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为什么会执着于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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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新说（十五） ** **
作者 | 罗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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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圣诞节了，这忍不住让人想起，七十年前的长津湖畔，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平安夜里，穿着单薄的衣裤，装备简陋的志愿军，居然重创了美军。
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正面战场上，彻底击败了西方强国。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绝不是到底该不该过平安夜的问题，而是想讨论另外一个更有趣的话题，中国历史上那些武功赫赫的朝代，和如今共和国的建立过程，居然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地理关联，一个是陕西，一个是东北，为什么呢？
** 因为在中国，得陕西得中原，得东北得天下。 **
你看汉朝的创立者刘邦，虽然是个江苏人，但他能够打败项羽，赢得天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掌握了关中平原。
创建隋唐的关陇军事集团，大部分人都有鲜卑族血统，而鲜卑族起源于大兴安岭，属于东北的少数民族，这是他们军事能力强大的关键。
隋唐后来能一统天下，也是因为占据了陕西。
至于清代，满族人更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他们为中国打下了最辽阔的领土，虽然后来有点疲软，但早期绝对是英姿勃发。
而我们今天这个共和国的建立过程，和前面这些鼎盛的朝代，有个惊人的巧合，也是根基在陕西，武力靠东北。
红军虽然崛起于江西，但那里似乎不是龙兴之地，所以红军没能抗住五次围剿，被迫长征。
毛泽东带领红军，一路艰苦卓绝地来到了延安，依然没有摆脱被国民党重重包围的险境，而西征军的失败，更是让红军岌岌可危。
谁知恰在此时，发生了西安事变，这才有了国共合作，让共产党有了喘息的机会，在延安扎住了根基，这才能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成功地开枝散叶，发展壮大。
如果让风水先生来解释这件事，他会告诉你，那是因为陕西是中国地理的龙头，谁占了龙头，谁自然就会有意外之喜，好运连连。
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派出手下第一猛将林彪，去争夺东北，虽然一度被国民党压到了东北的边边角角上，但就是在这里，林彪发明了著名的六个战术原则，用三三制对部队进行了重整，让解放军在战术层面上，从此遥遥领先。
靠着这支脱胎换骨的铁军，林彪打赢了辽沈战役，随后带领百万雄师，浩浩荡荡地入关，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如果同样让风水先生来解释这件事，他会告诉你东北是中国的龙尾，力之所在，龙尾一扫，天下自定。
虽然我们不必对这些玄学较真，但是汉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而它们的诞生，竟然和今天共和国的建立，有着某种神秘的巧合，难免总是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更让人惊讶的在于，这两个朝代，都是儒家思想，眼看着就要走向边缘化的时候，突然又浴火重生了。
如果说汉代的儒家思想，是靠着董仲舒对传统理论的创新，重回了正统，那么唐代则是因为儒家走向了国际化，再获新生。
前面我们讲了，儒学在东汉时期，越走越偏，不仅仅变成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工具，而且还在理论上向神学靠拢，试图和谶纬学说这个巫术结合起来，弥补自身存在的缺陷。
但这个努力，受到了新传入中原的外来思想，佛教的冲击。
特别是佛学精妙的思想体系，让谶纬学说，在逻辑上越来越难站住脚，渐渐被上层精英们所抛弃。
从公元三百多年开始，地球逐渐进入了小冰河时期，气候变化引发了粮食减产，灾荒连连，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开始纷纷南侵。
人类恰好又在此时，发明了金属马镫和高桥马鞍，重甲骑兵第一次出现在了战场上，这让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对农耕民族形成了压倒优势，西晋和西罗马，都先后被少数民族击败。
随后无论是欧洲和亚洲，都进入了漫长的战乱和分裂时代，人口锐减，文明陷于黑暗。
欧洲在这个过程中，彻底失去了自我，被外来的基督教文明所统治，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
古罗马的民主共和制政治，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一直要等到一千多年后，美国人在遥远的新大陆，北美的费城修订了美国宪法，古罗马的精神才重获新生。
儒家也一度销声匿迹了将近三百年，但是中华文明，并没有被外来的佛教所征服，反而在隋唐时期，浴火重生，变得更加强大了。
为什么东西方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其实无论是蛮族入侵罗马，还是五胡乱华之后，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如何获得合法性。
西欧的法兰克人，选择了全面皈依基督教，到上帝那里去找合法性；其实早期入华的胡人，同样也没有选择儒家思想，而是想让佛陀入主中华，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此前的儒家思想，还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理念，它强调华夷之分，靠身份认同来实现凝聚力。
