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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8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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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中的万幸”，但一个政治僵局正在到来
[ 长安街知事 ](javascript:void\(0\);)
__ _ _ _ _
（一）
当地时间7月7日20时，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令人意外的是，梅朗雄挂帅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获得了最多选票，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得票第二，勒庞领衔的国民联盟跌至第三。
诚如观察者所说，于马克龙而言，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国民联盟未能在第二轮投票中巩固优势，但马克龙也未能赢得民众多数支持。同时，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得票过半，法国正式进入“悬浮议会”状态。
（二）
对于法国来说，这次大选反映出“马克龙主义”正逐步走向终结，法国政治的中间路线“试验”面临重大危机。
所谓马克龙主义，是指2017年马克龙当选总统以来的一系列走中间温和路线的施政纲领，包括借助欧盟振兴法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重视国际合作，关注商业政策，主张建设强大的、政治化的欧洲。这一纲领打破了二战后法国“左右”轮流执政的传统格局，重新唤醒共和国价值观，反对极端主义，团结不同党派，务实解决问题。七年间，马克龙政府在吸引外国投资和降低失业率方面政绩颇为耀眼，其超越党派分歧和民族主义偏狭的务实理念也一度得到认可。
然而，这一看似务实的政治理念也暗藏着巨大风险。虽然马克龙打破了法国旧的政治传统，但他未能有效组建一个立足中间路线的强势政党。其所在的复兴党除其本人和少数盟友外并未成功获得社会广泛认同，也未能有效团结中右翼的戴高乐主义者和中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说，马克龙主义所代表的中间路线其实并不稳健，基础也不牢固。
结果是，马克龙一方面不得不诉诸个人魅力艰难推动国内改革，另一方面要同时孤独对抗来自左右两派的极端势力。在国内政治方面，一旦政府处理危机不当，便会陷入公众“千夫所指”、党派“群起攻之”的被动局面。例如2018年因计划增加柴油税而爆发的“黄马甲”运动，以及2023年退休改革计划引发的大规模社会骚乱。
在对外政策领域，马克龙希望通过外交成果弥补国内失分。例如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马克龙主动前往莫斯科与普京沟通，试图充当斡旋的中间人。今年又多次提出“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扮演北约“出头鸟”，主动威慑俄罗斯。可是，这些行动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凸显出法国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政策距离，让马克龙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处境。
（三）
在马克龙主义的色彩逐渐暗淡之时，法国的不同社会力量同时也在快速重组，目前主要表现为两大趋势。
一方面，法国左翼政党力量上升，主要表现为面对国民联盟崛起，左翼各党派选择结束分裂、团结对外。在第一轮投票中，左翼两大党，即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梅朗雄领导的不屈法国实现合流，结成“新人民阵线”联盟，斩获近三成选票。同时，超过210名中间派与左翼候选人在选前临时退选，以期削弱国民联盟赢得绝对多数席位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更突出的表现是，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正朝着建制化方向发展，其无论从组织形式还是政策纲领上，都在努力摆脱极端标签，极力跻身主流。
首先，国民联盟近年推行的“去妖魔化”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1972年，玛丽娜·勒庞的父亲让-
马里·勒庞创立国民阵线，并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作为其首要政治关切。2011年，玛丽娜·勒庞继任主席，虽然前期仍坚持“疑欧主义”和反移民主张，但在2017总统大选失利后开始转变政策。一个显著标志是2018年国民阵线改名为国民联盟，意在表现该党“开放、创造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努力与极端化的政党历史划清界限。
