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保思潮的实质是什么？
原创 acel rovsion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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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动保，动物平权相关的话题是伴随整个生态主义思潮和政治实践展开的，这个过程在受影响的国家不仅仅形成了实体的政治组织，并植入了整体的政治议程中。所以从当代的政治语境来说，无论立场与否它是一个常置的议程，这是一个关于理由和辩护的问题。而没有经过生态主义政治运动的地区，是小范围次文化圈由于文化消费的流出（伴侣动物的爱好等等）开始从集体情感的意义上接触到这类政治诉求，然后再试图获得主流的承认以及道德延展的问题。这两者的处境本身不一样。
而从西方社会形成的常置的动物保护以至于动物赋权的伦理语境实际上更类似于理查·罗蒂 [1]
描述的“政治的”或者“政治实践”形成的政治诉求实践。生态主义本身的内容只是知道纲领。当然，由于生态话题本身具备共情的特性，你也可以拿情绪主义伦理学来给自己辩护。
[1] 理查 · 罗蒂，美国哲学家，早期投身分期哲学领域，后期转向新实用主义，《哲学与自然之镜》。
而对于动物保护的伦理学来说，他和主流伦理学探讨还是有很大区别，他的主张性大于其证成性。所以单纯自我辩护而不是学术探讨的话，其实生态伦理学没有以上两者好用。
基本上包括以下进路。
1，要么承认设置某种普遍的道德主体或者认为动物和人共通某种主体性。这一进路包括，彼得·辛格 [2]
从功利主义引入的“苦乐原则“，动物弱势具备苦乐的感知能力就必要将其视作具备道德情感的能力，那么动物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被后赋为合理性。而玛莎·娜斯鲍姆 [3]
在《超越同情与人道;非人动物的正义》里的论证中把动物权利纳入“能力正义“的考察范围，动物若是从这种角度具备能够实践良善功能的实践能力。当然这个设置实际上，也设置了某些门槛并承认了人类干涉下的评价体系。而汤姆·雷根
[4]
将动物存在看作是其目的本身，是“固有价值”的存在物，从而考量个体的内在价值。那么“一切拥有天赋价值的存在物都同等的拥有它，而不管这些存在物是不是人这一动物”。但实际上，此类的工作是在对于人类形成的道德共同体或社群进行一定程度的延展。
[2]彼得·辛格，澳大利亚著名伦理学家， 现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虚大学哲学系，《动物解放》。
[3] 玛莎·娜斯鲍姆，美国伦理学家，现执教于芝加哥大学。
[4] 汤姆·雷根，美国哲学家，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动物权利研究》。
2，把自然本身作为一个善目的存在依据看待。这一进路包括，P.Taylor [5]
强调的是自然整体性，于是自然及其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内在价值，而内在价值界定为生物有机体的本身目的和自然整体的善好。奥尔多·利奥波德 [6]
和阿恩·奈斯是把土地或者整个生态系统置于人类存在之上，扩展出了一个高秩序（High-
Order）的共同体，那么人类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自然也得和其他成员平等咯，并实践这种共同体价值。还有一类是罗尔斯顿 [8]
的辩护，是传统主流伦理学中调和个人价值和客观价值的进路，简而言之是把两者视作一种进阶。即某些自然情景本身是具备伦理价值的，这种价值可以被个人主观视角识别，但同样也可以从客观属性去推导，于是就区分了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分野，即前者是将存在物视作手段的价值，而内在价值是指那些能在自身中发现价值而无须借助其他参照物的事物。这样的话，生态伦理本身就是一个自然价值基础上的扩展过程，自然价值的设置如同一个知性世界一般给所有自然存在物以道德依据。
[5]paul w taylor，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生态伦理学研究者，
[6] 奥尔多·利奥波德，美国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
[7] 阿恩·奈斯， 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教授，创立生态智慧学。
[8] 罗尔斯顿，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哲学教授， 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被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 ， 继承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
3，还有一种是强调某种不可接受的否定性现实的，使用批判理论的进路。 詹姆斯·奥康纳
