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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30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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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30 16:00:00
# 国泰裁员，谁之过？——香港作者来信
原创 潮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__ _ _ _ _
** 文 | 奥斯卡 **
2020年10月21日，香港的老牌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宣布裁员8500人，其中包括5300名驻港员工，港龙航空即时停运。国泰航空作为香港的老牌航空公司，其支撑（或者说是垄断）的香港航空业是香港经济的支柱之一，它同时也是香港社会的集体记忆，它的从业人员甚至可以说是香港中产阶级的身份象征之一。
因此，其裁员让现在处于无限期寒冬的香港经济雪上加霜的同时，对香港人的心理也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它意味着，香港的经济和香港人传统的生活模式，可能就要自此衰落萎缩下去。国泰裁员，有人愁，有人因为“求仁得仁”而喜，但我们不应该止步于此，而是要深入探讨国泰裁员这一表象下香港社会的症结。我认为，国泰大规模裁员，表面上是疫情打击航空业的结果，实际上却是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的反华思潮所导致的必然，香港的反华政治和其对新冠疫情的防控其实有着紧密联系，而这点导致弱势的香港政府无力采取科学的防疫政策，从而造成新冠疫情的持续，“通关”遥遥无期，这种情况下国泰航空的裁员便成了一个定局。
从去年新冠疫情开始，无论是港府（主要是因其对黄丝的高度妥协性）还是民众，香港对新冠病毒的防控都体现出以下特点：
**实行“守内虚外”的防控措施。**
对中国内地输入极其积极的防控，远超出内地疫情的发展情况，对境外输入的防控则却没有投放与疫情相当的关注度，从而导致大量防控输入漏洞的出现，包括至今仍为人诟病的海外入境居家隔离。
**比如在香港的第三波疫情刚开始时，舆论第一时间便捕风捉影将其归因于所谓来自内地的"豁免检疫人士"。**
正因如此，香港政府和社会对香港的其他防疫缺陷和防疫方式，包括大规模的检测隔离、方舱医院、社交隔离、个案追踪、针对境外的防输入等等，关注度一直极为不足。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直到七月，香港的日检测量依旧不到三千，完全满足不了防疫和通关的正常需求。**
出现上述情况，原因便在于香港社会中长期存在，在近十年急速发展出来的反华思潮，这种心态在去年彻底地爆发出来，在反修例运动中成为香港社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所以，在疫情防控上，便出现了这么一种逻辑："病毒"就是"内地人"、就是"武汉"，只要隔绝"内地"，就能隔绝"病毒"。**
就我个人经历而言，身边人（甚至包括公卫学院的研究人员）会认为，澳门防疫的成功秘诀就是"向内地封关"（虽然实质上澳门对内地的入境限制远比香港要弱），而不是迅速的进行社交隔离措施，以及内地方面进行防疫上的深度合作堵截病人。
**面对巨大的，来自香港社会与其背后的外国势力的压力，香港政府的态度是妥协的。**
所以香港政府很快就对来自内地的入境者采取十四天隔离措施。但是在第一波疫情期间，香港政府基本没有采取任何如"限聚集""限堂食"等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也并没有积极扩大检测能力，这导致就算是相对轻微的第一波疫情，香港无源头个案的数量也比内地的城市要多，疫情延续时间也比内地武汉外的城市来得长。