而胡人显然不在这个认同范围之内，因此羯族人建立的后赵，它的第三位天王石虎，就明确地宣布：“我是胡人，就要选择胡教，因此佛教才应该是国教。”
其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大体上也都是这个思路，这导致佛教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极大的传播，甚至连南方汉人建立的王朝，也受到了这个影响，开始更加地崇信佛教，越来越疏远儒家了。
南朝的开国皇帝梁武帝，做得最过分，他不仅把佛教当做国教，甚至自己本人都曾几次出家为僧。
如果历史继续照这样发展下去，那我们大概也会变得和今天东南亚的国家一样，以佛教立国，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大乘和小乘之分，中华文明也就不可能延续至今。
但危机之中，往往也就蕴含着转机，因为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更重要的都是一种人类的精神寄托，而不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安排。
人类迄今为止，主动发明的政治制度，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古罗马的民主共和制，而另一种，就是儒家思想。
所以欧洲人信奉了基督教之后，欧洲政治就重回了一种自然秩序，神权加持的分封制，它本质上是部落联盟的进阶版。
而进入中原的胡人政权，也是由一些大大小小的部落联盟组成，所以如果不采纳儒家思想的话，他们也会选择这种神权背书的分封制，但为什么在中国没能行得通呢？
因为这是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在中国，南北走向上，从北方的草原进入中原，除了人造的长城之外，是几乎没有天然屏障的，在东西走向上，除了陕西和四川之外，整个中原地区，只有太行山脉，勉强可以称为天险，但它缺口众多，无法彻底地隔断东西。
中原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一马平川，根本就无险可守。
而且即便是长江，也不是绝对的天险，只要占据了四川，顺流而下，那整个长江也就守不住了。
所以如果要在中国也采用分封制的话，会产生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个是无法形成稳定的政局，中央政府强大的话，可以很容易地消灭分封诸侯，分封诸侯强大的话，也很容易击败中央。
分封制会导致中国内斗不停。
第二个是，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一进入中原，就会自然转入更先进的农耕文明，武力就会衰退，如果不把整个国家拧成一股绳的话，就挡不住其他北方游牧民族，持续的南下。
因此在北魏建立之前，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都非常的短命，像走马灯一样的轮换，就是这个原因。
这样的地理条件就决定了，任何政权要想在中原稳定地发展，就必须要实现统一。
而留在北方的儒家知识分子，在五胡乱华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试图把儒家的正统性，和谁能统一中原结合在一起。
而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也恰好想到了这一层，要想结束乱世，长治久安，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地理条件之下，只有儒家政治是唯一的出路。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这就催生了北魏的孝文帝改革。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南征为借口，迁都洛阳，随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汉化改革，强迫原来的鲜卑人放弃胡人习俗，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尊孔子，全面推行儒家政治。
但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因为它在本质上，还是强调华夷之分的，这让鲜卑人在情感上很难接受，而且它也没有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边镇军人的待遇问题，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孝文帝死后不久，北魏边镇军人发动了叛乱，北魏灭亡，分裂成了宇文泰建立的西魏和高欢建立的东魏。
占领了中原地区的东魏，为了避免重蹈北魏的覆辙，选择了彻底胡化，完全放弃了儒家政治。
退入了陕西的西魏，为了安抚鲜卑人的情绪，也选择了胡化，儒家学说似乎又要被大家抛弃。
虽然双方都采取了向后退的政治策略，但是宇文泰比高欢更有远见，他知道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地理条件下，只有继续推行儒家政治，实现统一，才是他这个政权唯一的出路。
所以他必须在孝文帝这条路上走下去，但他不能像孝文帝那么鲁莽，于是他决定耍一个政治技巧，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他先是搞了一个，比东魏看起来更保守的政策，规定不仅鲜卑人要恢复胡人的名字，而且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准用汉姓，必须也要取一个鲜卑人的名字。
这个看起来很反动的举措，却产生了两个奇效：
一方面让此前被迫汉化的鲜卑人，重新获得了自豪感，团结了原来的六镇军人，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
而另一方面，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被强迫鲜卑化之后，其实也就没有了民族差异，事实上和孝文帝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一个反向的同化过程。
