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工拒绝加班被判赔偿，会变成常态吗？
原创 潮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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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双瞳
除了今年（2020）“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所爆出的员工“任性”拒绝加班，江苏扬州某企业违约亏损12万，法院判决两员工赔偿公司1.8万”的新闻之外，笔者前段时间还看到另外两个个新闻：“最高检：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和“江苏靖江对一酒驾民企高管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上行下效”的背后很难说没有相应的经济逻辑与地缘政治影响。
就拿“江苏靖江对一酒驾民企高管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来说吧，阅读相关报道的时候笔者发现，这位被免除了酒驾刑事责任的民企高管符合以下三个条件：首先呢这位仁兄是某对外贸易公司的高管，其次呢这位仁兄与外商订立的销售合同高达8000万，而一旦负责人受到刑事处罚，这单生意就可能泡汤。最后呢就是说一旦这位仁兄的生意泡汤了，会影响到公司2000多名员工就业。理由还是非常“充足”的，但是在笔者看来，这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我们知道，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作为一省的行政中心，往往都是该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中心，因此一般会被划归为国家一级行政区，属于中央政府管辖，也就是所谓的“副省级城市”，实际操作层面上受省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双重管辖，这也是《人民的名义》里头的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兼任汉东省省委常委（副部级）的原因之一。
计划单列市，全称为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是上世纪80年代为了发展经济，给一些具有区位优势且身为开放窗口的地级市予以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的产物，因此，我国的计划单列市在财政上与中央挂钩，操作层面上类似于古代的几个专门的通商口岸。计划单列市在财政上与中央挂钩的同时，财政上未必会与省财政脱钩（当然也有脱钩的，不脱钩的称为“单列不脱钩”）。
江苏比较特别，江苏的省会南京广泛的不被江苏本地人认为是本省的省会。因此南京在江苏人民心中是否是一省的行政中心的这个命题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于此同时，江苏还没有计划单列市。这样的条件要么诞生出那种经济不怎么发达的省份，要么就会内卷卷出非常发达的省份。从本次抗疫过程中的“苏大强”MEME我们可以看出，江苏属于后一种。
省会城市被各个地级市不服的同时还没有计划单列市缺又经济较为发达，这就只能说明江苏十三个地级市每一个都在操作层面上类似于古代的专门的通商口岸，可以评价为没有计划的计划单列市，没有“敕书”的通商口岸。江苏省十三市的内部竞争非常激烈，反映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上就是网络上流行的“内斗省”了。
说完市再说区，因为中国大城市的超大人口规模，大城市中的区长往往也要负责很大的经济发展任务，还是以《人民的名义》为例，副市长兼任光明区区委书记的丁义珍负责
经济发展大项目“光明峰”
，因贪腐事发逃往国外，光明区面临投资商一夜之间全跑光的情况，李达康之所以要在市委会上力争市委对丁义珍案件的主办权就是为了保住这些投资商。现实中我们可以从一个正处级区委书记到底负责多少人的经济发展了解到——
网上可以查到的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市龙岗区常驻人口数量在238.64万，考虑到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体制下的特大型城市，一个正处级的区有二百多万人口也正常，平均一下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一个区怎么说也要有一百万常驻人口。江苏由于走的是均衡发展路线，所以不太会出现深圳这样因经济特区体制而诞生的特大型城市，即便如此，扬州邗江区人口在2018年时候的数据也达到了70多万。
为什么最高检发文要求对民营企业家做好保护，甚至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做到了“两少一宽”的程度呢？。这就要提到另一个国外经典电视剧《是的，大臣》了，在《是的，大臣》最后一季的圣诞特辑（毕竟之后就是《是的，首相》了），吉姆·哈克被原定争夺首相大位的两位候选人分别许以调任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以换得吉姆·哈克关键一票的承诺，而哈克对这两个职务的评价则是“内阁宝座”，因为外交大臣容易上电视，财政大臣负责整个政府运行的最根本条件：钱。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英国的情况就等同于中国的情况，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资源禀赋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各级政府就能不在乎财政压力与就业率压力了，而这种压力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则更为明显，毕竟除了在全球上靠霸权地位不停搞世界性庞氏骗局的美国，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就像在全球货币结算主要依靠美元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得罪美国，美国也可以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轻易的以各种手段蹂躏美元经济防火墙的国家。