对于香港的广大"黄丝"而言，香港对内地的封关，创造了一个隔绝了邪恶肮脏的"内地人"和隔绝了"武汉病毒"的完美世界。没有了笼络不绝的游客，对于留在本地的内地人又可以以疫情为借口自由的歧视（至今公开声明不招待内地人的"黄店"依旧比比皆是）。这可以说是反华主义者的"天堂"。因此，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黄丝"，对通关自然是极为消极以至反对的。
三月以后，因国外疫情爆发和大批感染者涌入香港，香港政府不得不宣布禁止外国人入境并对入境的香港居民采取居家隔离十四天政策。这就意味着，香港实质上进入了断绝对外联系的准"封城"状态。这对于香港依赖对外人流联系的产业来讲，如旅游业、航空业、餐饮业、零售业，是最致命的打击。更可怕的是，这些产业吸纳了香港劳动人口非常大一部分的就业，这些产业的衰退，会导致失业率大幅升高。即便是政府投入了千亿规模的补贴，只要香港不摆脱"封城"状态，这些产业都是永远不可能复苏的。
但问题在于，香港防疫的情感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反华排外的情绪，失去了这一驱动力，香港社会便失去了驱动政府改变政策并采取措施的能力，而其驱动的防疫取向，其本身就不可能是科学的，因此香港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对"非反华性质"的科学防疫措施投放足够的关注、金钱和人力资源。
同一时间，香港社会也因此迅速进入了抗疫疲劳的状态，对防疫措施的执行度大幅下降。在这段时间中，香港最多能达到连续20天的零确诊，但每隔10-20天，就会有社区传播个案出现。
**因为香港始终没有达到连续28天清零的防疫标准，所以中国内地方面对和香港通关，就非常消极。**
第三波疫情前，香港和广东省曾接近达成协议，通过健康码进行互相通关，但是却设有每天3000人的配额，这其实反映了广东省方面对香港防疫政策的不信任。
**在今年五月到六月底这段时间，香港的新冠疫情可以说是接近被消灭，但实际上却一直有零星的病毒传播。**
不过香港政府和民众的态度不是"宜将省用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消灭病毒的传播，而是迅速地放松下来，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在政府层面，"限聚令"被迅速放松下来，从限制4人以上的聚会迅速放宽到室内可以举办50人以上的聚会，而对海员机师的豁免检疫政策更成为了第三波疫情的源头。
在民众层面，普遍认为第二波疫情已经过去，社交隔离已经维持不下去，街上人流笼络不绝，示威骚乱等聚众活动更是东山再起，反对派更在第三波疫情初期，搞了一个导致六十万人聚集投票的所谓"初选。在第三波疫情的高峰，香港政府曾经实施过“堂食禁令”，但不到两天就被解除，原因便在于当时禁止堂食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社会在抗疫需要下可接受的限度，引起的巨大愤怒使港府不得不退缩。
**在这一情况下，尽管和中国内地之间的互相封锁确实破坏了很多人的生活和生计，但是和中国内地的通关需求，并没有成为防疫的驱动力。**
尽管大规模检测和隔离是新冠防疫最核心的根基，香港政府并没有因为通关需求而提高自己的检测能力，以至于容许高达 **2000港币** **一次的新冠检测**
的长期存在，这和深圳河对岸 **不到一百人民币一次的检测** 形成极度鲜明而且强烈的对比。
而针对中国内地入境封锁的稍微放松，却经常被反对派质疑为病毒的潜在来源——在第三波疫情刚开始时，“豁免检疫人士”（在一般的认知中“豁免检疫人士”通常被视为中国内地入境者）就被视为疫情的来源，反对派一开始便以此来质疑疫情是“没有封关”的结果。
**所以，香港政府始终无法确立“清零”的决心。**
**相反地，在第三波疫情出现时，香港的反华情绪却成为了防疫的阻力。**
无论是中央政府提供相关的人力（援港医护及检测人员）和物资（火眼实验室、临时医院等等）的支援，都受到了香港社会一大部分人（也就是所谓的“黄丝”）的强烈反感和抵制——甚至有一些言论说，来自内地的医护人员会来香港“播毒”。
更重要的是，反华排外的情绪不仅体现为对来自中国内地资源的抵制，更体现为对已经在中国内地实践并行之有效地科学抗疫方法的抵制：已经和本土主义者建立不可分割联盟的反对派，散播“中央政府意欲通过全民检测收集香港人DNA，从而进行极权统治”的阴谋论，“台湾只是做了封关和戴口罩这两件事，也控制了疫情”一类的反智言论也四处散播。