那既然大家都是鲜卑人了，宇文泰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推动儒家化改革了。
宇文泰在儒家知识分子苏绰、卢辩的帮助下，颁布了《六条诏书》，规定全国的官员，都必须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并按照儒家的政治规范，进行了全面的政府改组。
宇文泰表面上打着胡化的旗帜，可是实际上，他却把西魏彻底改造成了一个，汉化的儒家政权，这让本来远远比东魏弱小的西魏，逐渐在竞争中占了上风。
而在这个过程中，儒家也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自我改造，它的华夷之分，不再是以种族为标准，而是以信仰为划分，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只要你相信儒家思想，追求统一，那你就是正统，就有合法性。
所以对大一统的追求，从此就被刻入了我们这个文明的骨子里。
这就为中华民族后来的大融合，大统一打下了基础，此后契丹人和女真人建立的政权，还有后来的清朝，都能选择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纲领，就是因为这个逻辑。
宇文泰死后，宇文觉继位，在继承了少数民族的称呼天王的同时，为了强调自己的儒家信仰，也自称周公，同时改国号为周。
北周后来被普六茹坚篡取，这个普六茹坚，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名鼎鼎的隋文帝杨坚。
普六茹是他的鲜卑姓，他的汉姓是杨，三国演义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杨修，他和曹操之间，发生了那个著名的鸡肋故事，这个杨修就和后来的杨坚，有那么点亲戚关系。
由于北周一直坚定地走儒家路线，经过几十年的教化之后，所有的鲜卑人，已经事实上被汉化了，所以杨坚废除了宇文泰的胡姓政策，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汉姓。
西魏这一脉鲜卑人，由于坚定地走了孝文帝开创的儒家政治，完成了儒家思想从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的改变，自然无敌于天下，最终统一了中国，让中华文明，走入了此后的大唐盛世，儒家思想，也迎来了又一个辉煌时期。
唐代的上层社会，吸纳了当时能沟通的世界里，各个种族的精英，李世民只有1/4的汉人血统，高仙芝是今天的朝鲜人，哥舒翰是突厥人，安禄山是粟特人，建立后唐的李存勖，甚至是个沙陀人。
就连我们所熟知的诗仙李白，他出生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很可能是汉代名将李陵之后，所以他的母系祖先，肯定是个匈奴人，而且他的亲生母亲，也很可能是个胡人。
儒家思想在唐代，有着开阔的胸怀，有着国际化的视野，这正是今天中国所需要的，儒家思想过去能让唐朝强大，今天也同样能让中国战胜各种挑战。
隋唐时期儒家的最大进步，一个是走向了国际化，另一个则是发明了科举制度，让儒家思想从一种世家大族的小圈子文化，走向了普世化，变成了一种全民的价值取向，唐朝也最终变成了东亚世界的灯塔。
如今的很多知识分子，一说起西方思想，往往倾慕有加，但一说起东方思想，就会自惭形秽，其实这是理解的偏差。
因为我们今天理解的儒家思想，其实是宋明理学的产物，并不是儒家的正道，儒家的根本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把天下变成一个大家庭，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亲人，用管理一个家的方式去管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甚至整个人类。
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至亲至爱，互相帮助，政府要像一个仁慈的家长那样，去关心爱护每一个人，帮助他们成长。
虽然我们今天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些，但这个理念是绝对正确的，而且这其实也是一个人类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被整个世界所接受。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隋唐时期，儒家的再次复兴，竟然不是靠的南方的汉族人，而是完全由北方的少数民族所主导的。
所以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它依然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因为它的核心理念，并没有变化，那就是建立世界大家庭，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人类理想。
旧儒家是以旧时代的家庭伦理为样本，所推导出来的，因此它的很多理念，自然看起来和今天格格不入。
但这不代表着儒家本身有问题，儒家思想的本源，就是要模仿那个时代最完美的家庭样本，作为道德基础，然后推广到全社会去。
在一个现代家庭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早就不是单方面的约束，而是互相尊重，互相体谅。既要讲自由，也要讲民主，更要讲集中。
所以只要以现代家庭的伦理做导向，新儒家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面目，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是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它都是可以包容兼蓄的。
因为儒家本来就是一个开放体系，这也是为什么它在汉末衰落之后，只经过了短短四百多年的自我更新，就能在隋唐时期重获新生。
从这一点上来讲，儒家思想比西方文明的生存力更强，更具有普世性。
因为古罗马的民主共和制度，是排他性的，它需要特定的条件才能运行，所以一直要等到一千多年后，大航海把世界连成了一体，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单方面领先世界之后，它才能在美国复兴。
