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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27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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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27 16:00:00
# 读《上海娼妓改造史话》——把鬼变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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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邬言惠语 ，作者懒残僧
**邬言惠语** . 如是我闻
** 文 | 懒残僧 **
《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出版于1988，很幸运还能在上海图书馆借到。书中的各种关于娼妓新生的案例，读到时往往鼻子一酸，想流下泪来。不得不感叹曾经我国文宣工作的杰出，宣传的主旨便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说到底，新中国娼妓改造运动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要谈上海娼妓改造，我们必须先了解，新中国接受的，是什么样一个上海。1917年，有个叫甘博尔的英国社会学家，曾对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比例做了一个调查。其中，上海和北京名列第一第二位，分别是1:137和1:259。而北京的总人口大约是81万人，上海的总人口大约是255万人。这使得旧上海的娼妓总数成了世界之最。甘博尔的数据仅仅是登记在册的公娼，如果根据鲍祖宝在1935年出版的《娼妓问题》一书，算上私娼，大约每20名左右的女子，就有一位是娼妓。剔除老妇人和幼女，这个比例更为惊人。
上海的娼妓活动时间上始自19世纪20年代。当时侵略我国的外国兵舰经常停泊在黄浦江上，许多洋奴便将浓妆艳抹的中国女子载上小船，送去供外国兵消遣。这种小船一般都砌上白漆，被上海人民愤怒的称之为“白肚皮”。鸦片战争之后，上海首批开埠，各国竞相来到上海抢占租界。数年间，高楼林立，人口骤增，成了“冒险家”“淘金者”的乐园。而淫乐业，也随之急速膨胀。周边地区破产农村的贫苦女孩纷纷来上海讨一碗饭吃，其中大多数都不得不陷入火坑。在国民党统治上海后，以对娼妓业加强管理为名，实行“化私为公，化繁为简，化零为整”，把卖淫场所公开化成为风化区，进一步推动了淫乐业的发展。
上海的娼妓活动空间上始于租界，后来蔓延到南京路至公馆马路（金陵东路）一带，尤其以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四马路（福州路）、五马路（广东路）和大世界、八仙桥等地最为集中。一位有心人，从人民广场走到大世界，认真一数，短短一段街上拉客的娼妓竟达764名之多。从二马路到五马路，每条路都有一段出名的青楼韵事，比如九江路的“赛金花”。赛金花原名傅彩云，十三岁便在上海当了妓女。在清末状元洪钧为她赎身后，随其出使英、德、奥、俄诸国。回上海后化名曹梦兰重操旧业，报界老板深知这是十里洋场的好素材，于是大肆炒作。这使得寻欢作乐之徒竞相登门。九江路从此成了风月之场。赛金花和洪钧的故事还被曾经朴写入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
此时旧上海的淫乐业，可谓名堂百出。各种对娼妓的称呼稀奇古怪，类似流氓切口。比如公娼，就分为“长三”“幺二”“咸肉庄”“雏妓”“外国堂子”等十多类。私娼也有“荡白”“半开门”“私门头”“抛岗女郎”等各种名色。高档的妓院还会冠上一个风雅的名字，比如“书寓”。所谓“书寓”，是因为里面的妓女被称为“女校书”。“校书”就是说书的意思，能谈能唱，理论上卖艺不卖身。但随着上海淫乐业的发展，真正卖艺不卖身的“女校书”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就是“长三书寓”。所谓“长三书寓”，意思是“喝茶三元、侑酒三元、留宿三元”。她们自称“校书”，是为了抬高身价，当然也的确有些才艺。她们服务周到，房间也富丽堂皇，属于高档妓女。“长三”之下便是“幺二”。“幺二”的意思是，“喝茶一元，侑酒一元，留宿第一次六元，第二次二元”。如果说“长三”有自己的住所，那么“幺二”则住的是鸽子笼。妓院老板把房子格成小间，每个房间只能放一张床一个梳妆台，终日照不到阳光。“幺二”之下便是“咸肉庄”。之所以叫“咸肉庄”，是出自俚语“斩咸肉”，意思是这些妓女已经不算作人，只是一块咸肉。出入“咸肉庄”的都是土匪、流氓、地痞之类社会渣滓。“咸肉庄”的妓女没有人身安全，被顾客打死也就打死，法院一听“咸肉庄”根本不理会。另外还有专门招待外国人的“咸水妹”；在街头拉车夫、摊贩的“雏妓”；年老色衰的“跑堂口”；鸦片馆的“花烟间”；向导社、按摩馆改过来的“新兴妓院”；以及白俄罗斯、日本、朝鲜等流亡女子“外国堂子”。而私娼又分为，陪人荡马路，荡着荡着跟人开房的“荡白”；良家偶尔卖身的“半开门”；什么人都迁就的“抛岗女”；以酒吧侍女为身份暗中接客的“玻璃杯”。
