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朝能够强大，为什么靠的是儒家思想的创新？
原创 罗马主义 [ 灼识新维度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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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新说（九） ** **
作者 | 罗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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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初年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统治的合法性，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因为获得统治合法性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统治者必须要确定一个“普世价值”，他的所有行政手段，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普世价值”。
而刘邦创立的汉朝，恰恰不满足这一点，为什么呢？
因为刘邦推翻秦朝的口号，是恢复六国的旧秩序，重新实施周代的分封制度，把它作为自己奉行的“普世价值”。
可是刘邦上台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个“普世价值”是有问题的，它会导致汉朝重蹈战国的乱象。
刘邦
所以刘邦真实地施政理念，就是要恢复秦朝的郡县制度，消灭各个异姓王，他先后干掉了韩信、彭越和英布等人，说的和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相当于自己打自己的脸，属于典型的口是心非。
获得统治合法性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社会的精英阶层，实现有序的上下流动，这样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可是刘邦却和创立汉朝的军功集团，也就是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干部们，搞了一个白马之盟，规定非刘姓不封王，非军功不封侯，非侯爵不能担任宰相，把权力死死地把控在他们这个小集团手里。
这样汉初的统治阶层，就变成了一群只为自己谋私利的小团伙，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自然也就没有了合法性。
获得统治合法性的第三个原则，就是需要有一套，能让所有人都相信的约束和纠错体系，证明这个政治制度，能够完美地运行。
但是汉初的统治阶层，完全就是一个排他性的小团伙，内部靠的是用阴谋诡计来争权夺利，外部靠的是拳头大来管理整个天下，没有任何可以让天下人信服的亮点。
所以汉初的政治局面，很像苏联到了后期，所面临的困境。
一方面，苏共是靠斯大林主义上的台，但到了此时，斯大林主义已经搞不下去了，所以戈尔巴乔夫就急需改革。
可是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所有的改革举措，都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否定，和苏共的建党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这就让苏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
而苏共在苏联后期，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封闭的特权集团，人民既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运作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向人民解释清楚，为什么该由他们来管理这个国家？
所有的人被迫服从这个政府，只是因为害怕被送到古拉格群岛的集中营，或者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
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死后，苏联的各个阶层，从上到下，都已经对这套政治制度，失望透顶，内心都期望着彻底的革命。
所以当叶利钦发动政变的时候，全体俄罗斯人都欢欣鼓舞，一起庆祝着苏联的崩溃。
尽管在十多年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苏联的解体，对整个俄罗斯民族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而这一切的起因，就是因为在苏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之后，没有及时地去构建新的政治理论。
同样，汉初由于缺乏统治的合法性，它的政权也是风雨飘摇的。
刘邦死后，吕后马上就开始专权，吕后一死，以周勃和陈平为首的军功集团，立刻就发动了政变，把汉惠帝年幼的儿子们杀了个精光，理由竟然是他们不是汉惠帝亲生的。
这样明目张胆地睁着眼睛说瞎话，居然也没有人在意，更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就是因为汉家的政权，还没有合法性的加持。
这在后来的中国政治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在明代的靖难之役中，朱棣夺了他侄子朱允文的皇位，也还是有像方孝孺这样的忠臣，愿意跟着去寻死。
但是在西汉初年，根本就找不到这种人。
汉文帝上台以后，一路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他的皇位来源，纯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就在吕后死后，第一个跳起来造反的诸侯王，其实是齐王刘襄，出力最大的，也是他的两个兄弟刘章和刘兴，是他们和军功集团勾结在一起，发动了这次政变。
