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人之逝
原创 双瞳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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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知乎已经搜不到“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这个问题了（其实应该更早之前就被删除了吧）。但是沉思录的读者大多也是知乎政经史板块的常客，大抵是知道这个问题的盛况的。很难想象，早几年知乎多得是想把他挫骨扬灰，踏上一百万只脚的人。而今日之变化，我们应当感谢玄老师他们的努力（玄公吐脯，天下归心）。当然我们也应当感谢这个“现有”和“应有”强烈对立的现实，如果不是被资本家狠狠地教训过，仅凭说教（即便是妙语生花）是绝无可能在短短几年里造成这样巨大的变化的。所以，最伟大的中国人到底是谁呢？借用曾经存在过的回答：“人民会说是毛泽东，毛泽东会说是人民”。
玄老师名言：马克思同志教你为什么要革命；列宁同志教你怎么革命；毛泽东同志教你毛都没有怎么革命。毛泽东其人对于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的革命历程有着难以想象的巨大意义的，毕竟如果我们原教旨一点，无产阶级革命应当出现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出现在俄国或者中国这样的地方。如果说沙皇俄国尚还有一些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基础，那么中国这个纯粹的农业国，这个自1840年后便沦为列强后花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本不该有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基础的地方被一位奇迹之人所带领的奇迹之军所改天换地是何等伟大的事呢？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其人之功绩思想被归结于集体因素，当然笔者并不是否认这一定论，但是只要对新中国成长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应当是不会否认这个湖南来的乡下小子绝不是传统意义上讨人喜欢的人，毕竟没有哪个讨人喜欢的人，每次开会都会跳出来：“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吧。最有意思的是，其人之建议，方略无不是通往胜利的道路，以至于每每“养病”过程中再度赶回第一线主持工作。这种被大家讨厌又被大家所需要的矛盾之处，便是风流。
中国是一个“矛盾之地”，一方面有极为保守的历史惯性，一方面又同时具有特殊且强大的革命潜力。这种矛盾性不仅体现在毛泽东本人身上，也存在于危急存亡之时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身上。毛泽东本人公开且激烈的反对儒家思想（打倒孔家店）的同时，自己却曾批注过二十四史且非常喜欢引经据典。而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知识分子则大多是背叛了自己所属阶级的，确切的说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儒家学说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所展现出的无力，导致了这一批人数不多但是相当重要的地主精英后代丧失了对儒家学说和传统制度效用的信任。这批可以被称之为帝国最后的守夜人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称之为“先行者”，而略微在他们之后成长起来的毛主席，则是一位真正意义上承前启后的革命者。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在其著作“论中国”中讲到“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需创建的既有国家”。这一点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是其一生都没有解决的难题。无论是橘子洲头的那个青年，还是延安窑洞的那个中年，又或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浓重湖南口音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那个伟人，他们都没有解决掉一个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矛盾，我将其称之为“如何在一个旧有基础极端浓厚的社会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社会”。
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实用主义的的确确要比 ideology 重要的多了，甚至毛泽东本人在实际事务中也不可避免的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桀骜不驯与能屈能伸。
如今不少人以自己浅薄的学识或者以自己的小人之心（没错，我说的就是沈志华）认为毛泽东对斯大林卑躬屈膝以换得苏联支持，然而如果我们对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我们的结论决然不会和他们一样。
毛泽东以中国的利益为第一优先，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消除已经初现端倪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如果我们以ideology的角度来看，斯大林称呼毛主席为“中国的铁托”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一个通过自我奋斗和历史进程而涅槃的新生国度，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反应却也不能说是错的。这种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中苏之间的交往，也同样存在于中美之间。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与接踵而来的中美邦交正常化可以说是完全不符合