从妓女和老鸨的分账模式上区分，又分为“讨人”“包帐”“拆账”“伙计”“相帮”。“讨人”就是买断妓女的生死自由；“包账”是买断几年的生死自由；“拆账”就是妓女可以获得抽成；“伙计”就是诱骗良家接单；“相帮”是因为欠了债务，在还清前被迫下海。这些妓女不准私自外出，不准在外面与人交谈，也不准支借现金。“拆账”的妓女得了小费也必须交给老鸨代管。实际上老鸨往往会以添置衣物和化妆品为由将小费一笔勾销。“拆账”的妓女表面有“人身自由”，但是有事出去一天，还要交给老鸨五个“夜厢”，也就是五个嫖客的住夜钱，大概40元。妓女从良或者回家养病，都得给老鸨补贴“夜厢”，甚至有的妓女不得不在养病期间借高利贷支付“夜厢”钱。而妓女生病是大概率的事，下等妓女进了火坑，不满半个月就会染上花柳病，日久皮破肉烂，每次出卖肉体都钻心的疼，但还要被迫接客。否则，就会遭受老鸨各种虐待。比如跪玻璃渣、刀戳肚子、捆起来、吊在天井或者用竹筷子扎破脸颊。
买断一名妓女的生死自由只需要几十元，然而她们的初夜老鸨就能卖一到两条小黄鱼。老鸨们之所以剥削娼妓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都是上海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的徒子徒孙。开设妓院起码要有两种资格。一是有人口贩子的渠道。二是要拜流氓头子为师。在上海这个地方，人贩子并不难找，但是拜老头子就很有讲究。先要找到一个“学”字辈的徒孙，在孝敬了他上千元之后，由他引荐拜“五”字辈的徒子做老头子。从此之后，逢年过节请客送礼永无止境。孝敬好“五”字辈的徒子，由“五”字辈去孝敬好三大亨，三大亨再去孝敬好洋人，就可以保证妓院主在上海黑白两道吃得开。
解放后，各个城市相继禁娼。禁娼模式无非北京模式和天津模式两种。北京模式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集中相当的人力物力，一举关闭全部妓院，集中所有的妓院老板和老鸨加以审查处理，所有妓女收容教育治疗疾病。天津模式是先采用各种限制措施，引导妓女逐步走向新生，到条件成熟时一举关闭妓院。因为解放前夕天津妓女有近二万人，靠妓院为生的茶房等职工也有一两万人。刚解放经济还很困难，如果一下子全部封闭妓院收容妓女，势必增加人民的负担。而上海走的大约是北京和天津的中间模式，虽然并非马上禁娼，但却不惜一切代价。
解放伊始的上海，面临大批工厂停工，经济困难，银元贩子活跃，物价飞涨，以及特务破坏，敌机轰炸等许多重大问题。所以上海并没有像北京一样，一解放就进行大刀阔斧的禁娼。而是到了两年多后（1951年11月25日）才正式下令禁娼。但上海政府为了彻底铲除娼妓制度，早就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一，支持妓院自动停业，妓女自行跳出火坑。关于脱离卖淫生涯的妓女，由上海人民法院确保他的自由。二，颁布管理纪律的暂行规定。比如，不接待公务人员，不接待少年，不在妓院吸毒或者赌博等十四条禁令。公安局对违反禁令者予以打击。三，组织已停业和希望转业的妓女参加学习，接受生产劳动的技能培训。最先组织起来的是“百乐门”和“维也纳”，从良的姐妹学习织袜技术，办起来一个小型织袜厂。四，明确指出妓女是受害者，将其成分定为“游民”或者“城市贫民”。帮助她们改造思想，医治性病，有家送回家，有结婚对象帮着结婚。无处可去的，组织学艺从事生产。五、收容流浪妓女。收容的流浪妓女中，60%吸毒，几乎人人有性病，而政府为她们戒毒治病。
1951年，上海娼妓改造运动正式打响，成立了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上海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51名妇女干部向民政局报道，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整整20天。按照规定，在抽调期间，不能回家，不能写信，不能打电话。这51名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队伍。这批妇女骨干中，有18岁的小姑娘，听说自己要被抽调去管“野鸡”，放声大哭，最后关头做通了思想工作；有年近半百的地下党员，接到通知后，不顾自己的心脏病和高血压，收拾行李就走；有生了三个孩子的女寡妇，她安排好孩子食宿，就来报道。这些女同志被精心挑选，都有着中学以上学历，以及出色的群众丰富经验。
