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十月革命的三次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二）
原创 双瞳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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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系列的第二篇。这个系列参考了 马歇尔·范·林登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 等著作
> ，对西方各色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理论关系进行了探讨梳理，后面会继续更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相关著作看下。
** ▽ **
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时期，也就是1917年-1929年，应该可以说的上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黄金年代，虽然俄国革命者所希冀的欧洲无产阶级掀起欧洲共产主义革命并最终使得新生的苏联脱离政治上的孤立这样完美的情况并未出现，但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们终究是依靠战事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度过了新生时期的混乱。此时以“计划”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尚未产生，而后期出现的，并认为苏联的社会形态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概念也并未出现，这个期间，处于单线论支配下的马克思主义争论的主要议题是：
** 发生在俄国的是否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们在政治上是否犯了错误，又或者，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正在变成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
围绕这些议题，最开始的争论便是 ** 考茨基与布尔什维克 **
们的三次争论。作为社民党的精神支柱，考茨基一向是被苏联一脉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反革命份子的，但是其一些论断的的确在1991年被证实了： **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甚至没有持续超过一百年。 **
彼时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还依然沉浸在 ** 纯粹且强大的单线式论述。 **
因此，考茨基的推断看起来还是非常合理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且1917年的俄罗斯不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一场被宣告为“革命”的政变而强行建立的社会主义，只可能导致一个历史上难以接受的，被认定为异化的形态（Salvadori提出苏联实际上是一种“政权”的怪物：它在意识形态上受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控制，但是它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生存关系，而它在政治上建立了专制政体）。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种被认定异化的形态必将是不可持续的，必将在短时间后瓦解，且没有办法自救。根据这个推论，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们把战线拓展的太远，以至于西欧并未出现他们想象中的革命高潮，最终导致布尔什维克们并未使用任何马克思本人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的是单纯的，非民主意义的“专政”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考茨基指出，专政除了马克思意义上的“一种状态”——严格定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一种“政府形式”——这个意味着单纯剥夺反对派公民权。在考茨基看来，这是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 对于考茨基本人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无产阶级占据议会席多数的议会民主。 **
考茨基同时还认为马克思与他有同样的意见：“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于“叛徒考茨基”的，关于俄国革命后的社会不民主的一系列论述，列宁愤怒的反驳到：“外交政策正在受公众，同时受国家解构的指引，它把工人群众直接包括在决策过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指出考茨基这种机械的，把马克思对英国美国的论述照搬到俄国是“非历史”的，甚至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降格为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者”的论述是错误的。
毕竟，1870年英美两国的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存在的形势划等号（无论是英美自身，还是俄国自身，乃至整个世界形势）： _
前垄断资本主义（实际上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其顶点），由于其根本的经济特征，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它最典型的表达，相对而言，它以对和平和自由的最大热爱而著称。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就是仅仅在20世纪才最终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其根本的经济特征，它以对和平和自由的最小喜好，以军国主义的最大和普遍的发展而著称
_ _ 。 _
基本上，列宁和考茨基围绕俄国问题的第一次争论以“苏联吐槽王”列宁狂喷考茨基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公开仆从”而结束， **
然而问题并没有被解决，甚至还延伸了。 **
在第二轮和托洛茨基的交战中，考茨基认为每一个无产阶级的特征都是冲动地寻求尽快摆脱其状况，力求以最短时间推翻资本主义。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笔者此处不得不吐槽，
** 开除左籍和坏嘴巴真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 ** ）写道： **
群众并非本能地向获得指引他们走上发展道路的教义，而宁愿要一种提供规划或者计划的东西，规则或计划的实行，无论情况如何，都可能会结束他们的痛苦。 **
也因此，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即使冒着失去领导权的风险也必须防止这一情况发生。
如果无产阶级过早的夺取了政权，非常有可能发生其他的问题————毕竟剥夺资本是一个简单的权力问题，而 ** 建立起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则十分困难 **
，因为无产阶级相对的缺乏经验和教育（没有或很少有有文化的无产阶级）： **_
“通过长年累月的群众组织已经变得习惯于自愿服从几率和自我管理的无产阶级；而它，最终有足够的只会去区分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区分受过科学教育和有教养的领袖与既无节操又物质上的煽动性政治家类的任务”
_ ** ** 。 ** 因此，没有准备好这些的俄国无产阶级必然会导致一场大混乱作为结局。