继续以电视剧为例，在汉东省引进企业如火如荼，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的时候，处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财政压力减缓的情况下，不管是最终入狱的省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高育良还是最终被省委以“既不姓蒋也不姓汪”的优秀共产党员易学习制衡起来的市委书记、省委常委李达康，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赵瑞龙的惠龙集团和持有股份的山水集团开了绿灯。既然时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李达康和高育良都接受赵瑞龙的“程度”（法度、标准）了，一个代表着8000万对外贸易项目和2000名职工的就业问题的民企高管又怎么不会被非省会城市的法院网开一面呢？
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古以来，不分国内国外，官员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并没有同步发展始终是任何一个政治实体都要面临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方摸索出一套让最有钱的人成为最有权的人的方法，具体表现为现在这位曼哈顿房地产暴发户出身的总统以及花了几亿美元就玩了个票的，以开发证券终端机发家并宣布要管制民主党利坏新闻的彭博社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而我国则是在毛教员时代，通过三大改造使得国家掌握了经济资源的分配权，并控制了商品的生产与进出口等环节后，保证了最有权的一定是最有钱的情况下（比如省委书记的工资和待遇是一省当中最高的），实行看似是行政意义上的级别分配但实际上是经济意义上的高薪养廉。
这个情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了变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3年的时候，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比重是中央22，地方78，这个情况直到94年分税制改革后才扭转到56：44，即便是这样也是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差不多五五开的局面，而这个局面和一些省份解决一些建筑违建问题需要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下不止一次指示都不能顺利推进的根本原因之一。试想，如果一个地区发展出了能让地方“政商联合体”脱离中央政策与转移支付的经济基础，那么在不能开除这个地方中国籍的情况下，中央拿什么来保证自己的政令通畅呢？
像在《人民的名义中》，赵瑞龙高小琴高育良为一体的“政商联合体”旗下有各种酒店、庄园、美食城、房地产，这些规模加起来虽然能让一个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兼省委常委以及一个省委副书记兼省政法委书记和赵瑞龙“一封书信到灵山，五百罗汉要出来迎接，一纸上那天宫，十一个大曜要相钦，四海龙王曾是他的好友，八仙也常与他相会，十殿阎罗也和他兄弟相称”，但还不至于让负责一省资源分配的沙瑞金忌惮。
问题在于，这是因为山水集团和惠龙集团加起来还不够有钱，能够控制的资源还不够多。假如他们控制的资源足够多了，旗下产品对内成为汉东省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所需，对外甚至能引领下个十年就业和行业发展以及作为世界知名品牌的时候，那么就算是带着中央指示来的沙瑞金，也要掂量一下自己够不够分量了。
上面这些是尚还有所谓“增量”时代的逻辑。2020年，遭受疫情打击变得更加疲软的全球经济局势已经从“追求增量才会胜利”的阶段进入到了“保住存量就是胜利”的阶段。保住存量的方法有很多，做空他人然后吃掉他人的尸体活过这个冬天是大多数企业、或者说“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建设的集体”的首选。即便现在“逆全球化”这一概念吵的如火如荼，但是全球产业链结构并没有遭到实质性破坏（美国的货币体系还没有崩坏），这也就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主权国家对资本处于弱势这一“天时”并没有发生改变。
这也就是说，一旦主权国家想要提高本国的工人待遇，也就是增加私有制企业的生产成本的时候，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本会以“资本外流”这一形式来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一旦开了“维护工人利益”的先河，再想把外逃的资本“请”回来或者“捉”回来就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功夫了。
不仅如此，在全球经济被疫情打击，我国第一季度财政数字非常不好看的当下，以政府的逻辑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出现“黑天鹅事件”、出现所谓的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有很多，因为某个企业资金链断裂而造成的失业潮就是其中一种。所以今年保就业也被反复提起。
有意思的是，拒绝加班被判赔偿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前两年发生的，该公司为了挽回颜面，和员工打了四场官司，最后才成功。有理由担心，以今年国内和全球的经济情况来说，在劳资纠纷中这种倾向企业，让一两个劳动个体承担他们承担的起的赔偿的情况可能会在保就业的思路下增多。这看似可以用较小的成本解决问题，稳定社会局面，然而长远来看确是饮鸩止渴。
在本次全球抗疫过程中，我国和西方国家的不同表现根本原因在于是”讲经济“还是”讲人命“，我国果断选择了牺牲经济，以人民生命健康为根本的初心，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现在我国进入全面复工复产，社会生活有序恢复的阶段，保就业固然重要，但如果是以通过损害劳动者利益来稳定民企发展来保就业的话，这仍然是资本主义讲经济不讲人命的逻辑，长远来看无非是将当前现实社会中可能发生的风险转化为舆论空间和社会氛围的不满，损害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信心。
最后，我们往好的方面想一想，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在今年全球这种形势下，