其次，国民联盟的政策纲领不断向中间靠拢，并且愈发多元。例如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联盟放弃退出欧元区的强硬主张，提出“在欧盟中改革欧元”，并在移民问题上态度松动。此外，为扩大选民基础，国民联盟还开始介入环保、生态与性别议题，吸引左派选民。
最后，国民联盟熟练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广泛地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组织模式成熟高效。2022年，年仅27岁的若尔当·巴尔代拉接任勒庞担任国民联盟主席，这一安排代表着国民联盟数十年来重塑形象的最后阶段。利用社交媒体吸引年轻选民，将政党领袖包装成网红获得流量，通过模糊政治竞选与大众娱乐的界限博取支持。可以看到，借助“数字民粹主义”，国民联盟已经发展成熟，并迅速扩张。
与其说国民联盟的崛起意味着法国政治进入“极端的年代”，不如说是经过多年社会化磨合调整，国民联盟主动选择与“极端”割席、成为主流，并在此次大选中获得了选民的支持。
（四）
社会政治力量的重组意味着动荡与混乱，对于法国来说亦是如此。
早在决定提前进行议会大选时，马克龙便宣布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他都不会辞职，将坚持至2027年总统任期结束。尽管第二轮投票意外爆冷，法国极右翼选举成绩不佳，对于马克龙来说最坏的情况已经避免。但其所代表的中间路线仍然未能夺回失去的阵地，“后马克龙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对于法国来说，在第二轮大选后组建“共治政府”或许是更加理性的选择。历史上，法国总统和总理来自不同党派的共治政府共出现过三次。分别是1986年左翼总统密特朗与中右翼总理希拉克，1993年总统密特朗与中右翼总理巴拉迪尔，以及1997年总统希拉克和左翼联盟总理若斯潘。虽然上一次共治政府距今已有近30年时间，但并非无先例可循，法国亦不至于因此陷入混乱。
然而，共治政府确实会极大增加法国施政方向的不确定性。根据宪法，未来三年马克龙将负责国防和外交政策，而新任总理将主管内政。不管是梅朗雄还是巴尔代拉出任总理，二者与马克龙的施政观点都有较大差距，达成政治合作将十分困难。
例如，梅朗雄所在的左翼联盟主张提高法国的月最低工资，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4岁降至60岁，五年内新建100万套经济适用房，并冻结食品、能源和天然气等基本必需品的价格，这些无疑是对马克龙近年改革的否定。
而国民联盟的政策主张与马克龙距离更远，例如拒绝囚犯入住公共住房、停止对无证移民提供免费医疗（紧急情况除外）、终止非法国父母在法国生下的儿童在18岁时自动获得法国公民权，以及将法国对欧盟的贡献值削减20亿欧元等。
可以预见，未来马克龙将很难对国内政策施加强烈的直接影响，他在国内政策方面的权威将受到限制，在外交领域的话语权也将遭到挑战。
如果左翼联盟主导组阁，那么在巴以问题上法国内部将出现不同的声音。例如梅朗雄拒绝称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并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是“种族灭绝”。如果国民联盟参与政府，那么法国与欧盟的关系将出现变化。例如国民联盟提议审查欧盟各机构的特有权力，包括提出立法将不再由欧盟委员会发起，而是由理事会发起。鉴于理事会是欧洲各国政府部长间的议事机构，动议一旦获得支持，掌握部长席位的国民联盟显然更具优势。
（五）
目前，最悲观的情形是法国陷入体制僵局，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变数和混乱。
由于在第二轮投票中左翼联盟和国民联盟都未获得绝对多数，因而马克龙将面对来自右翼和左翼两个庞大的反对团体，出现所谓“悬浮议会”。届时三大党派各自为政、互不妥协，新内阁也无法顺利产生，法国将被迫陷入政治僵局。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法国将在数月甚至数年内受困于自己的内政，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中暂时选择退场，专注解决国内矛盾。可能的结局是效仿2021至2022年的意大利德拉吉政府，组建一个“技术性”政府管理国家，或是设法妥协，组建跨党派政府或少数派政府，等待一年后宪法允许再次解散议会。
然而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法国国际威望的下降和国家行动能力的削弱。比如在乌克兰危机和巴以问题上放弃主导权，在欧盟事务中变得更加超然与保守，在多边合作中畏首畏尾，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失去兴趣，等等。