至于原因，我在前面几篇文章，已经做了反复地阐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所以儒家思想，虽然在最近的这一百多年里，似乎衰落了，似乎被边缘化了，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它只要完成了这次自我进化，就一定能再次适应人类的发展，重回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那么儒家思想在一千多年前，就达到了如此的高度，为什么后来还是出问题了呢？
**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如果觉得本文有点意思，别忘了点赞和分享，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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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后来能一统天下，也是因为占据了陕西。
至于清代，满族人更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他们为中国打下了最辽阔的领土，虽然后来有点疲软，但早期绝对是英姿勃发。
而我们今天这个共和国的建立过程，和前面这些鼎盛的朝代，有个惊人的巧合，也是根基在陕西，武力靠东北。
红军虽然崛起于江西，但那里似乎不是龙兴之地，所以红军没能抗住五次围剿，被迫长征。
毛泽东带领红军，一路艰苦卓绝地来到了延安，依然没有摆脱被国民党重重包围的险境，而西征军的失败，更是让红军岌岌可危。
谁知恰在此时，发生了西安事变，这才有了国共合作，让共产党有了喘息的机会，在延安扎住了根基，这才能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成功地开枝散叶，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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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派出手下第一猛将林彪，去争夺东北，虽然一度被国民党压到了东北的边边角角上，但就是在这里，林彪发明了著名的六个战术原则，用三三制对部队进行了重整，让解放军在战术层面上，从此遥遥领先。
靠着这支脱胎换骨的铁军，林彪打赢了辽沈战役，随后带领百万雄师，浩浩荡荡地入关，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如果同样让风水先生来解释这件事，他会告诉你东北是中国的龙尾，力之所在，龙尾一扫，天下自定。
虽然我们不必对这些玄学较真，但是汉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而它们的诞生，竟然和今天共和国的建立，有着某种神秘的巧合，难免总是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更让人惊讶的在于，这两个朝代，都是儒家思想，眼看着就要走向边缘化的时候，突然又浴火重生了。
如果说汉代的儒家思想，是靠着董仲舒对传统理论的创新，重回了正统，那么唐代则是因为儒家走向了国际化，再获新生。
前面我们讲了，儒学在东汉时期，越走越偏，不仅仅变成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工具，而且还在理论上向神学靠拢，试图和谶纬学说这个巫术结合起来，弥补自身存在的缺陷。
但这个努力，受到了新传入中原的外来思想，佛教的冲击。
特别是佛学精妙的思想体系，让谶纬学说，在逻辑上越来越难站住脚，渐渐被上层精英们所抛弃。
从公元三百多年开始，地球逐渐进入了小冰河时期，气候变化引发了粮食减产，灾荒连连，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开始纷纷南侵。
人类恰好又在此时，发明了金属马镫和高桥马鞍，重甲骑兵第一次出现在了战场上，这让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对农耕民族形成了压倒优势，西晋和西罗马，都先后被少数民族击败。
随后无论是欧洲和亚洲，都进入了漫长的战乱和分裂时代，人口锐减，文明陷于黑暗。
欧洲在这个过程中，彻底失去了自我，被外来的基督教文明所统治，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
古罗马的民主共和制政治，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一直要等到一千多年后，美国人在遥远的新大陆，北美的费城修订了美国宪法，古罗马的精神才重获新生。
儒家也一度销声匿迹了将近三百年，但是中华文明，并没有被外来的佛教所征服，反而在隋唐时期，浴火重生，变得更加强大了。
为什么东西方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其实无论是蛮族入侵罗马，还是五胡乱华之后，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如何获得合法性。
西欧的法兰克人，选择了全面皈依基督教，到上帝那里去找合法性；其实早期入华的胡人，同样也没有选择儒家思想，而是想让佛陀入主中华，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此前的儒家思想，还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理念，它强调华夷之分，靠身份认同来实现凝聚力。
而胡人显然不在这个认同范围之内，因此羯族人建立的后赵，它的第三位天王石虎，就明确地宣布：“我是胡人，就要选择胡教，因此佛教才应该是国教。”
其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大体上也都是这个思路，这导致佛教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极大的传播，甚至连南方汉人建立的王朝，也受到了这个影响，开始更加地崇信佛教，越来越疏远儒家了。
南朝的开国皇帝梁武帝，做得最过分，他不仅把佛教当做国教，甚至自己本人都曾几次出家为僧。
