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争夺的鲁迅与新时代的铁屋
原创 飞剑客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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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年过去了。鲁迅一直都在。那些他曾经与之不懈搏斗、投笔刺向的“罪恶”：旧中国漆黑的“铁屋”里沉沦的人肉宴席，半殖民地的农业社会残留的劣根，以及种种反动力量，它们被其后一轮红色的太阳碾碎，清扫出去；或是借尸还魂，从现代化的阵痛的缝隙里缓慢爬出，如梦魇一样纠缠着当代人的头脑。
自从先生肉身逝去，如同我们给予所有窃火者命运的“礼遇”，大抵是逃脱不了符号化的纪念和符号化忘却的双重命题。进入新世纪以来，曾经的不完美的战士们，都面临历史认识论层面新中国不同时期的断裂、犬儒主义和消费主义浪潮的合流下的重构困境。鲁迅的野草，悬搁在无害之地，轻易地脱离了宏大叙事语境，被抽干成一个刻板中年人的符号，有序地排列在中小学教科书里，随后又传言要退出去；另一方面，人们出于针砭时弊所涌生历史路径依赖，“鲁迅”在今天依然被利用地充当了所谓公知对于特定时代痼疾的想象，这对先生并不公平。
在笔者看来，“鲁迅”不单单是指富有思想艺术的个体存在：即作为一个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塑造众多经典形象的文豪，一个好玩的前朝段子手、奶爸，他本身也是近代以来绝无仅有而又未竟的谱系，仅凭说出“鲁迅”二字，无论在座诸君看不看得惯迅哥儿，他的文字都涤荡在几代中国人的血液里。借齐泽克所言的，他是一个“自在的观念复合体”，因此，理清楚鲁迅与鲁迅之外的“鲁迅”的话语权力的暗夺，并重新整理鲁迅的左翼资源，在笔者看来，不失为对先生的一种真诚的纪念。
鲁迅是如何成为鲁迅的，从我们熟悉的弃医从文，从《摩罗诗力说》里“立意在反抗”，《文化偏至论》的“立人”理想，这是鲁迅为文的起点，此时他是一个热枕的共和主义者与进化论者；尔后鲁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夏瑜血做的药引，见过阿Q，见过袁世凯和张勋的风波，看到革命内骨子里依然是陈旧的，此时他是铁屋子里梦醒的人；鲁迅反复游走在忧愤与渺茫希望中，还是有一堆纠缠不清的疑问，笔上不断解剖自己，笔下是艰难民生，最终在白色恐怖潮后完成左翼运动自觉的转折，正如他的知己瞿秋白在作出最经典的概括：
“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士绅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友人，乃至战士”。
在他去世后，“鲁迅”逐渐演变成了中华民族一个新的历史图腾，一个“现代中国的圣人”。在抗日战争进行时，毛泽东站在当时文化语境的最高阐释领域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是以将“鲁迅”整合收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旗帜下，成为中国新文化前进的方向。
从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肇始，作为“精神界战士”的经典的鲁迅形象被悄然置换，相继与“启蒙者”、“文化巨人”、“反抗绝望”的非经典鲁迅面目出现，并试图重新对接上“五四传统”的血脉，其标志性的事件是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与钱理群的《心灵的探索》的结成，这些研究固然拓宽了对鲁迅的理解，但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的如何被重构，关系到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精神随时代演变过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思想暗潮汹涌下话语的渗透，尤其体现1990年以后，告别革命思潮迭起与更为切近的物质目标盘旋在中国大众的头脑上，主流思想也逐渐淡化疏离了经典性的鲁迅。
互联网时代，如第二段提到的，也正是因为历史认识论上的断裂，在后现代视野下，小资普遍表现出更多厌恶政治化的、主流思想化的鲁迅（然而去政治化鲁迅更像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政治符号），陈丹青之流就疾呼“救救鲁迅”而在网络上蹿红，随后也掀起了一阵“还原鲁迅”的名义解构经典鲁迅的浪潮，互联网是青年人对于应试下堆积起来刻板鲁迅的不满的自留地，同时，商业化的传媒、出版界在顺应资本逻辑下逐力打造一波民国热，不仅悉数出版民国“普遍人性派”的东西，也试图将所谓“批判国民性”的鲁迅收编在一整套个人自由与国家的二元话语体系中。尽管这并不成功。