**相应地，香港政府面对这些反华宣传和动员，展现出了巨大的软弱性，无力实施强制性的全民检测自不待言，但香港政府在推动自愿性的全民检测（实质上只是“应检尽检”）时，同样处在一个无心也无力的状态，其对自愿性全民检测计划的推广力度相当地弱，甚至都没有在建制组织内进行大规模动员以及强制体制内人员（公务员、纪律部队等等）进行检测。**
其最终的结果是，全香港只有178万人（当时香港常住人口约为740万）接受检测，找到30个隐藏的确诊个案，这就意味着，香港大概还有约90个案隐藏在社区当中传播，而这一批人，不通过强制性的检测是不可能找出来的。
**于是，直到今天，香港仍然隔几天就会出现无源头的确诊个案。**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寻求和中国内地的通关，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香港无法满足中国内地方面严格的防疫要求（就连连续21天无本地确诊个案，香港也做不到）。而香港政府方面也没有诚意去推动和中国内地的通关，反而对外国的“旅游气泡”更感兴趣，于是最近和新加坡达成“旅游气泡”协议。
但是，和尚有疫情的外国搞“旅游气泡”，反而会扩大中国内地当局对香港防疫的不信任，因为个案可能从外国输入香港再输入内地。这一情况下，香港只能维持其实质“封城”的格局，和外国的互通因为疫情依旧在爆发不可能实施，而和中国内地的通关因为香港疫情没有受控而无法实施。这种情况下，香港失去了所有外部人流带来的旅游业、航空业、零售业以及餐饮业的消费，而且接近没有重启的希望。
**国泰航空以及其下属的港龙航空，便是在“封城”下受到最大冲击的企业之一，疫情下每月损失15-20亿港币，在这种情况下，裁员是必然的结果。**
很多中国内地背景的人会认为，国泰航空的大规模裁员，是“求仁得仁”，因为香港航空业从业者大规模地参加了反修例示威，这种说法虽然刻薄，但不无道理。国泰裁员的直接起因是政府对疫情控制不力，但问题在于，是谁创造了一个以反华排外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反科学政治氛围？又是谁创造了一个屡屡对此妥协，从而无法实施科学抗疫政策的弱势政府？这其实不单是香港政府的责任。而国泰航空的员工，从去年的反修例运动到今年要求“全面封关”的示威中，都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它们是令香港的社会氛围走向反华这一过程的重要推动者。
**对于香港的管制而言，当下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尽管国安法的实施控制了反华反政府示威的规模，但是经过去年的反修例示威，香港社会的主导权依旧掌握在被称为“揽炒派”的本土主义者手中，他们形成的巨大意识形态影响依旧阴魂不散，是香港政府戒惧的对象，也是未来动乱的可能源头。**
相应地，和中国内地有紧密联系的人，包括两地工作者、旅游业、零售业、餐饮业、金融业及航空业的从业者、来自内地的移民、在内地有亲戚关系或者生活上深度联系的人，这些人其实数量很多，但在本地的政治中无法形成有意义的力量，很多人甚至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更遑论和“揽炒派”抗衡。
此外，传统建制派的基层基本盘，亦大多受到本土派意识形态的深度影响。问题在于，香港政府越向反华势力妥协，就越不可能实施正确的政策，香港的损失就越会变成滋养反华势力的养分，而和内地有密切关系的群体则愈加衰弱和消极，形成一个施政的恶性循环。相应地，如果毫不妥协地实施正确的政策（比如以通关为核心的防疫政策），受益者将会是全社会，对于基本盘而言，真正受益的他们将会更团结在政府和建制的身旁，更可能可以争取一部分受益于此的反对派和本土派支持者的转向，从而一个真正支持“一国两制”和特区施政的政治阵营才能在社会上重新组建起来，才能形成真正能抗衡“揽炒派”的社会力量。
**而就香港本身来讲，最深远的问题是，香港到底往何处去？**
是断绝和中国内地的联系，还是深化和中国内地的融合，彻底成为中国人民大家庭的一员？这么一个问题，即便在没有新冠疫情的世界里，同样也是适用的，只是新冠疫情放大这一问题的存在。
