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左”泛滥，“末人”狂欢
原创 双瞳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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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当前的网络政治讨论中，“白左”及其延伸一直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话题和同仇敌忾的对象。除了身为“红左”的天生优越感之外，“白左”团体的演出也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白左集团在去年的美国大选前的丑态已经不用再多赘述，而在这之后的种种“表演”则是刷新了我们的三观：以CNN为首的传媒集团不停以春秋笔法制造现任总统特朗普涉嫌“通俄”新闻，结果被FBI实锤揭露希拉里，奥巴马集团涉嫌违法让俄罗斯公司控股美国核原料公司，而这样的实锤下，美国主流媒体却集体失声；好莱坞著名大鳄哈维·韦恩斯坦大规模性侵事件，更是给予好莱坞重大打击（要知道，好莱坞集团以及艺术界一直是以反川普支持所谓“进步”为人设的）。
这些堪称滑稽的情景不仅处于北美资产阶级阶层，以笔者在北美的生活经验来说，相当一部分学界人士也是如此。在课堂上不断告诫我们要小心传媒集团对人民洗脑的教授讲师，却对北美媒体集团对特朗普的明显偏向性报道视而不见。种种情景让笔者长期处于这样的困惑当中：这些完全不符合逻辑的，堪称精分的情景（特别是学界，艺术界，传媒界，以及传媒学界）究竟是怎么诞生的？
无论是艺术界，传媒界还是学界，都可以被统一成“文化界”，而“文化”本身含义的模糊性使得“精分”这一情况有了长足的发展空间。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60年代指出，如果文化不能使得一种现代性的，具有侵害性与商业性的野蛮城市生活状态消失的话，至少也能使之减弱，这一论断基于其人对文化这个概念的解释。他认为，文化很微妙的包含了一种使人美好、高尚的东西，每个社会中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因素。这一概念至今仍旧影响深远。
我们提到某人“有文化”，绝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是说这个人受到过高等教育，研究或起码阅读过先贤的著作之类。在这个理念当中，文化被等同于“精英文化”，而长期被公认为文化研究领域的三大奠基人的：雷蒙·
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以及E.P.汤普森则为对“精英文化”这一概念的批判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的大行其道铺平了道路。
我们提到“白左”这一概念，总能在这些团体里听到诸如“福柯”，“解构”，“现代”，“后现代”之类的概念。这并不奇怪，整个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以文化批判著名。以E.P.汤普森为例，这个坚定的的共产主义者在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退了党（他是英国共产党党员），自此之后，汤普森一直致力于进行对马克思主义的去斯大林主义。而汤普森本人的“成人教育学院讲师”的身份则给予了他了解平民阶级审美情趣的机会并最终影响了他的研究方向。除了其本人的道德修养（或者说是道德洁癖）之外，笔者认为，冷战时期的老牌帝国主义世界需要“不会引发暴力革命的资本主义修正理论”来进行续命的大背景也是这三大奠基人（有意思的是，这三大奠基人的出身经历都很类似，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了解一下）的理论能给西方学界引发巨大“革命”的决定性理由之一。无论如何，英国媒体传播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苏联解体后长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所谓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可时至今日，我们实在是很难把这些理论泛滥地区的种种情景当做进步的体现。
把资本主义和文化联系起来的情景，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联系起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独特性（与之相对的是尼采的哲学理论）。韦伯的论断“资本主义精神是理性主义”贯穿于整个西方近代历史之中：理性主义始终是西方哲学文化发展的主线之一。这种基于康德与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化的”人类史为文化研究领域的“理性解构”提供了其必然。我们在各种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批判中总能看到这样的描述“工业化的世界并未带来美好，而是带来毁灭一切的战争”，这种矛盾的体现如雅斯贝斯所说，技术的群众性秩序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张力。
笔者认为，对战争的恐惧（哪怕是正义性的革命战争）与西方社会长久存在的理性主义与个人主义传统结合，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脱离以经济或政治结构为理论中心而转向以哲学，文化，艺术以及人本身，并最终发展成“要改变观念而不是改变世界”的一系列后现代主义思潮。不仅如此，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讨论中总是弥漫着强烈的的“灰暗感”，作为抑郁症患者的笔者相当能体会到这一称得上是共鸣的感情波动。这种虚无主义下的典型情感波动正是现代性本身所给予的。
现代思想把人定义为“不依赖他人内在性”的“主体”，通过把个人自足自立品质的获得神圣化，再进一步逐渐沦为单个的，原子化的，不受先定内容规定约束的自由存在，并最终得出“由个人自由达成的个人自我实现”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的结论。而残酷且强大的世俗力量能极为轻易的使得意义世界失效，这种强烈的无力感造成的除了逐渐变成“消极”，“无为”的虚无主义之外，还造就了“现代犬儒主义者”，又或者称之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在观察西方社会（又或者本土社会）中，无论是黑人团体，还是LGBT团体，亦或是伊斯兰团体，或者干脆是“中华田园女权”团体中，都表现出犬儒主义的特质：只是在经营自我和追求外在好处的时候才认真，才积极作为。而当这些与文化批判，符号学，性别解放，消费主义这些概念混合在一起，世界上最为“费拉”也最为“武德充沛”的现代及后现代团体诞生了，这样的团体，无论做出什么，相信什么，都是不足为奇的了。
晚期资本主义支配下的，既费拉不堪又武德充沛的现代以及后现代团体们对所谓“霸权”的反抗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的努力不过是一群被收买了的，毒瘾晚期的工人贵族们的狂欢。
“末人”而已。
作者简介
