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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9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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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与交通视角下的城市兴衰：航运、口岸与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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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五花王 ，作者五花王
**五花王** .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文 | 五花王
江河湖海，津港渡湾
自上古以降，“国人”居于城内，城外乃是“野人”的地域。《广雅·释地》：“五里为邑，十邑为都。《商君书·算地》：“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泽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司马法》云：“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当然，都有另一含义，乃为交通路线之中心，《水经注·水文注》：“水泽所聚谓之都。”
上海就自称为大都会，我们的日常词语中，都市、都会，取的实际上就是贸易和交通中心点之涵意，而都城，则更多是指其军事政治意义，城墙，本身就是暴力统治秩序的象征。所以讲到城市，则必然是有秩序的墙，而又有交换之所在的市。这是因为，从社会组织演化至有“非农业人口”开始，居于城墙内的基本便是所谓“脱产人群”，即统治者和为统治者服务的附属人员。
上古的农业，对自然腐殖质（天然有机肥）的依赖很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农业文明形成的城邦，基本都集中在河谷或湖泊的半沼泽地区，城市一般建立在多条河流汇合处或者下游分叉处的高地之上，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洪水淹没城市，和防御河流上来的敌人：水运毕竟是成本最低的远距离交通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苏美尔城邦就集中在两河流域下游，从地势来推断，这里应该是水网密度很高的沼泽区，可以理解为当年应是一片三角洲，也由此才有了先民的“大洪水”故事。而开罗，则正处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点位置，再往下游，应该便是彻底的沼泽地了。
苏美尔城邦遗址分布
先秦时代的中国都邑，大部分集中在“河洛汾渭”区域，这可能与禹时代的洪水过后，此地区的黄土台原地形既具备临近河流的优势，又有较多地势较高易于建城的良好基址，还有大量半沼泽湿地可供发展农业、林业和畜牧有关，最典型便是河南的二里头遗址，背靠邙山而南临洛河，靠近河洛交汇之处。而分散于这一区域之外的城址，如湖北的纪南城建在长江边的高地上，陕北的石卯遗址位于秃尾河畔的高地上，浙江的良渚古城亦是建立在河道交错地区的浅山台地地形之上。
有意思的是，自先民选中二里头之后几千年，洛阳地区一直都是“天下都会”，这与洛阳周边的伊洛盆地有关，也与洛阳北面是最适合横渡黄河的渡口区域有关。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下游一点的地方，乃是著名的古孟津渡，西晋年间，杜预在此建起了第一座黄河浮桥，此后高欢与宇文泰多次争夺洛阳，为了彻底稳固邺与洛阳间的交通补给线，高欢乃在浮桥两端与黄河河心沙洲上建立河阳三城，河阳三城由此成为五百年间最重要的军事交通要塞，长期为节度使驻地。由于浮桥的存在，和随后通济渠开通至荥阳左近入黄河，洛阳周边出现了洛口、含嘉、回洛等专门的仓储城。但运河开通后贸易要道和军事重地东移，洛阳的军事和航运价值逐渐被开封所取代，而彻底断送洛阳都邑价值的历史事件，恐怕正是杜充挖开了黄河大堤导致黄河南流夺淮，而此后金元明清都以北京地区作为交通和军事枢纽的缘故。贾鲁治河，漕运改走山东之后，洛阳便被彻底边缘化了。当然，铁路时代到来后，郑州的区位优势就彻底碾压了汴与洛。