如果历史继续照这样发展下去，那我们大概也会变得和今天东南亚的国家一样，以佛教立国，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大乘和小乘之分，中华文明也就不可能延续至今。
但危机之中，往往也就蕴含着转机，因为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更重要的都是一种人类的精神寄托，而不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安排。
人类迄今为止，主动发明的政治制度，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古罗马的民主共和制，而另一种，就是儒家思想。
所以欧洲人信奉了基督教之后，欧洲政治就重回了一种自然秩序，神权加持的分封制，它本质上是部落联盟的进阶版。
而进入中原的胡人政权，也是由一些大大小小的部落联盟组成，所以如果不采纳儒家思想的话，他们也会选择这种神权背书的分封制，但为什么在中国没能行得通呢？
因为这是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在中国，南北走向上，从北方的草原进入中原，除了人造的长城之外，是几乎没有天然屏障的，在东西走向上，除了陕西和四川之外，整个中原地区，只有太行山脉，勉强可以称为天险，但它缺口众多，无法彻底地隔断东西。
中原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一马平川，根本就无险可守。
而且即便是长江，也不是绝对的天险，只要占据了四川，顺流而下，那整个长江也就守不住了。
所以如果要在中国也采用分封制的话，会产生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个是无法形成稳定的政局，中央政府强大的话，可以很容易地消灭分封诸侯，分封诸侯强大的话，也很容易击败中央。
分封制会导致中国内斗不停。
第二个是，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一进入中原，就会自然转入更先进的农耕文明，武力就会衰退，如果不把整个国家拧成一股绳的话，就挡不住其他北方游牧民族，持续的南下。
因此在北魏建立之前，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都非常的短命，像走马灯一样的轮换，就是这个原因。
这样的地理条件就决定了，任何政权要想在中原稳定地发展，就必须要实现统一。
而留在北方的儒家知识分子，在五胡乱华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试图把儒家的正统性，和谁能统一中原结合在一起。
而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也恰好想到了这一层，要想结束乱世，长治久安，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地理条件之下，只有儒家政治是唯一的出路。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这就催生了北魏的孝文帝改革。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南征为借口，迁都洛阳，随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汉化改革，强迫原来的鲜卑人放弃胡人习俗，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尊孔子，全面推行儒家政治。
但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因为它在本质上，还是强调华夷之分的，这让鲜卑人在情感上很难接受，而且它也没有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边镇军人的待遇问题，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孝文帝死后不久，北魏边镇军人发动了叛乱，北魏灭亡，分裂成了宇文泰建立的西魏和高欢建立的东魏。
占领了中原地区的东魏，为了避免重蹈北魏的覆辙，选择了彻底胡化，完全放弃了儒家政治。
退入了陕西的西魏，为了安抚鲜卑人的情绪，也选择了胡化，儒家学说似乎又要被大家抛弃。
虽然双方都采取了向后退的政治策略，但是宇文泰比高欢更有远见，他知道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地理条件下，只有继续推行儒家政治，实现统一，才是他这个政权唯一的出路。
所以他必须在孝文帝这条路上走下去，但他不能像孝文帝那么鲁莽，于是他决定耍一个政治技巧，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他先是搞了一个，比东魏看起来更保守的政策，规定不仅鲜卑人要恢复胡人的名字，而且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准用汉姓，必须也要取一个鲜卑人的名字。
这个看起来很反动的举措，却产生了两个奇效：
一方面让此前被迫汉化的鲜卑人，重新获得了自豪感，团结了原来的六镇军人，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
而另一方面，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被强迫鲜卑化之后，其实也就没有了民族差异，事实上和孝文帝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一个反向的同化过程。
那既然大家都是鲜卑人了，宇文泰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推动儒家化改革了。
宇文泰在儒家知识分子苏绰、卢辩的帮助下，颁布了《六条诏书》，规定全国的官员，都必须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并按照儒家的政治规范，进行了全面的政府改组。
宇文泰表面上打着胡化的旗帜，可是实际上，他却把西魏彻底改造成了一个，汉化的儒家政权，这让本来远远比东魏弱小的西魏，逐渐在竞争中占了上风。
而在这个过程中，儒家也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自我改造，它的华夷之分，不再是以种族为标准，而是以信仰为划分，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只要你相信儒家思想，追求统一，那你就是正统，就有合法性。