将马克思主义中摘取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形成的危机论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剥削性来扩展给整个生态系统。那么晚期资本主义本身的生产关系并非是对自然世界的占有而是和对生态自主性一样的剥削，“人化自然”变成了自然本身被人造社会机器来边缘化。并且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危机是有并发因素的，比如环境问题与地区发展不平衡有关，后发国家为了获得先发国家的资本流入和市场换生产，使得长期生态资源处于被剥削状态。而同样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极端扩张性的逻辑结构，过剩生产和人造短缺对于生态的占有处于非可持续性的状态。那么动物保护和赋权自然是反资本主义运作中的各路运动的一部分咯。
[9] 詹姆斯·奥康纳，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现任圣克鲁斯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教授。
当然，这个进路还有一些朴素的思路，“自然妈妈”之类的带有生态主义逻辑的修辞性文章。比如当年让我感觉肉疼的《敬畏自然》一文。
前两者严格来说都和亚里士多德传统有点关系。但是引用托马斯·内格尔 [10]
的框架来论述的话伦理论述前提的规定中，起码包括两类区分，行为者相关的（agent-relative）和中立于行为者的（agent-neutral）。
[10] 托马斯·内格尔， 美国哲学家，代表作有《利他主义的可能性》、《人的问题》、《理性的权威》等。主要领域为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心灵哲学。
而对于刻意调和个人自然价值和所谓自然整体性价值都会面临斯坎伦 [11]
的诘问。调解主观的立场和客观的立场时，某种程度的分裂（dissociation）是不可避免的。愿望和偏爱的满足不可能具有完全一般的非个人价值（impersonal
value），此时作为总体预设的自然价值似乎是无法准确定义的。
[11] 托马斯 . M.斯坎伦，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自然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哲学。
而强调主体性具备某种共同性的问题在于主体性（Autonomy）是否可以用作同一的标准来进行辩护，这有很多矛盾。比如说，假设我们以给弱势群体赋权的方式来保证的动物的主体性，那么动物是否可以作为“理性权责主体”或者“完全民事主体”出现呢（即使援引契约论来辩护，动物与人能够作为政治缔约关系么）？就算是以苦乐条件为标准，那种程度的苦乐或者心理学描述的苦乐是可以被纳入道德共同体的?显然植物的“苦乐”反应和动物的不同，不同动物自己的苦乐反应也不会相同，但都依赖于人类语言的某种函项去指称它，甚至是人类去观察定义的。如果不能明确，这里辩护的主体性（Autonomy）又何在呢，这种辩护策略是值得质疑的。
（图为电影惊变28天，动保人士因为解救变异猩猩导致人类受到感染）
而从能力正义的角度来说，如果某些动物在公共观察中没有我们预设的某些能力（比如自存意识），那么是否某些动物会排出在能力正义框架之外了。这样的话并没有消除人类中心主义，是而人类道德共同体扩展介入了人为语言定义的“动物秩序”之中，并且从价值基础上依然是人类作为行动者中心的道德评价。
而如果存在物拥有以自身为目的领有天赋价值，那么从实践上，动物是否具备同样的实践理性来进行自我立法。如果这个价值并非实践理性的构成性原则，天赋价值类似于某种程度客观善，而是某种自然主义伦理学，那么就会面临摩尔
[12] 的自然主义谬误的诘问---自然存在物和善客体的关系被混淆，也混淆了是和应当（ought to）的关系。
[12] 乔治·爱德华·摩尔， 英国 哲学 家，属于 分析哲学 学派，主要贡献为 伦理学 。
而假设生态系统和土地系统本身是作为更高秩序的道德系统，人类要作为平等的系统成员与动物平等，这是个共同体内的行动者理论。那么首先要辩护生态系统承载的道德主体是什么。同样还要从规范的实在论（normative
realism）视角去界定“自然性”或者“价值性”这种可以独立用作道德命题并用于伦理推证的基本理由本身框架是个行动者视角。但是“自然性”或者“自然事件”在这里似乎又被认定为客观视角的价值实体。
以上诘问实际上导致在个人的观点中，大部分生态伦理学实际上更多能够辩护“动物福利”但是不能辩护权利观框架下动物赋权。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很难逃开人类作为道德主体或者行动者主体这一个前提预设，所以，我们有意无意地诉诸成了一种道德延展主义去扩展动物到人类评价体系中。那么反虐杀等人类道德观才得以延展到动物对待上，并没有动物有主体的权利观可供缔约。这种道德延展主义，区分了两种合理性（rationally
required）即“理性上允许的和理性上必须的，但更多选取后者。
所以我个人观点而言，完全用生态伦理学去辩护动物平权本身是不完备的。从某种角度来说， 理查·罗蒂