对于这些指控，托洛茨基的观点则是尽管俄国无产阶级缺乏经验，但是能够“即使学会并安排每一件事情”。考茨基用了一个关于火车的比喻来反驳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敢于搭乘上一个火车头并让它开动，确信在这个过程中他将“及时学会并安排每一件事情”吗？考茨基指出，托洛茨基的确有可能这么做并学会一切，但是在发生脱轨或者爆炸之前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则成了另一个问题。
** 为了拯救经济和整个社会，一个新的官僚阶级必然会诞生，必然会出现“所有专制主义中最压迫的，俄国曾经有过的那种专制主义。 **
同时，由于旧有的资本主义被摧毁了而新的资本主义渐渐形成，因为时代对社会主义而言还不成熟，新诞生的资本主义只会更糟，新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而是一个以讨价还价和金融投机为主体的特色资本主义。
托洛茨基则用了另一个关于骑马的比喻反驳考茨基的论述，托洛茨基认为一个骑手如果不冒险骑上马是不可能学会骑马的。针对考茨基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过于轻率的夺取政权的观点，托洛茨基提出三个主要观点：
_
人们不应把俄国工业的崩溃归结于布尔什维克，因为真正的原因是内战，外在的封锁等；无产阶级应该在革命以前就学会如何管理社会；布尔什维克没有夺取政权以外的任何选择，这样的想法（布尔什维克轻率地发动革命夺取政权）过于简单化了
_ 。因此，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登上历史舞台。
考茨基则讥讽地反驳自己在学会骑马之前已经和骑手共骑过，并在骑马的过程中与已经会骑马的朋友一起骑（笔者，请问十月革命之前哪有会骑这马的骑手），并且自己已经做体操锻炼过自己的身体。
客观的说，这两者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理论争论，更像是一场文字游戏，因为从今日的眼光来看，两种说法都有其正确性，并且这正确性更是反映出关于十月革命的一个根本性悲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茨基的嘴巴变的越来越臭，他在1925年的《国际与苏维埃俄国》直接宣称苏联政权是国际工人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为此，尼古拉·布哈林不得不长篇大论论述了考茨基本人论述中的矛盾：考茨基一方面承认自1917年之后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土地改革），一方面认为十月革命不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
这里隐含的逻辑是，如果苏维埃国家既不代表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又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布尔什维克权力的社会基础到底在哪呢？如果以该逻辑下最合理的可能来进行推论，唯一的答案又只能是布尔什维克构成了一个新资产阶级。然而这依然无法解决根本上的问题：新统治阶级这一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党员的多数依然是工人和农民，因此不可能成为剥削者，而那一小部分的职业经理人又并不足以构成新的统治阶级。
布哈林的研究虽然指出了考茨基论述的内在矛盾，并为提供单线式理论之外的思路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也并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还隐藏了两个新的假设：
** 如果布尔什维克构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那么他们不得不必然是一个资产阶级，一个金融资本家寡头——一个又是资本主义又是工人国家的怪物； **
** 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构成一个新统治阶级，那么他们必然代表了一个特殊阶级利益的集团。 **
关于社民党与布尔什维克的辩论就讲到这里，读到这里我只想向苏维埃脱帽致敬。 在之后的日子里，以卢森堡，卢卡奇等人围绕这个假设展开了新的辩论，我们以后继续讲。
** 相关阅读： **
[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U3MDI5Mw==&mid=2247486452&idx=1&sn=9df67f5d42db5204429174a7c3c9fb8b&chksm=e8e45eeedf93d7f84fa880a8741eeb400b6f9f5d337158f1b0895e75e185a47e2b6f75797c60&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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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时期，也就是1917年-1929年，应该可以说的上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黄金年代，虽然俄国革命者所希冀的欧洲无产阶级掀起欧洲共产主义革命并最终使得新生的苏联脱离政治上的孤立这样完美的情况并未出现，但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们终究是依靠战事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度过了新生时期的混乱。此时以“计划”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尚未产生，而后期出现的，并认为苏联的社会形态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概念也并未出现，这个期间，处于单线论支配下的马克思主义争论的主要议题是：
** 发生在俄国的是否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们在政治上是否犯了错误，又或者，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正在变成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
围绕这些议题，最开始的争论便是 ** 考茨基与布尔什维克 **
们的三次争论。作为社民党的精神支柱，考茨基一向是被苏联一脉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反革命份子的，但是其一些论断的的确在1991年被证实了： **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甚至没有持续超过一百年。 **
彼时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还依然沉浸在 ** 纯粹且强大的单线式论述。 **
因此，考茨基的推断看起来还是非常合理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且1917年的俄罗斯不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一场被宣告为“革命”的政变而强行建立的社会主义，只可能导致一个历史上难以接受的，被认定为异化的形态（Salvadori提出苏联实际上是一种“政权”的怪物：它在意识形态上受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控制，但是它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生存关系，而它在政治上建立了专制政体）。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种被认定异化的形态必将是不可持续的，必将在短时间后瓦解，且没有办法自救。根据这个推论，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们把战线拓展的太远，以至于西欧并未出现他们想象中的革命高潮，最终导致布尔什维克们并未使用任何马克思本人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的是单纯的，非民主意义的“专政”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考茨基指出，专政除了马克思意义上的“一种状态”——严格定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一种“政府形式”——这个意味着单纯剥夺反对派公民权。在考茨基看来，这是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 对于考茨基本人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无产阶级占据议会席多数的议会民主。 **