洛阳地区古城址分布
先秦主要城址分布
良渚古城的地形
唐代洛阳周边通济渠及（汴水）
江淮地区，城市与航运的关系更为重要，淮上首镇在漕运开通、黄河南侵之前，一直为寿春，这是因为寿春在颖、涡两水入淮口的中间位置，而南岸又有淝水可做军事后勤，向西则进入霍邱、叶集、金寨的大别山余脉丘陵区，当处于攻势时，寿春是一个便捷的出发基地，而当守势之时，寿春又可以凭借背后的长江-
巢湖水系进行后勤补给，再背靠合肥基地，地利甚足。但当运河开通后，寿春的区位优势就逐渐被更便捷的运河淮河枢纽楚州（淮安）所代替了，直到铁路时代，蚌埠再次取代这两者的枢纽位置为止。同理，若不是因为再次成为了铁路枢纽，漕运废弛后徐州恐怕也会在近代衰落，如扬州一般。
南宋时期，由于漕运已无意义，海运和长江水系的运输成为主要贸易运输方式，比如襄阳军事基地的航运需求，导致位于江汉合流位置的江夏地区成为规模空前的后勤集散地，而云梦泽的垦殖到此时基本已近尾声，武汉的区位地位由此抬升，至忽必烈时，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态势，因此将武昌设为湖广行省的首府。同样由南宋抗蒙而成为地方重镇的还有重庆，1242年余玠将四川制置司治所迁至重庆，恐怕正是为了把控嘉陵江航运之便，以支援钓鱼城等要点的军事前线需求，态势与武昌-
襄阳类似。南昌亦是在宋代成为造船重镇，扼守赣江入鄱阳湖之通路，而在宋代之前，九江的军事意义更为重要。由于金军屡次抵达长江北岸，安庆也因此升级为府。
明代以降，外来海上威胁增多，江防的首要任务变为保护漕运。当然，镇江因为瓜洲渡口和京口的存在，一直便是军事要塞，后又因为是江南运河入江之处而更加繁盛，因此也在《天津条约》中被英国人选为开放口岸，领事馆就设在西津渡。芜湖、温州、宜昌、北海，实际上均是因为此后陆续成为条约口岸而繁盛起来的，特别是芜湖，在开埠之前仅为太平府下辖一县，但凭借徽商数百年积累，开埠二十年后已成为长江流域第三大商港，仅次于上海和汉口。
东南闵浙诸地市，均在沿海港湾之中，也与五代以降南北乱局有关，南宋物资调运贸易依赖海运，因此有了泉州大港，刺桐梦华，以至于赵宋大批宗室移居泉州。而宁波的繁荣则是由于舟山为良好的海军基地，以至于英国人一直孜孜以求而未果，故而选定宁波为驻点。今日的五个计划单列市，除深圳外，其他大连、厦门、宁波、青岛，均是近代的通商口岸和优良港口，也是肇建于一个世纪以降的殖民历史之中，左近更是都有上佳的海军军港。实际说来，深圳亦是在对香港无治权的状态下兼具军事边防与贸易二重属性的要塞都市，就海洋军事历史来看，贸易与劫掠实乃一体两面，由此可观。
在漕运年代，江河汇口由于船只需要过闸，天然便适合设立征税点，如潮白河和北运河汇合处的漷县/河西务关，卫河与运河汇合处的临清关，南北运河分水岭处的济宁关，运河太湖口的
浒墅关 、淮河运河口的 淮安
关，钱江运河口的拱墅关等等。这些城镇也因税关集散而繁盛。实际上上海之所以被选定为开埠地，也是因为江海关自雍正年间期便一直设立在上海，且上海因江海关而为苏松太兵备道驻地，乃是朝廷的重要钱袋子所在，并不是小小县城，而是高于寻常府治的所在。
漕运时代，靠治水也能治出繁荣的城市，经费在哪，哪里就会繁荣，此谓转移支付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奥妙，清末薛福成算账，一年一千万两银子，运送不过一百万石漕粮，堪堪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明代潘季驯治河，肇设河道总督，后来更分成北河、南河、东河三个总督，分驻济宁、淮安和开封，至清代，又演变成淮安漕运总督、南河总督和济宁东河总督，这两地遂成正部级单位驻地，繁盛一时，更有了鲁菜和淮扬两大菜系之蓬勃发扬。仅以总督漕运部院为例，机构庞大，文官武将及各种官兵达270多人；下辖储仓、造船厂、卫漕兵厂等机构，人数达20000多人，淮安鼎盛时超过百万人口。但1855年黄河改道，再加天平天国和捻军变乱，废漕改海已是不得不为，随着黄河于咸丰五年（1855年）北移至山东境内夺大清河入海，京杭运河航道受阻
，内河漕运意义不大，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江南河道总督在黄河改道后第三年（1858年
）即被裁撤，东河总督和漕运总督也分别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裁撤，淮安遂随之淡出历史舞台。
而钞关带来的繁荣，在对《金瓶梅》的考订中颇有写照，近世大量研究者将书中西门庆所在的清河县考订为临清，如吉林大学教授王汝梅就坚持此论，他认为书中的一些人物活动场景，与明代临清实景的河闸、码头、钞关、街巷、城区运河，甚至城东沙河的地理位置、走向、布局都相同，书中西门庆甚至能吃到冰鲜的鲥鱼，张爱玲也要羡慕。