的实用主义其实也许反而是最好辩护动物平权或者赋权运动的，政治表达和公共政治议程将动物平权诉求，并且这种新的公共政治形成道德共同体把动物福利列作一种二阶的道德秩序和良善生活的一种形式，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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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动保，动物平权相关的话题是伴随整个生态主义思潮和政治实践展开的，这个过程在受影响的国家不仅仅形成了实体的政治组织，并植入了整体的政治议程中。所以从当代的政治语境来说，无论立场与否它是一个常置的议程，这是一个关于理由和辩护的问题。而没有经过生态主义政治运动的地区，是小范围次文化圈由于文化消费的流出（伴侣动物的爱好等等）开始从集体情感的意义上接触到这类政治诉求，然后再试图获得主流的承认以及道德延展的问题。这两者的处境本身不一样。
而从西方社会形成的常置的动物保护以至于动物赋权的伦理语境实际上更类似于理查·罗蒂 [1]
描述的“政治的”或者“政治实践”形成的政治诉求实践。生态主义本身的内容只是知道纲领。当然，由于生态话题本身具备共情的特性，你也可以拿情绪主义伦理学来给自己辩护。
[1] 理查 · 罗蒂，美国哲学家，早期投身分期哲学领域，后期转向新实用主义，《哲学与自然之镜》。
而对于动物保护的伦理学来说，他和主流伦理学探讨还是有很大区别，他的主张性大于其证成性。所以单纯自我辩护而不是学术探讨的话，其实生态伦理学没有以上两者好用。
基本上包括以下进路。
1，要么承认设置某种普遍的道德主体或者认为动物和人共通某种主体性。这一进路包括，彼得·辛格 [2]
从功利主义引入的“苦乐原则“，动物弱势具备苦乐的感知能力就必要将其视作具备道德情感的能力，那么动物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被后赋为合理性。而玛莎·娜斯鲍姆 [3]
在《超越同情与人道;非人动物的正义》里的论证中把动物权利纳入“能力正义“的考察范围，动物若是从这种角度具备能够实践良善功能的实践能力。当然这个设置实际上，也设置了某些门槛并承认了人类干涉下的评价体系。而汤姆·雷根
[4]
将动物存在看作是其目的本身，是“固有价值”的存在物，从而考量个体的内在价值。那么“一切拥有天赋价值的存在物都同等的拥有它，而不管这些存在物是不是人这一动物”。但实际上，此类的工作是在对于人类形成的道德共同体或社群进行一定程度的延展。
[2]彼得·辛格，澳大利亚著名伦理学家， 现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虚大学哲学系，《动物解放》。
[3] 玛莎·娜斯鲍姆，美国伦理学家，现执教于芝加哥大学。
[4] 汤姆·雷根，美国哲学家，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动物权利研究》。
2，把自然本身作为一个善目的存在依据看待。这一进路包括，P.Taylor [5]
强调的是自然整体性，于是自然及其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内在价值，而内在价值界定为生物有机体的本身目的和自然整体的善好。奥尔多·利奥波德 [6]
和阿恩·奈斯是把土地或者整个生态系统置于人类存在之上，扩展出了一个高秩序（High-
Order）的共同体，那么人类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自然也得和其他成员平等咯，并实践这种共同体价值。还有一类是罗尔斯顿 [8]
的辩护，是传统主流伦理学中调和个人价值和客观价值的进路，简而言之是把两者视作一种进阶。即某些自然情景本身是具备伦理价值的，这种价值可以被个人主观视角识别，但同样也可以从客观属性去推导，于是就区分了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分野，即前者是将存在物视作手段的价值，而内在价值是指那些能在自身中发现价值而无须借助其他参照物的事物。这样的话，生态伦理本身就是一个自然价值基础上的扩展过程，自然价值的设置如同一个知性世界一般给所有自然存在物以道德依据。
[5]paul w taylor，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生态伦理学研究者，
[6] 奥尔多·利奥波德，美国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
[7] 阿恩·奈斯， 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教授，创立生态智慧学。
[8] 罗尔斯顿，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哲学教授， 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被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 ， 继承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
3，还有一种是强调某种不可接受的否定性现实的，使用批判理论的进路。 詹姆斯·奥康纳
