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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1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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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悲歌——读《南明史》
RJ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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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RJ
南明史
顾诚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明清易代，或者说南明史，是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实到网络上一直争执不休的话题。清朝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得自清军入关以后，反清起义就一直不断的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着，而“复明”，更是成为号召起义的一面旗帜；而清末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又使得后来的革命党人更加进一步地利用明清易代的历史，来进行革命的宣传。尽管革命党也试图在其中加入反封建的色彩，但从辛亥革命初期的实际情况来看，“排满”依然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无此则不能号召起后来如此巨大的反清浪潮，这一点，从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之后就去拜谒明孝陵一事中就可以看到。
1912年2月15日，清帝逊位三天后，孙中山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军政要员拜谒明孝陵，宣布反清任务的完成。
直到后来全面抗战时期，许多文化界人士宣传救亡，也依然会以明清之际，特别是南明史事来激发国人的抗战决心，更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引起毛泽东“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的历史之思。蒋介石败退台湾之时，更时常以郑成功等南明人士坚持抗清，力图恢复之事来激励他的部下做“反攻大陆”的美梦。可以说，明清之际的历史，即是离我们最远的一段古代史，又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近代史。外敌入侵、农民起义、救亡图存，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让你很难去分别，民国史和明清史，到底是谁复刻了谁。
郭沫若和他的《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曾致信郭沫若，说：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拿破仑是法国历史的一部分，而研究拿破仑本身就是一段历史。”明清之际，或者说南明这段历史，形形色色的人物基于各自的利益，对这段历史展开各式的解读，又给南明史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在清朝的官方历史体系中，“南明”这一历史概念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崇祯帝上吊自杀，明朝的历史也就此结束了，清朝是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手中接过了政权。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崇祯帝虽死，但大片领土仍然在明朝政权的掌握下，清廷仍然花了数十年时间，才最终剿灭各地的反清势力，完成对全国的控制。而顾诚的《南明史》，正是对这一段历史悲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
一
与一般的书写南明这段历史的著作不同，顾诚既没有拘泥于封建的正统观，完全肯定反清势力，将他们统一塑造为所谓忠臣良将；也没有从所谓的“大一统”史观出发，将清朝统一全国的历史，讴歌为“吊民伐罪”，而将各地的反清运动，称作“阻碍统一”。作者是站在当时处于被统治者的广大农民的立场上，来书写南明这段历史的。作者所赞扬，所讴歌的，是能在当时尽力保护人民而非屠戮人民，发展生产而非阻碍生产的政治力量。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各派势力的成败得失，而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破坏最小，最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1997版序论，p5）
作者并不否认，明朝灭亡之后，取代明朝的仍然会是一个封建王朝，但是，“差异在于各派势力实行的政策和手段不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将不同。”（1997版序论，p5）如果只是因为清朝统一了全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无视其在建立初期的残暴政策，反而去一味论证所谓清朝取代明朝背后清的“优越性”、“必然性”，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历史科学的万古常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使我们的事业做得更顺一些，不要倒行逆施，为中华民族的兴盛做出贡献。”（1997版序论，p5）
