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农业社会动荡史尾声
原创 邓铂鋆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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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6年开始，一场原本计划“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的运动演变为历时十年的动荡。
与普通人臆想的和各式文人恶意安置的所谓极权社会和威权统治等等帽子完全不同，文革的爆发和演变实际上体现了我国这一时期仍处在松散的小农社会结构中。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农业国，搞不出极权社会和权威统治。张贤亮这样的知名右派，档案袋里几个不同的出生年月，社会远没有有些人想像的那么严密。《1984》是高度现代化的产物，农业国不配。
这一动荡有建国17年来各种矛盾积累总爆发的大环境，也有几百年来封建思想残留的影响。该运动的领导小组几次强调说不要整人，不要破坏科研工作，不要毁坏文物；运动的发起人站在城楼上挥军帽的时候也没有说“你们要给坏人剃阴阳头、戴大高帽子”，但是为什么有太多的恶行借着运动横行呢？
理顺这些原因，对我们的今日和明日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时，在各地推翻旧秩序的人，主要分为两类。一波是着急接班的各路衙内，干掉老子手下的叔叔阿姨，自己一步踏入接班梯队。但是，他们很快被城楼上喊“人民万岁”的那位伯伯干掉了。另一波，则是当时社会上的失意群体。运动走向失控，暴露出大量的人性恶，跟有太多的矛盾要借此寻仇报复有关。
比如说，运动中诞生的明星，上海某厂军转干部、保卫处长王XX，老革命的价值观跟单位里懂经营、擅长交际的管理干部有冲突。管理干部欺下瞒上没有群众基础，运动风起的时候老王搞事的机会就来了。王的同党里还有当时的劳动模范、先进分子。
除了“前17年”的模范人物（理想主义者），“奉旨造反”的人里有不少是集体制企业职工或临时工。他们觉得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什么不能同工同酬？当时“大全民”和“大集体”的劳动待遇差距很大，很多劳动待遇不体现在工资中而是体现在福利中，而福利是国营大厂的专美。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更是天壤之别。当然，这群人转了正成了国企工人容克，继续革命的劲头就小了。
除此之外，造反派里还有一些有个小罪名，比如说某地革委会里就有一个“三年困难时期”从农村倒卖花生到城市的“投机倒把分子”，以及其他在前17年的主流社会中混的不如意的人。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自己压抑一辈子不说，还要遗传给子孙后代。遇到造反这种改变命运的事情他们自然是积极，不然以当时的阶层流动性，不抓住这个机会，以后几辈子都没指望了。
当时，一些拿“保留工资”的旧社会留用知识分子、企业的旧主人，以“保留工资”、定息分红等凭借资本分配的形式拥有很高的劳动报酬。比如说你是曾经的资本家，作为资方代表在国企里工作，即便是门卫，仍然能拿高出同事收入一大截的收入。尽管这些高收入者有充足的合法证据，就像“我爹给我的，你不服啊”那样坚定的表明自己的收入来自于自己的努力，甚至回报小于付出，但是他们低收入的同事仍然不能接受“为什么你们跟我们做一样的工作，收入却这么高？”于是，在运动中，这些高收入的精英、原精英受到了看似源于红眼病的冲击。
在短短十七年内形成的各类矛盾激化的同时，存在于新中国框架下的封建思想残余也借着运动发酵。
比如说有把封建主义的那套价值观拿到工作中整人、害人的干部，群众基础不好，运动一来自然会被反噬。造反群体整体素质不高，办的事情也不是提倡“温良恭俭让”的，客观上讲，会借着运动的机会各种“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出现恶行是很正常的。这是以恶制恶，冤冤相报。