比起谨慎使用“鲁迅”的自由派（毕竟他们知道鲁迅和他们不是一路子的人），曾被南方系媒体捧为“当代鲁迅”某名赛车手韩寒就曾坦言自己并不喜欢鲁迅，他认为鲁迅没有论战对手诸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大气，这也不奇怪，梁实秋先生与鲁迅论战时有一句名言：“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此话隔着时空的海峡对仗工整了知乎和营销号上的“穷人之所以穷在于不努力”，阿Q传承下的精神赵家人，从没有绝后，以文人精致的面目出现，也难怪鲁迅在资本家“走狗”钱面加了一个“乏”字。
这里需要声明一下，笔者很赞成热爱“鲁迅”的人重新拓宽理解鲁迅的边界，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作为西式新体的发起者还一不小心把白话文小说写到了颠覆，他是大V，论讲故事、撕逼还是抖机灵，我不是针对你，在座的诸位，都是辣鸡！这样的“鲁迅”是属于阅读他且热爱他的人。值得思考的是，鲁迅曾经反感的、如今占据当下文化主要通道（葛兰西说的文化霸权）的小资对于鲁迅的“去左翼化”与“普遍人性化”的符号生产，将原本富有战斗激情和深邃批判力的鲁迅悬置，更有人意欲将其服务于后殖民化阐释，把鲁迅具体语境下的“国人”（鲁迅明显有所指）的帽子娴熟（黔驴技穷）扣用在整体国民之上。
鲁迅：“呵呵哒，我没说过这话。”
作为热爱鲁迅的一枚伪文艺青年、小说创作者，在祛散强加于鲁迅身上后殖民话语的国民性迷思之后，如何延续鲁迅的被搁置的左翼传统以及文艺理念，就显得迫切了，又因为笔者自身眼界局限，只能做些微小的努力。随着具体历史情境斗转星移，鲁迅那个怒其不争、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今已经腾飞了，现代化建设开花结果，一派盛世的景象。鲁迅谱系的批判和创作命题也必须发生转向，换言之，时代的斗争方向变了。我想先生也是会赞成的。
然而先生终究是对“彼岸”存疑的人，他深深明白，即使是在“黄金时代”，也存在三种诉求的激烈对抗，那便是“曾经阔气过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还没阔气的要改革。”当然，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也不能排除有些既得利益阶层要继续做大自己而要求改革的声音。总而言之，在鲁迅看来，社会矛盾和奴役关系在某种结构下不断生产、交织，不断转化，不断再生产。
谁又在不动声色地唤询着秩序天然的合理性呢？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的解释是：“一种剥削和压迫的代理人恰如其分地操纵思想的能力的再生产”，宗教、媒体、学校、家庭这些方面的“思想机器”，无处不在地构成了鲁迅在《自序》提到的“铁屋子”，被唤醒的人只能是更加绝望和痛苦，睁着眼睛窒息而死，还不如不醒来而昏睡——这种逻辑犬儒大行其道并不是偶然。
一方面，资本与技术精英说锻造的铁屋子，同时也意味着新穷人的全面的困境，不仅仅是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工农阶级在经济领域全面沦为弱势，在主流话语中也被集体边缘化，因为不具备消费能力而被自动扫除消费媒体视野(偶尔祭出来赚取一下中产的唏嘘和庆幸)，剩下一个宏大盛世，装饰几根牢骚的鸡毛。
资本控制的思想机器批量生产出后现代状况下的阿Q，他们头上也许没有癞疮疤，面目更加精致，他们像马尔库塞说的“异化的人安详地活在异化的世界”，虽不姓赵也不姓资，却要极力将自身与无产阶级撇清，于他们而言，量身定制的小资幻象和身份焦虑的消费是自主自由的选择。此之谓后现代的精神胜利法。
某种意义上，当青年人主动去揭示当下社会运转下不断转化的奴役关系、剥削关系，即使可能得罪大众也要戳破人为制造的思想幻象，这个时候，他们便不自觉地接近了鲁迅的精神谱系。但这还远远未够。“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且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的，而不是一角的地位”，文学本是有阶级性的，文学也可能是以阶级解放的实践性创作。
鲁迅虽然并未称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于阶级性的问题、政治性的问题、同路人的问题，以及文艺的问题上，却比当今人要拎得清楚。倘若创作者与知识分子自觉与工人、农民隔绝起来，缩进自己的美学世界里报团取暖，就可能潜在地沦为了资本主义的帮闲；资本逻辑下的大众文化，将人们不自觉地卷入在快感标准化的文化工业体系里，两者都能无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作为热爱鲁迅的伪文青，与大家共勉：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