在禁娼第一枪是11月25日，上海政府在14个小时内封闭了72家妓院，收容娼妓501名，并对剥削妓女的妓院主、老鸨集中到劳改所，日后按照罪恶轻重分别作出处理。而收容妓女的妇女教养所并非劳改单位，里面住的都是被糟蹋和摧残的苦难姐妹。因此教养所前面没有铁门，也没有围高墙，更没有一个武警人员。进门可以看到一幅大标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教养所内有文娱活动室、医务室、托儿所、图书馆、工厂、厨房、饭厅、大礼堂、花园。许多妓女刚开始还非常恐慌，她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有的呜呜哭个不停，有的闹着不肯去，有的怀着敌意准备一拼。可踏入各公安分局，首先看到的不是手铐，而是热气腾腾的点心。工作人员为他们端茶倒水，口口声声叫她们姐妹。
禁娼的第二枪是1952年9月25日。此时，担任管教第二批妓女的妇女骨干，已经由之前第一批新生的姐妹们担任。她们既是第二批妓女的导师，也是榜样。然而第二批娼妓大收容，遇到了种种困难。第一批收容后，上海市的公娼已经绝迹。所以第二批大收容的对象，都是私娼。这些私娼和旧上海遗留的流氓团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大收容正断了这些流氓团伙的财路。在第二批大收容中，闹事的是一个叫做九条龙的流氓组织。他们在收容的妓女中，和一批叫做“十姐妹”的暗娼头子里应外合，准备攻打妇女教养所，煽动教养所觉悟不高的姐妹出逃，重操旧业。此时，第一大队的新生姐妹挺身而出，封闭教养所的大门，用身体护住电话机，直到女干部叫来增员。这场暴动中，教养所的干部和翻身姐妹被吃耳光、被打伤、衣服被扯碎的不计其数。而“十姐妹”和“九条龙”事后被送去了劳动改造所强制改造。
在妇女教养所中，同志们采取各种方法，来唤起她们心中的希望。第一种方法是“诉苦”。问题是很多长期在苦水中浸泡的姐妹听到“诉苦”两字，却感到突兀和不可理解。“诉苦！我们诉什么苦？”，甚至有的人麻木到嬉皮笑脸说：“我们穿金戴银有啥苦？”。然而当上海市公安局向这些受害人宣布，上海市已有114名罪大恶极的妓院主被逮捕，210名较重罪行的老鸨送往漕河泾第一劳动所强制改造。人群开始骚动，突然一个瘦弱的姐妹奔上台去，在公安面前双膝下，跪声嘶力竭的喊道，“那个叫阿陈的坏女人抓到没有？求求你们抓到那个坏女人，我要报仇！”她叫陈翠英，瘦得皮包骨头，30来岁的人才70斤重，一天不吸毒，便眼泪鼻涕、四肢无力。吸毒当然不准，她便大吵大闹，前两天还用玻璃杯砸破了工作人员的脑袋，今天她一边认错一边大声哭诉起来。
第二种办法是“治病”。在第1批检查的501名姐妹中，患各种性病的有459人，占88.3%。上海市人民政府调集治疗性病专家和有关医生16名，进驻上海市妇女教养所。其中皮肤科8名，泌尿科4名，妇产科4名。其中不少人曾在德日法等国留过学，是技术高超的名医。说到治疗性病，就必须要用到盘尼西林。盘尼西林原来是专供朝鲜战场志愿军伤病员使用。可姐妹们没有盘尼西林就治不好性病，所以报告从教养所打到民政局，一直送到上海市长的办公室。“先给教养所，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上海市长果断做出了决定。一位姐妹曾经被人拐卖了很多次，所以始终怀疑教养所别有用心，要把她卖去当苦力。然而卖苦力的通知没有来，教养所查出她得了子宫癌，却通知送她去做手术。两个月，治好了病，她又喜又愁，因为医药费要790块。医生却告诉由人民政府承担，不用付一分钱。
第三种办法是“识字”。第一批501位姐妹进所的时候有文盲275名，而在半年学习后，基本消灭了文盲。许多姐妹曾经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因为不认字，才稀里糊涂地签下来卖身契。秋妹当年自己省吃俭用，就是为了省点钱给父母还债。她每年都通过一位先生与家里写信交流，并托他把钱带过去。后来才发现，这位先生从来就没有帮她寄过信，而所谓的回信都是伪造，连母亲去世她也不知道，钱也全被先生私吞。而直到秋妹在教养所自己学会认字，能够写信，才真相大白。在教养所认字班的结业会上，每个姐妹都要自己给家人写一封500字的信。姐妹们互相鼓励学文化，还相互调侃自己都是“孔门子弟”。如果谁写信写的好，教养所还会奖励笔记本和钢笔。
第四种办法是“库楼”。在旧社会稍微有一点财物，老鸨都会抢走或者借机霸占。而人民政府承认姐妹们在火坑里的血汗钱。进教养所时，所有姐妹的私人物品全都存放在库楼，教养所代为保管。即使里面有项链、金戒指、金锁片，也会一样样叫会计出具一式三份的收据，队长一份，库楼一份，本人一份，离开教养所时可以带走。有一位姐妹在进教养所前在法院打了离婚官司，每个月有8元的抚养费。教养所也帮她全部记录好，并且在她离开教养所时，通知法院更换汇款地址。