一旦主权国家想要提高本国的工人待遇，也就是增加私有制企业的生产成本的时候，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本会以“资本外流”这一形式来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这意味着目前这套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全球化体系的矛盾爆发可能又要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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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江苏靖江对一酒驾民企高管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来说吧，阅读相关报道的时候笔者发现，这位被免除了酒驾刑事责任的民企高管符合以下三个条件：首先呢这位仁兄是某对外贸易公司的高管，其次呢这位仁兄与外商订立的销售合同高达8000万，而一旦负责人受到刑事处罚，这单生意就可能泡汤。最后呢就是说一旦这位仁兄的生意泡汤了，会影响到公司2000多名员工就业。理由还是非常“充足”的，但是在笔者看来，这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我们知道，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作为一省的行政中心，往往都是该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中心，因此一般会被划归为国家一级行政区，属于中央政府管辖，也就是所谓的“副省级城市”，实际操作层面上受省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双重管辖，这也是《人民的名义》里头的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兼任汉东省省委常委（副部级）的原因之一。
计划单列市，全称为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是上世纪80年代为了发展经济，给一些具有区位优势且身为开放窗口的地级市予以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的产物，因此，我国的计划单列市在财政上与中央挂钩，操作层面上类似于古代的几个专门的通商口岸。计划单列市在财政上与中央挂钩的同时，财政上未必会与省财政脱钩（当然也有脱钩的，不脱钩的称为“单列不脱钩”）。
江苏比较特别，江苏的省会南京广泛的不被江苏本地人认为是本省的省会。因此南京在江苏人民心中是否是一省的行政中心的这个命题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于此同时，江苏还没有计划单列市。这样的条件要么诞生出那种经济不怎么发达的省份，要么就会内卷卷出非常发达的省份。从本次抗疫过程中的“苏大强”MEME我们可以看出，江苏属于后一种。
省会城市被各个地级市不服的同时还没有计划单列市缺又经济较为发达，这就只能说明江苏十三个地级市每一个都在操作层面上类似于古代的专门的通商口岸，可以评价为没有计划的计划单列市，没有“敕书”的通商口岸。江苏省十三市的内部竞争非常激烈，反映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上就是网络上流行的“内斗省”了。
说完市再说区，因为中国大城市的超大人口规模，大城市中的区长往往也要负责很大的经济发展任务，还是以《人民的名义》为例，副市长兼任光明区区委书记的丁义珍负责
经济发展大项目“光明峰”
，因贪腐事发逃往国外，光明区面临投资商一夜之间全跑光的情况，李达康之所以要在市委会上力争市委对丁义珍案件的主办权就是为了保住这些投资商。现实中我们可以从一个正处级区委书记到底负责多少人的经济发展了解到——
网上可以查到的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市龙岗区常驻人口数量在238.64万，考虑到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体制下的特大型城市，一个正处级的区有二百多万人口也正常，平均一下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一个区怎么说也要有一百万常驻人口。江苏由于走的是均衡发展路线，所以不太会出现深圳这样因经济特区体制而诞生的特大型城市，即便如此，扬州邗江区人口在2018年时候的数据也达到了70多万。
为什么最高检发文要求对民营企业家做好保护，甚至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做到了“两少一宽”的程度呢？。这就要提到另一个国外经典电视剧《是的，大臣》了，在《是的，大臣》最后一季的圣诞特辑（毕竟之后就是《是的，首相》了），吉姆·哈克被原定争夺首相大位的两位候选人分别许以调任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以换得吉姆·哈克关键一票的承诺，而哈克对这两个职务的评价则是“内阁宝座”，因为外交大臣容易上电视，财政大臣负责整个政府运行的最根本条件：钱。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英国的情况就等同于中国的情况，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资源禀赋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各级政府就能不在乎财政压力与就业率压力了，而这种压力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则更为明显，毕竟除了在全球上靠霸权地位不停搞世界性庞氏骗局的美国，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就像在全球货币结算主要依靠美元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得罪美国，美国也可以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轻易的以各种手段蹂躏美元经济防火墙的国家。
继续以电视剧为例，在汉东省引进企业如火如荼，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的时候，处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财政压力减缓的情况下，不管是最终入狱的省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高育良还是最终被省委以“既不姓蒋也不姓汪”的优秀共产党员易学习制衡起来的市委书记、省委常委李达康，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赵瑞龙的惠龙集团和持有股份的山水集团开了绿灯。既然时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李达康和高育良都接受赵瑞龙的“程度”（法度、标准）了，一个代表着8000万对外贸易项目和2000名职工的就业问题的民企高管又怎么不会被非省会城市的法院网开一面呢？
