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困于内卷
文 | 陈露
你们等待的那个男人粗线了。
▽
近日，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遍朋友圈。这篇文章用大量事实揭示了新时代的经济规律：尽管百万骑手更加的努力的，甚至是冒着危险的与时间赛跑，风雨无阻向前进，但结果并没有换来美好的前景，相反，他们越是努力的工作，收入反而越是快速下滑。
这不得不引发人们的共鸣，因为这是近年来不同行业许多劳动者共同的感受。尽管文章标题声称困住骑手的是抽象的“系统”，但经过资产阶级多年来的再教育，大家已经习惯从抽象系统的背后看到具象的阶级，究竟谁困住谁，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做“内卷”。这实际上也是一直以来经常提到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谈论劳资关系时，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大量零散的无组织的劳动者同少量有组织的日益垄断化的雇佣者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由于劳动者随时可以被替代，因而不具备任何议价能力，于是，就使得工资，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被压缩到一个最低限度。这一限度就是勉强能够维持劳动者生存的限度。同时，劳动强度也被提高到一个最高限度，这一限度就是使劳动者除吃饭、通勤和最低限度睡眠以外的几乎一切时间、精力都被用于工作。
当然，以上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由于劳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资本家一不知道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底在哪里，二不知道劳动者劳动强度的顶在哪里，所以，劳动者往往还有一丁点的活路。我们都听过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故事，现实中，我们也见识过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富二代，见识过许多全面脱离群众的官二代，这不是坏事。
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信息不对称，在过去，许多高瞻远瞩的资本家会选择让自己的子女从基层做起，从普通员工开始，一步一步提拔，直到完全接班。这也是许多偶像剧的经典桥段。只有真正深入一线，和最基层的员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建立起来深厚的感情，同他们接触多了，才能真正知道他们在生活中可以把物质文化需求压到多低，同他们接触多了，才能真正知道他们在生产中可以有多少花样用来摸鱼，只有这样，在接班以后，走上前台，才能真正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收拾他们。
古人常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方法很辛苦，但是很有效，管理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但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文中对骑手悲惨生活的描写，实际上揭示了信息时代的弄潮儿们已经掌握了更加科学的剥削手段，那就是充分利用中国社会的内卷性。有个词叫剧场效应，说的是在剧场里，假如前排有人站起来，那么后排为了能够看到舞台，不得不也站起来，等到所有人都站起来了，那么不规矩的人开始踮起来了，直到所有人都踮起来。这就是内卷。
困住骑手的系统，一开始并不知道骑手们能把配送时间压缩到什么程度，但是，假如原本1小时的行程，能被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努力奋斗”的骑手压缩到50分钟，那么系统就会认为这段距离用50分钟完成是合理的，进而把额定时间压缩到这个地步。这样一来，一小部分“努力奋斗”的骑手又会想方设法，通过危险驾驶、违章驾驶等方式，进一步压缩时间，系统只要在后面不断跟进，就能把劳动强度的上限探出来，直到所有人都采取危险和违章的方式配送。
令人恐惧的是，我们都应该清楚，骑手们的今天很可能意味着其他人的明天。“互联网+”到哪里，很可能就将把这种冷血的管理模式推广到哪里。这就意味着，迎接其他行业劳动者的，将不仅仅是现在互联网福报们提倡的996，而将是高强度的996。在不平等的劳资关系中，由于信息鸿沟的消除，显然将进一步增进资方的利益。
这种矛盾在骑手中暴露的更明显，其中另一个原因在于行业的低门槛。由于几乎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就使劳动者具有更强的可替代性，进而使他们的议价能力近乎于零。但是，行业门槛的逐渐消除本身也是信息化带来红利。
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是，据统计，在外卖送餐员队伍中，有7万人具有硕士以上学历，21万人具有本科学历。尽管高校不断扩招使高学历人群在同龄人中的相对稀缺程度不断削弱，但绝对的看，由于时代的进步、知识的积累和教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今天应届毕业的“后浪”们绝对素质显然要优于十年前的“前浪”。