香港的“封城”，创造了一个没有任何内地游客，可以断绝内地人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的，不会被“侵蚀”的，反华势力眼中的“乌托邦”，而为这么一个“乌托邦”付出代价的却是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轻人自身的未来。香港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其经济运转高度依赖和中国内地的服务贸易，“封城”对服务贸易的毁灭性打击，必然造成大量的失业；更严重的是，即便是和内地“通关”，香港“黄丝”对内地人的厌恶，会让内地和香港的服务贸易难以回到往昔的规模。
香港现在20-24岁劳动人口失业率是20.1%，当香港“封城”状态，以至香港社会一大部分对国家和内地人的敌对持续，只会有更多企业破产，更多人被裁员，而这个数字也只会更高。香港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最有现实性的出路恐怕会是去一河之隔的深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找工作，而更多的人恐怕更没有在内地工作的能力。萎缩的服务贸易、人才的流失、高失业率、以及其带来的政治不稳定性、无力实施政策的弱势政府和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内地人民的恶劣关系，恐怕会成为未来十年香港发展的主线。这就是“乌托邦”的后果。
香港自身，包括香港政府以及所有的香港人，都必须做出选择，是“乌托邦”，还是改变思维定势，重建和中国内地（包括中央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信任和联系？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防疫问题，而是香港在未来怎么选择自身身份的问题。香港可以当一个“乌托邦”，但承受这一选择的后果也只会是香港自身。而重建香港社会和中国内地的信任和联系，并为香港在中国崛起的新时代寻找一个位置，绝对不是一个轻如易举的任务。香港不可能无条件获得中央的支持和信任，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就重新获得内地社会对香港的信任。而寻找一个新角色的任务更是只有香港政府和香港人自身才能承担，
**选择权在所有应该承担责任者的手里。**
作者简介
** 奥斯卡 ** / **** 一个香港人中的异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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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奥斯卡 **
2020年10月21日，香港的老牌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宣布裁员8500人，其中包括5300名驻港员工，港龙航空即时停运。国泰航空作为香港的老牌航空公司，其支撑（或者说是垄断）的香港航空业是香港经济的支柱之一，它同时也是香港社会的集体记忆，它的从业人员甚至可以说是香港中产阶级的身份象征之一。
因此，其裁员让现在处于无限期寒冬的香港经济雪上加霜的同时，对香港人的心理也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它意味着，香港的经济和香港人传统的生活模式，可能就要自此衰落萎缩下去。国泰裁员，有人愁，有人因为“求仁得仁”而喜，但我们不应该止步于此，而是要深入探讨国泰裁员这一表象下香港社会的症结。我认为，国泰大规模裁员，表面上是疫情打击航空业的结果，实际上却是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的反华思潮所导致的必然，香港的反华政治和其对新冠疫情的防控其实有着紧密联系，而这点导致弱势的香港政府无力采取科学的防疫政策，从而造成新冠疫情的持续，“通关”遥遥无期，这种情况下国泰航空的裁员便成了一个定局。
从去年新冠疫情开始，无论是港府（主要是因其对黄丝的高度妥协性）还是民众，香港对新冠病毒的防控都体现出以下特点：
**实行“守内虚外”的防控措施。**
对中国内地输入极其积极的防控，远超出内地疫情的发展情况，对境外输入的防控则却没有投放与疫情相当的关注度，从而导致大量防控输入漏洞的出现，包括至今仍为人诟病的海外入境居家隔离。