考茨基同时还认为马克思与他有同样的意见：“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于“叛徒考茨基”的，关于俄国革命后的社会不民主的一系列论述，列宁愤怒的反驳到：“外交政策正在受公众，同时受国家解构的指引，它把工人群众直接包括在决策过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指出考茨基这种机械的，把马克思对英国美国的论述照搬到俄国是“非历史”的，甚至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降格为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者”的论述是错误的。
毕竟，1870年英美两国的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存在的形势划等号（无论是英美自身，还是俄国自身，乃至整个世界形势）： _
前垄断资本主义（实际上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其顶点），由于其根本的经济特征，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它最典型的表达，相对而言，它以对和平和自由的最大热爱而著称。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就是仅仅在20世纪才最终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其根本的经济特征，它以对和平和自由的最小喜好，以军国主义的最大和普遍的发展而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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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列宁和考茨基围绕俄国问题的第一次争论以“苏联吐槽王”列宁狂喷考茨基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公开仆从”而结束， **
然而问题并没有被解决，甚至还延伸了。 **
在第二轮和托洛茨基的交战中，考茨基认为每一个无产阶级的特征都是冲动地寻求尽快摆脱其状况，力求以最短时间推翻资本主义。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笔者此处不得不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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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即使冒着失去领导权的风险也必须防止这一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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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长年累月的群众组织已经变得习惯于自愿服从几率和自我管理的无产阶级；而它，最终有足够的只会去区分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区分受过科学教育和有教养的领袖与既无节操又物质上的煽动性政治家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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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指控，托洛茨基的观点则是尽管俄国无产阶级缺乏经验，但是能够“即使学会并安排每一件事情”。考茨基用了一个关于火车的比喻来反驳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敢于搭乘上一个火车头并让它开动，确信在这个过程中他将“及时学会并安排每一件事情”吗？考茨基指出，托洛茨基的确有可能这么做并学会一切，但是在发生脱轨或者爆炸之前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则成了另一个问题。
** 为了拯救经济和整个社会，一个新的官僚阶级必然会诞生，必然会出现“所有专制主义中最压迫的，俄国曾经有过的那种专制主义。 **
同时，由于旧有的资本主义被摧毁了而新的资本主义渐渐形成，因为时代对社会主义而言还不成熟，新诞生的资本主义只会更糟，新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而是一个以讨价还价和金融投机为主体的特色资本主义。
托洛茨基则用了另一个关于骑马的比喻反驳考茨基的论述，托洛茨基认为一个骑手如果不冒险骑上马是不可能学会骑马的。针对考茨基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过于轻率的夺取政权的观点，托洛茨基提出三个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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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应把俄国工业的崩溃归结于布尔什维克，因为真正的原因是内战，外在的封锁等；无产阶级应该在革命以前就学会如何管理社会；布尔什维克没有夺取政权以外的任何选择，这样的想法（布尔什维克轻率地发动革命夺取政权）过于简单化了
_ 。因此，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登上历史舞台。
考茨基则讥讽地反驳自己在学会骑马之前已经和骑手共骑过，并在骑马的过程中与已经会骑马的朋友一起骑（笔者，请问十月革命之前哪有会骑这马的骑手），并且自己已经做体操锻炼过自己的身体。
客观的说，这两者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理论争论，更像是一场文字游戏，因为从今日的眼光来看，两种说法都有其正确性，并且这正确性更是反映出关于十月革命的一个根本性悲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茨基的嘴巴变的越来越臭，他在1925年的《国际与苏维埃俄国》直接宣称苏联政权是国际工人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为此，尼古拉·布哈林不得不长篇大论论述了考茨基本人论述中的矛盾：考茨基一方面承认自1917年之后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土地改革），一方面认为十月革命不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
这里隐含的逻辑是，如果苏维埃国家既不代表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又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布尔什维克权力的社会基础到底在哪呢？如果以该逻辑下最合理的可能来进行推论，唯一的答案又只能是布尔什维克构成了一个新资产阶级。然而这依然无法解决根本上的问题：新统治阶级这一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党员的多数依然是工人和农民，因此不可能成为剥削者，而那一小部分的职业经理人又并不足以构成新的统治阶级。
布哈林的研究虽然指出了考茨基论述的内在矛盾，并为提供单线式理论之外的思路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也并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还隐藏了两个新的假设：
** 如果布尔什维克构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那么他们不得不必然是一个资产阶级，一个金融资本家寡头——一个又是资本主义又是工人国家的怪物； **
** 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构成一个新统治阶级，那么他们必然代表了一个特殊阶级利益的集团。 **
关于社民党与布尔什维克的辩论就讲到这里，读到这里我只想向苏维埃脱帽致敬。 在之后的日子里，以卢森堡，卢卡奇等人围绕这个假设展开了新的辩论，我们以后继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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