在清代近一百年的一口通商时代，广州是唯一的合法出口港，因此茶叶和瓷器自湖广江西南下翻越南岭的需求，养活了大量的脚夫和运输人员，但五口通商之后，特别是汉口开埠之后，广州的茶叶贸易迅速萎缩，因为水运成本远远低于陆运，从汉口、上海装船虽然航程远，但成本远低于水陆联运至广州再出口。同样，晋商原本在恰克图口岸进行的的陆路砖茶贸易，也遭到了严重的成本冲击，俄国人直接在汉口加工砖茶装船出口，规避了无数陆路税卡厘金，运费又低廉得多，晋商完全无法竞争，恰克图、张家口的商贸也因此逐渐衰落。
湘江-
北江沿线茶叶传统贸易路线萎缩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引起土客矛盾激化，失业脚夫大量参与会党，引爆了太平天国运动，湘军和太平军在皖南苏南拉锯交通断绝，更使得祁门产区被武夷产区彻底压倒，徽商一蹶不振，也逼得英国人大力开拓印度、斯里兰卡和肯尼亚的红茶种植产业。这与南北战争导致全球棉纺织业大变局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
当然，口岸创设过程中也充满了历史的玩笑，如《营口县志》载，《天津条约》中，本来约定在辽河口的旗属诸地牛庄开埠，但牛庄靠近内陆航道不通，遂将海边滩涂荒地营口改为开埠地，今日的牛庄已经只是普通一镇。同样，时约开埠为潮州、登州，最后选定的也是作为府城海边外港的汕头、烟台，汉口的兴起其实也有此趣。白吉尔在《上海史》中将清政府的租界设立比作种族隔离政策下的“班图斯坦”或“印第安保留地”，但实际上租界形成了某种“保税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效果，意外也不意外地生成了商业繁荣。
秦皇岛和葫芦岛则是由沿海军事重镇转向贸易重镇的案例，秦皇岛自不必提，由山海关得天独厚的地形而成交通咽喉，再加上大秦铁路终点使其一跃而成能源咽喉，夏季则有北戴河的政治咽喉，是罕有的三合一港口城市。葫芦岛附近本为军事重镇宁远（兴城），后日据时期大举营建为军民两用港口，解放战争时期为蒋军军事输送的咽喉，后又成为核潜艇基地，大庆、辽河油田开发后成为石化重镇，逐步从锦西县变为地级市。
因新建港口而兴的典型城市如日照，日照港是80年代完全新建的深水码头，与秦皇岛港定位类似，为的是输运晋南-鲁南煤炭出口，为此建设了侯马-新乡-兖州-
日照铁路，后来又拓展为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瓦日铁路），同时，日照港后来依托山东的钢铁产能，又变成了铁矿石的重要输入港，这才有了今天的地级市日照。
贸易与外循环，是口岸繁荣的根本，关起门自给自足，那繁荣的只能是钞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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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王** .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文 | 五花王
江河湖海，津港渡湾
自上古以降，“国人”居于城内，城外乃是“野人”的地域。《广雅·释地》：“五里为邑，十邑为都。《商君书·算地》：“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泽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司马法》云：“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当然，都有另一含义，乃为交通路线之中心，《水经注·水文注》：“水泽所聚谓之都。”
上海就自称为大都会，我们的日常词语中，都市、都会，取的实际上就是贸易和交通中心点之涵意，而都城，则更多是指其军事政治意义，城墙，本身就是暴力统治秩序的象征。所以讲到城市，则必然是有秩序的墙，而又有交换之所在的市。这是因为，从社会组织演化至有“非农业人口”开始，居于城墙内的基本便是所谓“脱产人群”，即统治者和为统治者服务的附属人员。