**比如在香港的第三波疫情刚开始时，舆论第一时间便捕风捉影将其归因于所谓来自内地的"豁免检疫人士"。**
正因如此，香港政府和社会对香港的其他防疫缺陷和防疫方式，包括大规模的检测隔离、方舱医院、社交隔离、个案追踪、针对境外的防输入等等，关注度一直极为不足。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直到七月，香港的日检测量依旧不到三千，完全满足不了防疫和通关的正常需求。**
出现上述情况，原因便在于香港社会中长期存在，在近十年急速发展出来的反华思潮，这种心态在去年彻底地爆发出来，在反修例运动中成为香港社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所以，在疫情防控上，便出现了这么一种逻辑："病毒"就是"内地人"、就是"武汉"，只要隔绝"内地"，就能隔绝"病毒"。**
就我个人经历而言，身边人（甚至包括公卫学院的研究人员）会认为，澳门防疫的成功秘诀就是"向内地封关"（虽然实质上澳门对内地的入境限制远比香港要弱），而不是迅速的进行社交隔离措施，以及内地方面进行防疫上的深度合作堵截病人。
**面对巨大的，来自香港社会与其背后的外国势力的压力，香港政府的态度是妥协的。**
所以香港政府很快就对来自内地的入境者采取十四天隔离措施。但是在第一波疫情期间，香港政府基本没有采取任何如"限聚集""限堂食"等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也并没有积极扩大检测能力，这导致就算是相对轻微的第一波疫情，香港无源头个案的数量也比内地的城市要多，疫情延续时间也比内地武汉外的城市来得长。
对于香港的广大"黄丝"而言，香港对内地的封关，创造了一个隔绝了邪恶肮脏的"内地人"和隔绝了"武汉病毒"的完美世界。没有了笼络不绝的游客，对于留在本地的内地人又可以以疫情为借口自由的歧视（至今公开声明不招待内地人的"黄店"依旧比比皆是）。这可以说是反华主义者的"天堂"。因此，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黄丝"，对通关自然是极为消极以至反对的。
三月以后，因国外疫情爆发和大批感染者涌入香港，香港政府不得不宣布禁止外国人入境并对入境的香港居民采取居家隔离十四天政策。这就意味着，香港实质上进入了断绝对外联系的准"封城"状态。这对于香港依赖对外人流联系的产业来讲，如旅游业、航空业、餐饮业、零售业，是最致命的打击。更可怕的是，这些产业吸纳了香港劳动人口非常大一部分的就业，这些产业的衰退，会导致失业率大幅升高。即便是政府投入了千亿规模的补贴，只要香港不摆脱"封城"状态，这些产业都是永远不可能复苏的。
但问题在于，香港防疫的情感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反华排外的情绪，失去了这一驱动力，香港社会便失去了驱动政府改变政策并采取措施的能力，而其驱动的防疫取向，其本身就不可能是科学的，因此香港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对"非反华性质"的科学防疫措施投放足够的关注、金钱和人力资源。
同一时间，香港社会也因此迅速进入了抗疫疲劳的状态，对防疫措施的执行度大幅下降。在这段时间中，香港最多能达到连续20天的零确诊，但每隔10-20天，就会有社区传播个案出现。
**因为香港始终没有达到连续28天清零的防疫标准，所以中国内地方面对和香港通关，就非常消极。**
第三波疫情前，香港和广东省曾接近达成协议，通过健康码进行互相通关，但是却设有每天3000人的配额，这其实反映了广东省方面对香港防疫政策的不信任。
**在今年五月到六月底这段时间，香港的新冠疫情可以说是接近被消灭，但实际上却一直有零星的病毒传播。**
不过香港政府和民众的态度不是"宜将省用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消灭病毒的传播，而是迅速地放松下来，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在政府层面，"限聚令"被迅速放松下来，从限制4人以上的聚会迅速放宽到室内可以举办50人以上的聚会，而对海员机师的豁免检疫政策更成为了第三波疫情的源头。