** 双瞳 ** / **** 传媒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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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传媒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希望和沉思录读者一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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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当前的网络政治讨论中，“白左”及其延伸一直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话题和同仇敌忾的对象。除了身为“红左”的天生优越感之外，“白左”团体的演出也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白左集团在去年的美国大选前的丑态已经不用再多赘述，而在这之后的种种“表演”则是刷新了我们的三观：以CNN为首的传媒集团不停以春秋笔法制造现任总统特朗普涉嫌“通俄”新闻，结果被FBI实锤揭露希拉里，奥巴马集团涉嫌违法让俄罗斯公司控股美国核原料公司，而这样的实锤下，美国主流媒体却集体失声；好莱坞著名大鳄哈维·韦恩斯坦大规模性侵事件，更是给予好莱坞重大打击（要知道，好莱坞集团以及艺术界一直是以反川普支持所谓“进步”为人设的）。
这些堪称滑稽的情景不仅处于北美资产阶级阶层，以笔者在北美的生活经验来说，相当一部分学界人士也是如此。在课堂上不断告诫我们要小心传媒集团对人民洗脑的教授讲师，却对北美媒体集团对特朗普的明显偏向性报道视而不见。种种情景让笔者长期处于这样的困惑当中：这些完全不符合逻辑的，堪称精分的情景（特别是学界，艺术界，传媒界，以及传媒学界）究竟是怎么诞生的？
无论是艺术界，传媒界还是学界，都可以被统一成“文化界”，而“文化”本身含义的模糊性使得“精分”这一情况有了长足的发展空间。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60年代指出，如果文化不能使得一种现代性的，具有侵害性与商业性的野蛮城市生活状态消失的话，至少也能使之减弱，这一论断基于其人对文化这个概念的解释。他认为，文化很微妙的包含了一种使人美好、高尚的东西，每个社会中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因素。这一概念至今仍旧影响深远。
我们提到某人“有文化”，绝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是说这个人受到过高等教育，研究或起码阅读过先贤的著作之类。在这个理念当中，文化被等同于“精英文化”，而长期被公认为文化研究领域的三大奠基人的：雷蒙·
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以及E.P.汤普森则为对“精英文化”这一概念的批判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的大行其道铺平了道路。
我们提到“白左”这一概念，总能在这些团体里听到诸如“福柯”，“解构”，“现代”，“后现代”之类的概念。这并不奇怪，整个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以文化批判著名。以E.P.汤普森为例，这个坚定的的共产主义者在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退了党（他是英国共产党党员），自此之后，汤普森一直致力于进行对马克思主义的去斯大林主义。而汤普森本人的“成人教育学院讲师”的身份则给予了他了解平民阶级审美情趣的机会并最终影响了他的研究方向。除了其本人的道德修养（或者说是道德洁癖）之外，笔者认为，冷战时期的老牌帝国主义世界需要“不会引发暴力革命的资本主义修正理论”来进行续命的大背景也是这三大奠基人（有意思的是，这三大奠基人的出身经历都很类似，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了解一下）的理论能给西方学界引发巨大“革命”的决定性理由之一。无论如何，英国媒体传播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苏联解体后长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所谓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可时至今日，我们实在是很难把这些理论泛滥地区的种种情景当做进步的体现。
把资本主义和文化联系起来的情景，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联系起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独特性（与之相对的是尼采的哲学理论）。韦伯的论断“资本主义精神是理性主义”贯穿于整个西方近代历史之中：理性主义始终是西方哲学文化发展的主线之一。这种基于康德与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化的”人类史为文化研究领域的“理性解构”提供了其必然。我们在各种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批判中总能看到这样的描述“工业化的世界并未带来美好，而是带来毁灭一切的战争”，这种矛盾的体现如雅斯贝斯所说，技术的群众性秩序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张力。
笔者认为，对战争的恐惧（哪怕是正义性的革命战争）与西方社会长久存在的理性主义与个人主义传统结合，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脱离以经济或政治结构为理论中心而转向以哲学，文化，艺术以及人本身，并最终发展成“要改变观念而不是改变世界”的一系列后现代主义思潮。不仅如此，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讨论中总是弥漫着强烈的的“灰暗感”，作为抑郁症患者的笔者相当能体会到这一称得上是共鸣的感情波动。这种虚无主义下的典型情感波动正是现代性本身所给予的。
现代思想把人定义为“不依赖他人内在性”的“主体”，通过把个人自足自立品质的获得神圣化，再进一步逐渐沦为单个的，原子化的，不受先定内容规定约束的自由存在，并最终得出“由个人自由达成的个人自我实现”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的结论。而残酷且强大的世俗力量能极为轻易的使得意义世界失效，这种强烈的无力感造成的除了逐渐变成“消极”，“无为”的虚无主义之外，还造就了“现代犬儒主义者”，又或者称之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在观察西方社会（又或者本土社会）中，无论是黑人团体，还是LGBT团体，亦或是伊斯兰团体，或者干脆是“中华田园女权”团体中，都表现出犬儒主义的特质：只是在经营自我和追求外在好处的时候才认真，才积极作为。而当这些与文化批判，符号学，性别解放，消费主义这些概念混合在一起，世界上最为“费拉”也最为“武德充沛”的现代及后现代团体诞生了，这样的团体，无论做出什么，相信什么，都是不足为奇的了。
晚期资本主义支配下的，既费拉不堪又武德充沛的现代以及后现代团体们对所谓“霸权”的反抗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的努力不过是一群被收买了的，毒瘾晚期的工人贵族们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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