顾诚先生工作照
也正是基于作者的人民立场，作者在评述南明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没有因为历史人物是否死节，是否曾经投降清廷来臧否历史人物，也没有因为某个历史人物坚持抗清，就对他全是褒扬。作者恰恰指出，真正坚持抗清的，恰恰是被清廷以及南明小朝廷都斥之为“贼”的农民起义军，以大西军和大顺军余部为主的农民起义军才是抗清的主力，也正是他们的存在，南明的几个小朝廷才得以苟延残喘数十年。而许多被称为守节之臣的史可法、何腾蛟等人，他们对整个抗清大局的作用实际上是负面的，死节固然应当肯定，但其错误依然需要指出；作者进一步指出，“抗清”，并不仅是汉族军民为了恢复一个死去的王朝或者汉族衣冠而进行的活动，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百姓共同反抗满洲贵族征服的斗争。
《南明史》一书的两个特点，如作者所说“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二是贯穿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1997版序论，p2）可以说，一部《南明史》，就是一部内斗史，正如本书的第三版腰封上写的一句话，“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
二
作者所定义的南明史，是“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兵进入山海关问鼎中原以来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1997版序论，p1）如果我们按照南明的几个朱家小朝廷的顺序来梳理，南明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弘光政权时期，鲁王监国时期、隆武政权时期以及永历政权时期。后三个政权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并立的。而抗清斗争也主要发生在后三个时期内。
在抗清斗争中，进行抗清活动的力量，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农民起义军，这里既包括大西军、大顺军余部，也包括在清朝统治各地爆发的起义，他们或是由当地的士绅领导，或是由当地的农民发动；二、明朝剩余统治区的军队，他们的领导者大多是崇祯朝委任的将军；三、在南部建立的几个明朝的小朝廷，这几个朝廷中的官员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军队。应当说，在北京刚被攻陷的1644年，明朝并不能算就此灭亡，无论是领土、人口、军队，大部分仍然在明朝的统治下，而清军数量相对较少，并非不可战胜。然而明朝内部，处于上层的皇室骄奢淫逸，沉湎酒色；中层官员和掌握军队的将军，或是倾轧党争，或是内部火并；处于下层的起义军，整体上虽然作战英勇，也能尽力的保护民众，发展生产，但是起义军集团内部并不团结，争权夺利者有之，目光短浅者有之，始终不能真正领导起抗清大局来，最终在清军的各个击破以及内部的消耗中归于失败。
三
我们分别从前文所述的上层、中层和下层中各自寻找几个案例来说明一下南明是怎样在内斗中丧失了反清复明的大好形势的。
1. 南明中央层面的内斗
南明的几个小朝廷自诞生起，就未能担负起领导反清运动的重任，尽管有如隆武帝朱聿键这样较有能力的君主出现，但在内斗之中，亦无所作为。在这方面，最具突出的例子，就是弘光朝廷的建立与覆亡。随着北京陷落，作为留都的南京立刻成为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在没有直系继承人的情况下，南京城内外的大臣、勋贵、太监以及武将们就围绕立哪一位藩王为帝的问题上开始了勾心斗角，坐视大好河山的沦亡。
按照宗法秩序以及地理位置上，身处淮安的福王朱由崧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身处江南的东林党衮衮诸公们，因为朱由崧的祖母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万历年间围绕册立太子问题，东林党和万历皇帝就是否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进行了无数次的角力，他们担心朱由崧上台会翻东林党人的旧账。因此，他们拒绝以马士英为代表的武将集团册立福王的建议，史可法在当时作为东林党人的代表，为小集团利益所挟持，游移不定，导致朱由崧求助于武将，造成后来弘光朝廷建立后外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内部又再次陷入党争。
弘光朝廷建立仅有八个月，就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反对福王继位的东林集团视福王继位等于万历以来东林党在党争中的最大的失败，因此大肆利用这三起案件来大做文章，攻击马士英为首的武将集团，将他们称作阉党，“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1997版，p160）这也就导致朱由崧及马士英等大臣为了稳住自己的地位，又进一步的依靠武将，放权施恩，这些武将又只求保存实力，根本不愿出兵收复失地，弘光政权在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空壳子了。
