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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29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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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29 16:00:00
# 西方国家需要的不是医疗技术，而是《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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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通吃岛 ，作者通吃岛
**通吃岛** . 通吃岛岛主的公众号，知乎账号同名。 “原来皇上也是我会中兄弟！不知是什么堂口？烧的是几炷香？”
文 | 通吃岛岛主
5月23日的新闻，吴老的追悼会上没有哀乐，放的是国际歌。而今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国际歌再次响起。
肝胆外科专家和国际歌有什么关系？这里先分享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白求恩的故事，他来到中国之前的故事。
白求恩医生是加拿大人，也是肺结核方面的专家。当时的加拿大医学技术很高，但肺结核却一直控制不住，这令白求恩很苦恼。
1935年，白求恩去苏联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发现苏联的肺结核控制得非常好。更令他惊讶的是，苏联的医学技术并不比加拿大更高。造成苏联情况的原因是， **
在这里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能享有公共医疗服务，他们的劳动环境工作时间也尽可能能得到保证，甚至普通工人也能得到疗养。 **
（那时候疗养是治疗肺结核这类疾病的一个方法）
这之后，白求恩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终其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医生白求恩明白了一个道理，医学技术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 **
共产主义则是另一副重要的解药。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让技术发展方向走向普惠，才能让已有的技术服务于占人类大多数的劳动者。 **
第二个故事，主角是白求恩精神的继承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英国医生洪若诗 （Joshua S. Horn） 。
洪若诗1954年来到中国，行医15年。1958年，他受邀去上海广慈医院参与一场治疗，到机场后发现已经有30多位医生聚集了。那时候他心想，这一定是个重要人物。结果去现场才知道，原来这位病人只是上海钢铁厂的一位普通炼钢工人，由于生产事故严重烧伤。
当时这种大面积的烧伤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医疗记录的极限。可是中国的医生及干部们认为，西方的这个记录，是资本主义的记录。 **
大面积烧伤的患者，基本都是重工业工人，这部分群体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得到全力的医治。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正在集全国之力救治普通工人，一定能突破资本主义的医疗记录。
** 果然，这位跌落钢水中的，全身烧伤面积89.3%的工人，最终不仅活下来，还重回炼钢生产岗位，过上了正常的人生。
社会主义中国的烧伤治疗，一出手就是世界领先，并且不断突破原有的记录，使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
洪若诗医生的回忆录：《扫除一切害人虫：一个英国医生的旅华15年》
类似的案例还发生在断指再植、断肢再植手术上。同样，这些病人都是机器旁的工人，在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受重视。社会主义中国的这两项医疗技术，一直都是世界顶尖水准。
我们回到吴孟超先生。他曾说过：“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至今天，我们走的是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肝脏外科发展道路——那就是把握自身特点和现有条件，依靠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坚持临床治疗和科学研究同步发展，在借鉴西方技术理念的同时，敢于创新、勇于挑战，走一条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
他很强调走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自己的科技道路，可以借鉴西方，但绝不迷信以此为唯一标准。
许多媒体报道吴老先生的伟大成绩：他切除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创造医学记录，另西方同行惊叹。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 **
** **1\. 这个手术是1975年进行的。** **
** **2\. 手术进行地点是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县。吴孟超当时在那里的各个乡村做巡回医疗。
** **
** **3\.
这位巨大肿瘤的患者陆本海，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安徽农民。饱受痛苦，听说了陕西韩城有这么一位神医，便去求治。吴孟超虽然也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肿瘤，但还是决定立即为他手术。**
**
**
此事发生的背景，是1965年毛教员“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医学资源不能集中在城市，更不能集中给老爷太太们。医疗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条指示事实上在66年某件大事之后才得以推动。
吴孟超所在的第二军医大，1969年由上海迁到西安。而军医大的师生们，则去附近各地的县城乡村，既直接为村民们服务，又培养当地医疗力量，同时自身也了解基层情况，学习当地的中医土法。
**
吴孟超先生强调的，走中国人自己的科学道路，勇闯科学禁区，指的是走为人民服务的科学道路，为了人民的利益勇闯禁区。而绝不是追求抽象的“科学记录”，更不希望医疗成为牟利的工具，成为少数人的特殊服务。
**
这就是为什么吴老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上，放的是国际歌。和白求恩大夫一样，他也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最大地推动医疗技术朝正确方向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所以，吴孟超先生是国士，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科学家。
**但他们的伟大，不是作为抽象的价值无涉的“科研工作者”的伟大，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家”和“人民的科学家”的伟大。**
科学绝不会自动为大多数人服务，甚至可能（已经）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吴老，当然，以及为人民群众纪念的袁隆平先生，和无数那一代的科学家们，则用一生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让科学真正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才是他们最伟大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后辈永远纪念和学习的地方。
尽管几经起伏，我们的伟大社会主义传统仍在，这次新冠疫情就是最好的证明。写到这里，本文的题目呼之欲出：