但是以周勃和陈平为代表的军功集团，人人都是牙齿焦黄的老江湖，个个都腹黑到了极致，早就把利益这个小算盘，拨弄得噼里啪啦。
他们觉得如果让齐王刘襄上台，人家本来就该得到这个皇位，周勃和陈平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大势，对方根本就不会有丝毫感恩之心，不利于军功集团继续把持政权。
相反，如果他们让和此事毫不相干，最没有存在感的代王刘恒，也就是后来的汉文帝上位，那就相当于给对方送了一笔天降横财，汉文帝肯定会对他们感激涕零。
这样对方才会遵守，刘邦和他们之间的白马之盟，也就是非刘姓不封王，非军功不能封侯，非侯爵不能担任丞相。
只要遵守这个约定，那汉朝的政权，就会世世代代地把持在，跟着刘邦打天下的老干部，以及他们的后代手里。
所以刘恒能意外地登上皇位，纯属军功集团的利益算计，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
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不是他能力超群，巧妙地平衡了以老干部为主的军功集团，还有其他刘姓分封诸侯之间的利益的话，那他随时都有可能，像只蚂蚁一样被人踩死。
** 因此汉文帝为什么要搞无为而治？ **
因为只要他稍微“有为”一点点，就不知道会牵扯到多少方方面面的利益，稍不留神，就会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
这样一来，虽然客观上起到了让人民休养生息的好处，但同时也留下了匈奴扰边问题，军功集团把持朝政，缺乏普遍代表性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更严重的是，既然你代王刘恒能够莫名其妙地登上皇位，那其他被分封的诸侯王，凭什么就不能呢？
这就为大汉帝国埋下了冲突和分裂的种子。
所以虽然汉文帝很喜欢贾谊，知道他是一个人才，但他不敢用他，因为老干部们都讨厌这个小鲜肉，这破坏了他们对权力的垄断。
汉文帝同样也不敢在匈奴问题上，有所作为，这一方面是实力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他的刘姓诸侯王，都在恶狠狠地盯着他的皇位，随时都想在背后给他一刀，所以他只能忍耐。
汉文帝
汉文帝虽然偶尔也会出击一下，比如敲打一下军功集团，整了整老干部周勃，让他们知道，汉纪委是听皇帝的。
又比如干掉了飞扬跋扈，没大没小的淮南王刘长，震慑一下其他刘姓诸侯王，让他们不敢有非分之想。
又比如时不时地向儒家学说靠近一点，提倡以孝治天下，进行一下理论试探。
但总体上来说，大部分时间里，他还是在装鸵鸟。
汉文帝的统治手法，很像后来搞改革开放的那个老者的所作所为，在历史上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
一方面他们在国际上韬光养晦，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上搞平衡，既不让保守派得势，也不让自由派冒头，尽可能地回避制度争论，推崇的都是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经济上奉行黄老之术，搞国退民进，越放越宽，最后让市场经济占了主导，让人民得到了实惠。
虽然汉文帝和那个老者一样，他们的施政纲领都非常成功，让国家走向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他们都刻意回避了政治合法性这个矛盾。
回避矛盾并不代表着矛盾会消失，现在没有发生的，不代表着将来不会发生，所以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西汉王朝遇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就是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场制度之争，因为刘邦推翻秦帝国的口号，就是要恢复周代的分封制度，可是分封制度已经明显不适应于时代的发展了，特别是随着匈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需求就变得越来越迫切了。
因为只有恢复了秦代的郡县制度，才能汇集全国的资源，形成大人打小孩的局面，才有可能战胜，在军事技术上占优势的匈奴。
所以汉朝政府，最终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这时候晁错就出场了，他是以儒家学者的身份，担任了太子的老师，但他信奉的却是儒家中的法家学派，对斯大林主义很着迷。
所以他教太子的是儒家经典《尚书》，里面的内容，全都是周公的分封制有多好，可是他给汉景帝讲的，却全是申不害和商鞅主张的法家那一套，很像我们过去的政治课，属于典型的精神分裂。
站在法家的角度上，晁错当然就会提出削藩，废除分封制，建立全面的郡县制，只有这样才能把汉帝国拧成一股绳，去对付他最大的威胁，匈奴！
但他这个建议，却是标标准准的政治不正确，这就相当于打了刘邦的脸，否认汉朝推翻秦朝的合法性，而且手段太过激烈，马上就激起了诸侯王的反叛。
这和叶利钦上台以后，过分急于求成，相信了盖达尔的休克疗法，立刻就否定了，前苏联的所有政策，把国企全部卖了，想在一夜之内，让苏联变成美国一样，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盖达尔只当了一年多的总理，53岁就死了，他死的时候，俄罗斯的议会里
，有一个议员提议，为他默哀一分钟，但遭到了其他所有人的反对，因为在他们眼里，盖达尔就是搞垮前苏联的罪魁祸首。
晁错的下场同样很惨，面对全国造反的局面，汉景帝一时慌了手脚，听信了袁盎的建议，将他腰斩于市。
幸好汉景帝启用了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只用了三个月就打败了叛军，但这场叛乱也暴露了，汉朝政府的治国理论和治国实践相脱节，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汉朝的政治思想，此时走入了死胡同，刘邦推翻秦朝的理由，是要恢复分封制，可是汉朝要生存下去，却要实现郡县制。
儒家思想在此时完全帮不上忙，正统的儒家理论，是推崇周公的分封制的，但这恰恰是西汉初年，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依靠法家思想，恢复秦朝的郡县制度，但这恰恰是刘邦当年要打倒的。
因此当汉武帝上台的时候，该如何来解释汉朝的统治合法性问题，就变得刻不容缓，那该怎么办呢？