上古的农业，对自然腐殖质（天然有机肥）的依赖很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农业文明形成的城邦，基本都集中在河谷或湖泊的半沼泽地区，城市一般建立在多条河流汇合处或者下游分叉处的高地之上，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洪水淹没城市，和防御河流上来的敌人：水运毕竟是成本最低的远距离交通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苏美尔城邦就集中在两河流域下游，从地势来推断，这里应该是水网密度很高的沼泽区，可以理解为当年应是一片三角洲，也由此才有了先民的“大洪水”故事。而开罗，则正处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点位置，再往下游，应该便是彻底的沼泽地了。
苏美尔城邦遗址分布
先秦时代的中国都邑，大部分集中在“河洛汾渭”区域，这可能与禹时代的洪水过后，此地区的黄土台原地形既具备临近河流的优势，又有较多地势较高易于建城的良好基址，还有大量半沼泽湿地可供发展农业、林业和畜牧有关，最典型便是河南的二里头遗址，背靠邙山而南临洛河，靠近河洛交汇之处。而分散于这一区域之外的城址，如湖北的纪南城建在长江边的高地上，陕北的石卯遗址位于秃尾河畔的高地上，浙江的良渚古城亦是建立在河道交错地区的浅山台地地形之上。
有意思的是，自先民选中二里头之后几千年，洛阳地区一直都是“天下都会”，这与洛阳周边的伊洛盆地有关，也与洛阳北面是最适合横渡黄河的渡口区域有关。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下游一点的地方，乃是著名的古孟津渡，西晋年间，杜预在此建起了第一座黄河浮桥，此后高欢与宇文泰多次争夺洛阳，为了彻底稳固邺与洛阳间的交通补给线，高欢乃在浮桥两端与黄河河心沙洲上建立河阳三城，河阳三城由此成为五百年间最重要的军事交通要塞，长期为节度使驻地。由于浮桥的存在，和随后通济渠开通至荥阳左近入黄河，洛阳周边出现了洛口、含嘉、回洛等专门的仓储城。但运河开通后贸易要道和军事重地东移，洛阳的军事和航运价值逐渐被开封所取代，而彻底断送洛阳都邑价值的历史事件，恐怕正是杜充挖开了黄河大堤导致黄河南流夺淮，而此后金元明清都以北京地区作为交通和军事枢纽的缘故。贾鲁治河，漕运改走山东之后，洛阳便被彻底边缘化了。当然，铁路时代到来后，郑州的区位优势就彻底碾压了汴与洛。
洛阳地区古城址分布
先秦主要城址分布
良渚古城的地形
唐代洛阳周边通济渠及（汴水）
江淮地区，城市与航运的关系更为重要，淮上首镇在漕运开通、黄河南侵之前，一直为寿春，这是因为寿春在颖、涡两水入淮口的中间位置，而南岸又有淝水可做军事后勤，向西则进入霍邱、叶集、金寨的大别山余脉丘陵区，当处于攻势时，寿春是一个便捷的出发基地，而当守势之时，寿春又可以凭借背后的长江-
巢湖水系进行后勤补给，再背靠合肥基地，地利甚足。但当运河开通后，寿春的区位优势就逐渐被更便捷的运河淮河枢纽楚州（淮安）所代替了，直到铁路时代，蚌埠再次取代这两者的枢纽位置为止。同理，若不是因为再次成为了铁路枢纽，漕运废弛后徐州恐怕也会在近代衰落，如扬州一般。
南宋时期，由于漕运已无意义，海运和长江水系的运输成为主要贸易运输方式，比如襄阳军事基地的航运需求，导致位于江汉合流位置的江夏地区成为规模空前的后勤集散地，而云梦泽的垦殖到此时基本已近尾声，武汉的区位地位由此抬升，至忽必烈时，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态势，因此将武昌设为湖广行省的首府。同样由南宋抗蒙而成为地方重镇的还有重庆，1242年余玠将四川制置司治所迁至重庆，恐怕正是为了把控嘉陵江航运之便，以支援钓鱼城等要点的军事前线需求，态势与武昌-
襄阳类似。南昌亦是在宋代成为造船重镇，扼守赣江入鄱阳湖之通路，而在宋代之前，九江的军事意义更为重要。由于金军屡次抵达长江北岸，安庆也因此升级为府。
明代以降，外来海上威胁增多，江防的首要任务变为保护漕运。当然，镇江因为瓜洲渡口和京口的存在，一直便是军事要塞，后又因为是江南运河入江之处而更加繁盛，因此也在《天津条约》中被英国人选为开放口岸，领事馆就设在西津渡。芜湖、温州、宜昌、北海，实际上均是因为此后陆续成为条约口岸而繁盛起来的，特别是芜湖，在开埠之前仅为太平府下辖一县，但凭借徽商数百年积累，开埠二十年后已成为长江流域第三大商港，仅次于上海和汉口。
东南闵浙诸地市，均在沿海港湾之中，也与五代以降南北乱局有关，南宋物资调运贸易依赖海运，因此有了泉州大港，刺桐梦华，以至于赵宋大批宗室移居泉州。而宁波的繁荣则是由于舟山为良好的海军基地，以至于英国人一直孜孜以求而未果，故而选定宁波为驻点。今日的五个计划单列市，除深圳外，其他大连、厦门、宁波、青岛，均是近代的通商口岸和优良港口，也是肇建于一个世纪以降的殖民历史之中，左近更是都有上佳的海军军港。实际说来，深圳亦是在对香港无治权的状态下兼具军事边防与贸易二重属性的要塞都市，就海洋军事历史来看，贸易与劫掠实乃一体两面，由此可观。
