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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1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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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1 16:00:00
# 政治暴力的阴影正在侵袭欧洲
京平 [ 长安街知事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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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bile.bjd.com.cn/#/?uuid=5b16573ae4b02a9fe2d558fb)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遭遇枪袭事件令世界舆论哗然。令人意外的是，袭击者并非来自恐怖组织或犯罪团体，也不是国内反对党的成员，而是一位71岁的左翼诗人，据称他的袭击动机只是“不赞同政府的政策”。
尽管这次针对菲佐的刺杀被定性为出于政治不满情绪的“独狼式”袭击，但如果将近期德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政客相继遭袭，波兰、塞尔维亚、匈牙利领导人接连收到暗杀威胁的新闻联系起来，我们似乎看到，政治暴力的阴影正在侵袭欧洲。
那么，为何近期欧洲政治暴力事件频繁发生？
（一）
**短期来看，今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大选是主要诱因。**
6月6日至9日，欧盟27个成员国超4亿人将集中投票，决定未来五年欧洲议会的组成。根据以往的投票情况，选民对欧洲议会选举缺乏热情，普遍认为欧洲议会在欧盟决策体系中权力太小，与选民距离太远。
**然而，过去五年欧洲民众经历了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粮食危机与能源短缺等多重危机，而欧盟和欧洲各国的应对策略显然难孚众望。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次投票无疑是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它可能影响欧盟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特别是有关绿色、移民和一体化进程等争议问题。**
简言之，未来欧盟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向右转”“向东看”，六月的大选将是重要风向标。正因如此，欧洲民众政治参与的意愿被动员了起来。尽管大多数人倾向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意见，但也有不少人选择直接走上街头，甚至发动暗杀行动，通过制造恐慌来扩大影响，从而施压政客。
可以说，欧洲近来政治暴力的不断增长是欧洲民众不满情绪和求变意愿混合的产物。
（二）
面对民众的不满情绪与变革呼声，作为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欧洲本不应陷入政治暴力漩涡。可是，近年欧洲的政治生态正加速恶化，善治的基础被不断侵蚀，政治暴力开始悄然酝酿发酵——
**首先，欧洲面临更加严峻的政治极化局面。**
当前，欧洲政治“向右转”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例如，意大利极右翼政党兄弟党已经成为执政党；西班牙右翼政党人民党成为第一大党，极右翼呼声党位列第三大党；荷兰极右翼党自由党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瑞典极右翼瑞典民主党成为第二大党。甚至传统上对右翼势力保持高度警惕的德国，极右翼选择党也获得了约20%的支持率，位列全国第二位。不难发现，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生态似乎正趋于极端。
**其次，政治极化加剧“堡垒化对抗”，持有不同立场的民众不再愿意选择对话。**
在上世纪90年代欧洲一体化加速发展时期，欧洲各国面对分歧曾采取“宽容共识”态度，主张发掘共同利益、求同存异。随着21世纪欧盟东扩进程开启，欧洲社会矛盾增多，“约束分歧”成为欧洲各党团间的政治共识。如今，欧洲的左翼与右翼在分歧面前更多选择诉诸民粹、自说自话、拒绝妥协，欧洲政治冲突的中间地带出现萎缩，不同党派间对话与合作的意愿明显下降。
**最后，网络社交媒体助长了舆论争议，非但没有缓解仇恨，反而激化矛盾，加剧了政治紧张气氛。**
在智能时代，社交媒体不再只是信息传播的渠道和观点交流的空间。智能算法推荐和社交机器人的普遍应用，使社交媒体的“回音壁效应”更加明显。结果是仇恨与暴力等极端观点不仅难以被平衡纠正，反而不断聚集、形成团体、自我证成，大大增高了民主捍卫的成本，最终为现实中的政治暴力铺平了道路。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欧洲的政治生态螺旋式恶化。政治暴力成为了各党派都可能采用的手段，而不再是极端政党的选择。