以上几种改造方法，只能救助那些有心向善的人，而不能改造自甘堕落的人。娼妓久陷火坑后，最主要的是问题是完全丧失了人格尊严，变得麻木。她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也不懂得尊重自己，对于讽刺、嘲讽、奚落、挖苦，她们全然不羞，一概报以轻浮的笑；别人打她、骂她、大声赶她，偏要拉拉扯扯，打情骂俏送上门来。恢复和培养人格尊严是挽救教育自甘堕落的姐妹们的最难一件事，也就是把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最重要的一件事。
要恢复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就得问她的人格尊严是在哪里失去。好吃懒做，爱慕虚荣，是部分女人自甘堕落的主观原因。可是这群可怜的女人没有劳动的习惯，没有劳动的技能，没有体会过劳动创造的欢乐。想要使她们重获新生，就得让她们认识到劳动的快乐。对此，教养所制定了参加劳动4项原则。一，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她们的年龄大小，身体强弱，由少到多，由轻到重逐步增加劳动量，一般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二，根据个人的爱好和身体文化的条件，尽量从事有创造性的工作，如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以及医务保育炊事等等，使她们学得一技之长，为将来安置就业创造条件。三，表扬她们的点滴进步，开展“评质量、评产量、评操作”和“找窍门，找潜力”为主的“三评两找”红旗劳动竞赛，发动工厂与工厂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各人与各人之间的挑应战，夺红旗。4，逐步实行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
经过劳动和思想上的双重指导，让她们体会到劳动的快乐和劳动的价值。棉花工厂的风车原来是就是老爷车，有两道工序，早晚两班工人操作，姐妹们大胆开展技术革新，将两道工序改为一道工序，劳动力减少一半，光这一项革新每月增加产值就达到3万元。织袜工厂的摇纱车原先是单架摇车，每人每天最多摇一包到两包，现在姐妹们一起动脑筋，将单架摇纱改造成双架摇车，每人每天可以摇三到五包。
杜粉珠出身江都农村，从小依父母之命被许配给一个老实农民。可她不甘心乡下的清苦，听说上海是花花世界，钞票遍地有的捡，想去发点洋财。临走前奶奶苦口婆心的劝她，可她只当做耳旁风。来到上海举目无亲、寸步难行，终于被人贩子卖入了火坑。几年后，她攒了点钱，想回乡与亲人团聚。但她在上海为妓的消息早就传回了老家。她的奶奶和父母听到后痛恨切齿，一见她进门，就用东西扔她。她只得泪汪汪的回上海做妓。杜粉珠在妇女教养所接受改造后，第一次收到发给她的工资，便央求有文化的姐妹替她写信回家。“请告诉我奶奶，这钱是干净钱，多写几句是“干净钱”，请她老人家买点补品吃吃。”
吴月娥被收容后，政府为她治好了性病，教她学习文化和生产技术。经过四年努力，她从一个文盲变成了能写会算的工厂检验员，得了不少奖。可她依然这么胆小，每当查出袜子不合格，只要她听说袜子是正规的“先生”“姑娘”摇的，比她“野鸡”的身份高的多，她就会吓得浑身发抖。有一天，工厂干部叫吴月娥送400打袜子去上海东站托运。她愣住了，“400打袜子，就我们三个收容人员，你们信得过吗？”回来时，她激动的哭了，“车站检验员横一个“同志”，竖一个“同志”叫我们。“同志”是我们这号人配得上叫的吗？车站检验员是国家干部，我们竟然和他们一样成了他们的同志！”
黄阿金是离开妇女教养所首批姐妹之一。她胸佩大红花，喜气洋洋的坐在工人文化宫大礼堂的最前排，迎接这一时刻。黄阿金说自己九岁就当上了童工，从那时就想当一辈子工人。解放后，她不顾老鸨威胁，同十个姐妹一起，坚决洗手不干。解放后不久，手工业协会的同志送了她们十多张工人文化宫的票子。解放前的工人文化宫是东方饭店，是有钱人玩乐的地方，不少受拐骗为娼的妇女在里面受到侮辱。而解放后的工人文化宫，只有劳动人民才能进去。这次黄阿金能来到工人文化宫是多么高兴。可仔细一看，进进出出的人都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派司”（工会会员证），她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自己的红派司。而这一次回归社会，终于如愿以偿的拿到了自己的“红派司”。