在民众层面，普遍认为第二波疫情已经过去，社交隔离已经维持不下去，街上人流笼络不绝，示威骚乱等聚众活动更是东山再起，反对派更在第三波疫情初期，搞了一个导致六十万人聚集投票的所谓"初选。在第三波疫情的高峰，香港政府曾经实施过“堂食禁令”，但不到两天就被解除，原因便在于当时禁止堂食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社会在抗疫需要下可接受的限度，引起的巨大愤怒使港府不得不退缩。
**在这一情况下，尽管和中国内地之间的互相封锁确实破坏了很多人的生活和生计，但是和中国内地的通关需求，并没有成为防疫的驱动力。**
尽管大规模检测和隔离是新冠防疫最核心的根基，香港政府并没有因为通关需求而提高自己的检测能力，以至于容许高达 **2000港币** **一次的新冠检测**
的长期存在，这和深圳河对岸 **不到一百人民币一次的检测** 形成极度鲜明而且强烈的对比。
而针对中国内地入境封锁的稍微放松，却经常被反对派质疑为病毒的潜在来源——在第三波疫情刚开始时，“豁免检疫人士”（在一般的认知中“豁免检疫人士”通常被视为中国内地入境者）就被视为疫情的来源，反对派一开始便以此来质疑疫情是“没有封关”的结果。
**所以，香港政府始终无法确立“清零”的决心。**
**相反地，在第三波疫情出现时，香港的反华情绪却成为了防疫的阻力。**
无论是中央政府提供相关的人力（援港医护及检测人员）和物资（火眼实验室、临时医院等等）的支援，都受到了香港社会一大部分人（也就是所谓的“黄丝”）的强烈反感和抵制——甚至有一些言论说，来自内地的医护人员会来香港“播毒”。
更重要的是，反华排外的情绪不仅体现为对来自中国内地资源的抵制，更体现为对已经在中国内地实践并行之有效地科学抗疫方法的抵制：已经和本土主义者建立不可分割联盟的反对派，散播“中央政府意欲通过全民检测收集香港人DNA，从而进行极权统治”的阴谋论，“台湾只是做了封关和戴口罩这两件事，也控制了疫情”一类的反智言论也四处散播。
**相应地，香港政府面对这些反华宣传和动员，展现出了巨大的软弱性，无力实施强制性的全民检测自不待言，但香港政府在推动自愿性的全民检测（实质上只是“应检尽检”）时，同样处在一个无心也无力的状态，其对自愿性全民检测计划的推广力度相当地弱，甚至都没有在建制组织内进行大规模动员以及强制体制内人员（公务员、纪律部队等等）进行检测。**
其最终的结果是，全香港只有178万人（当时香港常住人口约为740万）接受检测，找到30个隐藏的确诊个案，这就意味着，香港大概还有约90个案隐藏在社区当中传播，而这一批人，不通过强制性的检测是不可能找出来的。
**于是，直到今天，香港仍然隔几天就会出现无源头的确诊个案。**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寻求和中国内地的通关，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香港无法满足中国内地方面严格的防疫要求（就连连续21天无本地确诊个案，香港也做不到）。而香港政府方面也没有诚意去推动和中国内地的通关，反而对外国的“旅游气泡”更感兴趣，于是最近和新加坡达成“旅游气泡”协议。
但是，和尚有疫情的外国搞“旅游气泡”，反而会扩大中国内地当局对香港防疫的不信任，因为个案可能从外国输入香港再输入内地。这一情况下，香港只能维持其实质“封城”的格局，和外国的互通因为疫情依旧在爆发不可能实施，而和中国内地的通关因为香港疫情没有受控而无法实施。这种情况下，香港失去了所有外部人流带来的旅游业、航空业、零售业以及餐饮业的消费，而且接近没有重启的希望。
**国泰航空以及其下属的港龙航空，便是在“封城”下受到最大冲击的企业之一，疫情下每月损失15-20亿港币，在这种情况下，裁员是必然的结果。**
很多中国内地背景的人会认为，国泰航空的大规模裁员，是“求仁得仁”，因为香港航空业从业者大规模地参加了反修例示威，这种说法虽然刻薄，但不无道理。国泰裁员的直接起因是政府对疫情控制不力，但问题在于，是谁创造了一个以反华排外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反科学政治氛围？又是谁创造了一个屡屡对此妥协，从而无法实施科学抗疫政策的弱势政府？这其实不单是香港政府的责任。而国泰航空的员工，从去年的反修例运动到今年要求“全面封关”的示威中，都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它们是令香港的社会氛围走向反华这一过程的重要推动者。