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残余，影响的不仅仅是干部，还有普通人。整个社会脱胎于小农社会，小农社会又经历了几百年的内卷化和统治者残酷的剥削，生存斗争激烈。内卷化的小农社会讲究以血缘亲疏分配资源，牺牲一部分家族成员比如说女人的地位，把主要资源用在多生儿子好打架上，跟邻居们争夺生存资源，彼此不顾死活。因此，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下，宗族矛盾、土客矛盾，以及乡村生活几百年来积累的鸡毛蒜皮的琐事，都借机报复一番。典型案例，孔圣人家乡的乡亲们在文革期间挖了孔府两万多个祖坟。为什么？公报私仇。山东地主刮地皮本来就凶，孔府的地租还比全省平均高两成，经常搞些“孔府文化地位特殊论”，进一步盘剥农民。现在网上维护孔门那叫一个孝子贤孙甚至还吃上了祖宗饭的“孔家人”，多数在过去是不配姓孔的。
家父小时候看了一部描写湖区田园生活的儿童文学，于是下乡插队的时候要求前往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去了以后，家父见识了从未想到过的广阔天地。
家父插队时结识了一个同龄的高成分后代，人很聪明本分，编织手艺很好，但是队里不许他念书，他大字不识。因为处处受排挤，平常队里开会，成分高的队员都躲在角落里不敢吱声。
年底算工分，会计说了今年的收入情况，贫农们立即迅速的算出工分应该是三毛多一个，满场听着人们扯着嗓门大喊“三毛一个工”。有生产经验的中农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站出来，说来年要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牲口棚要修需要木料，夏天用水泵抽水浇地要买电，工分应该是两毛多一个。但是贫农们不跟中农老者讲道理，任凭老者有条有理的论述，就在那里吼“三毛一个工”。等到贫农的精力发泄的差不多了（历时几小时），抗美援朝老兵出身的生产队长烟袋锅一磕，站出来支持中农老者。队长多次跟知青们私下表示，这破差事，天天的田园撕逼，真不想干了，希望知青替他解套。可惜知青当中没有学过拳击的，没能力武器的批判贫下中农，所以没人出来接任队长的工作。
这就是匮乏地区的生存斗争所致，穷惯了，顾头不顾腚的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基本上一是种自发的，原始冲动的行为。
相比之下是家母的黑龙江老家，别的不多就是黑土地多，伪满时期的寡妇都能养奶牛拉扯一家人，群众之间的生存争斗没那么激烈，恶意整人的现象少。和别的地方的生产队长经常和知青发生龉龃不同，老家的亲戚也是生产队长，对屯里的上海知青照顾有佳，七个女儿都嫁了上海知青。虽然这位亲戚没有儿子，在当地不能长远发展，但是当了上海知青的岳父，最后七个女儿都跟女婿回了上海，有一个还经商发了大财，他的晚年得到了保障。
小农社会，人们依据自己有限的经验行事，不太懂工业社会是怎么回事，也理解不了其他经历以外的规则。血缘纽带的资源分配习惯，让他们觉得一切规矩都是可以通过田园关系通融的，不通融就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于是，很多人本能地排斥基于工业社会的经济、企业管理制度和科层制体系，本能地排斥所谓“繁琐制度”，对主张这类制度的技术干部进行反智主义抵制。如果这类技术干部还扣过他们的工资，这些工人老大哥不会比前述的湖区贫农矜持多少。
这种小农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是文革出现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可以说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次提前引爆。新中国出生之后的人们都享受了很久的和平，这个离自己算是最近的动荡时代就成了群体意识中浓重的记忆。
把尺度拉长，放眼整个农业社会的战乱动荡史，在历史上的动乱时期，生存斗争激烈，历史矛盾累积巨大的环境里，人的生存标准只能维持在“活着”的水平。这样的斗争往往是非常残酷的。离新中国最近的民国，虽然表面上国家体制变成了近现代结构，但底蕴也还是农业社会，生存环境恶劣，其积累的总总问题延续到了新中国以后。
新中国由农业社会彻底转为工业社会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文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可以说是封建农业社会动荡史的一个收尾。这场运动 最终
以可控的，相对温和的方式结束，历史由此进入下一个阶段。
作者简介