这本书的故事大概就写到这里，我的文字是叙述性的，并非描述性的，所以书中很多感人的细节无法包含在这短短6000余字的文章中。特别看到书里写到为走向新生的妇女解决婚姻问题，在报纸上发表《她们为什么会堕落》，一封接一封的来信，说不嫌弃她们的过往，愿意和她们处对象时，真是有点鼻子酸。当然，书里还有着诸多展开改造工作的困难，我也没办法一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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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出版于1988，很幸运还能在上海图书馆借到。书中的各种关于娼妓新生的案例，读到时往往鼻子一酸，想流下泪来。不得不感叹曾经我国文宣工作的杰出，宣传的主旨便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说到底，新中国娼妓改造运动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要谈上海娼妓改造，我们必须先了解，新中国接受的，是什么样一个上海。1917年，有个叫甘博尔的英国社会学家，曾对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比例做了一个调查。其中，上海和北京名列第一第二位，分别是1:137和1:259。而北京的总人口大约是81万人，上海的总人口大约是255万人。这使得旧上海的娼妓总数成了世界之最。甘博尔的数据仅仅是登记在册的公娼，如果根据鲍祖宝在1935年出版的《娼妓问题》一书，算上私娼，大约每20名左右的女子，就有一位是娼妓。剔除老妇人和幼女，这个比例更为惊人。
上海的娼妓活动时间上始自19世纪20年代。当时侵略我国的外国兵舰经常停泊在黄浦江上，许多洋奴便将浓妆艳抹的中国女子载上小船，送去供外国兵消遣。这种小船一般都砌上白漆，被上海人民愤怒的称之为“白肚皮”。鸦片战争之后，上海首批开埠，各国竞相来到上海抢占租界。数年间，高楼林立，人口骤增，成了“冒险家”“淘金者”的乐园。而淫乐业，也随之急速膨胀。周边地区破产农村的贫苦女孩纷纷来上海讨一碗饭吃，其中大多数都不得不陷入火坑。在国民党统治上海后，以对娼妓业加强管理为名，实行“化私为公，化繁为简，化零为整”，把卖淫场所公开化成为风化区，进一步推动了淫乐业的发展。
上海的娼妓活动空间上始于租界，后来蔓延到南京路至公馆马路（金陵东路）一带，尤其以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四马路（福州路）、五马路（广东路）和大世界、八仙桥等地最为集中。一位有心人，从人民广场走到大世界，认真一数，短短一段街上拉客的娼妓竟达764名之多。从二马路到五马路，每条路都有一段出名的青楼韵事，比如九江路的“赛金花”。赛金花原名傅彩云，十三岁便在上海当了妓女。在清末状元洪钧为她赎身后，随其出使英、德、奥、俄诸国。回上海后化名曹梦兰重操旧业，报界老板深知这是十里洋场的好素材，于是大肆炒作。这使得寻欢作乐之徒竞相登门。九江路从此成了风月之场。赛金花和洪钧的故事还被曾经朴写入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
此时旧上海的淫乐业，可谓名堂百出。各种对娼妓的称呼稀奇古怪，类似流氓切口。比如公娼，就分为“长三”“幺二”“咸肉庄”“雏妓”“外国堂子”等十多类。私娼也有“荡白”“半开门”“私门头”“抛岗女郎”等各种名色。高档的妓院还会冠上一个风雅的名字，比如“书寓”。所谓“书寓”，是因为里面的妓女被称为“女校书”。“校书”就是说书的意思，能谈能唱，理论上卖艺不卖身。但随着上海淫乐业的发展，真正卖艺不卖身的“女校书”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就是“长三书寓”。所谓“长三书寓”，意思是“喝茶三元、侑酒三元、留宿三元”。她们自称“校书”，是为了抬高身价，当然也的确有些才艺。她们服务周到，房间也富丽堂皇，属于高档妓女。“长三”之下便是“幺二”。“幺二”的意思是，“喝茶一元，侑酒一元，留宿第一次六元，第二次二元”。如果说“长三”有自己的住所，那么“幺二”则住的是鸽子笼。妓院老板把房子格成小间，每个房间只能放一张床一个梳妆台，终日照不到阳光。“幺二”之下便是“咸肉庄”。之所以叫“咸肉庄”，是出自俚语“斩咸肉”，意思是这些妓女已经不算作人，只是一块咸肉。出入“咸肉庄”的都是土匪、流氓、地痞之类社会渣滓。“咸肉庄”的妓女没有人身安全，被顾客打死也就打死，法院一听“咸肉庄”根本不理会。另外还有专门招待外国人的“咸水妹”；在街头拉车夫、摊贩的“雏妓”；年老色衰的“跑堂口”；鸦片馆的“花烟间”；向导社、按摩馆改过来的“新兴妓院”；以及白俄罗斯、日本、朝鲜等流亡女子“外国堂子”。而私娼又分为，陪人荡马路，荡着荡着跟人开房的“荡白”；良家偶尔卖身的“半开门”；什么人都迁就的“抛岗女”；以酒吧侍女为身份暗中接客的“玻璃杯”。