公元前134年5月
，汉武帝终于在汉朝博士，儒家知识分子董仲舒那里，得到了这个破解汉初政治困局的答案，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那么《天人三策》到底说了些什么内容呢？
首先是重新解释了汉朝能够取代秦朝的原因。
要知道在汉初早期的政治论述中，刘邦能够夺得天下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推翻了秦朝的郡县制，恢复了周代的分封制。
但这个说法，就很像是解释，苏共为什么能上台一样，是因为他们用斯大林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
可是如果你要坚持这个理论的话，那等到有一天，你发现斯大林主义不灵了，要重新搞资本主义的时候，你就很难自圆其说。
这其实也就是汉初遇到的理论困境，而董仲舒巧妙的回避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三统三正”的新说法。
原文对现代人来说，非常的烧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里，董仲舒的《三代改制文》，我这里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解释一下。
董仲舒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遵守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像管理一个家那样，来管理整个社会，让人和人之间充满了亲情，让整个社会越来越幸福，这就是“道”。
而实现“道”的办法，就叫做“制”。
董仲舒认为“道”是不变的，因为“道”是“天”的产物，也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
但“制”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方式，就是随着人类科技和技术的进步，认知的不断提高，政治制度也是需要不断改进的。
当然，董仲舒作为一个古人，肯定说不出这样的语言，他是用自然界的四季变化和邹衍的“五行学说”来解释这个原理的。
所以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管理一个家的方式，也要不断地变化，夏代靠的是忠诚，商代靠的是祭祀，而周代靠的是亲情。
每一次朝代的更迭，都是纠正了上一个时代的错误，同时作出了制度创新，也就是所谓的“新王必改制”。
所以秦灭六国是合理的，汉取代秦也是合理的，因为都是政治制度的进步。
那怎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董仲舒说，这就要看有没有“天人感应”发生。
他认为大自然才是人类这个大家庭，真正的老爹，它会选择出一个能代表它意志的儿子，也就是天子，皇帝老儿来替它到人间管理整个社会。
天子做得好，老爹就开心，大自然就会风调雨顺；天子做的不好，老爹就会生气，就会降下灾祸，甚至取消皇帝老儿当天子的资格，就会发生朝代更迭。
所以在董仲舒看来，汉朝的皇帝到底有没有统治的合法性，就要看他是否遵从了“天道”，那怎样才算遵从了“天道”呢？
那就要看他是否任用了贤良，以仁义治天下。
那什么样的人才算贤良呢？
** 有才能的人，道德高尚的人，也就是秀才和孝廉就是贤良。 **
那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
** 从全社会选拔，由各地的官员举荐。 **
那如何来证明，自己是以“仁义”治天下呢？
** 那就要按儒家的思想来修改法律，废除秦朝的苛政。 **
具体的办法，就是要用孔子所编撰的《春秋》这本书，作为理论基础，来指导具体的社会实践，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
当汉武帝听完了董仲舒的这套理论之后，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困扰了整个汉初的统治合法性问题，就此得到了全面的解决，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
首先董仲舒为汉朝重新树立了一个“普世价值”，就是遵循“天道”，皇帝要承担起“上天之子”的责任，以儒家的“仁义”思想治理天下，让全天下的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只要皇帝向全天下公开承诺，他将坚守这个“普世价值”，以儒家经典《春秋》作为施政的理论基础，那他就是合法的。
《春秋》这本书，本来就晦涩难懂，最多只能算一个道德原则，即便在汉朝也是如此，怎么解释，全看政治的需要，这就让以前的制度之争，变得无关痛痒，和政治正确之间没有了关联。
这样汉武帝就可以放开手来，搞“推恩令”，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严禁诸侯王参政，打击分封诸王，为建立中央集权，扫清了政治障碍。
其次是，董仲舒解决了统治阶级的代表性问题，通过建立察举制度，向全社会的精英敞开了政治大门，打破了军功集团对政权的垄断，让汉朝皇帝变成了整个国家的真正代言人，获得了全社会发自内心的拥护。
汉朝的第一个“布衣”宰相公孙弘，就是汉武帝任命的。
再者，通过天人感应学说，让皇权得到了象征性的约束，完成了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建设，让全天下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在儒家思想的范畴内，参加政治讨论，这让汉朝的政治制度，至少在理论上是“完美”的。
面对这么大的利益诱惑，汉武帝毫不犹豫地，立刻做出了“独尊儒术，废除百家”的政治决定。
而这个决定，也让汉家天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统治合法性。
所以汉武帝敢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东征高丽，西讨诸夷，倾举国之力，在建立了不世功业的同时，也一度搞得国库空空，民不聊生，但却没有遇到任何严重的政治挑战，这全靠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护体。
