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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23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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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4到2020，日本人“金黄色的奥运梦”为何褪色了？
沙青青、梵一如 [ 底线思维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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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沙青青、梵一如
播客节目《东亚观察局》主播
7月23号，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整整延期一年。
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东京与奥运的缘分，不仅是2020年、1964年，还可以一直追溯到1940年，从战前到战后，奥运牵绊了日本社会近百年的时间。
2019年日本NHK播出的大河剧《韦驮天：东京奥运的故事》就是以此为主题，讲述了日本从1912年参加奥运会到1964年举办奥运会这几十年的故事。其实，日本人申奥，起心动念非常早；早在1920年代就有这个意愿，只不过几经波折。
2019年日本大河剧《韦驮天：东京奥运的故事》海报
1923年关东大地震，整个东京地区几乎遭到毁灭性破坏，市政建设的恢复极其迫切，社会亟待重建复兴，申奥事宜便因此搁置下来。但也正因如此，日本人非常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向世界展示关东大地震灾后重建的成效，我们可以将申办1940年奥运会理解为日本人所期待借助的方式。
同时，1940年还是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天皇纪年的2600年。如今众所周知的一些日本武器装备，如零式飞机，就是因为“2600”而得名，所以日本也希望借奥运会为天皇纪年2600年助兴。
当时申办过程比较激烈，第一轮申办城市包括罗马、都柏林、赫尔辛基、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一众欧美城市。日本方面甚至动用外交关系，比如与墨索里尼交涉让罗马退出申办，将奥运让给日本，墨索里尼同意了。似乎作为交换，1935年爆发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时，日本公开表示对意大利的支持。但这一私下商议引发了国际奥委会极大不满，质疑其违反“体育与政治无关”的信条——尽管奥委会本身就与政治有所纠葛，随后召开的全体会议也未就主办城市达成一致。之后，日本仍未放弃外交斡旋，并作出巨大承诺——全额承担费用，最终在1936年7月29日——柏林奥运会开幕前一天，东京以37:24的票数胜过赫尔辛基，拿下1940年奥运会举办权。
不过，我们都知道，1930年代日本早已发起对华侵略战争，到1938年以后全日本进入战时体制，到1940年更是深陷战争泥潭，日本高层对于从战争物资中挪用一部分举办奥运也是意见不一，可见在这种状态下举办奥运会是不现实的。更何况，日本作为一个侵略者的身份，面临国际舆论的非议和谴责，这不是一个和平年代举办奥运会的状态。1938年6月，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文麿不得不在内阁会议中决定限制战争以外的物资，并于7月14日由厚生大臣木户幸一通知东京奥组委向国际奥委会返还主办权。
1938年5月4日，就在嘉纳治五郎从开罗回国途中，因感染肺炎在船上去世，他此行参加开罗会议是为了乞求保留东京主办奥运会资格。此后不到三个月，日本宣布取消东京奥运会。
当然，很快欧洲也爆发战争，1940年奥运会最后无疾而终。不过，我们可以把1940年东京奥运会视为日本奥运执念的开始。
从奥运会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被视为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或者说一个国家宣扬国力的重要展示，实际上是从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始的，那是第一次一个国家以举国之力来举办奥运会，希特勒将其作为展示纳粹德国荣光的盛会。有点历史弄人意味的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些现代奥运的形式，比如恢弘的开幕式、选手入场仪式等等，都是在柏林奥运会被推上极致，并为后人效仿。当时，著名德国女导演里芬斯塔尔还专门为柏林奥运会拍摄纪录片《奥林匹亚》，她曾受纳粹党之邀导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获得威尼斯影展金奖，为希特勒赏识。
首支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合影。前排正中为被称为“亚洲球王”的李惠堂。图自中青在线（由香港话剧团供图）