推荐阅读：鲁迅《呐喊·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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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先生肉身逝去，如同我们给予所有窃火者命运的“礼遇”，大抵是逃脱不了符号化的纪念和符号化忘却的双重命题。进入新世纪以来，曾经的不完美的战士们，都面临历史认识论层面新中国不同时期的断裂、犬儒主义和消费主义浪潮的合流下的重构困境。鲁迅的野草，悬搁在无害之地，轻易地脱离了宏大叙事语境，被抽干成一个刻板中年人的符号，有序地排列在中小学教科书里，随后又传言要退出去；另一方面，人们出于针砭时弊所涌生历史路径依赖，“鲁迅”在今天依然被利用地充当了所谓公知对于特定时代痼疾的想象，这对先生并不公平。
在笔者看来，“鲁迅”不单单是指富有思想艺术的个体存在：即作为一个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塑造众多经典形象的文豪，一个好玩的前朝段子手、奶爸，他本身也是近代以来绝无仅有而又未竟的谱系，仅凭说出“鲁迅”二字，无论在座诸君看不看得惯迅哥儿，他的文字都涤荡在几代中国人的血液里。借齐泽克所言的，他是一个“自在的观念复合体”，因此，理清楚鲁迅与鲁迅之外的“鲁迅”的话语权力的暗夺，并重新整理鲁迅的左翼资源，在笔者看来，不失为对先生的一种真诚的纪念。
鲁迅是如何成为鲁迅的，从我们熟悉的弃医从文，从《摩罗诗力说》里“立意在反抗”，《文化偏至论》的“立人”理想，这是鲁迅为文的起点，此时他是一个热枕的共和主义者与进化论者；尔后鲁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夏瑜血做的药引，见过阿Q，见过袁世凯和张勋的风波，看到革命内骨子里依然是陈旧的，此时他是铁屋子里梦醒的人；鲁迅反复游走在忧愤与渺茫希望中，还是有一堆纠缠不清的疑问，笔上不断解剖自己，笔下是艰难民生，最终在白色恐怖潮后完成左翼运动自觉的转折，正如他的知己瞿秋白在作出最经典的概括：
“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士绅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友人，乃至战士”。
在他去世后，“鲁迅”逐渐演变成了中华民族一个新的历史图腾，一个“现代中国的圣人”。在抗日战争进行时，毛泽东站在当时文化语境的最高阐释领域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是以将“鲁迅”整合收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旗帜下，成为中国新文化前进的方向。
从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肇始，作为“精神界战士”的经典的鲁迅形象被悄然置换，相继与“启蒙者”、“文化巨人”、“反抗绝望”的非经典鲁迅面目出现，并试图重新对接上“五四传统”的血脉，其标志性的事件是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与钱理群的《心灵的探索》的结成，这些研究固然拓宽了对鲁迅的理解，但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的如何被重构，关系到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精神随时代演变过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思想暗潮汹涌下话语的渗透，尤其体现1990年以后，告别革命思潮迭起与更为切近的物质目标盘旋在中国大众的头脑上，主流思想也逐渐淡化疏离了经典性的鲁迅。
互联网时代，如第二段提到的，也正是因为历史认识论上的断裂，在后现代视野下，小资普遍表现出更多厌恶政治化的、主流思想化的鲁迅（然而去政治化鲁迅更像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政治符号），陈丹青之流就疾呼“救救鲁迅”而在网络上蹿红，随后也掀起了一阵“还原鲁迅”的名义解构经典鲁迅的浪潮，互联网是青年人对于应试下堆积起来刻板鲁迅的不满的自留地，同时，商业化的传媒、出版界在顺应资本逻辑下逐力打造一波民国热，不仅悉数出版民国“普遍人性派”的东西，也试图将所谓“批判国民性”的鲁迅收编在一整套个人自由与国家的二元话语体系中。尽管这并不成功。