这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是不敢想象的，要知道“文景之治”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人民远比汉武帝时期过得快乐。
但这两人统治期间，却政治动荡，叛乱不断，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汉武帝一样，解决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所以西汉能够在汉武帝时期，突然发力，一跃成为当时已知世界的绝对主宰者，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核心，一方面得益于“文景时代”的物质积累，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再解释，让汉朝内部有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董仲舒是继周公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二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因为无论是孔子、孟子、荀子，又或者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他们都只能称之为哲学家，他们的理论都没有办法，直接用于政治实践，并且能改变一个文明的命运。
西方文明在这一点上，要比中华文明落后了接近两千年，直到1762年，法国人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1776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之后，西方才有了名副其实的政治思想家。
他们的这些著作，才在真正意义上，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崛起。
董仲舒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是他在两千多年前，就让中华文明具备了现代政治的所有特点，有了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有了一个“全民参与”的公务员系统，有了一个能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社会评价体系。
察举制度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发明，它提供了一种至少在理论上，能客观公平地选拔精英的新办法，让全民参政变成了一种可能。
而天人感应学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皇权的限制作用，让社会舆论能够部分影响政治的走向，防止政策走向极端。
所以汉朝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之一，就是因为汉武帝大胆地进行了一次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解决了汉初的统治合法性问题，这才是他成功的关键。
因此汉朝能从此强大，靠的就是董仲舒重新解释的儒家学说。
而且新儒家学说的贡献还远远不止于此，它还在理论上确定了，中国此后的朝代，都是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混合体，这也是在全世界前所未有的，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如果觉得本文有点意思，别忘了分享和点赞，谢谢大家。 **
_ 后记：一个多月没有更新，不是本人懈怠，实在是水平有限，导致写出来的文章，多次不能过审，以至于拖延到了今天，责任在我，希望这次能和大家见面，谢谢。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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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刘邦上台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个“普世价值”是有问题的，它会导致汉朝重蹈战国的乱象。
刘邦
所以刘邦真实地施政理念，就是要恢复秦朝的郡县制度，消灭各个异姓王，他先后干掉了韩信、彭越和英布等人，说的和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相当于自己打自己的脸，属于典型的口是心非。
获得统治合法性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社会的精英阶层，实现有序的上下流动，这样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可是刘邦却和创立汉朝的军功集团，也就是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干部们，搞了一个白马之盟，规定非刘姓不封王，非军功不封侯，非侯爵不能担任宰相，把权力死死地把控在他们这个小集团手里。
这样汉初的统治阶层，就变成了一群只为自己谋私利的小团伙，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自然也就没有了合法性。
获得统治合法性的第三个原则，就是需要有一套，能让所有人都相信的约束和纠错体系，证明这个政治制度，能够完美地运行。
但是汉初的统治阶层，完全就是一个排他性的小团伙，内部靠的是用阴谋诡计来争权夺利，外部靠的是拳头大来管理整个天下，没有任何可以让天下人信服的亮点。
所以汉初的政治局面，很像苏联到了后期，所面临的困境。
一方面，苏共是靠斯大林主义上的台，但到了此时，斯大林主义已经搞不下去了，所以戈尔巴乔夫就急需改革。
可是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所有的改革举措，都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否定，和苏共的建党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这就让苏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