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已经达到了874万人，这些人受过高等教育，精力充沛，不用还房贷车贷，不用养老人小孩，看着他们，资本家唯二的念头就是，怎么把3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全部换掉。还有一个念头后面再说。
系统能把人困住，但是不要忘了，系统本身也是卷的。他们比拼的是如何尽可能的压缩成本、提高产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自己也会被淘汰。同样的外卖，同样的价格，假如黄系统38分钟可以配送到位，蓝系统需要40分钟，那么没有消费者会选择后者。这就是残酷性的第二层。不仅利用劳动者之间相互竞争去把劳动强度的上限探出来，而且利用工头之间相互竞争，去把探明劳动强度上限的上限也探测出来。层层套娃的结果，必然使得劳动强度上升的速度也飞快的上升。
所以，暂时还没有卷到的也不要急，再等一等，快了。
内卷化的根源在于劳动者的无组织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个体作战加上高流动性，使骑手群体呈现出极端的无组织性。其他行业也不用太急，高强度劳动下闲暇时间的剥夺和低福利条件下共同生活的缺失，同样使各行各业的组织性在不断降低。即使是传统的血汗工厂，哪怕是最黑心的资本家，尚且会提供集体宿舍和公共食堂，这使工人有最基本的集体生活。而外卖这一行业的出现，本身就是对食堂的一种替代，劳动者彼此的疏离，加剧彼此的对立，从而加深了内卷化。
所以，暂时还没有卷到的也不要急，再等一等，快了。
既然内部的组织性弱化的趋势很难扭转，很多人就寄希望于看得见的手，也就是政府。但对于经济发展来说，面对各地争相伸来的招商引资橄榄枝，企业是可以用钱投票的。因此，改善营商环境就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就是诞生了一批“必胜客”。与此同时，劳动强度上限的不断提高，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当然是有利的。国与国之间有竞争，地方与地方之间也有竞争，结果就使得政府对于遏制内卷化也缺乏动力。
然而，再怎么卷也是有尽头的。幸运抑或不幸的是，两个因素遏制了这种趋势。
第一个是经济内循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向国外输出产能变得日益困难，国内大循环逐渐成为主体。然而，要使国内大循环能够维持下去，就要有内需，要有内需就要使消费者有钱花、有时间花。但是，劳动报酬下限不断拉低和劳动强度上限不断升高，又从根本上杜绝了消费的能力与时间。大家都只生产不消费，最后必然是生产过剩。
第二个是生育率。在马克思的时代，剥削还有个限度，哪怕是维持不了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至少要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也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工人，至少还要让一对工人夫妇能够生育两个孩子，要不然富二代长大了剥削谁？但是，高强度996条件下，生一个孩子都是奢侈，何况两个。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已经达到了874万人，这些人受过高等教育，精力充沛，不用还房贷车贷，不用养老人小孩，看着他们，资本家唯二的念头就是，怎么把怀孕生孩子的女员工替掉。
一年两年是看不到后果的。但等到婴儿潮这批年轻人一过，劳动力供给断崖式下跌，结果势必反过来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现在据说就有实习生嚣张到不肯替老板拿外卖了，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这两个因素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内部，也是卷的。
所以，暂时还没有卷到的也不要急，再等一等，快了。
文 | 陈露
你们等待的那个男人粗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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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遍朋友圈。这篇文章用大量事实揭示了新时代的经济规律：尽管百万骑手更加的努力的，甚至是冒着危险的与时间赛跑，风雨无阻向前进，但结果并没有换来美好的前景，相反，他们越是努力的工作，收入反而越是快速下滑。
这不得不引发人们的共鸣，因为这是近年来不同行业许多劳动者共同的感受。尽管文章标题声称困住骑手的是抽象的“系统”，但经过资产阶级多年来的再教育，大家已经习惯从抽象系统的背后看到具象的阶级，究竟谁困住谁，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做“内卷”。这实际上也是一直以来经常提到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谈论劳资关系时，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大量零散的无组织的劳动者同少量有组织的日益垄断化的雇佣者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由于劳动者随时可以被替代，因而不具备任何议价能力，于是，就使得工资，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被压缩到一个最低限度。这一限度就是勉强能够维持劳动者生存的限度。同时，劳动强度也被提高到一个最高限度，这一限度就是使劳动者除吃饭、通勤和最低限度睡眠以外的几乎一切时间、精力都被用于工作。