比起谨慎使用“鲁迅”的自由派（毕竟他们知道鲁迅和他们不是一路子的人），曾被南方系媒体捧为“当代鲁迅”某名赛车手韩寒就曾坦言自己并不喜欢鲁迅，他认为鲁迅没有论战对手诸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大气，这也不奇怪，梁实秋先生与鲁迅论战时有一句名言：“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此话隔着时空的海峡对仗工整了知乎和营销号上的“穷人之所以穷在于不努力”，阿Q传承下的精神赵家人，从没有绝后，以文人精致的面目出现，也难怪鲁迅在资本家“走狗”钱面加了一个“乏”字。
这里需要声明一下，笔者很赞成热爱“鲁迅”的人重新拓宽理解鲁迅的边界，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作为西式新体的发起者还一不小心把白话文小说写到了颠覆，他是大V，论讲故事、撕逼还是抖机灵，我不是针对你，在座的诸位，都是辣鸡！这样的“鲁迅”是属于阅读他且热爱他的人。值得思考的是，鲁迅曾经反感的、如今占据当下文化主要通道（葛兰西说的文化霸权）的小资对于鲁迅的“去左翼化”与“普遍人性化”的符号生产，将原本富有战斗激情和深邃批判力的鲁迅悬置，更有人意欲将其服务于后殖民化阐释，把鲁迅具体语境下的“国人”（鲁迅明显有所指）的帽子娴熟（黔驴技穷）扣用在整体国民之上。
鲁迅：“呵呵哒，我没说过这话。”
作为热爱鲁迅的一枚伪文艺青年、小说创作者，在祛散强加于鲁迅身上后殖民话语的国民性迷思之后，如何延续鲁迅的被搁置的左翼传统以及文艺理念，就显得迫切了，又因为笔者自身眼界局限，只能做些微小的努力。随着具体历史情境斗转星移，鲁迅那个怒其不争、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今已经腾飞了，现代化建设开花结果，一派盛世的景象。鲁迅谱系的批判和创作命题也必须发生转向，换言之，时代的斗争方向变了。我想先生也是会赞成的。
然而先生终究是对“彼岸”存疑的人，他深深明白，即使是在“黄金时代”，也存在三种诉求的激烈对抗，那便是“曾经阔气过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还没阔气的要改革。”当然，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也不能排除有些既得利益阶层要继续做大自己而要求改革的声音。总而言之，在鲁迅看来，社会矛盾和奴役关系在某种结构下不断生产、交织，不断转化，不断再生产。
谁又在不动声色地唤询着秩序天然的合理性呢？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的解释是：“一种剥削和压迫的代理人恰如其分地操纵思想的能力的再生产”，宗教、媒体、学校、家庭这些方面的“思想机器”，无处不在地构成了鲁迅在《自序》提到的“铁屋子”，被唤醒的人只能是更加绝望和痛苦，睁着眼睛窒息而死，还不如不醒来而昏睡——这种逻辑犬儒大行其道并不是偶然。
一方面，资本与技术精英说锻造的铁屋子，同时也意味着新穷人的全面的困境，不仅仅是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工农阶级在经济领域全面沦为弱势，在主流话语中也被集体边缘化，因为不具备消费能力而被自动扫除消费媒体视野(偶尔祭出来赚取一下中产的唏嘘和庆幸)，剩下一个宏大盛世，装饰几根牢骚的鸡毛。
资本控制的思想机器批量生产出后现代状况下的阿Q，他们头上也许没有癞疮疤，面目更加精致，他们像马尔库塞说的“异化的人安详地活在异化的世界”，虽不姓赵也不姓资，却要极力将自身与无产阶级撇清，于他们而言，量身定制的小资幻象和身份焦虑的消费是自主自由的选择。此之谓后现代的精神胜利法。
某种意义上，当青年人主动去揭示当下社会运转下不断转化的奴役关系、剥削关系，即使可能得罪大众也要戳破人为制造的思想幻象，这个时候，他们便不自觉地接近了鲁迅的精神谱系。但这还远远未够。“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且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的，而不是一角的地位”，文学本是有阶级性的，文学也可能是以阶级解放的实践性创作。
鲁迅虽然并未称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于阶级性的问题、政治性的问题、同路人的问题，以及文艺的问题上，却比当今人要拎得清楚。倘若创作者与知识分子自觉与工人、农民隔绝起来，缩进自己的美学世界里报团取暖，就可能潜在地沦为了资本主义的帮闲；资本逻辑下的大众文化，将人们不自觉地卷入在快感标准化的文化工业体系里，两者都能无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作为热爱鲁迅的伪文青，与大家共勉：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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