而苏共在苏联后期，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封闭的特权集团，人民既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运作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向人民解释清楚，为什么该由他们来管理这个国家？
所有的人被迫服从这个政府，只是因为害怕被送到古拉格群岛的集中营，或者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
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死后，苏联的各个阶层，从上到下，都已经对这套政治制度，失望透顶，内心都期望着彻底的革命。
所以当叶利钦发动政变的时候，全体俄罗斯人都欢欣鼓舞，一起庆祝着苏联的崩溃。
尽管在十多年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苏联的解体，对整个俄罗斯民族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而这一切的起因，就是因为在苏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之后，没有及时地去构建新的政治理论。
同样，汉初由于缺乏统治的合法性，它的政权也是风雨飘摇的。
刘邦死后，吕后马上就开始专权，吕后一死，以周勃和陈平为首的军功集团，立刻就发动了政变，把汉惠帝年幼的儿子们杀了个精光，理由竟然是他们不是汉惠帝亲生的。
这样明目张胆地睁着眼睛说瞎话，居然也没有人在意，更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就是因为汉家的政权，还没有合法性的加持。
这在后来的中国政治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在明代的靖难之役中，朱棣夺了他侄子朱允文的皇位，也还是有像方孝孺这样的忠臣，愿意跟着去寻死。
但是在西汉初年，根本就找不到这种人。
汉文帝上台以后，一路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他的皇位来源，纯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就在吕后死后，第一个跳起来造反的诸侯王，其实是齐王刘襄，出力最大的，也是他的两个兄弟刘章和刘兴，是他们和军功集团勾结在一起，发动了这次政变。
但是以周勃和陈平为代表的军功集团，人人都是牙齿焦黄的老江湖，个个都腹黑到了极致，早就把利益这个小算盘，拨弄得噼里啪啦。
他们觉得如果让齐王刘襄上台，人家本来就该得到这个皇位，周勃和陈平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大势，对方根本就不会有丝毫感恩之心，不利于军功集团继续把持政权。
相反，如果他们让和此事毫不相干，最没有存在感的代王刘恒，也就是后来的汉文帝上位，那就相当于给对方送了一笔天降横财，汉文帝肯定会对他们感激涕零。
这样对方才会遵守，刘邦和他们之间的白马之盟，也就是非刘姓不封王，非军功不能封侯，非侯爵不能担任丞相。
只要遵守这个约定，那汉朝的政权，就会世世代代地把持在，跟着刘邦打天下的老干部，以及他们的后代手里。
所以刘恒能意外地登上皇位，纯属军功集团的利益算计，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
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不是他能力超群，巧妙地平衡了以老干部为主的军功集团，还有其他刘姓分封诸侯之间的利益的话，那他随时都有可能，像只蚂蚁一样被人踩死。
** 因此汉文帝为什么要搞无为而治？ **
因为只要他稍微“有为”一点点，就不知道会牵扯到多少方方面面的利益，稍不留神，就会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
这样一来，虽然客观上起到了让人民休养生息的好处，但同时也留下了匈奴扰边问题，军功集团把持朝政，缺乏普遍代表性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更严重的是，既然你代王刘恒能够莫名其妙地登上皇位，那其他被分封的诸侯王，凭什么就不能呢？
这就为大汉帝国埋下了冲突和分裂的种子。
所以虽然汉文帝很喜欢贾谊，知道他是一个人才，但他不敢用他，因为老干部们都讨厌这个小鲜肉，这破坏了他们对权力的垄断。
汉文帝同样也不敢在匈奴问题上，有所作为，这一方面是实力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他的刘姓诸侯王，都在恶狠狠地盯着他的皇位，随时都想在背后给他一刀，所以他只能忍耐。
汉文帝
汉文帝虽然偶尔也会出击一下，比如敲打一下军功集团，整了整老干部周勃，让他们知道，汉纪委是听皇帝的。
又比如干掉了飞扬跋扈，没大没小的淮南王刘长，震慑一下其他刘姓诸侯王，让他们不敢有非分之想。
又比如时不时地向儒家学说靠近一点，提倡以孝治天下，进行一下理论试探。
但总体上来说，大部分时间里，他还是在装鸵鸟。
汉文帝的统治手法，很像后来搞改革开放的那个老者的所作所为，在历史上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
一方面他们在国际上韬光养晦，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上搞平衡，既不让保守派得势，也不让自由派冒头，尽可能地回避制度争论，推崇的都是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经济上奉行黄老之术，搞国退民进，越放越宽，最后让市场经济占了主导，让人民得到了实惠。
虽然汉文帝和那个老者一样，他们的施政纲领都非常成功，让国家走向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他们都刻意回避了政治合法性这个矛盾。