其实，中国也参加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为世人印象最深的是由李惠堂领衔的中国男足，由于国力贫弱，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太当回事，政府没钱、甚至有钱也不愿资助，所以这支男足靠着一路踢“商业比赛”凑路费去的柏林。当时，中国队跟英格兰分在同一小组，不过因为路途太过疲劳，没有充分时间休整，最终0:2憾负英格兰。
日本则在参加柏林奥运会期间发生不少纠纷，由于彼时日本统治朝鲜半岛，所以朝鲜运动员被迫代表日本参赛，比如朝鲜选手孙基祯夺得马拉松金牌。但也因此在事后酿成民族冲突，以至于现在还有一些韩国人会以此说道。
1936年奥运会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争议也很多。可以确定的是，奥运会逐渐被有意识地视为在国际政治中展示国家实力的重要场合，国家的强弱可以借助体育竞技的方式来体现，以此宣扬国威。这无疑直接影响了日本人对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定位。
1940年草草了事之后，日本社会埋下的奥运种子一直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才开花结果。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展出了一部法国人拍的纪录片《东洋魔女》。纪录片导演前往日本寻访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日本女排成员，已是一群老太太的前女排队员们回忆了当时的参赛一情况。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女排的影视剧或动画片也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人。
从这部片子也可以了解到日本的竞技体育机制与其他很多国家的不一样之处，日本的企业体育占据很大比例。日本女排就是日本纺织企业日纺旗下的一支体育队伍，因为过去一直取得日本企业联赛的胜利，于是就代表日本国家队参加1964年东京奥运会。
1964年东京奥运会女排决赛，图片来自东京奥运会官网
这种模式显然跟我们中国民众所熟悉的举国体制很不一样，在中国主要是集训，由国家资助，尤其是一些职业化程度很低的项目，如举重、体操、跳水等。但日本则大多依靠企业赞助，很大程度上也与其传统有关。大型日企认养一支体育队，是将此视为实现自身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
当然，这里面也要加以区分。一种情况是，它本质上就是企业下属的专业体育队，运动员也具有企业社员的身份，可能一周训练三四天，剩下的工作日要去公司上班。像《东洋魔女》片子里面就提到，那些女排运动员上午到公司上班，工作就是纺织女工，下午开始训练一直到晚上。这种传统延续至今，有些职业化程度没那么高的运动项目，部分运动员退役后也会进入企业工作。
除了职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运动之外，日本也有类似中国的全运会或是全国锦标赛之类的赛事，这些运动员可能以地域的身份参加，夺得好的名次相当于为本地争光。这也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此外，日本企业传统上比较重视体育运动，认为它能塑造人的韧性，培养意志品质，加强集体荣誉感，更好地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
另一种情况，是类似于运动员赞助，这是近几年开始出现的方式，主要针对一些个人单项类运动，比如体操、击剑、花滑等。企业通过对运动员的赞助，增加企业品牌曝光度；运动员则类似名誉社员，也不用真的去公司上班。
因此在日本，所谓的“社会人”体育运动发展是很蓬勃的。即便像棒球这种职业化程度非常高的项目，很多企业队或社会队的实力及其运动员的专业程度都相当高。如果去看日本职棒，就会发现有些运动员的履历上写着，某某高中毕业后进入某汽车企业就职，其实是在企业队里面打比赛，之后再转入日本职棒球队，这种情况很普遍。再比如，每年七八月，东京会举办全国都市野球对抗赛，所谓的都市其实就是以企业队的名义出赛，像是JR东日本队、丰田自动车队等等。
当然如果是有女排情结的观众，还能从《东洋魔女》这部片子中看到那个年代中日女排之间的某些联系，事实上我们也向对方取过经，受过一些影响。比如，训练模式，中国体育强调“三从一大”，“三从”就是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一大”就是大训练量。而当时日本女排也是经受魔鬼式训练。片子中女排成员们说，第一次听到欧洲人称她们为“魔女”，其实是非常抗拒的。因为“魔女”日文原文的意思更接近宫崎骏的动画片《哈尔的移动城堡》里那种肥硕女巫的形象。后来欧洲人告诉她们，“魔女”是指她们什么球都能接得起来。这种能力其实就是建立在超出常人的训练基础之上，这一点中日是有相似性的。
作为奥运赛事东道主，民众难免会对自己国家的优势项目报以巨大期待。日本女排就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被自己国人寄以厚望的项目。女排成员们回忆了一个细节，女排决赛当天下午，所有队员都在准备阶段，当天电视直播柔道比赛，代表日本出赛的是著名柔道运动员神永昭夫，全日本都觉得他拿金牌就像探囊取物一般，但结果出人意料地输了。当时的电视转播画面中，全场日本人脸上都是一副茫然的表情。看到这一场景的女排姑娘们开始私下讨论，如果今天输了比赛，是不是应该移民。可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当然幸运的是，她们拿到了这届奥运会金牌。