ideology
却又完全符合中国人长久坚持的实用主义，而彼时毛泽东依然是新中国的领袖，其人对传统社会的反对态度有增无减。从这些方面来看，面对这一矛盾，毛泽东依然选择了“传统上的实用主义”。实际上，从秋收起义伊始，毛泽东从来不是教条主义的行动，而是根据实用主义不断地进行“修正”。然而毛泽东自己知道，如果仅仅只是以工业化的国家驱动一个旧有的政治系统是不可能长久的，为此毛泽东进行了可以称得上是“痛苦”的尝试。
长久以来，有关于那个时期的讨论和研究基本上是处于“云深不知处”的状态中的。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近年来，随着“势”的变化，“毛泽东所关注的问题的确存在，即便他的答案酿成了大祸”这个本是试探性的新论调（或许并不是新论调？）逐渐开始“反攻倒算”。毛泽东所担忧的，各自为政最终和政界与人民产生巨大的隔阂在如今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可被否认的现实。这就使得在过去被广泛宣传和教育的“定论”不再被简单的认为是“定论”（或者干脆是添油加醋）。如果我们以当前风头浪尖的某颜色趋势为例来看，在毛泽东本人去世之后的一系列民族政策最终导致了如今的崩坏。
9月9日，这日子对当今的中国人民的意义实在是比想象中的巨大。在新生与传统，实用和理想之间不断进行辩证统一尝试的那一位去世了。留下来的烂摊子看似被收拾了，却实际上只是塞进了床下。随着家里人越来越多，这床快要挤不下去了。焦虑又满怀希望的中国人民不断寻找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前几年，网络舆论的认识中似乎是找到了万无一失的完美方法，可没过多久，这方法却也是油尽灯枯。如今，我们只能望着空荡荡王座，感叹一句：火已渐熄，而位不见王影。
接下来是私货时间：说了这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说。毕竟，能说的不需要我来说，早有无数能人志士雄辩的阐述了那位风流人物的丰功伟绩。今日更多的，是想和各位分享一点自己的思考。本文所一再提到的“矛盾”便是笔者今时今日所困惑和无奈的地方。政治现实所造成的我们无法真正的总结历史，面对这一情况，不少大能提出要向前看，这一点我是赞同的。
然而，“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一点却也是无法否认。我在本文中提到的“承前启后”正是我对这些说法的思考。如果不能正确的承前，又如何启后呢？正如同毛泽东本人对传统的理解极为深刻的同时又对传统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一样，启后的先决条件是承前。特别是我们，作为Ashen
one的我们，不接过前人手中传下的火种，又怎能选择未来呢？ 最后，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笔者向各位献出我的祝福：
Ashen one，may the flame guide you。
作者简介
** 双瞳 ** / **** 传媒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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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传媒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希望和沉思录读者一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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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老师名言：马克思同志教你为什么要革命；列宁同志教你怎么革命；毛泽东同志教你毛都没有怎么革命。毛泽东其人对于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的革命历程有着难以想象的巨大意义的，毕竟如果我们原教旨一点，无产阶级革命应当出现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出现在俄国或者中国这样的地方。如果说沙皇俄国尚还有一些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基础，那么中国这个纯粹的农业国，这个自1840年后便沦为列强后花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本不该有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基础的地方被一位奇迹之人所带领的奇迹之军所改天换地是何等伟大的事呢？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其人之功绩思想被归结于集体因素，当然笔者并不是否认这一定论，但是只要对新中国成长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应当是不会否认这个湖南来的乡下小子绝不是传统意义上讨人喜欢的人，毕竟没有哪个讨人喜欢的人，每次开会都会跳出来：“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吧。最有意思的是，其人之建议，方略无不是通往胜利的道路，以至于每每“养病”过程中再度赶回第一线主持工作。这种被大家讨厌又被大家所需要的矛盾之处，便是风流。
中国是一个“矛盾之地”，一方面有极为保守的历史惯性，一方面又同时具有特殊且强大的革命潜力。这种矛盾性不仅体现在毛泽东本人身上，也存在于危急存亡之时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身上。毛泽东本人公开且激烈的反对儒家思想（打倒孔家店）的同时，自己却曾批注过二十四史且非常喜欢引经据典。