回避矛盾并不代表着矛盾会消失，现在没有发生的，不代表着将来不会发生，所以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西汉王朝遇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就是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场制度之争，因为刘邦推翻秦帝国的口号，就是要恢复周代的分封制度，可是分封制度已经明显不适应于时代的发展了，特别是随着匈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需求就变得越来越迫切了。
因为只有恢复了秦代的郡县制度，才能汇集全国的资源，形成大人打小孩的局面，才有可能战胜，在军事技术上占优势的匈奴。
所以汉朝政府，最终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这时候晁错就出场了，他是以儒家学者的身份，担任了太子的老师，但他信奉的却是儒家中的法家学派，对斯大林主义很着迷。
所以他教太子的是儒家经典《尚书》，里面的内容，全都是周公的分封制有多好，可是他给汉景帝讲的，却全是申不害和商鞅主张的法家那一套，很像我们过去的政治课，属于典型的精神分裂。
站在法家的角度上，晁错当然就会提出削藩，废除分封制，建立全面的郡县制，只有这样才能把汉帝国拧成一股绳，去对付他最大的威胁，匈奴！
但他这个建议，却是标标准准的政治不正确，这就相当于打了刘邦的脸，否认汉朝推翻秦朝的合法性，而且手段太过激烈，马上就激起了诸侯王的反叛。
这和叶利钦上台以后，过分急于求成，相信了盖达尔的休克疗法，立刻就否定了，前苏联的所有政策，把国企全部卖了，想在一夜之内，让苏联变成美国一样，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盖达尔只当了一年多的总理，53岁就死了，他死的时候，俄罗斯的议会里
，有一个议员提议，为他默哀一分钟，但遭到了其他所有人的反对，因为在他们眼里，盖达尔就是搞垮前苏联的罪魁祸首。
晁错的下场同样很惨，面对全国造反的局面，汉景帝一时慌了手脚，听信了袁盎的建议，将他腰斩于市。
幸好汉景帝启用了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只用了三个月就打败了叛军，但这场叛乱也暴露了，汉朝政府的治国理论和治国实践相脱节，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汉朝的政治思想，此时走入了死胡同，刘邦推翻秦朝的理由，是要恢复分封制，可是汉朝要生存下去，却要实现郡县制。
儒家思想在此时完全帮不上忙，正统的儒家理论，是推崇周公的分封制的，但这恰恰是西汉初年，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依靠法家思想，恢复秦朝的郡县制度，但这恰恰是刘邦当年要打倒的。
因此当汉武帝上台的时候，该如何来解释汉朝的统治合法性问题，就变得刻不容缓，那该怎么办呢？
公元前134年5月
，汉武帝终于在汉朝博士，儒家知识分子董仲舒那里，得到了这个破解汉初政治困局的答案，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那么《天人三策》到底说了些什么内容呢？
首先是重新解释了汉朝能够取代秦朝的原因。
要知道在汉初早期的政治论述中，刘邦能够夺得天下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推翻了秦朝的郡县制，恢复了周代的分封制。
但这个说法，就很像是解释，苏共为什么能上台一样，是因为他们用斯大林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
可是如果你要坚持这个理论的话，那等到有一天，你发现斯大林主义不灵了，要重新搞资本主义的时候，你就很难自圆其说。
这其实也就是汉初遇到的理论困境，而董仲舒巧妙的回避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三统三正”的新说法。
原文对现代人来说，非常的烧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里，董仲舒的《三代改制文》，我这里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解释一下。
董仲舒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遵守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像管理一个家那样，来管理整个社会，让人和人之间充满了亲情，让整个社会越来越幸福，这就是“道”。
而实现“道”的办法，就叫做“制”。
董仲舒认为“道”是不变的，因为“道”是“天”的产物，也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
但“制”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方式，就是随着人类科技和技术的进步，认知的不断提高，政治制度也是需要不断改进的。
当然，董仲舒作为一个古人，肯定说不出这样的语言，他是用自然界的四季变化和邹衍的“五行学说”来解释这个原理的。
所以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管理一个家的方式，也要不断地变化，夏代靠的是忠诚，商代靠的是祭祀，而周代靠的是亲情。
每一次朝代的更迭，都是纠正了上一个时代的错误，同时作出了制度创新，也就是所谓的“新王必改制”。
所以秦灭六国是合理的，汉取代秦也是合理的，因为都是政治制度的进步。
那怎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董仲舒说，这就要看有没有“天人感应”发生。
他认为大自然才是人类这个大家庭，真正的老爹，它会选择出一个能代表它意志的儿子，也就是天子，皇帝老儿来替它到人间管理整个社会。
天子做得好，老爹就开心，大自然就会风调雨顺；天子做的不好，老爹就会生气，就会降下灾祸，甚至取消皇帝老儿当天子的资格，就会发生朝代更迭。
所以在董仲舒看来，汉朝的皇帝到底有没有统治的合法性，就要看他是否遵从了“天道”，那怎样才算遵从了“天道”呢？
那就要看他是否任用了贤良，以仁义治天下。
那什么样的人才算贤良呢？
** 有才能的人，道德高尚的人，也就是秀才和孝廉就是贤良。 **
那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
** 从全社会选拔，由各地的官员举荐。 **
那如何来证明，自己是以“仁义”治天下呢？
** 那就要按儒家的思想来修改法律，废除秦朝的苛政。 **
具体的办法，就是要用孔子所编撰的《春秋》这本书，作为理论基础，来指导具体的社会实践，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
