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跃日本海与十四年抗战
刘梦龙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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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发生了几则新闻，都集中于中日关系。1月10日，多家媒体先后报道了教育部下发2017年1号函件从2017年春季教材开始将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的概念。就在1月9日，各社交媒体上盛传日本空自大量战斗机纷纷紧急升空，最后连日本百里基地老旧的F-4EJ战机也加入战备，整个空自如临大敌。9日晚些时候，日本官方发出声明，这次紧急动员是为了应对中国空军飞越日本海。
而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离世的日子，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双方于9月29日正式发布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和日本建交，此后进入了一个近代以来中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斗转星移，近代日本和中国，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关系从缓和到紧张，波澜起伏的百年时光弹指而过，不知不觉间又到了历史似曾相识的一刻。
十四年抗战的概念，是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这堪称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页。虽然从当时中日力量的对比来说，日强而中弱，但具体到北大营和当时的东北，关东军基本处于一个局部劣势的位置，日军也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状态。一战后的大萧条，日本军队被严重削弱，老兵极少而新兵多，武器更新几乎停止，为节约经费训练水平远不如一战前。但为什么日本的青年将校敢于冒险，似乎只要行动了，不论后果，行动就好，而日本上下也对此视而不见，战后日本为了推卸战争责任称之为下克上，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这就是一个问题。
近代日本的崛起，几乎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耻辱史。早在1931年的五十七年前，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是近代中日的第一次交锋。以遇海难琉球渔民被台湾土著所杀为借口，当时还实力弱小的日本明治政府靠两条商船临时改装的兵舰出兵台湾，从一心息事宁人的清政府身上榨取了五十万两白银发了第一注横财。明治政府由此认识到了近代中国大而无当的本质，开始了侵略性极强的大陆政策。牡丹社事件某种程度上也是近代日本的一个缩影。在牡丹社事件之初，日本政府一度迫于英美的压力暂缓军事行动，当时担任指挥的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竟以“延迟出兵将会有损士气，如果政府强行阻止，我愿退还天皇的全权委任敕书，以贼徒之姿直捣生蕃的巢穴，绝对不会累及国家！”强行出兵，史称西乡大暴走。当时的中日国力还处在明显的中强日弱的状态，而这种大有斩获的西乡式大暴走，将伴随着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扩张而一再重现。
1894年，蓄谋多时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突袭护航的北洋水师，不宣而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在丰岛海战中，同样出身萨摩藩，曾留学英国“精通”国际法的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经过交涉后，自行决定鱼雷舰炮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扫射落水者后离开，制造了著名的高升号事件。
出于推卸责任的初衷，战后日本对于日军这种现地指挥官临机独断的行为，冠以下克上的名目。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套用了日本战国时期的名词，战国时期由于当时室町幕府衰落，管领制度的解体，地方上的豪强纷纷架空原本统治的管护大名，取而代之，称为下克上。而近代日本的下克上则完全不同，实际上都是日本当时积极侵略政策的具现，实际上是服务于大局的。无论是西乡大暴走，还是高升号事件，至于后来的九一八事变，都是对这种攻击性极强的侵略政策的直接体现。把很可能决定国家命运的行为具体推卸到级别更低的现地负责人身上，把性质严重的侵略归于个人的失误。成功了便于收割，失败了便于卸责，本身应该说反应了一种日本式的无情和狡诈。不过，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力迅速强化，在几次大冒险式的战争中更取得了重大胜利，冒险成功的一面被大大放大，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近代日本国民的生活并没有因这些胜利获得明显的改善。一面是不断取得的大胜利，一面是为艰难生活困扰的国民。当满脑子被灌满了跨万里之波涛，布皇威于四方的日本军人面临哪怕最微小的机会时，搏一把的心态也会被放到无限大。
