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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4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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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4 16:00:00
# 香港立法会议员陆颂雄：被DQ的反对派，怎样从“温和”到“成魔”
原创 陆颂雄 [ 底线思维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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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颂雄
香港立法会议员
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应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请求而提出的《国务院关于提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的议案》。
有关议案旨在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公职人员（包括立法会议员）“必须确保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对于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其行为不符合前述要求和条件者，一经依法认定，实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由于这个决定适用于原定在2020年9月6日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所以当时身任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并寻求连任的参选人即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及梁继昌四人，因曾被特区当局以相关情况依法裁定提名无效，现在实时被政府宣褫夺议员资格，不能继续出任第六届立法会余下任期的公职。
从左至右为郭荣铿、杨岳桥、郭家麒和梁继昌
我们对那四位“拥独”的反对派人士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并不感到惊讶，特别是“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每位立法会议员就职时，誓词中所强调的。宣誓者无法履行誓词，就是无法担位立法会议员一职。
但大众或许会更想知道的是，他们是一开始就很偏激吗？一开始就挟洋自重吗？他们为何会铤而走险？
实际上，在本届初期（2016、17年左右），香港社会和政治气氛是比较良好的。我们虽然在日常议会工作中，与反对派的议员私下“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议会上、电视屏幕前，大家或许也会看到很多针锋相对的画面，但屏幕后，大部分议员倒不会太过僵硬，偶尔有机会饮茶打球，甚至彼此“沙雕”一下也是有。
其中我最深刻的，是在“梁游事件”后，即2016年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当时梁颂恒及游蕙祯等在香港立法会宣誓时故意修改就誓词，当中涉及港独及辱华内容，事后两人议员资格被取消。我和杨岳桥出席电视台一个节目的访问后，回到立法会还一起饮咖啡交流。当时讨论中，杨岳桥还有一些较理性的想法，而且并不认同梁、游二人的行为。
议会中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当然明白了解，即使是我们爱国爱港团体，因为团体之间理念不同、代表的阶层利益观点不同，在不同的政策和事务上都会有辩论。然而大家都会有节有理，以理性讨论为基础。
但之后反对派，特别是较年轻的反对派议员，行为渐趋极端化，有些相当幼稚、无事生非：例如在立法会内抢政府公务员的手机、倒插国旗区旗，或是学上台湾岛上政客，在议会中开展“埋身肉搏”
等不文明行为。“理性”、“尊重”在反对派阵营慢慢出现变化。
到2018年9月，我随立法会访问团访问英国国会，当时杨岳桥和梁继昌也是成员之一，特别是当会见英国上议院代表、港英政府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时，反对派的议员就强调，英国对香港的“责任”，要求英国加强对香港民主进程的关注。
这是其中一宗他们挟洋自重事例，亦显示他们从不忌讳“邀请”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似乎在反对派的眼中，要求外国介入是好事，或者至少不是一件“有问题的事”。
然而这事我们绝不能认同！放眼古今四海之内，哪有一个国家没有针对外患、叛逆罪行的法律。公然要求外国介入，甚至进一步要求外国制裁香港，这无论是对国家、对香港的利益来说，都会造成严重伤害。
令人感到可怕的是，反对派在引发的社会事件上，也渐渐由“有所本”到“莫须有”，到了修例风波时更是用尽方法制造恐慌和流言。例如宣传品荒谬到声称在内地打麻将可能会被引渡；而部分基督教教会中，也流传着到内地传教会被引渡等等各式各样的谎言。
我们认为在所有公共事务和政策上，所有讨论应该是在理性、有实证依据的基础上。反对派在修例风波中的行为已经走上严重偏离的歧路。
为何反对派走上这条歧路？我们尝试返回到更早的时间，去看反对派与中央政府的互动问题。
**反对派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直无法了解他们想要谈判的对手——中央政府。
**
就我们观察，反对派对中央政府的认知，长期停留在欧美西方世界，或是国民党所塑造的中国共产党的刻板印象中，而未建立一套自己的认知和交往手法。结果整个反对派很容易掉入二元对峙的冷战思维，因为这正是欧美西方世界和国民党的认知世界。