1964年10月1日，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开通。图自nippon.com
其实，从国民心理的角度而言，1964年东京奥运会可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类比。除了民众对比赛夺牌的期待之外，1964奥运会象征着日本走出战败，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而且不仅是回到国际大家庭，还要向世界宣告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对中国来说，2008年在国家发展历程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日本在197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960年代取得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比如日本新干线，就是在奥运会开幕前10天通车，可以说就是为了赶上奥运这一节点。再比如，1964年春天日本加入OECD经合组织，至少是作为一个准发达国家，也是在这一年开放海外旅游，普通日本民众可以海外自由行。这一点跟中国很像，我们也是在2008年前后开放个人海外自由行。
甚至在奥运之后，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都非常相似。日本在1964年奥运会后，1970年举办大阪世博会，中国则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2010年举办上海世博会。1964年，日本GDP没有超过西德，到了1970年赶超；中国在2008年时GDP仍落后日本，2010年之后就超过了。
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最后一棒火炬手坂井义则与圣火台。摄于1964年10月10日。图自读卖新闻/Aflo
从路径发展，也可以类比两国民众在这一过程中相似的心态。对日本人来说，1964年奥运会充满了正面回忆，被称为“金黄色的回忆”。这一年，除了象征日本国内的战后复兴取得巨大成就之外，也是很多日本人文化记忆的起点。随着电视普及，像大河剧这一影视制作形式就是在1964年前后出现，我们中国人也很熟悉的铁臂阿童木也是此时广为流传。
而且伴随着这届奥运会的举办，日本普通家庭开始进入中产阶级，所谓“一亿总中流”（注：1960年代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意识
，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尤为凸显。在终身雇用制下，九成左右的国民都自认为中产阶级）的口号正是在那个时候喊出来的。
1960年5月19日，日本议会批准《日美安保条约》；随后日本社会爆发“安保斗争”。图自每日新闻社
事实上，就在奥运举办前的三四年，日本社会还是处于比较动荡的状态。无论是1960年前后的“安保斗争”还是日本社会的阶级对立、左右争端都非常突出。但是“安保斗争”爆发后，池田勇人内阁喊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口号营造的氛围是类似于“政治争端暂且搁置，大家先赚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识形态斗争放一放。
这句话在当时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日本老百姓发现自己的财富明显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同时又办了奥运会，民族自豪感爆棚。两相叠加之下，促使整个日本社会的心态发生重要转折，告别了1960年代初期动荡的社会运动。
所以，如果对比1968年“二次安保斗争”时期的运动氛围，跟60年代初就发生很大不同。1960年代初是一个全社会行动，从工人、农民到学生、知识分子，各阶层参与反抗，但到了1968年就只是局限在校园内的活动了，社会大众参与度很低。比如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只是一帮造反学生闹事，跟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距离感。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日本左派在普通大众眼中的形象变得异类，可见整个日本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改变。
这一点，用来对比现在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政府也是很有感触的。日本政治人物安倍晋三，1964年的时候大概十几岁，个人的人生经历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革期，等到他自己担任首相，并于2013年再次申办东京奥运，他最初的目的就是希望借助奥运来展现3·11大地震的灾后复兴新面貌，依靠一个国民性的大事件来支撑重建。
只是，谁也没想到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疫情，安倍本人也在今年5月辞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扮作超级马里奥亮相里约奥运会闭幕式。图自路透