虽然我们一般把日本定性为一个岛国，暗含着蕞尔小国的意味，但历史上日本人的心态是很有些大国定位的。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交往。隋大业三年，日本使者小野妹子奉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之命出使中国，致书隋炀帝，称日出处天子敬白日没处天子书，隋炀帝大为不悦。次年日本礼送中国使者回国，国书以汉语写成，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也是天皇这一称谓第一次正式出现。日本这种与中国并提，乃至争雄于东亚的国家政策，一直到唐朝最后攻灭与日本关系密切的百济，在白村江以少胜多大破日本舰队才得以改变。虽然在外部力量的压迫下，日本很快意识到了自己国土的狭隘和国家的相对弱势，但这样的种子是迟早要故态复萌的。
历史上日本长期缺乏外敌，大海成为岛国最好的庇护，带来了一种相对虚伪的安全感，这在安全感使冒险的风险降低，最坏的情况下不过是打回原形而已。这种情况下，窄窄的对马海峡很容易被日本人带入同样不宽的英吉利海峡。同时，由于文化的不同，日本人形成了切腹的文化，这种把个体生命的结束当做是事件结束的做法，更容易催生下级的盲动。几个要素加在一起，日本的政策长期存在一种滞后性，以自我为主体，不撞个头破血流不会回头。
出身于岛国的日本由于黑船来袭的事件而被迫打开国门，其近代的开国是一个典型的弱国姿态。这种弱国急于翻盘，诉之于冒险是必然的。从国策来说，近代日本受英国的影响很深，靠近大陆的岛国对大陆强权的压制几乎是天然的选择，甚至在接触英国以前，日唐之间的交锋已经是这种离案政策的序盘。亚洲和欧洲的情况不同，长期是中国一家独强的局面，原本这种制衡政策是无法存在的。但近代列强的纷至沓来，中国的内部混乱，使亚洲短时期内呈现了一种多种力量争锋的局面，为日本赢了了一个阶段的成功。
作为冒险政策的极端，最终便是对强国的不宣而战。历史上制造了高升号事件的东乡平八郎在1904年直接指挥了对旅顺港的偷袭，打响了日俄战争的第一枪。就和上面提到的一样，这种偷袭行为正是近代日本冒险功利思想的极端体现。一旦面临难题，主动攻击是第一选择，只要能获得有利的局面则一切都可以正当化，并在事后获得追认。又由于是冒险的行为，必然是兵行险着，长期的冒险更助长了侥幸心理。
虽然在不断冒险中近代日本大有斩获，但是这种冒险也像一剂毒药毒害了日本人本来不多的大局观。如果透过明治维新人才辈出，上下贤明的光环，人们看到的自然是一出坂上之云的励志剧，但真相却不是这样。近代日本的崛起，固然和日本自身的努力有关，根本来说还是外部环境使然。
一方面，东亚的传统秩序决定者中国正处在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矛盾、王朝末期与空前的海上强敌同时到来，自顾不暇。一方面，考虑到全球争霸，制衡俄国的需要，当时的第一强国英国迫切需要一个在亚洲制衡俄国的打手。日本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通过自身努力赢得了大量外部资金、技术的输入。
无论是旅顺港外的英造战舰，还是伦敦证交所的巨额债券，在明治日本身后，实际上是日不落帝国庞大身躯的投影。这种输血的最后高峰是一战出于对日本出兵青岛的奖励，英国政府转交金刚级全套技术数据的同时出售了制造14英寸巨炮的全套技术设备。前后内外四根套管，三百公里长的内紧钢丝，数不清的热处理，硬化，热嵌套，镀铬，测膛压等工艺流程，加上大型水力锻压机，大型钻孔机，大型膛线机，堪称穷尽了一国的技术力的整套设备即使今天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掌握，足以成为那个时代工业成就的顶点。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一战后，随着沙俄的解体，英国的衰退，日本的国力增强，最终日英同盟走到了尽头。明治维新能够取得成功，固然和英国的扶持关系很大，日本自身的坚韧也是功不可没，但由一系列冒险过度放大了自身因素，则塑造出更加扭曲的国民心态。如果我们把日本人喜欢的下克上的那套略加引申，日本在很长的时间里何尝不是英国人全球布局中很成功的一步试探。不过在英国在不断的以日本为棋子的博弈中，日本慢慢也成长为一个棋手。一战后，英国因一战暂时收缩，一度致力于应对美国的压力。而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形成了自己作为亚洲领导者的心态并视为天命所归，对成功已经不再是谋定之事而成为既定之事。尤其是建立在对弱小中国的基础上，对手全无反抗能力，失败不过是很小的挫折，而成功则是极大的收获。曾经的棋子终于失控了。最终，九一八事件也以东北军执行国民政府当局屈辱的不抵抗政策换来了青年将校们的大成功。
战后日本经历了美国的长期改造，在军事、政治上和战前日本有了不少变化，旧有的大陆政策也已经不存在，更多是依附于美国之下的冷战政策的延续。但由于冷战的兴起，绝大多数日本军国主义余孽安然无恙的度过了战后生涯，美国显然也有意无意的保留了日本一部分军国主义残余。