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古以来，不分国内国外，官员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并没有同步发展始终是任何一个政治实体都要面临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方摸索出一套让最有钱的人成为最有权的人的方法，具体表现为现在这位曼哈顿房地产暴发户出身的总统以及花了几亿美元就玩了个票的，以开发证券终端机发家并宣布要管制民主党利坏新闻的彭博社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而我国则是在毛教员时代，通过三大改造使得国家掌握了经济资源的分配权，并控制了商品的生产与进出口等环节后，保证了最有权的一定是最有钱的情况下（比如省委书记的工资和待遇是一省当中最高的），实行看似是行政意义上的级别分配但实际上是经济意义上的高薪养廉。
这个情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了变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3年的时候，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比重是中央22，地方78，这个情况直到94年分税制改革后才扭转到56：44，即便是这样也是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差不多五五开的局面，而这个局面和一些省份解决一些建筑违建问题需要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下不止一次指示都不能顺利推进的根本原因之一。试想，如果一个地区发展出了能让地方“政商联合体”脱离中央政策与转移支付的经济基础，那么在不能开除这个地方中国籍的情况下，中央拿什么来保证自己的政令通畅呢？
像在《人民的名义中》，赵瑞龙高小琴高育良为一体的“政商联合体”旗下有各种酒店、庄园、美食城、房地产，这些规模加起来虽然能让一个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兼省委常委以及一个省委副书记兼省政法委书记和赵瑞龙“一封书信到灵山，五百罗汉要出来迎接，一纸上那天宫，十一个大曜要相钦，四海龙王曾是他的好友，八仙也常与他相会，十殿阎罗也和他兄弟相称”，但还不至于让负责一省资源分配的沙瑞金忌惮。
问题在于，这是因为山水集团和惠龙集团加起来还不够有钱，能够控制的资源还不够多。假如他们控制的资源足够多了，旗下产品对内成为汉东省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所需，对外甚至能引领下个十年就业和行业发展以及作为世界知名品牌的时候，那么就算是带着中央指示来的沙瑞金，也要掂量一下自己够不够分量了。
上面这些是尚还有所谓“增量”时代的逻辑。2020年，遭受疫情打击变得更加疲软的全球经济局势已经从“追求增量才会胜利”的阶段进入到了“保住存量就是胜利”的阶段。保住存量的方法有很多，做空他人然后吃掉他人的尸体活过这个冬天是大多数企业、或者说“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建设的集体”的首选。即便现在“逆全球化”这一概念吵的如火如荼，但是全球产业链结构并没有遭到实质性破坏（美国的货币体系还没有崩坏），这也就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主权国家对资本处于弱势这一“天时”并没有发生改变。
这也就是说，一旦主权国家想要提高本国的工人待遇，也就是增加私有制企业的生产成本的时候，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本会以“资本外流”这一形式来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一旦开了“维护工人利益”的先河，再想把外逃的资本“请”回来或者“捉”回来就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功夫了。
不仅如此，在全球经济被疫情打击，我国第一季度财政数字非常不好看的当下，以政府的逻辑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出现“黑天鹅事件”、出现所谓的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有很多，因为某个企业资金链断裂而造成的失业潮就是其中一种。所以今年保就业也被反复提起。
有意思的是，拒绝加班被判赔偿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前两年发生的，该公司为了挽回颜面，和员工打了四场官司，最后才成功。有理由担心，以今年国内和全球的经济情况来说，在劳资纠纷中这种倾向企业，让一两个劳动个体承担他们承担的起的赔偿的情况可能会在保就业的思路下增多。这看似可以用较小的成本解决问题，稳定社会局面，然而长远来看确是饮鸩止渴。
在本次全球抗疫过程中，我国和西方国家的不同表现根本原因在于是”讲经济“还是”讲人命“，我国果断选择了牺牲经济，以人民生命健康为根本的初心，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现在我国进入全面复工复产，社会生活有序恢复的阶段，保就业固然重要，但如果是以通过损害劳动者利益来稳定民企发展来保就业的话，这仍然是资本主义讲经济不讲人命的逻辑，长远来看无非是将当前现实社会中可能发生的风险转化为舆论空间和社会氛围的不满，损害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信心。
最后，我们往好的方面想一想，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在今年全球这种形势下，
一旦主权国家想要提高本国的工人待遇，也就是增加私有制企业的生产成本的时候，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本会以“资本外流”这一形式来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这意味着目前这套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全球化体系的矛盾爆发可能又要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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