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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27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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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27 16:00:00
# 我要批评一下“人口红利”这个观点，太片面了
孟捷 [ 底线思维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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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月上旬举办的思想者论坛上，继文一、米歇尔·阿格里塔教授分别就“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模式”发表主题演讲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孟捷也跟大家分享了其独到的见解。本文为观察者网首发，未经作者审定。】
文一教授和Michel Aglietta 教授讲得很好，很丰富，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前两天很荣幸请到Michel
Aglietta教授到我们学院做报告，今天讲中国经济问题又讲得很深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就中国经济改革道路、中国模式，刚才Michel
Aglietta教授说他不会说中国模式有多特殊，他说我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亚洲模式，并总结了亚洲模式的几个特点。
我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中国模式，至于我们跟亚洲模式的共性和差异以及比重，学术界可以争论，我就不下定论了。下面我主要想评价一下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当中比较典型的三种制度形式，然后通过三种制度形式的分析，看看我们的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基础，以及我们有什么缺陷。
孟捷教授发言
第一个制度形式，农民工。这是中国向现代化过渡的一个制度性现象，是经济制度。什么是农民工？2013年我和学生写过一篇文章，
**从政经学角度解读农民工为“半无产阶级化”**
，中国农民工走向劳动市场，劳动力商品化是在无产阶级化发生之前出现的，再加上另外一方面因为他出卖劳动力，所以用“半无产阶级化”来概括农民工。
“半无产阶级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有土地，有生产资料，二是出卖劳动力。农民工就业和劳动发生在城市，当然劳动力再生产，孩子教育、养老、医疗主要发生在农村，留守儿童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特殊模式，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表述概括——农民工劳动和劳动力再生产，二者在空间上是分割的。
这种分割带来的直接经济后果是农民工的工资非常便宜，因为工资不需要覆盖劳动力再生产全部费用。2013年当时写文章所用数据显示，农民工工资正好是城镇工资的一半，而且那个年份还有一个特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农村经营收入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用“半无产阶级化”来概括农民工的原因之一。
由于中国工资成本低，经济学有一个流行的理论叫“人口红利”。这里我要批评一下“人口红利”，因为这个观点是片面的。全世界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很多，所以
**这个理论只是“比较优势论”的一个翻版**
，人口结构比中国好的国家也多了去了，所以我们讨论中国人口老龄化，低廉工资人口不单纯是人口红利造成，而是“半无产阶级化”制度红利造成的。一个制度形式会造成各种现象性后果，每年春运农民工返乡潮就是表现的层面之一。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主流理论、人口红利理论都没有把握中国经济核心制度特点。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结论，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从制度层面分析，可以称之为“半无产阶级化”现象。其实“半无产阶级化”理论从恩格斯到列宁到沃勒斯坦有一系列的描述。所有国家都经历过半无产阶级化，但是我们体量太大，且拥有两亿多农民工，这个数量是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从改革开放至今，这个现象还没有结束，我们持续的时间很长。
引证2012年中国人口经济学家研究，农民工平均在城里待8年。第二代农民工时间会长一点。 **摆脱半无产阶级化陷阱，唯一的出路是中国在所有产业上全面升级**
。中国制造2025计划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小国，我们不可能靠一两个产业就把半无产阶级化这个局面结束掉，所以美国人恨我们也是有理由，因为我们要跳出半无产阶级化陷阱，就必须推进主要产业向世界一流水平攀升，否则没有足够的增加值，来保障大多数人过上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生活。
第二个制度形式，地方政府。“三维市场经济”这个观点，在地方政府和中央国家是内生经济主体，真正内行的中国产业经济学家从来不争论有没有产业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有没有用，而是产业政策有效性。在地方政府成了内生主体以后，真正主体是中央有产业政策，地方也有，这两个政策经常矛盾。所以由此得出的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如何有效，哪个有效，还是两个博弈折中有效？
同一个中央政策，有的地方忠实地执行了，有的地方可能阳奉阴违并没有去做，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只是被我们主流经济学话语遮蔽了。我们官网报道这个问题给了太多篇幅，但这其实是个假问题，不是中国经济的真问题。
第三个制度形式，政党国家。这个问题展开是有很大很难的。 **中国共产党是经济制度，不是传统政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这样，再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任命郭树清做央行书记这一观点的例证。80年代以来主流银行理论是独立性理论，这个理论反对凯恩斯主义，央行目标是盯住通货膨胀，这套理论是大学里都教的，但是美国理论和这个实践是冲突的，2018年量化宽松跟量化土地观点有矛盾。党领导央行，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解读的方面，这样的党作为经济制度活生生的例子还有很多。
再比如，外企建立党支部，我们一般有人讲，这个跟一般公司治理理论教材不一样，这是力量博弈效果。其实世界本来也没有公司治理模式。前一段时间看到中国企业吉利到德国，德国有企业公约制，德国金融周期是欧洲国家最小的，为什么？因为一系列制度形式还在。所以这种东西，各国都有各国特点，中国有中国特点，所以