弘光帝朱由崧（1607-1646），庙号安宗。福王朱常洵庶长子，母亲邹氏， 他断送了南明政权建立之初，反清复明的大好局面。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想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保持内部稳定。内部稳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员的齐心合力。”（光明日报版，p41）可以说，“南明几个朝廷最大的特点和致命的弱点正在于依附武将，武将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徒有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进取。”（1997版，p57）在对外问题上，弘光朝廷也是昏招迭出，除了置尚为无主之地的河南、山东于不顾，还试图“联虏平寇”，将入关的清军当成了自己的盟友，在大顺军在西北牵制清军，清廷南方空虚的大好机会下，不希图收复失地，怕触怒清廷，反而梦想着依靠清军扫荡流寇，“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1997版，p103）朱由崧刚登上皇帝宝座就以大婚名义四处勒索女子，并为了制作春药而大肆派太监捕蟾，落得个“蛤蟆天子”的绰号，其荒唐腐败至于如此。然而，随着经济重心的彻底南移，“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1997版，p104），清廷只有尽快南下统一全国，获得稳定的税源，才能够在北京站稳脚跟。当清军消灭大顺军主力，挥师南下，弘光政权只有走向灭亡一途。
2.南明地方层面的内斗
崇祯朝时，虽然已经出现了武将拥兵自重的问题，但朝廷的威严尚在，政令还能畅通无阻；弘光时期，武将虽然跋扈，但封疆大臣们仍不敢违反朝廷旨意。然而随着崇祯煤山自尽，弘光帝以及在南京失守后于杭州监国的潞王朱常淓先后被处死，清军向江南进军。南明就失去了名义上的领导者，各地已经互不统属，四分五裂了。原本在地方掌握兵权的武将们也先后开始试图通过拥立明朝宗室为帝的办法来争权夺利，在反清方面，根本谈不上统一部署，统一指挥。倒是很快忙于内战之中，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此事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南明史之中。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莫过于唐、鲁争立。
唐王朱聿键和鲁王朱以海作为明朝的远支宗室，先后被福建、浙东的官绅将领拥戴继位，这的确受当时消息不通的情况下出现的局面。但随着情况的明朗，朱聿键的隆武政权因其成立时间较早，且获得了其他各省残明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王的监国政权就处于两难境地，是退位归藩，一致对外；还是继续独立？对于鲁王朱以海来说“黄袍加身容易，一旦退位依旧过寓公生活难免驽马恋栈，何况拥立他的大臣也有的不愿放弃自己的定策之功。”（2011版，p193）
于是双方为了拉拢彼此势力，给彼此的官吏大肆封官，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阻止有效的反清阵线，相反，“由于鲁监国坚持同隆武朝廷分庭抗礼，地理原因监国政权处于抗清的前线，给福建提供了屏障，隆武朝廷的实权人物郑芝龙对这种局面心中窃喜，按兵不动有了借口。”（2011版，p195）而在广西的桂王朱亨嘉又自称为监国，准备进军广东，最终在两广总督丁魁楚的进攻下兵败身亡。在南明历史上，此类事件屡屡发生，最终只造成两个结果，一、南明内部自相残杀，清军坐收渔翁之利；二、继位者不管合法与否，为了笼络手下，大肆封官封爵，“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爵禄不用于劝奖抗清有功官员，而以是否效忠于己为依据。”（2011版，p201）（这一点在后来是否给农民起义军领袖孙可望封王一事上最为凸显）如此情形，南明也只有走向灭亡一途。
3.南明军队中农民起义军的内斗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中央权威的丧失，南明各地方武将纷纷拥兵自重，互相攻伐。而在抗清斗争中承担主要作用的，实际上是以孙可望为代表的大西军余部和以夔东十三家为代表的大顺军余部组成，他们采取联明抗清的策略，有力地抗击了清军的进攻，但是，在农民起义军内部，内斗仍然无可避免。这其中以孙可望降清一事最为可惜。
孙可望作为张献忠死后大西军的领袖，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这三位大西军将领通力合作，取得了占据云南的重要战果，并且澄清吏治，发展生产，为大西军在南明抗清斗争中占据了一块重要基地，“大西军自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起北出贵州、四川、东进广西、广东、湖南，几次挫败不可一世的清军，成为全国抗清的主力。”（2011版，p258）然而在后来迎接永历帝入贵州之后，孙可望的政治野心剧增，他希望能够代明而自立，拥有政治野心，在当时的环境下，并不能说是错误，但是孙可望的错误在于他错判了时机。只要天下没有归于一统，那么孙仍然需要永历帝作为招牌，作为号召天下的旗帜，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视永历帝如无物，禁止其他将领与永历帝的往来，这就引起了以李定国为代表的亲永历政权将领的反对，而孙可望又试图诱杀李定国，最终导致李定国引兵出走两广，导致大西军内部分裂，在后来又为了自立为王，引得孙、李两方兵戎相见，以李定国迎永历帝入云南，孙可望内犯云南不成，最终降清告终，进一步加速了南明的灭亡。
油画《郑成功收复台湾》，罗田喜绘 顾诚先生认为，在南明史上，郑成功的形象是复杂的， 他既是坚持抗清，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但他也有着割据称雄的想法。