例如，据德国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统计，2023年针对绿党政客的暴力犯罪最多，达1219起，而针对极右翼选择党的暴力行为也达到478起，位列第二。此外，受社交媒体影响，网络暴力行为在青年群体中占比更高，现实中的政治暴力也可能向年轻化发展。
（三）
如果说欧洲议会大选是欧洲政治暴力激增的导火索，那么欧洲政治生态的恶化则是其温床。它不仅缩小了不同利益团体达成共识的空间，破坏了宽容团结的社会氛围，还增加了公众对制度的不信任感，催生政治暴力行动，最终掏空政治权威的基础，引发政治衰败。
那么，曾经自诩“在价值观方面发挥全球引领作用，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议程方面具有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规范性力量欧洲”，何以“沦落”至此？
**其实，欧洲这一轮政治暴力抬头，可以被看作是欧洲发展过程中固有矛盾的阶段性爆发。**
自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启以来，欧洲发展长期面临三重矛盾，即以发展权为核心的东西矛盾，以主导权为核心的大国矛盾，和以自主权为核心的美欧矛盾。当欧洲经济发展向好、地区局势稳定时，欧洲各国与欧盟尚可通过制度改革进行“小修小补”，将矛盾控制在制度框架之内消化。而当经济形势堪忧、地缘冲突激烈之时，这三个矛盾往往一齐爆发，演变成难以收场的危机。
不难看到，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在短时间内同时遭遇地缘安全、经济发展、能源保障、粮食供应、难民问题与价值观竞争等复合挑战，无论是单个欧洲国家还是欧盟都无法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特别是中东欧国家的安全困境日益增加，发展空间被严重压缩。压力之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选择“自谋出路”，反对盲目对俄制裁和对乌军事援助，欧洲东西裂痕因之扩大。
此外，德国与法国就援助乌克兰问题表现出不同立场，德国反对直接介入，而法国则拒绝设限。加之两国在核能开发与能源转型战略中存在差异，欧洲大国矛盾正隐秘发酵。再者，“欧洲战略自主”正陷入“一词多解”的困境，德国、法国和欧盟都提出了自己版本的欧洲战略自主愿景。如今，欧洲究竟要在多大程度、在哪些领域、在什么时刻“摆脱”美国，仍然未能取得共识。
随着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欧洲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大，内部矛盾持续发酵，既有制度既无法解决新冲突，也无法弥合旧裂痕。结果便是欧洲的新旧矛盾在欧洲议会大选前冲破制度约束，迅速剧烈爆发。焦虑心态与缺乏安全感的无助情绪在民众中蔓延，最终变成愤怒与冲动。
撰文：严展宇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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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次针对菲佐的刺杀被定性为出于政治不满情绪的“独狼式”袭击，但如果将近期德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政客相继遭袭，波兰、塞尔维亚、匈牙利领导人接连收到暗杀威胁的新闻联系起来，我们似乎看到，政治暴力的阴影正在侵袭欧洲。
那么，为何近期欧洲政治暴力事件频繁发生？
（一）
**短期来看，今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大选是主要诱因。**
6月6日至9日，欧盟27个成员国超4亿人将集中投票，决定未来五年欧洲议会的组成。根据以往的投票情况，选民对欧洲议会选举缺乏热情，普遍认为欧洲议会在欧盟决策体系中权力太小，与选民距离太远。
**然而，过去五年欧洲民众经历了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粮食危机与能源短缺等多重危机，而欧盟和欧洲各国的应对策略显然难孚众望。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次投票无疑是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它可能影响欧盟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特别是有关绿色、移民和一体化进程等争议问题。**
简言之，未来欧盟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向右转”“向东看”，六月的大选将是重要风向标。正因如此，欧洲民众政治参与的意愿被动员了起来。尽管大多数人倾向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意见，但也有不少人选择直接走上街头，甚至发动暗杀行动，通过制造恐慌来扩大影响，从而施压政客。
