党是劣币驱逐自己。我大清好歹还能造军舰，建钢厂，而民国黄金十年造出来了什么？没造出来就算吧，第一夫人还要把买战斗机的美国贷款用去投资期货，最后被套牢亏得血本无归。慈禧老佛爷估计都瞧不起蒋委员长。而且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是一群在GDP只有30多亿美元的年代能敛出60亿家产的经济奇才(光被美国查出并冻结的在美非法资产的现金部分就有20亿美元)。要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民国，给了上层社会这样的罗曼蒂克。
再说葛优饰演的杜月笙，不管他怎么讲义气，不管他怎么坚定原则不当汉奸，但我就说一个事情，烟馆知道吧，窑子知道吧，大上海烟馆生意被谁垄断了啊？上海郊区一片一片的“吗啡厂”都是谁建的啊？有“官方背景”的杜月笙啊，再后来禁毒局都换成杜月笙的人了。至少一半的窑子也是他们家的，明妓暗娼得给杜老爷“上税”。按理说现在一个涉毒艺人都被当成过街老鼠，没有必要捧一个光明正大贩毒还提供吸毒场所的黑帮老大吧？
导演在采访里说，葛优回国被安检的那个镜头，就是典型意味着“罗曼蒂克的消亡”，你看一个这样叱咤风云的大佬，最后被一个海关小兵，让伸手伸手，让脱帽子脱帽子，这一仗打完，他们的地位全没了。当时我就想，海关安检让你脱个帽子有啥问题啊，凭什么你就有特权啊，非得要国家当你家就满意了啊，就罗曼蒂克了啊。
上层社会的自我毁灭给了下层人民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农田水利建设、农村扫盲运动、消灭传染病运动、义务教育普及，再加上乡村教师、赤脚医生……人类社会的文明之光才第一次照遍了中华大地最广袤的土壤。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曾经正是消灭了上层的罗曼蒂克，才有了属于我们下层人民的罗曼蒂克。那些曾经的“中国贵族”、民国的遗老遗少，自然可以哀叹于“罗曼蒂克的消亡”，但这说白了还是屁股坐在哪里的问题。至少我可以代表无产阶级发表一下看法：
罗曼蒂克消亡得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对电影意识形态的批判再推而广之，就是价值观的批判。我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狼图腾》这部电影，宣扬什么“狼是骄傲而高贵的物种，是不可驯化的”，以及类似“你在马戏团里见过老虎见过狮子，但是从没见过狼”这样的毒鸡汤。但事实是什么呢，狗就是由狼驯化而来的：
（来源《枪炮，病菌与钢铁》）
如果这不够的话再来一个暴击：
在所有动物中，狼还是最早被驯化的一种，要比羊、猪等牲畜早了约两千余年。如果玩过《文明6》的朋友应该会有印象，远古时代开局的话，必须要先研究“畜牧业”这个科技，才能建造牧场，获得“羊”“牛”等资源，然而开局就送的侦察兵自带一条狗。
如果这个还不够，那再来一个暴击如何？许多人类学家研究表明，狼这种生物并不是人类主动驯化的，而是“被动驯化”的。怎么理解呢，像猪这样的，我们知道肉好吃，就圈起来一代一代繁殖，这是带有人类主观意图的驯化，而狼则不同。因为在狼群中，一些老弱病残狼会收到排挤，他们就会主动接近人类的定居点，寻求一些残羹剩饭——还有，排泄物。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狗，成为了“人类最好的朋友”。
不要觉得恶心，史前人类没有那么多生产剩余来喂养狼，所以说残羹剩饭真的是好听的，狼最主要的食物就是人类的排泄物——狗改不了吃屎的历史至少有一万年之久了。我还记得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第一章里面这样讲，人类从狩猎转为农耕，其实生活环境是变差的，因为狩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排泄物留在当地，换一个新的地方生活；而定居的农耕生活下，排泄物不好处理，带来了严重的病菌卫生问题。而人类排泄物最主要的处理方式是很么呢——靠狗吃掉。
所以说狼有什么值得吹的啊！它们是靠吃屎变成了狗，为啥还会有作者舔着脸说这是“不可驯化”“永生追求自由”的物种啊！你说驯化不驯化这种毒鸡汤也就算了，关键《狼图腾》电影还有特别恶心的引申，说什么游牧民族是“狼性”，农耕民族是“羊性”。你愿意这么说就这么说呗，反正我们农耕民族三千年过下来好好的，不知道你们充满“狼性”的匈奴人去哪了？契丹人现在还在不在啊？要不封狼居胥了解一下？燕然勒石了解一下？雪夜破王庭了解一下？
所以说一部电影是一分为多的，剧本、摄影、表演等元素可以评判一部电影的优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同样可以评判一部电影，这并不冲突。明明我的知识架构里知道狼靠吃屎变成了狗，你还非要给我吹“狼性”，你说这不是膈应我么，我吐槽一下你的电影不过分吧？
** 本文转自公众号 大浪淘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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