如今，法国正处在21世纪的十字路口，不同社会力量正在加速对抗重组，各方政治势力酣战正浓，任何微小的妥协让步都可能引发政坛剧变，从而影响欧洲乃至世界的局势。然而，无论走势如何，我们都期待一个稳定、务实、平衡的法国，这不仅符合法国的利益，更是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共同愿望。
撰文：严展宇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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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观察者所说，于马克龙而言，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国民联盟未能在第二轮投票中巩固优势，但马克龙也未能赢得民众多数支持。同时，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得票过半，法国正式进入“悬浮议会”状态。
（二）
对于法国来说，这次大选反映出“马克龙主义”正逐步走向终结，法国政治的中间路线“试验”面临重大危机。
所谓马克龙主义，是指2017年马克龙当选总统以来的一系列走中间温和路线的施政纲领，包括借助欧盟振兴法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重视国际合作，关注商业政策，主张建设强大的、政治化的欧洲。这一纲领打破了二战后法国“左右”轮流执政的传统格局，重新唤醒共和国价值观，反对极端主义，团结不同党派，务实解决问题。七年间，马克龙政府在吸引外国投资和降低失业率方面政绩颇为耀眼，其超越党派分歧和民族主义偏狭的务实理念也一度得到认可。
然而，这一看似务实的政治理念也暗藏着巨大风险。虽然马克龙打破了法国旧的政治传统，但他未能有效组建一个立足中间路线的强势政党。其所在的复兴党除其本人和少数盟友外并未成功获得社会广泛认同，也未能有效团结中右翼的戴高乐主义者和中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说，马克龙主义所代表的中间路线其实并不稳健，基础也不牢固。
结果是，马克龙一方面不得不诉诸个人魅力艰难推动国内改革，另一方面要同时孤独对抗来自左右两派的极端势力。在国内政治方面，一旦政府处理危机不当，便会陷入公众“千夫所指”、党派“群起攻之”的被动局面。例如2018年因计划增加柴油税而爆发的“黄马甲”运动，以及2023年退休改革计划引发的大规模社会骚乱。
在对外政策领域，马克龙希望通过外交成果弥补国内失分。例如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马克龙主动前往莫斯科与普京沟通，试图充当斡旋的中间人。今年又多次提出“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扮演北约“出头鸟”，主动威慑俄罗斯。可是，这些行动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凸显出法国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政策距离，让马克龙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处境。
（三）
在马克龙主义的色彩逐渐暗淡之时，法国的不同社会力量同时也在快速重组，目前主要表现为两大趋势。
一方面，法国左翼政党力量上升，主要表现为面对国民联盟崛起，左翼各党派选择结束分裂、团结对外。在第一轮投票中，左翼两大党，即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梅朗雄领导的不屈法国实现合流，结成“新人民阵线”联盟，斩获近三成选票。同时，超过210名中间派与左翼候选人在选前临时退选，以期削弱国民联盟赢得绝对多数席位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更突出的表现是，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正朝着建制化方向发展，其无论从组织形式还是政策纲领上，都在努力摆脱极端标签，极力跻身主流。
首先，国民联盟近年推行的“去妖魔化”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1972年，玛丽娜·勒庞的父亲让-
马里·勒庞创立国民阵线，并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作为其首要政治关切。2011年，玛丽娜·勒庞继任主席，虽然前期仍坚持“疑欧主义”和反移民主张，但在2017总统大选失利后开始转变政策。一个显著标志是2018年国民阵线改名为国民联盟，意在表现该党“开放、创造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努力与极端化的政党历史划清界限。
其次，国民联盟的政策纲领不断向中间靠拢，并且愈发多元。例如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联盟放弃退出欧元区的强硬主张，提出“在欧盟中改革欧元”，并在移民问题上态度松动。此外，为扩大选民基础，国民联盟还开始介入环保、生态与性别议题，吸引左派选民。