**对于香港的管制而言，当下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尽管国安法的实施控制了反华反政府示威的规模，但是经过去年的反修例示威，香港社会的主导权依旧掌握在被称为“揽炒派”的本土主义者手中，他们形成的巨大意识形态影响依旧阴魂不散，是香港政府戒惧的对象，也是未来动乱的可能源头。**
相应地，和中国内地有紧密联系的人，包括两地工作者、旅游业、零售业、餐饮业、金融业及航空业的从业者、来自内地的移民、在内地有亲戚关系或者生活上深度联系的人，这些人其实数量很多，但在本地的政治中无法形成有意义的力量，很多人甚至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更遑论和“揽炒派”抗衡。
此外，传统建制派的基层基本盘，亦大多受到本土派意识形态的深度影响。问题在于，香港政府越向反华势力妥协，就越不可能实施正确的政策，香港的损失就越会变成滋养反华势力的养分，而和内地有密切关系的群体则愈加衰弱和消极，形成一个施政的恶性循环。相应地，如果毫不妥协地实施正确的政策（比如以通关为核心的防疫政策），受益者将会是全社会，对于基本盘而言，真正受益的他们将会更团结在政府和建制的身旁，更可能可以争取一部分受益于此的反对派和本土派支持者的转向，从而一个真正支持“一国两制”和特区施政的政治阵营才能在社会上重新组建起来，才能形成真正能抗衡“揽炒派”的社会力量。
**而就香港本身来讲，最深远的问题是，香港到底往何处去？**
是断绝和中国内地的联系，还是深化和中国内地的融合，彻底成为中国人民大家庭的一员？这么一个问题，即便在没有新冠疫情的世界里，同样也是适用的，只是新冠疫情放大这一问题的存在。
香港的“封城”，创造了一个没有任何内地游客，可以断绝内地人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的，不会被“侵蚀”的，反华势力眼中的“乌托邦”，而为这么一个“乌托邦”付出代价的却是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轻人自身的未来。香港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其经济运转高度依赖和中国内地的服务贸易，“封城”对服务贸易的毁灭性打击，必然造成大量的失业；更严重的是，即便是和内地“通关”，香港“黄丝”对内地人的厌恶，会让内地和香港的服务贸易难以回到往昔的规模。
香港现在20-24岁劳动人口失业率是20.1%，当香港“封城”状态，以至香港社会一大部分对国家和内地人的敌对持续，只会有更多企业破产，更多人被裁员，而这个数字也只会更高。香港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最有现实性的出路恐怕会是去一河之隔的深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找工作，而更多的人恐怕更没有在内地工作的能力。萎缩的服务贸易、人才的流失、高失业率、以及其带来的政治不稳定性、无力实施政策的弱势政府和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内地人民的恶劣关系，恐怕会成为未来十年香港发展的主线。这就是“乌托邦”的后果。
香港自身，包括香港政府以及所有的香港人，都必须做出选择，是“乌托邦”，还是改变思维定势，重建和中国内地（包括中央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信任和联系？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防疫问题，而是香港在未来怎么选择自身身份的问题。香港可以当一个“乌托邦”，但承受这一选择的后果也只会是香港自身。而重建香港社会和中国内地的信任和联系，并为香港在中国崛起的新时代寻找一个位置，绝对不是一个轻如易举的任务。香港不可能无条件获得中央的支持和信任，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就重新获得内地社会对香港的信任。而寻找一个新角色的任务更是只有香港政府和香港人自身才能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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