这里还需要附带地说一下以郑成功为代表的郑氏集团在抗清斗争中的作用。郑成功坚持抗清，更有收复台湾的重大历史功绩，理应肯定，但是在“复明”这一问题上，郑成功，或者说整个郑氏集团的态度是游移的。孙可望与郑成功，正好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试图自立，欲去永历政权而后快；后者一直尊奉永历政权，但是又不愿接受永历政权的领导，只求扩展自己的势力。可是这样是否就让郑氏集团因此扶摇直上了？实际不然，“由于他首先着眼的是维护以自己为首的郑氏家族和东南沿海部分汉族绅民的利益，当清朝的‘大一统’危及到这一集团利益时，他只有站在比较软弱的明朝一边，借明朝的名义展开抗清斗争。”（1997版，p761）这也就导致最强大的两股抗清军事力量——大西军和郑氏集团无法真正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为正朔。”（2011版，p578）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李定国与他约定会师广东之时，他一面派兵而不参战，另一面又跟清廷谈判，这种名为平衡，实则骑墙的策略，随着大西军全军覆没，自然也就趋于末路。他的郑氏集团就只能孤军奋战，以至于退居海岛之上了，而那时他们遥奉的早已不存在的永历政权，则成了头上一个无法挥去的紧箍咒。
四
回顾南明这段充满着内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明王朝还是清王朝，在趋于灭亡之际，都已经丧失了自立的能力。庚子之变，东南互保，清廷已经丧失了对全国的控制能力；甲申之变，江南自立，南明小朝廷也只能风雨飘摇。对于南明政权来说，如果依靠的只是腐败透顶的明朝官军，朱明朝廷早已灰飞烟灭。如果说东南互保意味着中国社会中拥清势力衰微的表现，“1661年永历帝的被俘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中拥明势力衰微的结果”（1997版，p1115）
对于明清两个封建政权来说，他们在易代之际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中国向何处去？”或者说，保大明/大清还是保中国？无论是汉族地主也好，满洲贵族也好，当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已经退化为只能代表统治集团利益，而统治集团自身又拒绝变革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就已经是注定的了，那就是出卖人民的利益乃至生命来拱卫自己的小集团。当新的政权给够他们足够的利益时，他们可以轻松的将整个国家交出去而毫无负担，无视人民的死活。而真正选择去保护这个国家的，却往往是他们平日里最瞧不起的农民、底层市民、中下层官吏，这些平时默默无闻的“民”，甚至被称为“氓”的人们。这或许是历史的惯性，但又是历史的悲哀。
参考文献： [1]顾诚：《南明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2]顾诚：《南明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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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史
顾诚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明清易代，或者说南明史，是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实到网络上一直争执不休的话题。清朝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得自清军入关以后，反清起义就一直不断的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着，而“复明”，更是成为号召起义的一面旗帜；而清末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又使得后来的革命党人更加进一步地利用明清易代的历史，来进行革命的宣传。尽管革命党也试图在其中加入反封建的色彩，但从辛亥革命初期的实际情况来看，“排满”依然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无此则不能号召起后来如此巨大的反清浪潮，这一点，从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之后就去拜谒明孝陵一事中就可以看到。
1912年2月15日，清帝逊位三天后，孙中山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军政要员拜谒明孝陵，宣布反清任务的完成。
直到后来全面抗战时期，许多文化界人士宣传救亡，也依然会以明清之际，特别是南明史事来激发国人的抗战决心，更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引起毛泽东“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的历史之思。蒋介石败退台湾之时，更时常以郑成功等南明人士坚持抗清，力图恢复之事来激励他的部下做“反攻大陆”的美梦。可以说，明清之际的历史，即是离我们最远的一段古代史，又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近代史。外敌入侵、农民起义、救亡图存，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让你很难去分别，民国史和明清史，到底是谁复刻了谁。