** 邓铂鋆 ** / **** 临时工SY猿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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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米库大学（副部级）后勤集团教育超市 山水沟卫生学校
分店第三支店临时工收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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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6年开始，一场原本计划“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的运动演变为历时十年的动荡。
与普通人臆想的和各式文人恶意安置的所谓极权社会和威权统治等等帽子完全不同，文革的爆发和演变实际上体现了我国这一时期仍处在松散的小农社会结构中。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农业国，搞不出极权社会和权威统治。张贤亮这样的知名右派，档案袋里几个不同的出生年月，社会远没有有些人想像的那么严密。《1984》是高度现代化的产物，农业国不配。
这一动荡有建国17年来各种矛盾积累总爆发的大环境，也有几百年来封建思想残留的影响。该运动的领导小组几次强调说不要整人，不要破坏科研工作，不要毁坏文物；运动的发起人站在城楼上挥军帽的时候也没有说“你们要给坏人剃阴阳头、戴大高帽子”，但是为什么有太多的恶行借着运动横行呢？
理顺这些原因，对我们的今日和明日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时，在各地推翻旧秩序的人，主要分为两类。一波是着急接班的各路衙内，干掉老子手下的叔叔阿姨，自己一步踏入接班梯队。但是，他们很快被城楼上喊“人民万岁”的那位伯伯干掉了。另一波，则是当时社会上的失意群体。运动走向失控，暴露出大量的人性恶，跟有太多的矛盾要借此寻仇报复有关。
比如说，运动中诞生的明星，上海某厂军转干部、保卫处长王XX，老革命的价值观跟单位里懂经营、擅长交际的管理干部有冲突。管理干部欺下瞒上没有群众基础，运动风起的时候老王搞事的机会就来了。王的同党里还有当时的劳动模范、先进分子。
除了“前17年”的模范人物（理想主义者），“奉旨造反”的人里有不少是集体制企业职工或临时工。他们觉得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什么不能同工同酬？当时“大全民”和“大集体”的劳动待遇差距很大，很多劳动待遇不体现在工资中而是体现在福利中，而福利是国营大厂的专美。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更是天壤之别。当然，这群人转了正成了国企工人容克，继续革命的劲头就小了。
除此之外，造反派里还有一些有个小罪名，比如说某地革委会里就有一个“三年困难时期”从农村倒卖花生到城市的“投机倒把分子”，以及其他在前17年的主流社会中混的不如意的人。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自己压抑一辈子不说，还要遗传给子孙后代。遇到造反这种改变命运的事情他们自然是积极，不然以当时的阶层流动性，不抓住这个机会，以后几辈子都没指望了。
当时，一些拿“保留工资”的旧社会留用知识分子、企业的旧主人，以“保留工资”、定息分红等凭借资本分配的形式拥有很高的劳动报酬。比如说你是曾经的资本家，作为资方代表在国企里工作，即便是门卫，仍然能拿高出同事收入一大截的收入。尽管这些高收入者有充足的合法证据，就像“我爹给我的，你不服啊”那样坚定的表明自己的收入来自于自己的努力，甚至回报小于付出，但是他们低收入的同事仍然不能接受“为什么你们跟我们做一样的工作，收入却这么高？”于是，在运动中，这些高收入的精英、原精英受到了看似源于红眼病的冲击。
在短短十七年内形成的各类矛盾激化的同时，存在于新中国框架下的封建思想残余也借着运动发酵。
比如说有把封建主义的那套价值观拿到工作中整人、害人的干部，群众基础不好，运动一来自然会被反噬。造反群体整体素质不高，办的事情也不是提倡“温良恭俭让”的，客观上讲，会借着运动的机会各种“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出现恶行是很正常的。这是以恶制恶，冤冤相报。