由于疫情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目前实施无观客比赛，除了个别非东京地区举办的比赛。此前，国际奥委会跟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举行五方会谈的结果是允许部分非东京地区的赛场有观众，但也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比如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果断表示北海道马拉松比赛拒绝观众围观。
有数据统计，原本预测奥运会门票收入为90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大约五六十亿，但现在采取无观客措施，很有可能骤降至几十亿，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情况。除了票款损失，还有赞助损失，绝大部分奥运赞助商的权益是体现在场馆内的，比如某饮料品牌、运动品牌做一些搭建或互动，正常情况下每个场馆坐满观众，能使品牌露出获得最大权益，但无观客的话，就只能通过电视画面转播，赞助商权益也几乎打了水漂，但钱都花下去了，也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当然，还有更大层面的奥运周边产业、观光的经济损失，大量中小企业投入的成本无法收回。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政界反响寥寥。目前唯一确定到场的外国元首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因为下届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巴黎。其他主要国家，像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暂定由第一夫人出席；韩国总统文在寅已于日前宣布取消访日，甚至期间还牵涉外交纠纷。甚至连主张申奥的日本前首相安倍，都表示不会出席开幕式。
作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名誉总裁日本德仁天皇将独自参加开幕式宣布奥运开幕，但其他皇室成员一律不参加所有与奥运相关的活动。
日本医务人员发起呼吁，反对举行东京奥运会
纵观当下整个日本社会的气氛，整个日本社会的情绪和心境跟1964年无法相比，日本民众的不满仍不断高涨。由于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影响，全球又掀起一波疫情高潮，东京确诊人数也在近日创下新高。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按照目前日本的这套防疫措施，出现纰漏才是正常现象。比如，原本预计打造的“奥运防疫泡泡”早已破裂，入境的国外运动代表队在成田机场迷路、混进普通乘客队列，亦或是乌干达运动员从下榻酒店“失踪”，更不消说外国奥运代表团抵达日本后有不少确诊。又比如，除了运动员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外国记者，此前日本方面对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做出相关限制，遭到一批英美记者的抗议，声称限制采访自由，也让日本方面非常难办。
除了新冠影响，光是奥运会开幕式导演组被曝出的丑闻，已屡次占据日媒头版头条。比如，二月份日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针对女性性别歧视的发言，三月份佐佐木宏（原筹划东京奥运开幕式的负责人）因取笑日本女演员渡边直美身材而火速辞职。甚至连奥运主场馆本身也充满争议，2013年申奥时展示的方案是国际顶级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于2012年在国际招标会拿下的方案。后来号称造价太贵，需要2500亿日元，相当于5个鸟巢的造价，在日本国内反弹特别大。同时，日本国内设计师也心有不甘，最后2015年7月安倍本人出面推翻原先项目方案，重新招标。日本的公开毁标也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现在这个版本的新国立竞技场是日本知名设计师隈研吾的版本。
东京奥运会隈研吾设计的新国立竞技场 图自AP
显然，日本政府想借此次奥运会来强调311大地震灾后复兴的目的显然是无法达成了。安倍在申奥时信誓旦旦表示福岛核灾正在控制中，现在也被证明日本做出的国际承诺与自身实践能力存在一定落差。
更何况民心向背，日本老百姓本就对这届奥运会的热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假如没有疫情顺利举办了，普通人也许觉得热闹一下也好，至于对个人，未必有多大意义。但疫情令人堪忧，民众显然在跟政府“作对”。
唯一值得期待的，大概就是奥运健儿的表现了。无论筹备阶段有多么磕磕绊绊，既然东京奥运会已经开办，我们也只能支援运动员和日本民众都平安，各国运动员发挥自己的最佳状态，当然希望中国代表团取得佳绩。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共同期待2022年北京冬奥会。