郭沫若和他的《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曾致信郭沫若，说：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拿破仑是法国历史的一部分，而研究拿破仑本身就是一段历史。”明清之际，或者说南明这段历史，形形色色的人物基于各自的利益，对这段历史展开各式的解读，又给南明史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在清朝的官方历史体系中，“南明”这一历史概念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崇祯帝上吊自杀，明朝的历史也就此结束了，清朝是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手中接过了政权。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崇祯帝虽死，但大片领土仍然在明朝政权的掌握下，清廷仍然花了数十年时间，才最终剿灭各地的反清势力，完成对全国的控制。而顾诚的《南明史》，正是对这一段历史悲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
一
与一般的书写南明这段历史的著作不同，顾诚既没有拘泥于封建的正统观，完全肯定反清势力，将他们统一塑造为所谓忠臣良将；也没有从所谓的“大一统”史观出发，将清朝统一全国的历史，讴歌为“吊民伐罪”，而将各地的反清运动，称作“阻碍统一”。作者是站在当时处于被统治者的广大农民的立场上，来书写南明这段历史的。作者所赞扬，所讴歌的，是能在当时尽力保护人民而非屠戮人民，发展生产而非阻碍生产的政治力量。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各派势力的成败得失，而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破坏最小，最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1997版序论，p5）
作者并不否认，明朝灭亡之后，取代明朝的仍然会是一个封建王朝，但是，“差异在于各派势力实行的政策和手段不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将不同。”（1997版序论，p5）如果只是因为清朝统一了全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无视其在建立初期的残暴政策，反而去一味论证所谓清朝取代明朝背后清的“优越性”、“必然性”，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历史科学的万古常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使我们的事业做得更顺一些，不要倒行逆施，为中华民族的兴盛做出贡献。”（1997版序论，p5）
顾诚先生工作照
也正是基于作者的人民立场，作者在评述南明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没有因为历史人物是否死节，是否曾经投降清廷来臧否历史人物，也没有因为某个历史人物坚持抗清，就对他全是褒扬。作者恰恰指出，真正坚持抗清的，恰恰是被清廷以及南明小朝廷都斥之为“贼”的农民起义军，以大西军和大顺军余部为主的农民起义军才是抗清的主力，也正是他们的存在，南明的几个小朝廷才得以苟延残喘数十年。而许多被称为守节之臣的史可法、何腾蛟等人，他们对整个抗清大局的作用实际上是负面的，死节固然应当肯定，但其错误依然需要指出；作者进一步指出，“抗清”，并不仅是汉族军民为了恢复一个死去的王朝或者汉族衣冠而进行的活动，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百姓共同反抗满洲贵族征服的斗争。
《南明史》一书的两个特点，如作者所说“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二是贯穿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1997版序论，p2）可以说，一部《南明史》，就是一部内斗史，正如本书的第三版腰封上写的一句话，“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
二
作者所定义的南明史，是“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兵进入山海关问鼎中原以来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1997版序论，p1）如果我们按照南明的几个朱家小朝廷的顺序来梳理，南明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弘光政权时期，鲁王监国时期、隆武政权时期以及永历政权时期。后三个政权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并立的。而抗清斗争也主要发生在后三个时期内。
在抗清斗争中，进行抗清活动的力量，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农民起义军，这里既包括大西军、大顺军余部，也包括在清朝统治各地爆发的起义，他们或是由当地的士绅领导，或是由当地的农民发动；二、明朝剩余统治区的军队，他们的领导者大多是崇祯朝委任的将军；三、在南部建立的几个明朝的小朝廷，这几个朝廷中的官员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军队。应当说，在北京刚被攻陷的1644年，明朝并不能算就此灭亡，无论是领土、人口、军队，大部分仍然在明朝的统治下，而清军数量相对较少，并非不可战胜。然而明朝内部，处于上层的皇室骄奢淫逸，沉湎酒色；中层官员和掌握军队的将军，或是倾轧党争，或是内部火并；处于下层的起义军，整体上虽然作战英勇，也能尽力的保护民众，发展生产，但是起义军集团内部并不团结，争权夺利者有之，目光短浅者有之，始终不能真正领导起抗清大局来，最终在清军的各个击破以及内部的消耗中归于失败。