将马克思主义中摘取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形成的危机论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剥削性来扩展给整个生态系统。那么晚期资本主义本身的生产关系并非是对自然世界的占有而是和对生态自主性一样的剥削，“人化自然”变成了自然本身被人造社会机器来边缘化。并且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危机是有并发因素的，比如环境问题与地区发展不平衡有关，后发国家为了获得先发国家的资本流入和市场换生产，使得长期生态资源处于被剥削状态。而同样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极端扩张性的逻辑结构，过剩生产和人造短缺对于生态的占有处于非可持续性的状态。那么动物保护和赋权自然是反资本主义运作中的各路运动的一部分咯。
[9] 詹姆斯·奥康纳，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现任圣克鲁斯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教授。
当然，这个进路还有一些朴素的思路，“自然妈妈”之类的带有生态主义逻辑的修辞性文章。比如当年让我感觉肉疼的《敬畏自然》一文。
前两者严格来说都和亚里士多德传统有点关系。但是引用托马斯·内格尔 [10]
的框架来论述的话伦理论述前提的规定中，起码包括两类区分，行为者相关的（agent-relative）和中立于行为者的（agent-neutral）。
[10] 托马斯·内格尔， 美国哲学家，代表作有《利他主义的可能性》、《人的问题》、《理性的权威》等。主要领域为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心灵哲学。
而对于刻意调和个人自然价值和所谓自然整体性价值都会面临斯坎伦 [11]
的诘问。调解主观的立场和客观的立场时，某种程度的分裂（dissociation）是不可避免的。愿望和偏爱的满足不可能具有完全一般的非个人价值（impersonal
value），此时作为总体预设的自然价值似乎是无法准确定义的。
[11] 托马斯 . M.斯坎伦，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自然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哲学。
而强调主体性具备某种共同性的问题在于主体性（Autonomy）是否可以用作同一的标准来进行辩护，这有很多矛盾。比如说，假设我们以给弱势群体赋权的方式来保证的动物的主体性，那么动物是否可以作为“理性权责主体”或者“完全民事主体”出现呢（即使援引契约论来辩护，动物与人能够作为政治缔约关系么）？就算是以苦乐条件为标准，那种程度的苦乐或者心理学描述的苦乐是可以被纳入道德共同体的?显然植物的“苦乐”反应和动物的不同，不同动物自己的苦乐反应也不会相同，但都依赖于人类语言的某种函项去指称它，甚至是人类去观察定义的。如果不能明确，这里辩护的主体性（Autonomy）又何在呢，这种辩护策略是值得质疑的。
（图为电影惊变28天，动保人士因为解救变异猩猩导致人类受到感染）
而从能力正义的角度来说，如果某些动物在公共观察中没有我们预设的某些能力（比如自存意识），那么是否某些动物会排出在能力正义框架之外了。这样的话并没有消除人类中心主义，是而人类道德共同体扩展介入了人为语言定义的“动物秩序”之中，并且从价值基础上依然是人类作为行动者中心的道德评价。
而如果存在物拥有以自身为目的领有天赋价值，那么从实践上，动物是否具备同样的实践理性来进行自我立法。如果这个价值并非实践理性的构成性原则，天赋价值类似于某种程度客观善，而是某种自然主义伦理学，那么就会面临摩尔
[12] 的自然主义谬误的诘问---自然存在物和善客体的关系被混淆，也混淆了是和应当（ought to）的关系。
[12] 乔治·爱德华·摩尔， 英国 哲学 家，属于 分析哲学 学派，主要贡献为 伦理学 。
而假设生态系统和土地系统本身是作为更高秩序的道德系统，人类要作为平等的系统成员与动物平等，这是个共同体内的行动者理论。那么首先要辩护生态系统承载的道德主体是什么。同样还要从规范的实在论（normative
realism）视角去界定“自然性”或者“价值性”这种可以独立用作道德命题并用于伦理推证的基本理由本身框架是个行动者视角。但是“自然性”或者“自然事件”在这里似乎又被认定为客观视角的价值实体。
以上诘问实际上导致在个人的观点中，大部分生态伦理学实际上更多能够辩护“动物福利”但是不能辩护权利观框架下动物赋权。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很难逃开人类作为道德主体或者行动者主体这一个前提预设，所以，我们有意无意地诉诸成了一种道德延展主义去扩展动物到人类评价体系中。那么反虐杀等人类道德观才得以延展到动物对待上，并没有动物有主体的权利观可供缔约。这种道德延展主义，区分了两种合理性（rationally
required）即“理性上允许的和理性上必须的，但更多选取后者。
所以我个人观点而言，完全用生态伦理学去辩护动物平权本身是不完备的。从某种角度来说， 理查·罗蒂
的实用主义其实也许反而是最好辩护动物平权或者赋权运动的，政治表达和公共政治议程将动物平权诉求，并且这种新的公共政治形成道德共同体把动物福利列作一种二阶的道德秩序和良善生活的一种形式，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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