可以说，欧洲近来政治暴力的不断增长是欧洲民众不满情绪和求变意愿混合的产物。
（二）
面对民众的不满情绪与变革呼声，作为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欧洲本不应陷入政治暴力漩涡。可是，近年欧洲的政治生态正加速恶化，善治的基础被不断侵蚀，政治暴力开始悄然酝酿发酵——
**首先，欧洲面临更加严峻的政治极化局面。**
当前，欧洲政治“向右转”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例如，意大利极右翼政党兄弟党已经成为执政党；西班牙右翼政党人民党成为第一大党，极右翼呼声党位列第三大党；荷兰极右翼党自由党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瑞典极右翼瑞典民主党成为第二大党。甚至传统上对右翼势力保持高度警惕的德国，极右翼选择党也获得了约20%的支持率，位列全国第二位。不难发现，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生态似乎正趋于极端。
**其次，政治极化加剧“堡垒化对抗”，持有不同立场的民众不再愿意选择对话。**
在上世纪90年代欧洲一体化加速发展时期，欧洲各国面对分歧曾采取“宽容共识”态度，主张发掘共同利益、求同存异。随着21世纪欧盟东扩进程开启，欧洲社会矛盾增多，“约束分歧”成为欧洲各党团间的政治共识。如今，欧洲的左翼与右翼在分歧面前更多选择诉诸民粹、自说自话、拒绝妥协，欧洲政治冲突的中间地带出现萎缩，不同党派间对话与合作的意愿明显下降。
**最后，网络社交媒体助长了舆论争议，非但没有缓解仇恨，反而激化矛盾，加剧了政治紧张气氛。**
在智能时代，社交媒体不再只是信息传播的渠道和观点交流的空间。智能算法推荐和社交机器人的普遍应用，使社交媒体的“回音壁效应”更加明显。结果是仇恨与暴力等极端观点不仅难以被平衡纠正，反而不断聚集、形成团体、自我证成，大大增高了民主捍卫的成本，最终为现实中的政治暴力铺平了道路。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欧洲的政治生态螺旋式恶化。政治暴力成为了各党派都可能采用的手段，而不再是极端政党的选择。
例如，据德国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统计，2023年针对绿党政客的暴力犯罪最多，达1219起，而针对极右翼选择党的暴力行为也达到478起，位列第二。此外，受社交媒体影响，网络暴力行为在青年群体中占比更高，现实中的政治暴力也可能向年轻化发展。
（三）
如果说欧洲议会大选是欧洲政治暴力激增的导火索，那么欧洲政治生态的恶化则是其温床。它不仅缩小了不同利益团体达成共识的空间，破坏了宽容团结的社会氛围，还增加了公众对制度的不信任感，催生政治暴力行动，最终掏空政治权威的基础，引发政治衰败。
那么，曾经自诩“在价值观方面发挥全球引领作用，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议程方面具有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规范性力量欧洲”，何以“沦落”至此？
**其实，欧洲这一轮政治暴力抬头，可以被看作是欧洲发展过程中固有矛盾的阶段性爆发。**
自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启以来，欧洲发展长期面临三重矛盾，即以发展权为核心的东西矛盾，以主导权为核心的大国矛盾，和以自主权为核心的美欧矛盾。当欧洲经济发展向好、地区局势稳定时，欧洲各国与欧盟尚可通过制度改革进行“小修小补”，将矛盾控制在制度框架之内消化。而当经济形势堪忧、地缘冲突激烈之时，这三个矛盾往往一齐爆发，演变成难以收场的危机。
不难看到，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在短时间内同时遭遇地缘安全、经济发展、能源保障、粮食供应、难民问题与价值观竞争等复合挑战，无论是单个欧洲国家还是欧盟都无法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特别是中东欧国家的安全困境日益增加，发展空间被严重压缩。压力之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选择“自谋出路”，反对盲目对俄制裁和对乌军事援助，欧洲东西裂痕因之扩大。
此外，德国与法国就援助乌克兰问题表现出不同立场，德国反对直接介入，而法国则拒绝设限。加之两国在核能开发与能源转型战略中存在差异，欧洲大国矛盾正隐秘发酵。再者，“欧洲战略自主”正陷入“一词多解”的困境，德国、法国和欧盟都提出了自己版本的欧洲战略自主愿景。如今，欧洲究竟要在多大程度、在哪些领域、在什么时刻“摆脱”美国，仍然未能取得共识。
随着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欧洲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大，内部矛盾持续发酵，既有制度既无法解决新冲突，也无法弥合旧裂痕。结果便是欧洲的新旧矛盾在欧洲议会大选前冲破制度约束，迅速剧烈爆发。焦虑心态与缺乏安全感的无助情绪在民众中蔓延，最终变成愤怒与冲动。
撰文：严展宇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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