三
我们分别从前文所述的上层、中层和下层中各自寻找几个案例来说明一下南明是怎样在内斗中丧失了反清复明的大好形势的。
1. 南明中央层面的内斗
南明的几个小朝廷自诞生起，就未能担负起领导反清运动的重任，尽管有如隆武帝朱聿键这样较有能力的君主出现，但在内斗之中，亦无所作为。在这方面，最具突出的例子，就是弘光朝廷的建立与覆亡。随着北京陷落，作为留都的南京立刻成为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在没有直系继承人的情况下，南京城内外的大臣、勋贵、太监以及武将们就围绕立哪一位藩王为帝的问题上开始了勾心斗角，坐视大好河山的沦亡。
按照宗法秩序以及地理位置上，身处淮安的福王朱由崧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身处江南的东林党衮衮诸公们，因为朱由崧的祖母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万历年间围绕册立太子问题，东林党和万历皇帝就是否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进行了无数次的角力，他们担心朱由崧上台会翻东林党人的旧账。因此，他们拒绝以马士英为代表的武将集团册立福王的建议，史可法在当时作为东林党人的代表，为小集团利益所挟持，游移不定，导致朱由崧求助于武将，造成后来弘光朝廷建立后外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内部又再次陷入党争。
弘光朝廷建立仅有八个月，就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反对福王继位的东林集团视福王继位等于万历以来东林党在党争中的最大的失败，因此大肆利用这三起案件来大做文章，攻击马士英为首的武将集团，将他们称作阉党，“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1997版，p160）这也就导致朱由崧及马士英等大臣为了稳住自己的地位，又进一步的依靠武将，放权施恩，这些武将又只求保存实力，根本不愿出兵收复失地，弘光政权在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空壳子了。
弘光帝朱由崧（1607-1646），庙号安宗。福王朱常洵庶长子，母亲邹氏， 他断送了南明政权建立之初，反清复明的大好局面。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想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保持内部稳定。内部稳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员的齐心合力。”（光明日报版，p41）可以说，“南明几个朝廷最大的特点和致命的弱点正在于依附武将，武将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徒有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进取。”（1997版，p57）在对外问题上，弘光朝廷也是昏招迭出，除了置尚为无主之地的河南、山东于不顾，还试图“联虏平寇”，将入关的清军当成了自己的盟友，在大顺军在西北牵制清军，清廷南方空虚的大好机会下，不希图收复失地，怕触怒清廷，反而梦想着依靠清军扫荡流寇，“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1997版，p103）朱由崧刚登上皇帝宝座就以大婚名义四处勒索女子，并为了制作春药而大肆派太监捕蟾，落得个“蛤蟆天子”的绰号，其荒唐腐败至于如此。然而，随着经济重心的彻底南移，“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1997版，p104），清廷只有尽快南下统一全国，获得稳定的税源，才能够在北京站稳脚跟。当清军消灭大顺军主力，挥师南下，弘光政权只有走向灭亡一途。
2.南明地方层面的内斗
崇祯朝时，虽然已经出现了武将拥兵自重的问题，但朝廷的威严尚在，政令还能畅通无阻；弘光时期，武将虽然跋扈，但封疆大臣们仍不敢违反朝廷旨意。然而随着崇祯煤山自尽，弘光帝以及在南京失守后于杭州监国的潞王朱常淓先后被处死，清军向江南进军。南明就失去了名义上的领导者，各地已经互不统属，四分五裂了。原本在地方掌握兵权的武将们也先后开始试图通过拥立明朝宗室为帝的办法来争权夺利，在反清方面，根本谈不上统一部署，统一指挥。倒是很快忙于内战之中，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此事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南明史之中。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莫过于唐、鲁争立。
唐王朱聿键和鲁王朱以海作为明朝的远支宗室，先后被福建、浙东的官绅将领拥戴继位，这的确受当时消息不通的情况下出现的局面。但随着情况的明朗，朱聿键的隆武政权因其成立时间较早，且获得了其他各省残明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王的监国政权就处于两难境地，是退位归藩，一致对外；还是继续独立？对于鲁王朱以海来说“黄袍加身容易，一旦退位依旧过寓公生活难免驽马恋栈，何况拥立他的大臣也有的不愿放弃自己的定策之功。”（2011版，p193）