从妓女和老鸨的分账模式上区分，又分为“讨人”“包帐”“拆账”“伙计”“相帮”。“讨人”就是买断妓女的生死自由；“包账”是买断几年的生死自由；“拆账”就是妓女可以获得抽成；“伙计”就是诱骗良家接单；“相帮”是因为欠了债务，在还清前被迫下海。这些妓女不准私自外出，不准在外面与人交谈，也不准支借现金。“拆账”的妓女得了小费也必须交给老鸨代管。实际上老鸨往往会以添置衣物和化妆品为由将小费一笔勾销。“拆账”的妓女表面有“人身自由”，但是有事出去一天，还要交给老鸨五个“夜厢”，也就是五个嫖客的住夜钱，大概40元。妓女从良或者回家养病，都得给老鸨补贴“夜厢”，甚至有的妓女不得不在养病期间借高利贷支付“夜厢”钱。而妓女生病是大概率的事，下等妓女进了火坑，不满半个月就会染上花柳病，日久皮破肉烂，每次出卖肉体都钻心的疼，但还要被迫接客。否则，就会遭受老鸨各种虐待。比如跪玻璃渣、刀戳肚子、捆起来、吊在天井或者用竹筷子扎破脸颊。
买断一名妓女的生死自由只需要几十元，然而她们的初夜老鸨就能卖一到两条小黄鱼。老鸨们之所以剥削娼妓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都是上海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的徒子徒孙。开设妓院起码要有两种资格。一是有人口贩子的渠道。二是要拜流氓头子为师。在上海这个地方，人贩子并不难找，但是拜老头子就很有讲究。先要找到一个“学”字辈的徒孙，在孝敬了他上千元之后，由他引荐拜“五”字辈的徒子做老头子。从此之后，逢年过节请客送礼永无止境。孝敬好“五”字辈的徒子，由“五”字辈去孝敬好三大亨，三大亨再去孝敬好洋人，就可以保证妓院主在上海黑白两道吃得开。
解放后，各个城市相继禁娼。禁娼模式无非北京模式和天津模式两种。北京模式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集中相当的人力物力，一举关闭全部妓院，集中所有的妓院老板和老鸨加以审查处理，所有妓女收容教育治疗疾病。天津模式是先采用各种限制措施，引导妓女逐步走向新生，到条件成熟时一举关闭妓院。因为解放前夕天津妓女有近二万人，靠妓院为生的茶房等职工也有一两万人。刚解放经济还很困难，如果一下子全部封闭妓院收容妓女，势必增加人民的负担。而上海走的大约是北京和天津的中间模式，虽然并非马上禁娼，但却不惜一切代价。
解放伊始的上海，面临大批工厂停工，经济困难，银元贩子活跃，物价飞涨，以及特务破坏，敌机轰炸等许多重大问题。所以上海并没有像北京一样，一解放就进行大刀阔斧的禁娼。而是到了两年多后（1951年11月25日）才正式下令禁娼。但上海政府为了彻底铲除娼妓制度，早就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一，支持妓院自动停业，妓女自行跳出火坑。关于脱离卖淫生涯的妓女，由上海人民法院确保他的自由。二，颁布管理纪律的暂行规定。比如，不接待公务人员，不接待少年，不在妓院吸毒或者赌博等十四条禁令。公安局对违反禁令者予以打击。三，组织已停业和希望转业的妓女参加学习，接受生产劳动的技能培训。最先组织起来的是“百乐门”和“维也纳”，从良的姐妹学习织袜技术，办起来一个小型织袜厂。四，明确指出妓女是受害者，将其成分定为“游民”或者“城市贫民”。帮助她们改造思想，医治性病，有家送回家，有结婚对象帮着结婚。无处可去的，组织学艺从事生产。五、收容流浪妓女。收容的流浪妓女中，60%吸毒，几乎人人有性病，而政府为她们戒毒治病。
1951年，上海娼妓改造运动正式打响，成立了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上海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51名妇女干部向民政局报道，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整整20天。按照规定，在抽调期间，不能回家，不能写信，不能打电话。这51名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队伍。这批妇女骨干中，有18岁的小姑娘，听说自己要被抽调去管“野鸡”，放声大哭，最后关头做通了思想工作；有年近半百的地下党员，接到通知后，不顾自己的心脏病和高血压，收拾行李就走；有生了三个孩子的女寡妇，她安排好孩子食宿，就来报道。这些女同志被精心挑选，都有着中学以上学历，以及出色的群众丰富经验。