** （作者沙青青为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四川师范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作者梵一如为资深媒体人、《东亚观察局》主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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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4到2020，日本人“金黄色的奥运梦”为何褪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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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沙青青、梵一如
播客节目《东亚观察局》主播
7月23号，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整整延期一年。
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东京与奥运的缘分，不仅是2020年、1964年，还可以一直追溯到1940年，从战前到战后，奥运牵绊了日本社会近百年的时间。
2019年日本NHK播出的大河剧《韦驮天：东京奥运的故事》就是以此为主题，讲述了日本从1912年参加奥运会到1964年举办奥运会这几十年的故事。其实，日本人申奥，起心动念非常早；早在1920年代就有这个意愿，只不过几经波折。
2019年日本大河剧《韦驮天：东京奥运的故事》海报
1923年关东大地震，整个东京地区几乎遭到毁灭性破坏，市政建设的恢复极其迫切，社会亟待重建复兴，申奥事宜便因此搁置下来。但也正因如此，日本人非常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向世界展示关东大地震灾后重建的成效，我们可以将申办1940年奥运会理解为日本人所期待借助的方式。
同时，1940年还是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天皇纪年的2600年。如今众所周知的一些日本武器装备，如零式飞机，就是因为“2600”而得名，所以日本也希望借奥运会为天皇纪年2600年助兴。
当时申办过程比较激烈，第一轮申办城市包括罗马、都柏林、赫尔辛基、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一众欧美城市。日本方面甚至动用外交关系，比如与墨索里尼交涉让罗马退出申办，将奥运让给日本，墨索里尼同意了。似乎作为交换，1935年爆发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时，日本公开表示对意大利的支持。但这一私下商议引发了国际奥委会极大不满，质疑其违反“体育与政治无关”的信条——尽管奥委会本身就与政治有所纠葛，随后召开的全体会议也未就主办城市达成一致。之后，日本仍未放弃外交斡旋，并作出巨大承诺——全额承担费用，最终在1936年7月29日——柏林奥运会开幕前一天，东京以37:24的票数胜过赫尔辛基，拿下1940年奥运会举办权。
不过，我们都知道，1930年代日本早已发起对华侵略战争，到1938年以后全日本进入战时体制，到1940年更是深陷战争泥潭，日本高层对于从战争物资中挪用一部分举办奥运也是意见不一，可见在这种状态下举办奥运会是不现实的。更何况，日本作为一个侵略者的身份，面临国际舆论的非议和谴责，这不是一个和平年代举办奥运会的状态。1938年6月，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文麿不得不在内阁会议中决定限制战争以外的物资，并于7月14日由厚生大臣木户幸一通知东京奥组委向国际奥委会返还主办权。
1938年5月4日，就在嘉纳治五郎从开罗回国途中，因感染肺炎在船上去世，他此行参加开罗会议是为了乞求保留东京主办奥运会资格。此后不到三个月，日本宣布取消东京奥运会。
当然，很快欧洲也爆发战争，1940年奥运会最后无疾而终。不过，我们可以把1940年东京奥运会视为日本奥运执念的开始。
从奥运会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被视为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或者说一个国家宣扬国力的重要展示，实际上是从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始的，那是第一次一个国家以举国之力来举办奥运会，希特勒将其作为展示纳粹德国荣光的盛会。有点历史弄人意味的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些现代奥运的形式，比如恢弘的开幕式、选手入场仪式等等，都是在柏林奥运会被推上极致，并为后人效仿。当时，著名德国女导演里芬斯塔尔还专门为柏林奥运会拍摄纪录片《奥林匹亚》，她曾受纳粹党之邀导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获得威尼斯影展金奖，为希特勒赏识。
首支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合影。前排正中为被称为“亚洲球王”的李惠堂。图自中青在线（由香港话剧团供图）
其实，中国也参加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为世人印象最深的是由李惠堂领衔的中国男足，由于国力贫弱，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太当回事，政府没钱、甚至有钱也不愿资助，所以这支男足靠着一路踢“商业比赛”凑路费去的柏林。当时，中国队跟英格兰分在同一小组，不过因为路途太过疲劳，没有充分时间休整，最终0:2憾负英格兰。