于是双方为了拉拢彼此势力，给彼此的官吏大肆封官，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阻止有效的反清阵线，相反，“由于鲁监国坚持同隆武朝廷分庭抗礼，地理原因监国政权处于抗清的前线，给福建提供了屏障，隆武朝廷的实权人物郑芝龙对这种局面心中窃喜，按兵不动有了借口。”（2011版，p195）而在广西的桂王朱亨嘉又自称为监国，准备进军广东，最终在两广总督丁魁楚的进攻下兵败身亡。在南明历史上，此类事件屡屡发生，最终只造成两个结果，一、南明内部自相残杀，清军坐收渔翁之利；二、继位者不管合法与否，为了笼络手下，大肆封官封爵，“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爵禄不用于劝奖抗清有功官员，而以是否效忠于己为依据。”（2011版，p201）（这一点在后来是否给农民起义军领袖孙可望封王一事上最为凸显）如此情形，南明也只有走向灭亡一途。
3.南明军队中农民起义军的内斗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中央权威的丧失，南明各地方武将纷纷拥兵自重，互相攻伐。而在抗清斗争中承担主要作用的，实际上是以孙可望为代表的大西军余部和以夔东十三家为代表的大顺军余部组成，他们采取联明抗清的策略，有力地抗击了清军的进攻，但是，在农民起义军内部，内斗仍然无可避免。这其中以孙可望降清一事最为可惜。
孙可望作为张献忠死后大西军的领袖，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这三位大西军将领通力合作，取得了占据云南的重要战果，并且澄清吏治，发展生产，为大西军在南明抗清斗争中占据了一块重要基地，“大西军自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起北出贵州、四川、东进广西、广东、湖南，几次挫败不可一世的清军，成为全国抗清的主力。”（2011版，p258）然而在后来迎接永历帝入贵州之后，孙可望的政治野心剧增，他希望能够代明而自立，拥有政治野心，在当时的环境下，并不能说是错误，但是孙可望的错误在于他错判了时机。只要天下没有归于一统，那么孙仍然需要永历帝作为招牌，作为号召天下的旗帜，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视永历帝如无物，禁止其他将领与永历帝的往来，这就引起了以李定国为代表的亲永历政权将领的反对，而孙可望又试图诱杀李定国，最终导致李定国引兵出走两广，导致大西军内部分裂，在后来又为了自立为王，引得孙、李两方兵戎相见，以李定国迎永历帝入云南，孙可望内犯云南不成，最终降清告终，进一步加速了南明的灭亡。
油画《郑成功收复台湾》，罗田喜绘 顾诚先生认为，在南明史上，郑成功的形象是复杂的， 他既是坚持抗清，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但他也有着割据称雄的想法。
这里还需要附带地说一下以郑成功为代表的郑氏集团在抗清斗争中的作用。郑成功坚持抗清，更有收复台湾的重大历史功绩，理应肯定，但是在“复明”这一问题上，郑成功，或者说整个郑氏集团的态度是游移的。孙可望与郑成功，正好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试图自立，欲去永历政权而后快；后者一直尊奉永历政权，但是又不愿接受永历政权的领导，只求扩展自己的势力。可是这样是否就让郑氏集团因此扶摇直上了？实际不然，“由于他首先着眼的是维护以自己为首的郑氏家族和东南沿海部分汉族绅民的利益，当清朝的‘大一统’危及到这一集团利益时，他只有站在比较软弱的明朝一边，借明朝的名义展开抗清斗争。”（1997版，p761）这也就导致最强大的两股抗清军事力量——大西军和郑氏集团无法真正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为正朔。”（2011版，p578）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李定国与他约定会师广东之时，他一面派兵而不参战，另一面又跟清廷谈判，这种名为平衡，实则骑墙的策略，随着大西军全军覆没，自然也就趋于末路。他的郑氏集团就只能孤军奋战，以至于退居海岛之上了，而那时他们遥奉的早已不存在的永历政权，则成了头上一个无法挥去的紧箍咒。
四
回顾南明这段充满着内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明王朝还是清王朝，在趋于灭亡之际，都已经丧失了自立的能力。庚子之变，东南互保，清廷已经丧失了对全国的控制能力；甲申之变，江南自立，南明小朝廷也只能风雨飘摇。对于南明政权来说，如果依靠的只是腐败透顶的明朝官军，朱明朝廷早已灰飞烟灭。如果说东南互保意味着中国社会中拥清势力衰微的表现，“1661年永历帝的被俘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中拥明势力衰微的结果”（1997版，p1115）
对于明清两个封建政权来说，他们在易代之际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中国向何处去？”或者说，保大明/大清还是保中国？无论是汉族地主也好，满洲贵族也好，当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已经退化为只能代表统治集团利益，而统治集团自身又拒绝变革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就已经是注定的了，那就是出卖人民的利益乃至生命来拱卫自己的小集团。当新的政权给够他们足够的利益时，他们可以轻松的将整个国家交出去而毫无负担，无视人民的死活。而真正选择去保护这个国家的，却往往是他们平日里最瞧不起的农民、底层市民、中下层官吏，这些平时默默无闻的“民”，甚至被称为“氓”的人们。这或许是历史的惯性，但又是历史的悲哀。
参考文献： [1]顾诚：《南明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2]顾诚：《南明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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