在禁娼第一枪是11月25日，上海政府在14个小时内封闭了72家妓院，收容娼妓501名，并对剥削妓女的妓院主、老鸨集中到劳改所，日后按照罪恶轻重分别作出处理。而收容妓女的妇女教养所并非劳改单位，里面住的都是被糟蹋和摧残的苦难姐妹。因此教养所前面没有铁门，也没有围高墙，更没有一个武警人员。进门可以看到一幅大标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教养所内有文娱活动室、医务室、托儿所、图书馆、工厂、厨房、饭厅、大礼堂、花园。许多妓女刚开始还非常恐慌，她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有的呜呜哭个不停，有的闹着不肯去，有的怀着敌意准备一拼。可踏入各公安分局，首先看到的不是手铐，而是热气腾腾的点心。工作人员为他们端茶倒水，口口声声叫她们姐妹。
禁娼的第二枪是1952年9月25日。此时，担任管教第二批妓女的妇女骨干，已经由之前第一批新生的姐妹们担任。她们既是第二批妓女的导师，也是榜样。然而第二批娼妓大收容，遇到了种种困难。第一批收容后，上海市的公娼已经绝迹。所以第二批大收容的对象，都是私娼。这些私娼和旧上海遗留的流氓团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大收容正断了这些流氓团伙的财路。在第二批大收容中，闹事的是一个叫做九条龙的流氓组织。他们在收容的妓女中，和一批叫做“十姐妹”的暗娼头子里应外合，准备攻打妇女教养所，煽动教养所觉悟不高的姐妹出逃，重操旧业。此时，第一大队的新生姐妹挺身而出，封闭教养所的大门，用身体护住电话机，直到女干部叫来增员。这场暴动中，教养所的干部和翻身姐妹被吃耳光、被打伤、衣服被扯碎的不计其数。而“十姐妹”和“九条龙”事后被送去了劳动改造所强制改造。
在妇女教养所中，同志们采取各种方法，来唤起她们心中的希望。第一种方法是“诉苦”。问题是很多长期在苦水中浸泡的姐妹听到“诉苦”两字，却感到突兀和不可理解。“诉苦！我们诉什么苦？”，甚至有的人麻木到嬉皮笑脸说：“我们穿金戴银有啥苦？”。然而当上海市公安局向这些受害人宣布，上海市已有114名罪大恶极的妓院主被逮捕，210名较重罪行的老鸨送往漕河泾第一劳动所强制改造。人群开始骚动，突然一个瘦弱的姐妹奔上台去，在公安面前双膝下，跪声嘶力竭的喊道，“那个叫阿陈的坏女人抓到没有？求求你们抓到那个坏女人，我要报仇！”她叫陈翠英，瘦得皮包骨头，30来岁的人才70斤重，一天不吸毒，便眼泪鼻涕、四肢无力。吸毒当然不准，她便大吵大闹，前两天还用玻璃杯砸破了工作人员的脑袋，今天她一边认错一边大声哭诉起来。
第二种办法是“治病”。在第1批检查的501名姐妹中，患各种性病的有459人，占88.3%。上海市人民政府调集治疗性病专家和有关医生16名，进驻上海市妇女教养所。其中皮肤科8名，泌尿科4名，妇产科4名。其中不少人曾在德日法等国留过学，是技术高超的名医。说到治疗性病，就必须要用到盘尼西林。盘尼西林原来是专供朝鲜战场志愿军伤病员使用。可姐妹们没有盘尼西林就治不好性病，所以报告从教养所打到民政局，一直送到上海市长的办公室。“先给教养所，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上海市长果断做出了决定。一位姐妹曾经被人拐卖了很多次，所以始终怀疑教养所别有用心，要把她卖去当苦力。然而卖苦力的通知没有来，教养所查出她得了子宫癌，却通知送她去做手术。两个月，治好了病，她又喜又愁，因为医药费要790块。医生却告诉由人民政府承担，不用付一分钱。
第三种办法是“识字”。第一批501位姐妹进所的时候有文盲275名，而在半年学习后，基本消灭了文盲。许多姐妹曾经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因为不认字，才稀里糊涂地签下来卖身契。秋妹当年自己省吃俭用，就是为了省点钱给父母还债。她每年都通过一位先生与家里写信交流，并托他把钱带过去。后来才发现，这位先生从来就没有帮她寄过信，而所谓的回信都是伪造，连母亲去世她也不知道，钱也全被先生私吞。而直到秋妹在教养所自己学会认字，能够写信，才真相大白。在教养所认字班的结业会上，每个姐妹都要自己给家人写一封500字的信。姐妹们互相鼓励学文化，还相互调侃自己都是“孔门子弟”。如果谁写信写的好，教养所还会奖励笔记本和钢笔。
第四种办法是“库楼”。在旧社会稍微有一点财物，老鸨都会抢走或者借机霸占。而人民政府承认姐妹们在火坑里的血汗钱。进教养所时，所有姐妹的私人物品全都存放在库楼，教养所代为保管。即使里面有项链、金戒指、金锁片，也会一样样叫会计出具一式三份的收据，队长一份，库楼一份，本人一份，离开教养所时可以带走。有一位姐妹在进教养所前在法院打了离婚官司，每个月有8元的抚养费。教养所也帮她全部记录好，并且在她离开教养所时，通知法院更换汇款地址。
以上几种改造方法，只能救助那些有心向善的人，而不能改造自甘堕落的人。娼妓久陷火坑后，最主要的是问题是完全丧失了人格尊严，变得麻木。她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也不懂得尊重自己，对于讽刺、嘲讽、奚落、挖苦，她们全然不羞，一概报以轻浮的笑；别人打她、骂她、大声赶她，偏要拉拉扯扯，打情骂俏送上门来。恢复和培养人格尊严是挽救教育自甘堕落的姐妹们的最难一件事，也就是把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最重要的一件事。