日本则在参加柏林奥运会期间发生不少纠纷，由于彼时日本统治朝鲜半岛，所以朝鲜运动员被迫代表日本参赛，比如朝鲜选手孙基祯夺得马拉松金牌。但也因此在事后酿成民族冲突，以至于现在还有一些韩国人会以此说道。
1936年奥运会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争议也很多。可以确定的是，奥运会逐渐被有意识地视为在国际政治中展示国家实力的重要场合，国家的强弱可以借助体育竞技的方式来体现，以此宣扬国威。这无疑直接影响了日本人对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定位。
1940年草草了事之后，日本社会埋下的奥运种子一直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才开花结果。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展出了一部法国人拍的纪录片《东洋魔女》。纪录片导演前往日本寻访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日本女排成员，已是一群老太太的前女排队员们回忆了当时的参赛一情况。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女排的影视剧或动画片也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人。
从这部片子也可以了解到日本的竞技体育机制与其他很多国家的不一样之处，日本的企业体育占据很大比例。日本女排就是日本纺织企业日纺旗下的一支体育队伍，因为过去一直取得日本企业联赛的胜利，于是就代表日本国家队参加1964年东京奥运会。
1964年东京奥运会女排决赛，图片来自东京奥运会官网
这种模式显然跟我们中国民众所熟悉的举国体制很不一样，在中国主要是集训，由国家资助，尤其是一些职业化程度很低的项目，如举重、体操、跳水等。但日本则大多依靠企业赞助，很大程度上也与其传统有关。大型日企认养一支体育队，是将此视为实现自身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
当然，这里面也要加以区分。一种情况是，它本质上就是企业下属的专业体育队，运动员也具有企业社员的身份，可能一周训练三四天，剩下的工作日要去公司上班。像《东洋魔女》片子里面就提到，那些女排运动员上午到公司上班，工作就是纺织女工，下午开始训练一直到晚上。这种传统延续至今，有些职业化程度没那么高的运动项目，部分运动员退役后也会进入企业工作。
除了职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运动之外，日本也有类似中国的全运会或是全国锦标赛之类的赛事，这些运动员可能以地域的身份参加，夺得好的名次相当于为本地争光。这也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此外，日本企业传统上比较重视体育运动，认为它能塑造人的韧性，培养意志品质，加强集体荣誉感，更好地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
另一种情况，是类似于运动员赞助，这是近几年开始出现的方式，主要针对一些个人单项类运动，比如体操、击剑、花滑等。企业通过对运动员的赞助，增加企业品牌曝光度；运动员则类似名誉社员，也不用真的去公司上班。
因此在日本，所谓的“社会人”体育运动发展是很蓬勃的。即便像棒球这种职业化程度非常高的项目，很多企业队或社会队的实力及其运动员的专业程度都相当高。如果去看日本职棒，就会发现有些运动员的履历上写着，某某高中毕业后进入某汽车企业就职，其实是在企业队里面打比赛，之后再转入日本职棒球队，这种情况很普遍。再比如，每年七八月，东京会举办全国都市野球对抗赛，所谓的都市其实就是以企业队的名义出赛，像是JR东日本队、丰田自动车队等等。
当然如果是有女排情结的观众，还能从《东洋魔女》这部片子中看到那个年代中日女排之间的某些联系，事实上我们也向对方取过经，受过一些影响。比如，训练模式，中国体育强调“三从一大”，“三从”就是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一大”就是大训练量。而当时日本女排也是经受魔鬼式训练。片子中女排成员们说，第一次听到欧洲人称她们为“魔女”，其实是非常抗拒的。因为“魔女”日文原文的意思更接近宫崎骏的动画片《哈尔的移动城堡》里那种肥硕女巫的形象。后来欧洲人告诉她们，“魔女”是指她们什么球都能接得起来。这种能力其实就是建立在超出常人的训练基础之上，这一点中日是有相似性的。
作为奥运赛事东道主，民众难免会对自己国家的优势项目报以巨大期待。日本女排就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被自己国人寄以厚望的项目。女排成员们回忆了一个细节，女排决赛当天下午，所有队员都在准备阶段，当天电视直播柔道比赛，代表日本出赛的是著名柔道运动员神永昭夫，全日本都觉得他拿金牌就像探囊取物一般，但结果出人意料地输了。当时的电视转播画面中，全场日本人脸上都是一副茫然的表情。看到这一场景的女排姑娘们开始私下讨论，如果今天输了比赛，是不是应该移民。可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当然幸运的是，她们拿到了这届奥运会金牌。
1964年10月1日，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开通。图自nippon.com