所以对大一统的追求，从此就被刻入了我们这个文明的骨子里。
这就为中华民族后来的大融合，大统一打下了基础，此后契丹人和女真人建立的政权，还有后来的清朝，都能选择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纲领，就是因为这个逻辑。
宇文泰死后，宇文觉继位，在继承了少数民族的称呼天王的同时，为了强调自己的儒家信仰，也自称周公，同时改国号为周。
北周后来被普六茹坚篡取，这个普六茹坚，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名鼎鼎的隋文帝杨坚。
普六茹是他的鲜卑姓，他的汉姓是杨，三国演义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杨修，他和曹操之间，发生了那个著名的鸡肋故事，这个杨修就和后来的杨坚，有那么点亲戚关系。
由于北周一直坚定地走儒家路线，经过几十年的教化之后，所有的鲜卑人，已经事实上被汉化了，所以杨坚废除了宇文泰的胡姓政策，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汉姓。
西魏这一脉鲜卑人，由于坚定地走了孝文帝开创的儒家政治，完成了儒家思想从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的改变，自然无敌于天下，最终统一了中国，让中华文明，走入了此后的大唐盛世，儒家思想，也迎来了又一个辉煌时期。
唐代的上层社会，吸纳了当时能沟通的世界里，各个种族的精英，李世民只有1/4的汉人血统，高仙芝是今天的朝鲜人，哥舒翰是突厥人，安禄山是粟特人，建立后唐的李存勖，甚至是个沙陀人。
就连我们所熟知的诗仙李白，他出生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很可能是汉代名将李陵之后，所以他的母系祖先，肯定是个匈奴人，而且他的亲生母亲，也很可能是个胡人。
儒家思想在唐代，有着开阔的胸怀，有着国际化的视野，这正是今天中国所需要的，儒家思想过去能让唐朝强大，今天也同样能让中国战胜各种挑战。
隋唐时期儒家的最大进步，一个是走向了国际化，另一个则是发明了科举制度，让儒家思想从一种世家大族的小圈子文化，走向了普世化，变成了一种全民的价值取向，唐朝也最终变成了东亚世界的灯塔。
如今的很多知识分子，一说起西方思想，往往倾慕有加，但一说起东方思想，就会自惭形秽，其实这是理解的偏差。
因为我们今天理解的儒家思想，其实是宋明理学的产物，并不是儒家的正道，儒家的根本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把天下变成一个大家庭，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亲人，用管理一个家的方式去管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甚至整个人类。
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至亲至爱，互相帮助，政府要像一个仁慈的家长那样，去关心爱护每一个人，帮助他们成长。
虽然我们今天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些，但这个理念是绝对正确的，而且这其实也是一个人类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被整个世界所接受。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隋唐时期，儒家的再次复兴，竟然不是靠的南方的汉族人，而是完全由北方的少数民族所主导的。
所以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它依然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因为它的核心理念，并没有变化，那就是建立世界大家庭，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人类理想。
旧儒家是以旧时代的家庭伦理为样本，所推导出来的，因此它的很多理念，自然看起来和今天格格不入。
但这不代表着儒家本身有问题，儒家思想的本源，就是要模仿那个时代最完美的家庭样本，作为道德基础，然后推广到全社会去。
在一个现代家庭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早就不是单方面的约束，而是互相尊重，互相体谅。既要讲自由，也要讲民主，更要讲集中。
所以只要以现代家庭的伦理做导向，新儒家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面目，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是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它都是可以包容兼蓄的。
因为儒家本来就是一个开放体系，这也是为什么它在汉末衰落之后，只经过了短短四百多年的自我更新，就能在隋唐时期重获新生。
从这一点上来讲，儒家思想比西方文明的生存力更强，更具有普世性。
因为古罗马的民主共和制度，是排他性的，它需要特定的条件才能运行，所以一直要等到一千多年后，大航海把世界连成了一体，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单方面领先世界之后，它才能在美国复兴。
至于原因，我在前面几篇文章，已经做了反复地阐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所以儒家思想，虽然在最近的这一百多年里，似乎衰落了，似乎被边缘化了，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它只要完成了这次自我进化，就一定能再次适应人类的发展，重回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那么儒家思想在一千多年前，就达到了如此的高度，为什么后来还是出问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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