在漕运年代，江河汇口由于船只需要过闸，天然便适合设立征税点，如潮白河和北运河汇合处的漷县/河西务关，卫河与运河汇合处的临清关，南北运河分水岭处的济宁关，运河太湖口的
浒墅关 、淮河运河口的 淮安
关，钱江运河口的拱墅关等等。这些城镇也因税关集散而繁盛。实际上上海之所以被选定为开埠地，也是因为江海关自雍正年间期便一直设立在上海，且上海因江海关而为苏松太兵备道驻地，乃是朝廷的重要钱袋子所在，并不是小小县城，而是高于寻常府治的所在。
漕运时代，靠治水也能治出繁荣的城市，经费在哪，哪里就会繁荣，此谓转移支付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奥妙，清末薛福成算账，一年一千万两银子，运送不过一百万石漕粮，堪堪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明代潘季驯治河，肇设河道总督，后来更分成北河、南河、东河三个总督，分驻济宁、淮安和开封，至清代，又演变成淮安漕运总督、南河总督和济宁东河总督，这两地遂成正部级单位驻地，繁盛一时，更有了鲁菜和淮扬两大菜系之蓬勃发扬。仅以总督漕运部院为例，机构庞大，文官武将及各种官兵达270多人；下辖储仓、造船厂、卫漕兵厂等机构，人数达20000多人，淮安鼎盛时超过百万人口。但1855年黄河改道，再加天平天国和捻军变乱，废漕改海已是不得不为，随着黄河于咸丰五年（1855年）北移至山东境内夺大清河入海，京杭运河航道受阻
，内河漕运意义不大，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江南河道总督在黄河改道后第三年（1858年
）即被裁撤，东河总督和漕运总督也分别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裁撤，淮安遂随之淡出历史舞台。
而钞关带来的繁荣，在对《金瓶梅》的考订中颇有写照，近世大量研究者将书中西门庆所在的清河县考订为临清，如吉林大学教授王汝梅就坚持此论，他认为书中的一些人物活动场景，与明代临清实景的河闸、码头、钞关、街巷、城区运河，甚至城东沙河的地理位置、走向、布局都相同，书中西门庆甚至能吃到冰鲜的鲥鱼，张爱玲也要羡慕。
在清代近一百年的一口通商时代，广州是唯一的合法出口港，因此茶叶和瓷器自湖广江西南下翻越南岭的需求，养活了大量的脚夫和运输人员，但五口通商之后，特别是汉口开埠之后，广州的茶叶贸易迅速萎缩，因为水运成本远远低于陆运，从汉口、上海装船虽然航程远，但成本远低于水陆联运至广州再出口。同样，晋商原本在恰克图口岸进行的的陆路砖茶贸易，也遭到了严重的成本冲击，俄国人直接在汉口加工砖茶装船出口，规避了无数陆路税卡厘金，运费又低廉得多，晋商完全无法竞争，恰克图、张家口的商贸也因此逐渐衰落。
湘江-
北江沿线茶叶传统贸易路线萎缩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引起土客矛盾激化，失业脚夫大量参与会党，引爆了太平天国运动，湘军和太平军在皖南苏南拉锯交通断绝，更使得祁门产区被武夷产区彻底压倒，徽商一蹶不振，也逼得英国人大力开拓印度、斯里兰卡和肯尼亚的红茶种植产业。这与南北战争导致全球棉纺织业大变局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
当然，口岸创设过程中也充满了历史的玩笑，如《营口县志》载，《天津条约》中，本来约定在辽河口的旗属诸地牛庄开埠，但牛庄靠近内陆航道不通，遂将海边滩涂荒地营口改为开埠地，今日的牛庄已经只是普通一镇。同样，时约开埠为潮州、登州，最后选定的也是作为府城海边外港的汕头、烟台，汉口的兴起其实也有此趣。白吉尔在《上海史》中将清政府的租界设立比作种族隔离政策下的“班图斯坦”或“印第安保留地”，但实际上租界形成了某种“保税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效果，意外也不意外地生成了商业繁荣。
秦皇岛和葫芦岛则是由沿海军事重镇转向贸易重镇的案例，秦皇岛自不必提，由山海关得天独厚的地形而成交通咽喉，再加上大秦铁路终点使其一跃而成能源咽喉，夏季则有北戴河的政治咽喉，是罕有的三合一港口城市。葫芦岛附近本为军事重镇宁远（兴城），后日据时期大举营建为军民两用港口，解放战争时期为蒋军军事输送的咽喉，后又成为核潜艇基地，大庆、辽河油田开发后成为石化重镇，逐步从锦西县变为地级市。
因新建港口而兴的典型城市如日照，日照港是80年代完全新建的深水码头，与秦皇岛港定位类似，为的是输运晋南-鲁南煤炭出口，为此建设了侯马-新乡-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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