其实，从国民心理的角度而言，1964年东京奥运会可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类比。除了民众对比赛夺牌的期待之外，1964奥运会象征着日本走出战败，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而且不仅是回到国际大家庭，还要向世界宣告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对中国来说，2008年在国家发展历程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日本在197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960年代取得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比如日本新干线，就是在奥运会开幕前10天通车，可以说就是为了赶上奥运这一节点。再比如，1964年春天日本加入OECD经合组织，至少是作为一个准发达国家，也是在这一年开放海外旅游，普通日本民众可以海外自由行。这一点跟中国很像，我们也是在2008年前后开放个人海外自由行。
甚至在奥运之后，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都非常相似。日本在1964年奥运会后，1970年举办大阪世博会，中国则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2010年举办上海世博会。1964年，日本GDP没有超过西德，到了1970年赶超；中国在2008年时GDP仍落后日本，2010年之后就超过了。
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最后一棒火炬手坂井义则与圣火台。摄于1964年10月10日。图自读卖新闻/Aflo
从路径发展，也可以类比两国民众在这一过程中相似的心态。对日本人来说，1964年奥运会充满了正面回忆，被称为“金黄色的回忆”。这一年，除了象征日本国内的战后复兴取得巨大成就之外，也是很多日本人文化记忆的起点。随着电视普及，像大河剧这一影视制作形式就是在1964年前后出现，我们中国人也很熟悉的铁臂阿童木也是此时广为流传。
而且伴随着这届奥运会的举办，日本普通家庭开始进入中产阶级，所谓“一亿总中流”（注：1960年代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意识
，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尤为凸显。在终身雇用制下，九成左右的国民都自认为中产阶级）的口号正是在那个时候喊出来的。
1960年5月19日，日本议会批准《日美安保条约》；随后日本社会爆发“安保斗争”。图自每日新闻社
事实上，就在奥运举办前的三四年，日本社会还是处于比较动荡的状态。无论是1960年前后的“安保斗争”还是日本社会的阶级对立、左右争端都非常突出。但是“安保斗争”爆发后，池田勇人内阁喊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口号营造的氛围是类似于“政治争端暂且搁置，大家先赚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识形态斗争放一放。
这句话在当时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日本老百姓发现自己的财富明显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同时又办了奥运会，民族自豪感爆棚。两相叠加之下，促使整个日本社会的心态发生重要转折，告别了1960年代初期动荡的社会运动。
所以，如果对比1968年“二次安保斗争”时期的运动氛围，跟60年代初就发生很大不同。1960年代初是一个全社会行动，从工人、农民到学生、知识分子，各阶层参与反抗，但到了1968年就只是局限在校园内的活动了，社会大众参与度很低。比如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只是一帮造反学生闹事，跟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距离感。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日本左派在普通大众眼中的形象变得异类，可见整个日本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改变。
这一点，用来对比现在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政府也是很有感触的。日本政治人物安倍晋三，1964年的时候大概十几岁，个人的人生经历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革期，等到他自己担任首相，并于2013年再次申办东京奥运，他最初的目的就是希望借助奥运来展现3·11大地震的灾后复兴新面貌，依靠一个国民性的大事件来支撑重建。
只是，谁也没想到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疫情，安倍本人也在今年5月辞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扮作超级马里奥亮相里约奥运会闭幕式。图自路透