一直以来，明治维新被和昭和军阀分给开来，即使国人也一般把明治维新当做一个正面事件来看，却很少人想到明治维新布皇威于四海，八纮一宇的野心，正是日后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种子。今日的日本自然不能对等与已经灭亡的大日本帝国，但战后的经济复兴带来的领头野心和当前国力的长期停滞不前，面临急剧增长的中国的压迫，美国力量的日渐衰落。表面上看，各种控制在放松，国家走在“正常化”的道路上，从日本自身的观感来说，却和一战后的时代颇为相似。一战前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操盘手英国的高明，而其失败正是恰恰是失去了操盘手的掌控。和英国不同，美国的力量远未到自动退出的时候。
**只要日本依然依附于美国，就像当时日俄关系是日英关系的延伸，中美矛盾没有缓和，中日矛盾也不可能缓和。**
日本人在二战前喜欢玩下克上的把戏来以小博大，九一八事变就是代表，也是中国十四年抗战的开始。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在不自觉间，有一天幕后 **老板**
也会需要日本再来一次终极下克上的戏码，只不过这次是由日本国家整体来扮演热血将校的角色。然而，真有那一天的话，看着
**麾下平成公务员组成的自卫队，开着七十年代生产的F-4EJ** ，安倍君真能像九一八的主角石原君一样自信吗？
最后，请读者们有空的话花几秒时间帮我们 ** 点下底部广告 ** ，为作者提供支持。感谢 。
作者简介
** 刘梦龙 ** / **** 北朝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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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刘大师，宗教与社会观察者，多次元文化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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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离世的日子，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双方于9月29日正式发布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和日本建交，此后进入了一个近代以来中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斗转星移，近代日本和中国，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关系从缓和到紧张，波澜起伏的百年时光弹指而过，不知不觉间又到了历史似曾相识的一刻。
十四年抗战的概念，是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这堪称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页。虽然从当时中日力量的对比来说，日强而中弱，但具体到北大营和当时的东北，关东军基本处于一个局部劣势的位置，日军也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状态。一战后的大萧条，日本军队被严重削弱，老兵极少而新兵多，武器更新几乎停止，为节约经费训练水平远不如一战前。但为什么日本的青年将校敢于冒险，似乎只要行动了，不论后果，行动就好，而日本上下也对此视而不见，战后日本为了推卸战争责任称之为下克上，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这就是一个问题。
近代日本的崛起，几乎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耻辱史。早在1931年的五十七年前，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是近代中日的第一次交锋。以遇海难琉球渔民被台湾土著所杀为借口，当时还实力弱小的日本明治政府靠两条商船临时改装的兵舰出兵台湾，从一心息事宁人的清政府身上榨取了五十万两白银发了第一注横财。明治政府由此认识到了近代中国大而无当的本质，开始了侵略性极强的大陆政策。牡丹社事件某种程度上也是近代日本的一个缩影。在牡丹社事件之初，日本政府一度迫于英美的压力暂缓军事行动，当时担任指挥的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竟以“延迟出兵将会有损士气，如果政府强行阻止，我愿退还天皇的全权委任敕书，以贼徒之姿直捣生蕃的巢穴，绝对不会累及国家！”强行出兵，史称西乡大暴走。当时的中日国力还处在明显的中强日弱的状态，而这种大有斩获的西乡式大暴走，将伴随着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扩张而一再重现。