这次疫情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需要的不是更先进的医疗技术，而是《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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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的新闻，吴老的追悼会上没有哀乐，放的是国际歌。而今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国际歌再次响起。
肝胆外科专家和国际歌有什么关系？这里先分享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白求恩的故事，他来到中国之前的故事。
白求恩医生是加拿大人，也是肺结核方面的专家。当时的加拿大医学技术很高，但肺结核却一直控制不住，这令白求恩很苦恼。
1935年，白求恩去苏联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发现苏联的肺结核控制得非常好。更令他惊讶的是，苏联的医学技术并不比加拿大更高。造成苏联情况的原因是， **
在这里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能享有公共医疗服务，他们的劳动环境工作时间也尽可能能得到保证，甚至普通工人也能得到疗养。 **
（那时候疗养是治疗肺结核这类疾病的一个方法）
这之后，白求恩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终其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医生白求恩明白了一个道理，医学技术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 **
共产主义则是另一副重要的解药。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让技术发展方向走向普惠，才能让已有的技术服务于占人类大多数的劳动者。 **
第二个故事，主角是白求恩精神的继承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英国医生洪若诗 （Joshua S. Horn） 。
洪若诗1954年来到中国，行医15年。1958年，他受邀去上海广慈医院参与一场治疗，到机场后发现已经有30多位医生聚集了。那时候他心想，这一定是个重要人物。结果去现场才知道，原来这位病人只是上海钢铁厂的一位普通炼钢工人，由于生产事故严重烧伤。
当时这种大面积的烧伤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医疗记录的极限。可是中国的医生及干部们认为，西方的这个记录，是资本主义的记录。 **
大面积烧伤的患者，基本都是重工业工人，这部分群体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得到全力的医治。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正在集全国之力救治普通工人，一定能突破资本主义的医疗记录。
** 果然，这位跌落钢水中的，全身烧伤面积89.3%的工人，最终不仅活下来，还重回炼钢生产岗位，过上了正常的人生。
社会主义中国的烧伤治疗，一出手就是世界领先，并且不断突破原有的记录，使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
洪若诗医生的回忆录：《扫除一切害人虫：一个英国医生的旅华15年》
类似的案例还发生在断指再植、断肢再植手术上。同样，这些病人都是机器旁的工人，在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受重视。社会主义中国的这两项医疗技术，一直都是世界顶尖水准。
我们回到吴孟超先生。他曾说过：“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至今天，我们走的是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肝脏外科发展道路——那就是把握自身特点和现有条件，依靠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坚持临床治疗和科学研究同步发展，在借鉴西方技术理念的同时，敢于创新、勇于挑战，走一条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
他很强调走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自己的科技道路，可以借鉴西方，但绝不迷信以此为唯一标准。
许多媒体报道吴老先生的伟大成绩：他切除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创造医学记录，另西方同行惊叹。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 **
** **1\. 这个手术是1975年进行的。** **
** **2\. 手术进行地点是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县。吴孟超当时在那里的各个乡村做巡回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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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这位巨大肿瘤的患者陆本海，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安徽农民。饱受痛苦，听说了陕西韩城有这么一位神医，便去求治。吴孟超虽然也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肿瘤，但还是决定立即为他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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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发生的背景，是1965年毛教员“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医学资源不能集中在城市，更不能集中给老爷太太们。医疗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条指示事实上在66年某件大事之后才得以推动。
吴孟超所在的第二军医大，1969年由上海迁到西安。而军医大的师生们，则去附近各地的县城乡村，既直接为村民们服务，又培养当地医疗力量，同时自身也了解基层情况，学习当地的中医土法。
**
吴孟超先生强调的，走中国人自己的科学道路，勇闯科学禁区，指的是走为人民服务的科学道路，为了人民的利益勇闯禁区。而绝不是追求抽象的“科学记录”，更不希望医疗成为牟利的工具，成为少数人的特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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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吴老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上，放的是国际歌。和白求恩大夫一样，他也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最大地推动医疗技术朝正确方向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所以，吴孟超先生是国士，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科学家。
**但他们的伟大，不是作为抽象的价值无涉的“科研工作者”的伟大，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家”和“人民的科学家”的伟大。**
科学绝不会自动为大多数人服务，甚至可能（已经）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吴老，当然，以及为人民群众纪念的袁隆平先生，和无数那一代的科学家们，则用一生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让科学真正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才是他们最伟大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后辈永远纪念和学习的地方。
尽管几经起伏，我们的伟大社会主义传统仍在，这次新冠疫情就是最好的证明。写到这里，本文的题目呼之欲出：
这次疫情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需要的不是更先进的医疗技术，而是《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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