最后，国民联盟熟练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广泛地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组织模式成熟高效。2022年，年仅27岁的若尔当·巴尔代拉接任勒庞担任国民联盟主席，这一安排代表着国民联盟数十年来重塑形象的最后阶段。利用社交媒体吸引年轻选民，将政党领袖包装成网红获得流量，通过模糊政治竞选与大众娱乐的界限博取支持。可以看到，借助“数字民粹主义”，国民联盟已经发展成熟，并迅速扩张。
与其说国民联盟的崛起意味着法国政治进入“极端的年代”，不如说是经过多年社会化磨合调整，国民联盟主动选择与“极端”割席、成为主流，并在此次大选中获得了选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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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力量的重组意味着动荡与混乱，对于法国来说亦是如此。
早在决定提前进行议会大选时，马克龙便宣布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他都不会辞职，将坚持至2027年总统任期结束。尽管第二轮投票意外爆冷，法国极右翼选举成绩不佳，对于马克龙来说最坏的情况已经避免。但其所代表的中间路线仍然未能夺回失去的阵地，“后马克龙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对于法国来说，在第二轮大选后组建“共治政府”或许是更加理性的选择。历史上，法国总统和总理来自不同党派的共治政府共出现过三次。分别是1986年左翼总统密特朗与中右翼总理希拉克，1993年总统密特朗与中右翼总理巴拉迪尔，以及1997年总统希拉克和左翼联盟总理若斯潘。虽然上一次共治政府距今已有近30年时间，但并非无先例可循，法国亦不至于因此陷入混乱。
然而，共治政府确实会极大增加法国施政方向的不确定性。根据宪法，未来三年马克龙将负责国防和外交政策，而新任总理将主管内政。不管是梅朗雄还是巴尔代拉出任总理，二者与马克龙的施政观点都有较大差距，达成政治合作将十分困难。
例如，梅朗雄所在的左翼联盟主张提高法国的月最低工资，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4岁降至60岁，五年内新建100万套经济适用房，并冻结食品、能源和天然气等基本必需品的价格，这些无疑是对马克龙近年改革的否定。
而国民联盟的政策主张与马克龙距离更远，例如拒绝囚犯入住公共住房、停止对无证移民提供免费医疗（紧急情况除外）、终止非法国父母在法国生下的儿童在18岁时自动获得法国公民权，以及将法国对欧盟的贡献值削减20亿欧元等。
可以预见，未来马克龙将很难对国内政策施加强烈的直接影响，他在国内政策方面的权威将受到限制，在外交领域的话语权也将遭到挑战。
如果左翼联盟主导组阁，那么在巴以问题上法国内部将出现不同的声音。例如梅朗雄拒绝称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并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是“种族灭绝”。如果国民联盟参与政府，那么法国与欧盟的关系将出现变化。例如国民联盟提议审查欧盟各机构的特有权力，包括提出立法将不再由欧盟委员会发起，而是由理事会发起。鉴于理事会是欧洲各国政府部长间的议事机构，动议一旦获得支持，掌握部长席位的国民联盟显然更具优势。
（五）
目前，最悲观的情形是法国陷入体制僵局，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变数和混乱。
由于在第二轮投票中左翼联盟和国民联盟都未获得绝对多数，因而马克龙将面对来自右翼和左翼两个庞大的反对团体，出现所谓“悬浮议会”。届时三大党派各自为政、互不妥协，新内阁也无法顺利产生，法国将被迫陷入政治僵局。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法国将在数月甚至数年内受困于自己的内政，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中暂时选择退场，专注解决国内矛盾。可能的结局是效仿2021至2022年的意大利德拉吉政府，组建一个“技术性”政府管理国家，或是设法妥协，组建跨党派政府或少数派政府，等待一年后宪法允许再次解散议会。
然而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法国国际威望的下降和国家行动能力的削弱。比如在乌克兰危机和巴以问题上放弃主导权，在欧盟事务中变得更加超然与保守，在多边合作中畏首畏尾，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失去兴趣，等等。
如今，法国正处在21世纪的十字路口，不同社会力量正在加速对抗重组，各方政治势力酣战正浓，任何微小的妥协让步都可能引发政坛剧变，从而影响欧洲乃至世界的局势。然而，无论走势如何，我们都期待一个稳定、务实、平衡的法国，这不仅符合法国的利益，更是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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