要恢复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就得问她的人格尊严是在哪里失去。好吃懒做，爱慕虚荣，是部分女人自甘堕落的主观原因。可是这群可怜的女人没有劳动的习惯，没有劳动的技能，没有体会过劳动创造的欢乐。想要使她们重获新生，就得让她们认识到劳动的快乐。对此，教养所制定了参加劳动4项原则。一，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她们的年龄大小，身体强弱，由少到多，由轻到重逐步增加劳动量，一般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二，根据个人的爱好和身体文化的条件，尽量从事有创造性的工作，如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以及医务保育炊事等等，使她们学得一技之长，为将来安置就业创造条件。三，表扬她们的点滴进步，开展“评质量、评产量、评操作”和“找窍门，找潜力”为主的“三评两找”红旗劳动竞赛，发动工厂与工厂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各人与各人之间的挑应战，夺红旗。4，逐步实行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
经过劳动和思想上的双重指导，让她们体会到劳动的快乐和劳动的价值。棉花工厂的风车原来是就是老爷车，有两道工序，早晚两班工人操作，姐妹们大胆开展技术革新，将两道工序改为一道工序，劳动力减少一半，光这一项革新每月增加产值就达到3万元。织袜工厂的摇纱车原先是单架摇车，每人每天最多摇一包到两包，现在姐妹们一起动脑筋，将单架摇纱改造成双架摇车，每人每天可以摇三到五包。
杜粉珠出身江都农村，从小依父母之命被许配给一个老实农民。可她不甘心乡下的清苦，听说上海是花花世界，钞票遍地有的捡，想去发点洋财。临走前奶奶苦口婆心的劝她，可她只当做耳旁风。来到上海举目无亲、寸步难行，终于被人贩子卖入了火坑。几年后，她攒了点钱，想回乡与亲人团聚。但她在上海为妓的消息早就传回了老家。她的奶奶和父母听到后痛恨切齿，一见她进门，就用东西扔她。她只得泪汪汪的回上海做妓。杜粉珠在妇女教养所接受改造后，第一次收到发给她的工资，便央求有文化的姐妹替她写信回家。“请告诉我奶奶，这钱是干净钱，多写几句是“干净钱”，请她老人家买点补品吃吃。”
吴月娥被收容后，政府为她治好了性病，教她学习文化和生产技术。经过四年努力，她从一个文盲变成了能写会算的工厂检验员，得了不少奖。可她依然这么胆小，每当查出袜子不合格，只要她听说袜子是正规的“先生”“姑娘”摇的，比她“野鸡”的身份高的多，她就会吓得浑身发抖。有一天，工厂干部叫吴月娥送400打袜子去上海东站托运。她愣住了，“400打袜子，就我们三个收容人员，你们信得过吗？”回来时，她激动的哭了，“车站检验员横一个“同志”，竖一个“同志”叫我们。“同志”是我们这号人配得上叫的吗？车站检验员是国家干部，我们竟然和他们一样成了他们的同志！”
黄阿金是离开妇女教养所首批姐妹之一。她胸佩大红花，喜气洋洋的坐在工人文化宫大礼堂的最前排，迎接这一时刻。黄阿金说自己九岁就当上了童工，从那时就想当一辈子工人。解放后，她不顾老鸨威胁，同十个姐妹一起，坚决洗手不干。解放后不久，手工业协会的同志送了她们十多张工人文化宫的票子。解放前的工人文化宫是东方饭店，是有钱人玩乐的地方，不少受拐骗为娼的妇女在里面受到侮辱。而解放后的工人文化宫，只有劳动人民才能进去。这次黄阿金能来到工人文化宫是多么高兴。可仔细一看，进进出出的人都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派司”（工会会员证），她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自己的红派司。而这一次回归社会，终于如愿以偿的拿到了自己的“红派司”。
这本书的故事大概就写到这里，我的文字是叙述性的，并非描述性的，所以书中很多感人的细节无法包含在这短短6000余字的文章中。特别看到书里写到为走向新生的妇女解决婚姻问题，在报纸上发表《她们为什么会堕落》，一封接一封的来信，说不嫌弃她们的过往，愿意和她们处对象时，真是有点鼻子酸。当然，书里还有着诸多展开改造工作的困难，我也没办法一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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