1894年，蓄谋多时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突袭护航的北洋水师，不宣而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在丰岛海战中，同样出身萨摩藩，曾留学英国“精通”国际法的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经过交涉后，自行决定鱼雷舰炮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扫射落水者后离开，制造了著名的高升号事件。
出于推卸责任的初衷，战后日本对于日军这种现地指挥官临机独断的行为，冠以下克上的名目。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套用了日本战国时期的名词，战国时期由于当时室町幕府衰落，管领制度的解体，地方上的豪强纷纷架空原本统治的管护大名，取而代之，称为下克上。而近代日本的下克上则完全不同，实际上都是日本当时积极侵略政策的具现，实际上是服务于大局的。无论是西乡大暴走，还是高升号事件，至于后来的九一八事变，都是对这种攻击性极强的侵略政策的直接体现。把很可能决定国家命运的行为具体推卸到级别更低的现地负责人身上，把性质严重的侵略归于个人的失误。成功了便于收割，失败了便于卸责，本身应该说反应了一种日本式的无情和狡诈。不过，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力迅速强化，在几次大冒险式的战争中更取得了重大胜利，冒险成功的一面被大大放大，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近代日本国民的生活并没有因这些胜利获得明显的改善。一面是不断取得的大胜利，一面是为艰难生活困扰的国民。当满脑子被灌满了跨万里之波涛，布皇威于四方的日本军人面临哪怕最微小的机会时，搏一把的心态也会被放到无限大。
虽然我们一般把日本定性为一个岛国，暗含着蕞尔小国的意味，但历史上日本人的心态是很有些大国定位的。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交往。隋大业三年，日本使者小野妹子奉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之命出使中国，致书隋炀帝，称日出处天子敬白日没处天子书，隋炀帝大为不悦。次年日本礼送中国使者回国，国书以汉语写成，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也是天皇这一称谓第一次正式出现。日本这种与中国并提，乃至争雄于东亚的国家政策，一直到唐朝最后攻灭与日本关系密切的百济，在白村江以少胜多大破日本舰队才得以改变。虽然在外部力量的压迫下，日本很快意识到了自己国土的狭隘和国家的相对弱势，但这样的种子是迟早要故态复萌的。
历史上日本长期缺乏外敌，大海成为岛国最好的庇护，带来了一种相对虚伪的安全感，这在安全感使冒险的风险降低，最坏的情况下不过是打回原形而已。这种情况下，窄窄的对马海峡很容易被日本人带入同样不宽的英吉利海峡。同时，由于文化的不同，日本人形成了切腹的文化，这种把个体生命的结束当做是事件结束的做法，更容易催生下级的盲动。几个要素加在一起，日本的政策长期存在一种滞后性，以自我为主体，不撞个头破血流不会回头。
出身于岛国的日本由于黑船来袭的事件而被迫打开国门，其近代的开国是一个典型的弱国姿态。这种弱国急于翻盘，诉之于冒险是必然的。从国策来说，近代日本受英国的影响很深，靠近大陆的岛国对大陆强权的压制几乎是天然的选择，甚至在接触英国以前，日唐之间的交锋已经是这种离案政策的序盘。亚洲和欧洲的情况不同，长期是中国一家独强的局面，原本这种制衡政策是无法存在的。但近代列强的纷至沓来，中国的内部混乱，使亚洲短时期内呈现了一种多种力量争锋的局面，为日本赢了了一个阶段的成功。
作为冒险政策的极端，最终便是对强国的不宣而战。历史上制造了高升号事件的东乡平八郎在1904年直接指挥了对旅顺港的偷袭，打响了日俄战争的第一枪。就和上面提到的一样，这种偷袭行为正是近代日本冒险功利思想的极端体现。一旦面临难题，主动攻击是第一选择，只要能获得有利的局面则一切都可以正当化，并在事后获得追认。又由于是冒险的行为，必然是兵行险着，长期的冒险更助长了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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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明治维新被和昭和军阀分给开来，即使国人也一般把明治维新当做一个正面事件来看，却很少人想到明治维新布皇威于四海，八纮一宇的野心，正是日后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种子。今日的日本自然不能对等与已经灭亡的大日本帝国，但战后的经济复兴带来的领头野心和当前国力的长期停滞不前，面临急剧增长的中国的压迫，美国力量的日渐衰落。表面上看，各种控制在放松，国家走在“正常化”的道路上，从日本自身的观感来说，却和一战后的时代颇为相似。一战前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操盘手英国的高明，而其失败正是恰恰是失去了操盘手的掌控。和英国不同，美国的力量远未到自动退出的时候。
**只要日本依然依附于美国，就像当时日俄关系是日英关系的延伸，中美矛盾没有缓和，中日矛盾也不可能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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