而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知识分子则大多是背叛了自己所属阶级的，确切的说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儒家学说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所展现出的无力，导致了这一批人数不多但是相当重要的地主精英后代丧失了对儒家学说和传统制度效用的信任。这批可以被称之为帝国最后的守夜人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称之为“先行者”，而略微在他们之后成长起来的毛主席，则是一位真正意义上承前启后的革命者。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在其著作“论中国”中讲到“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需创建的既有国家”。这一点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是其一生都没有解决的难题。无论是橘子洲头的那个青年，还是延安窑洞的那个中年，又或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浓重湖南口音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那个伟人，他们都没有解决掉一个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矛盾，我将其称之为“如何在一个旧有基础极端浓厚的社会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社会”。
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实用主义的的确确要比 ideology 重要的多了，甚至毛泽东本人在实际事务中也不可避免的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桀骜不驯与能屈能伸。
如今不少人以自己浅薄的学识或者以自己的小人之心（没错，我说的就是沈志华）认为毛泽东对斯大林卑躬屈膝以换得苏联支持，然而如果我们对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我们的结论决然不会和他们一样。
毛泽东以中国的利益为第一优先，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消除已经初现端倪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如果我们以ideology的角度来看，斯大林称呼毛主席为“中国的铁托”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一个通过自我奋斗和历史进程而涅槃的新生国度，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反应却也不能说是错的。这种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中苏之间的交往，也同样存在于中美之间。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与接踵而来的中美邦交正常化可以说是完全不符合
ideology
却又完全符合中国人长久坚持的实用主义，而彼时毛泽东依然是新中国的领袖，其人对传统社会的反对态度有增无减。从这些方面来看，面对这一矛盾，毛泽东依然选择了“传统上的实用主义”。实际上，从秋收起义伊始，毛泽东从来不是教条主义的行动，而是根据实用主义不断地进行“修正”。然而毛泽东自己知道，如果仅仅只是以工业化的国家驱动一个旧有的政治系统是不可能长久的，为此毛泽东进行了可以称得上是“痛苦”的尝试。
长久以来，有关于那个时期的讨论和研究基本上是处于“云深不知处”的状态中的。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近年来，随着“势”的变化，“毛泽东所关注的问题的确存在，即便他的答案酿成了大祸”这个本是试探性的新论调（或许并不是新论调？）逐渐开始“反攻倒算”。毛泽东所担忧的，各自为政最终和政界与人民产生巨大的隔阂在如今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可被否认的现实。这就使得在过去被广泛宣传和教育的“定论”不再被简单的认为是“定论”（或者干脆是添油加醋）。如果我们以当前风头浪尖的某颜色趋势为例来看，在毛泽东本人去世之后的一系列民族政策最终导致了如今的崩坏。
9月9日，这日子对当今的中国人民的意义实在是比想象中的巨大。在新生与传统，实用和理想之间不断进行辩证统一尝试的那一位去世了。留下来的烂摊子看似被收拾了，却实际上只是塞进了床下。随着家里人越来越多，这床快要挤不下去了。焦虑又满怀希望的中国人民不断寻找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前几年，网络舆论的认识中似乎是找到了万无一失的完美方法，可没过多久，这方法却也是油尽灯枯。如今，我们只能望着空荡荡王座，感叹一句：火已渐熄，而位不见王影。
接下来是私货时间：说了这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说。毕竟，能说的不需要我来说，早有无数能人志士雄辩的阐述了那位风流人物的丰功伟绩。今日更多的，是想和各位分享一点自己的思考。本文所一再提到的“矛盾”便是笔者今时今日所困惑和无奈的地方。政治现实所造成的我们无法真正的总结历史，面对这一情况，不少大能提出要向前看，这一点我是赞同的。
然而，“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一点却也是无法否认。我在本文中提到的“承前启后”正是我对这些说法的思考。如果不能正确的承前，又如何启后呢？正如同毛泽东本人对传统的理解极为深刻的同时又对传统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一样，启后的先决条件是承前。特别是我们，作为Ashen
one的我们，不接过前人手中传下的火种，又怎能选择未来呢？ 最后，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笔者向各位献出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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