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残余，影响的不仅仅是干部，还有普通人。整个社会脱胎于小农社会，小农社会又经历了几百年的内卷化和统治者残酷的剥削，生存斗争激烈。内卷化的小农社会讲究以血缘亲疏分配资源，牺牲一部分家族成员比如说女人的地位，把主要资源用在多生儿子好打架上，跟邻居们争夺生存资源，彼此不顾死活。因此，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下，宗族矛盾、土客矛盾，以及乡村生活几百年来积累的鸡毛蒜皮的琐事，都借机报复一番。典型案例，孔圣人家乡的乡亲们在文革期间挖了孔府两万多个祖坟。为什么？公报私仇。山东地主刮地皮本来就凶，孔府的地租还比全省平均高两成，经常搞些“孔府文化地位特殊论”，进一步盘剥农民。现在网上维护孔门那叫一个孝子贤孙甚至还吃上了祖宗饭的“孔家人”，多数在过去是不配姓孔的。
家父小时候看了一部描写湖区田园生活的儿童文学，于是下乡插队的时候要求前往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去了以后，家父见识了从未想到过的广阔天地。
家父插队时结识了一个同龄的高成分后代，人很聪明本分，编织手艺很好，但是队里不许他念书，他大字不识。因为处处受排挤，平常队里开会，成分高的队员都躲在角落里不敢吱声。
年底算工分，会计说了今年的收入情况，贫农们立即迅速的算出工分应该是三毛多一个，满场听着人们扯着嗓门大喊“三毛一个工”。有生产经验的中农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站出来，说来年要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牲口棚要修需要木料，夏天用水泵抽水浇地要买电，工分应该是两毛多一个。但是贫农们不跟中农老者讲道理，任凭老者有条有理的论述，就在那里吼“三毛一个工”。等到贫农的精力发泄的差不多了（历时几小时），抗美援朝老兵出身的生产队长烟袋锅一磕，站出来支持中农老者。队长多次跟知青们私下表示，这破差事，天天的田园撕逼，真不想干了，希望知青替他解套。可惜知青当中没有学过拳击的，没能力武器的批判贫下中农，所以没人出来接任队长的工作。
这就是匮乏地区的生存斗争所致，穷惯了，顾头不顾腚的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基本上一是种自发的，原始冲动的行为。
相比之下是家母的黑龙江老家，别的不多就是黑土地多，伪满时期的寡妇都能养奶牛拉扯一家人，群众之间的生存争斗没那么激烈，恶意整人的现象少。和别的地方的生产队长经常和知青发生龉龃不同，老家的亲戚也是生产队长，对屯里的上海知青照顾有佳，七个女儿都嫁了上海知青。虽然这位亲戚没有儿子，在当地不能长远发展，但是当了上海知青的岳父，最后七个女儿都跟女婿回了上海，有一个还经商发了大财，他的晚年得到了保障。
小农社会，人们依据自己有限的经验行事，不太懂工业社会是怎么回事，也理解不了其他经历以外的规则。血缘纽带的资源分配习惯，让他们觉得一切规矩都是可以通过田园关系通融的，不通融就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于是，很多人本能地排斥基于工业社会的经济、企业管理制度和科层制体系，本能地排斥所谓“繁琐制度”，对主张这类制度的技术干部进行反智主义抵制。如果这类技术干部还扣过他们的工资，这些工人老大哥不会比前述的湖区贫农矜持多少。
这种小农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是文革出现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可以说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次提前引爆。新中国出生之后的人们都享受了很久的和平，这个离自己算是最近的动荡时代就成了群体意识中浓重的记忆。
把尺度拉长，放眼整个农业社会的战乱动荡史，在历史上的动乱时期，生存斗争激烈，历史矛盾累积巨大的环境里，人的生存标准只能维持在“活着”的水平。这样的斗争往往是非常残酷的。离新中国最近的民国，虽然表面上国家体制变成了近现代结构，但底蕴也还是农业社会，生存环境恶劣，其积累的总总问题延续到了新中国以后。
新中国由农业社会彻底转为工业社会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文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可以说是封建农业社会动荡史的一个收尾。这场运动 最终
以可控的，相对温和的方式结束，历史由此进入下一个阶段。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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