如果有留意香港政治社会情势变化的，不难看到反对派对中央政府的用词上，越来越多地用上台湾常用的政治词语。
这是反对派在“港人治港”中，多年来的失败之处。
由于反对派这一失误，在2014年香港政改事件中，他们带领着支持者，一同走入死胡同。一方面他们开始把立场和底线挂上等号，把自己可以谈判的空间完全堵住；也因此对2019年全国人大对香港政改的决议完全无法回应，令他们想要的香港政制改革完全停滞。
但传统反对派不愿意承认他们的错误，令香港政改停滞的本质性问题，又无法向他们的群众交待。面对支持他们的群众，只把责任推向特区和中央政府。
之后香港曾兴起一波“温和民主派”、“中间派”的成立。然而，传统反对派为了不令支持者在选举中流失，全力打压中间派、温和派，致力将他们抹黑为建制派、“伪民主派”。透过所谓的“初选”活动，力求打造“正宗民主派”、“民主派唯一代表”的排他性安排。
但政改如何走下一步，成为传统反对派政党一直无法交出的答卷，他们的“忽悠”令部分青年更投向所谓“本土派”以至“港独”势力。传统反对派内部，少壮派也愈发倾向走偏峰。面对激进势力和中央政府，传统反对派政客变得两面不讨好，特别是以专业阶层群众为对象的反对派政客就更不好做了！
我们看到这次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四位人士都有一个共通的特色，他们都是来自专业阶层：杨岳桥、郭荣铿是来自法律界的，郭家麒是医护界出身，梁继昌则是会计界。那很自然他们的对象都是专业阶层群众，或是对专业阶层有好感的群众。
但毕竟，要扮激进而不失专业人士的气质是困难的嘛！所以就用去美国、或向美国政治领袖发信，呼吁美国政府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但这是明明白白的勾结外国政要、要求外国制裁香港，赤裸裸的出卖国家和香港的利益！
有香港反对派“御用学者”在特区政府宣布四人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后，还指说他们是“温和”的。但正如全国协副主席、前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所言：“勾结外国、要求外国制裁香港还算温和？”
同时我们看到反对派一些政客，多年来逃避或拒绝与中央政府交流，使他们看不清楚中央政府的底线；又过度迷信西方，以为可以挟洋自重，自视过高，结果盲人瞎马，更断送香港仅有的优势。
我们再试着将目光从香港，拉阔到国际政治环境，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有相当显明的个人特质：善于以失实谎言和恐吓，去谋取自己的主观利益，但同时高估自己的能力。这是不是与香港反对派的行径有几分相似？随着特朗普在其本国的选举失利而（似乎）未能成功连任，这样的局势之后会否有所改变，这是未知数。但在特朗普失利不久，中央政府通过这个议案，是否具有象征性意义，我们拭目以待。
这次人大常委的决定，很重要的是表达了公职人员的誓言，不只是一项“仪式”，誓言需要被持续地履行，而持续担任公职的人员也需要令人确信会持续履行誓言。我们寄语香港反对派“苦海无涯，回头是岸”，重回正轨，重回与中央政府正常合理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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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颂雄
香港立法会议员
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应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请求而提出的《国务院关于提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的议案》。
有关议案旨在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公职人员（包括立法会议员）“必须确保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对于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其行为不符合前述要求和条件者，一经依法认定，实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由于这个决定适用于原定在2020年9月6日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所以当时身任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并寻求连任的参选人即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及梁继昌四人，因曾被特区当局以相关情况依法裁定提名无效，现在实时被政府宣褫夺议员资格，不能继续出任第六届立法会余下任期的公职。
从左至右为郭荣铿、杨岳桥、郭家麒和梁继昌
我们对那四位“拥独”的反对派人士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并不感到惊讶，特别是“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每位立法会议员就职时，誓词中所强调的。宣誓者无法履行誓词，就是无法担位立法会议员一职。
但大众或许会更想知道的是，他们是一开始就很偏激吗？一开始就挟洋自重吗？他们为何会铤而走险？
实际上，在本届初期（2016、17年左右），香港社会和政治气氛是比较良好的。我们虽然在日常议会工作中，与反对派的议员私下“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议会上、电视屏幕前，大家或许也会看到很多针锋相对的画面，但屏幕后，大部分议员倒不会太过僵硬，偶尔有机会饮茶打球，甚至彼此“沙雕”一下也是有。