当汉武帝听完了董仲舒的这套理论之后，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困扰了整个汉初的统治合法性问题，就此得到了全面的解决，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
首先董仲舒为汉朝重新树立了一个“普世价值”，就是遵循“天道”，皇帝要承担起“上天之子”的责任，以儒家的“仁义”思想治理天下，让全天下的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只要皇帝向全天下公开承诺，他将坚守这个“普世价值”，以儒家经典《春秋》作为施政的理论基础，那他就是合法的。
《春秋》这本书，本来就晦涩难懂，最多只能算一个道德原则，即便在汉朝也是如此，怎么解释，全看政治的需要，这就让以前的制度之争，变得无关痛痒，和政治正确之间没有了关联。
这样汉武帝就可以放开手来，搞“推恩令”，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严禁诸侯王参政，打击分封诸王，为建立中央集权，扫清了政治障碍。
其次是，董仲舒解决了统治阶级的代表性问题，通过建立察举制度，向全社会的精英敞开了政治大门，打破了军功集团对政权的垄断，让汉朝皇帝变成了整个国家的真正代言人，获得了全社会发自内心的拥护。
汉朝的第一个“布衣”宰相公孙弘，就是汉武帝任命的。
再者，通过天人感应学说，让皇权得到了象征性的约束，完成了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建设，让全天下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在儒家思想的范畴内，参加政治讨论，这让汉朝的政治制度，至少在理论上是“完美”的。
面对这么大的利益诱惑，汉武帝毫不犹豫地，立刻做出了“独尊儒术，废除百家”的政治决定。
而这个决定，也让汉家天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统治合法性。
所以汉武帝敢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东征高丽，西讨诸夷，倾举国之力，在建立了不世功业的同时，也一度搞得国库空空，民不聊生，但却没有遇到任何严重的政治挑战，这全靠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护体。
这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是不敢想象的，要知道“文景之治”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人民远比汉武帝时期过得快乐。
但这两人统治期间，却政治动荡，叛乱不断，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汉武帝一样，解决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所以西汉能够在汉武帝时期，突然发力，一跃成为当时已知世界的绝对主宰者，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核心，一方面得益于“文景时代”的物质积累，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再解释，让汉朝内部有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董仲舒是继周公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二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因为无论是孔子、孟子、荀子，又或者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他们都只能称之为哲学家，他们的理论都没有办法，直接用于政治实践，并且能改变一个文明的命运。
西方文明在这一点上，要比中华文明落后了接近两千年，直到1762年，法国人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1776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之后，西方才有了名副其实的政治思想家。
他们的这些著作，才在真正意义上，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崛起。
董仲舒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是他在两千多年前，就让中华文明具备了现代政治的所有特点，有了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有了一个“全民参与”的公务员系统，有了一个能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社会评价体系。
察举制度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发明，它提供了一种至少在理论上，能客观公平地选拔精英的新办法，让全民参政变成了一种可能。
而天人感应学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皇权的限制作用，让社会舆论能够部分影响政治的走向，防止政策走向极端。
所以汉朝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之一，就是因为汉武帝大胆地进行了一次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解决了汉初的统治合法性问题，这才是他成功的关键。
因此汉朝能从此强大，靠的就是董仲舒重新解释的儒家学说。
而且新儒家学说的贡献还远远不止于此，它还在理论上确定了，中国此后的朝代，都是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混合体，这也是在全世界前所未有的，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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