**如何把我们党作为经济制度来理解，我们没有任何既有理论能够将其概念化** 。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总结上述三种典型的改革当中出现的制度形式，也正显示出我们经济学理论是远远落后的，还远远没有把真正的中国故事、中国模式讲出来、讲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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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月上旬举办的思想者论坛上，继文一、米歇尔·阿格里塔教授分别就“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模式”发表主题演讲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孟捷也跟大家分享了其独到的见解。本文为观察者网首发，未经作者审定。】
文一教授和Michel Aglietta 教授讲得很好，很丰富，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前两天很荣幸请到Michel
Aglietta教授到我们学院做报告，今天讲中国经济问题又讲得很深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就中国经济改革道路、中国模式，刚才Michel
Aglietta教授说他不会说中国模式有多特殊，他说我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亚洲模式，并总结了亚洲模式的几个特点。
我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中国模式，至于我们跟亚洲模式的共性和差异以及比重，学术界可以争论，我就不下定论了。下面我主要想评价一下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当中比较典型的三种制度形式，然后通过三种制度形式的分析，看看我们的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基础，以及我们有什么缺陷。
孟捷教授发言
第一个制度形式，农民工。这是中国向现代化过渡的一个制度性现象，是经济制度。什么是农民工？2013年我和学生写过一篇文章，
**从政经学角度解读农民工为“半无产阶级化”**
，中国农民工走向劳动市场，劳动力商品化是在无产阶级化发生之前出现的，再加上另外一方面因为他出卖劳动力，所以用“半无产阶级化”来概括农民工。
“半无产阶级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有土地，有生产资料，二是出卖劳动力。农民工就业和劳动发生在城市，当然劳动力再生产，孩子教育、养老、医疗主要发生在农村，留守儿童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特殊模式，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表述概括——农民工劳动和劳动力再生产，二者在空间上是分割的。
这种分割带来的直接经济后果是农民工的工资非常便宜，因为工资不需要覆盖劳动力再生产全部费用。2013年当时写文章所用数据显示，农民工工资正好是城镇工资的一半，而且那个年份还有一个特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农村经营收入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用“半无产阶级化”来概括农民工的原因之一。
由于中国工资成本低，经济学有一个流行的理论叫“人口红利”。这里我要批评一下“人口红利”，因为这个观点是片面的。全世界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很多，所以
**这个理论只是“比较优势论”的一个翻版**
，人口结构比中国好的国家也多了去了，所以我们讨论中国人口老龄化，低廉工资人口不单纯是人口红利造成，而是“半无产阶级化”制度红利造成的。一个制度形式会造成各种现象性后果，每年春运农民工返乡潮就是表现的层面之一。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主流理论、人口红利理论都没有把握中国经济核心制度特点。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结论，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从制度层面分析，可以称之为“半无产阶级化”现象。其实“半无产阶级化”理论从恩格斯到列宁到沃勒斯坦有一系列的描述。所有国家都经历过半无产阶级化，但是我们体量太大，且拥有两亿多农民工，这个数量是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从改革开放至今，这个现象还没有结束，我们持续的时间很长。
引证2012年中国人口经济学家研究，农民工平均在城里待8年。第二代农民工时间会长一点。 **摆脱半无产阶级化陷阱，唯一的出路是中国在所有产业上全面升级**
。中国制造2025计划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小国，我们不可能靠一两个产业就把半无产阶级化这个局面结束掉，所以美国人恨我们也是有理由，因为我们要跳出半无产阶级化陷阱，就必须推进主要产业向世界一流水平攀升，否则没有足够的增加值，来保障大多数人过上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生活。
第二个制度形式，地方政府。“三维市场经济”这个观点，在地方政府和中央国家是内生经济主体，真正内行的中国产业经济学家从来不争论有没有产业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有没有用，而是产业政策有效性。在地方政府成了内生主体以后，真正主体是中央有产业政策，地方也有，这两个政策经常矛盾。所以由此得出的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如何有效，哪个有效，还是两个博弈折中有效？
同一个中央政策，有的地方忠实地执行了，有的地方可能阳奉阴违并没有去做，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只是被我们主流经济学话语遮蔽了。我们官网报道这个问题给了太多篇幅，但这其实是个假问题，不是中国经济的真问题。
第三个制度形式，政党国家。这个问题展开是有很大很难的。 **中国共产党是经济制度，不是传统政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这样，再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任命郭树清做央行书记这一观点的例证。80年代以来主流银行理论是独立性理论，这个理论反对凯恩斯主义，央行目标是盯住通货膨胀，这套理论是大学里都教的，但是美国理论和这个实践是冲突的，2018年量化宽松跟量化土地观点有矛盾。党领导央行，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解读的方面，这样的党作为经济制度活生生的例子还有很多。
再比如，外企建立党支部，我们一般有人讲，这个跟一般公司治理理论教材不一样，这是力量博弈效果。其实世界本来也没有公司治理模式。前一段时间看到中国企业吉利到德国，德国有企业公约制，德国金融周期是欧洲国家最小的，为什么？因为一系列制度形式还在。所以这种东西，各国都有各国特点，中国有中国特点，所以
**如何把我们党作为经济制度来理解，我们没有任何既有理论能够将其概念化** 。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总结上述三种典型的改革当中出现的制度形式，也正显示出我们经济学理论是远远落后的，还远远没有把真正的中国故事、中国模式讲出来、讲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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