其中我最深刻的，是在“梁游事件”后，即2016年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当时梁颂恒及游蕙祯等在香港立法会宣誓时故意修改就誓词，当中涉及港独及辱华内容，事后两人议员资格被取消。我和杨岳桥出席电视台一个节目的访问后，回到立法会还一起饮咖啡交流。当时讨论中，杨岳桥还有一些较理性的想法，而且并不认同梁、游二人的行为。
议会中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当然明白了解，即使是我们爱国爱港团体，因为团体之间理念不同、代表的阶层利益观点不同，在不同的政策和事务上都会有辩论。然而大家都会有节有理，以理性讨论为基础。
但之后反对派，特别是较年轻的反对派议员，行为渐趋极端化，有些相当幼稚、无事生非：例如在立法会内抢政府公务员的手机、倒插国旗区旗，或是学上台湾岛上政客，在议会中开展“埋身肉搏”
等不文明行为。“理性”、“尊重”在反对派阵营慢慢出现变化。
到2018年9月，我随立法会访问团访问英国国会，当时杨岳桥和梁继昌也是成员之一，特别是当会见英国上议院代表、港英政府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时，反对派的议员就强调，英国对香港的“责任”，要求英国加强对香港民主进程的关注。
这是其中一宗他们挟洋自重事例，亦显示他们从不忌讳“邀请”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似乎在反对派的眼中，要求外国介入是好事，或者至少不是一件“有问题的事”。
然而这事我们绝不能认同！放眼古今四海之内，哪有一个国家没有针对外患、叛逆罪行的法律。公然要求外国介入，甚至进一步要求外国制裁香港，这无论是对国家、对香港的利益来说，都会造成严重伤害。
令人感到可怕的是，反对派在引发的社会事件上，也渐渐由“有所本”到“莫须有”，到了修例风波时更是用尽方法制造恐慌和流言。例如宣传品荒谬到声称在内地打麻将可能会被引渡；而部分基督教教会中，也流传着到内地传教会被引渡等等各式各样的谎言。
我们认为在所有公共事务和政策上，所有讨论应该是在理性、有实证依据的基础上。反对派在修例风波中的行为已经走上严重偏离的歧路。
为何反对派走上这条歧路？我们尝试返回到更早的时间，去看反对派与中央政府的互动问题。
**反对派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直无法了解他们想要谈判的对手——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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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观察，反对派对中央政府的认知，长期停留在欧美西方世界，或是国民党所塑造的中国共产党的刻板印象中，而未建立一套自己的认知和交往手法。结果整个反对派很容易掉入二元对峙的冷战思维，因为这正是欧美西方世界和国民党的认知世界。
如果有留意香港政治社会情势变化的，不难看到反对派对中央政府的用词上，越来越多地用上台湾常用的政治词语。
这是反对派在“港人治港”中，多年来的失败之处。
由于反对派这一失误，在2014年香港政改事件中，他们带领着支持者，一同走入死胡同。一方面他们开始把立场和底线挂上等号，把自己可以谈判的空间完全堵住；也因此对2019年全国人大对香港政改的决议完全无法回应，令他们想要的香港政制改革完全停滞。
但传统反对派不愿意承认他们的错误，令香港政改停滞的本质性问题，又无法向他们的群众交待。面对支持他们的群众，只把责任推向特区和中央政府。
之后香港曾兴起一波“温和民主派”、“中间派”的成立。然而，传统反对派为了不令支持者在选举中流失，全力打压中间派、温和派，致力将他们抹黑为建制派、“伪民主派”。透过所谓的“初选”活动，力求打造“正宗民主派”、“民主派唯一代表”的排他性安排。
但政改如何走下一步，成为传统反对派政党一直无法交出的答卷，他们的“忽悠”令部分青年更投向所谓“本土派”以至“港独”势力。传统反对派内部，少壮派也愈发倾向走偏峰。面对激进势力和中央政府，传统反对派政客变得两面不讨好，特别是以专业阶层群众为对象的反对派政客就更不好做了！
我们看到这次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四位人士都有一个共通的特色，他们都是来自专业阶层：杨岳桥、郭荣铿是来自法律界的，郭家麒是医护界出身，梁继昌则是会计界。那很自然他们的对象都是专业阶层群众，或是对专业阶层有好感的群众。
但毕竟，要扮激进而不失专业人士的气质是困难的嘛！所以就用去美国、或向美国政治领袖发信，呼吁美国政府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但这是明明白白的勾结外国政要、要求外国制裁香港，赤裸裸的出卖国家和香港的利益！
有香港反对派“御用学者”在特区政府宣布四人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后，还指说他们是“温和”的。但正如全国协副主席、前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所言：“勾结外国、要求外国制裁香港还算温和？”
同时我们看到反对派一些政客，多年来逃避或拒绝与中央政府交流，使他们看不清楚中央政府的底线；又过度迷信西方，以为可以挟洋自重，自视过高，结果盲人瞎马，更断送香港仅有的优势。
我们再试着将目光从香港，拉阔到国际政治环境，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有相当显明的个人特质：善于以失实谎言和恐吓，去谋取自己的主观利益，但同时高估自己的能力。这是不是与香港反对派的行径有几分相似？随着特朗普在其本国的选举失利而（似乎）未能成功连任，这样的局势之后会否有所改变，这是未知数。但在特朗普失利不久，中央政府通过这个议案，是否具有象征性意义，我们拭目以待。
这次人大常委的决定，很重要的是表达了公职人员的誓言，不只是一项“仪式”，誓言需要被持续地履行，而持续担任公职的人员也需要令人确信会持续履行誓言。我们寄语香港反对派“苦海无涯，回头是岸”，重回正轨，重回与中央政府正常合理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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