由于疫情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目前实施无观客比赛，除了个别非东京地区举办的比赛。此前，国际奥委会跟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举行五方会谈的结果是允许部分非东京地区的赛场有观众，但也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比如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果断表示北海道马拉松比赛拒绝观众围观。
有数据统计，原本预测奥运会门票收入为90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大约五六十亿，但现在采取无观客措施，很有可能骤降至几十亿，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情况。除了票款损失，还有赞助损失，绝大部分奥运赞助商的权益是体现在场馆内的，比如某饮料品牌、运动品牌做一些搭建或互动，正常情况下每个场馆坐满观众，能使品牌露出获得最大权益，但无观客的话，就只能通过电视画面转播，赞助商权益也几乎打了水漂，但钱都花下去了，也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当然，还有更大层面的奥运周边产业、观光的经济损失，大量中小企业投入的成本无法收回。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政界反响寥寥。目前唯一确定到场的外国元首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因为下届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巴黎。其他主要国家，像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暂定由第一夫人出席；韩国总统文在寅已于日前宣布取消访日，甚至期间还牵涉外交纠纷。甚至连主张申奥的日本前首相安倍，都表示不会出席开幕式。
作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名誉总裁日本德仁天皇将独自参加开幕式宣布奥运开幕，但其他皇室成员一律不参加所有与奥运相关的活动。
日本医务人员发起呼吁，反对举行东京奥运会
纵观当下整个日本社会的气氛，整个日本社会的情绪和心境跟1964年无法相比，日本民众的不满仍不断高涨。由于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影响，全球又掀起一波疫情高潮，东京确诊人数也在近日创下新高。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按照目前日本的这套防疫措施，出现纰漏才是正常现象。比如，原本预计打造的“奥运防疫泡泡”早已破裂，入境的国外运动代表队在成田机场迷路、混进普通乘客队列，亦或是乌干达运动员从下榻酒店“失踪”，更不消说外国奥运代表团抵达日本后有不少确诊。又比如，除了运动员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外国记者，此前日本方面对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做出相关限制，遭到一批英美记者的抗议，声称限制采访自由，也让日本方面非常难办。
除了新冠影响，光是奥运会开幕式导演组被曝出的丑闻，已屡次占据日媒头版头条。比如，二月份日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针对女性性别歧视的发言，三月份佐佐木宏（原筹划东京奥运开幕式的负责人）因取笑日本女演员渡边直美身材而火速辞职。甚至连奥运主场馆本身也充满争议，2013年申奥时展示的方案是国际顶级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于2012年在国际招标会拿下的方案。后来号称造价太贵，需要2500亿日元，相当于5个鸟巢的造价，在日本国内反弹特别大。同时，日本国内设计师也心有不甘，最后2015年7月安倍本人出面推翻原先项目方案，重新招标。日本的公开毁标也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现在这个版本的新国立竞技场是日本知名设计师隈研吾的版本。
东京奥运会隈研吾设计的新国立竞技场 图自AP
显然，日本政府想借此次奥运会来强调311大地震灾后复兴的目的显然是无法达成了。安倍在申奥时信誓旦旦表示福岛核灾正在控制中，现在也被证明日本做出的国际承诺与自身实践能力存在一定落差。
更何况民心向背，日本老百姓本就对这届奥运会的热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假如没有疫情顺利举办了，普通人也许觉得热闹一下也好，至于对个人，未必有多大意义。但疫情令人堪忧，民众显然在跟政府“作对”。
唯一值得期待的，大概就是奥运健儿的表现了。无论筹备阶段有多么磕磕绊绊，既然东京奥运会已经开办，我们也只能支援运动员和日本民众都平安，各国运动员发挥自己的最佳状态，当然希望中国代表团取得佳绩。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共同期待2022年北京冬奥会。
** （作者沙青青为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四川师范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作者梵一如为资深媒体人、《东亚观察局》主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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