当然，以上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由于劳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资本家一不知道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底在哪里，二不知道劳动者劳动强度的顶在哪里，所以，劳动者往往还有一丁点的活路。我们都听过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故事，现实中，我们也见识过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富二代，见识过许多全面脱离群众的官二代，这不是坏事。
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信息不对称，在过去，许多高瞻远瞩的资本家会选择让自己的子女从基层做起，从普通员工开始，一步一步提拔，直到完全接班。这也是许多偶像剧的经典桥段。只有真正深入一线，和最基层的员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建立起来深厚的感情，同他们接触多了，才能真正知道他们在生活中可以把物质文化需求压到多低，同他们接触多了，才能真正知道他们在生产中可以有多少花样用来摸鱼，只有这样，在接班以后，走上前台，才能真正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收拾他们。
古人常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方法很辛苦，但是很有效，管理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但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文中对骑手悲惨生活的描写，实际上揭示了信息时代的弄潮儿们已经掌握了更加科学的剥削手段，那就是充分利用中国社会的内卷性。有个词叫剧场效应，说的是在剧场里，假如前排有人站起来，那么后排为了能够看到舞台，不得不也站起来，等到所有人都站起来了，那么不规矩的人开始踮起来了，直到所有人都踮起来。这就是内卷。
困住骑手的系统，一开始并不知道骑手们能把配送时间压缩到什么程度，但是，假如原本1小时的行程，能被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努力奋斗”的骑手压缩到50分钟，那么系统就会认为这段距离用50分钟完成是合理的，进而把额定时间压缩到这个地步。这样一来，一小部分“努力奋斗”的骑手又会想方设法，通过危险驾驶、违章驾驶等方式，进一步压缩时间，系统只要在后面不断跟进，就能把劳动强度的上限探出来，直到所有人都采取危险和违章的方式配送。
令人恐惧的是，我们都应该清楚，骑手们的今天很可能意味着其他人的明天。“互联网+”到哪里，很可能就将把这种冷血的管理模式推广到哪里。这就意味着，迎接其他行业劳动者的，将不仅仅是现在互联网福报们提倡的996，而将是高强度的996。在不平等的劳资关系中，由于信息鸿沟的消除，显然将进一步增进资方的利益。
这种矛盾在骑手中暴露的更明显，其中另一个原因在于行业的低门槛。由于几乎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就使劳动者具有更强的可替代性，进而使他们的议价能力近乎于零。但是，行业门槛的逐渐消除本身也是信息化带来红利。
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是，据统计，在外卖送餐员队伍中，有7万人具有硕士以上学历，21万人具有本科学历。尽管高校不断扩招使高学历人群在同龄人中的相对稀缺程度不断削弱，但绝对的看，由于时代的进步、知识的积累和教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今天应届毕业的“后浪”们绝对素质显然要优于十年前的“前浪”。
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已经达到了874万人，这些人受过高等教育，精力充沛，不用还房贷车贷，不用养老人小孩，看着他们，资本家唯二的念头就是，怎么把3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全部换掉。还有一个念头后面再说。
系统能把人困住，但是不要忘了，系统本身也是卷的。他们比拼的是如何尽可能的压缩成本、提高产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自己也会被淘汰。同样的外卖，同样的价格，假如黄系统38分钟可以配送到位，蓝系统需要40分钟，那么没有消费者会选择后者。这就是残酷性的第二层。不仅利用劳动者之间相互竞争去把劳动强度的上限探出来，而且利用工头之间相互竞争，去把探明劳动强度上限的上限也探测出来。层层套娃的结果，必然使得劳动强度上升的速度也飞快的上升。
所以，暂时还没有卷到的也不要急，再等一等，快了。
内卷化的根源在于劳动者的无组织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个体作战加上高流动性，使骑手群体呈现出极端的无组织性。其他行业也不用太急，高强度劳动下闲暇时间的剥夺和低福利条件下共同生活的缺失，同样使各行各业的组织性在不断降低。即使是传统的血汗工厂，哪怕是最黑心的资本家，尚且会提供集体宿舍和公共食堂，这使工人有最基本的集体生活。而外卖这一行业的出现，本身就是对食堂的一种替代，劳动者彼此的疏离，加剧彼此的对立，从而加深了内卷化。
所以，暂时还没有卷到的也不要急，再等一等，快了。
既然内部的组织性弱化的趋势很难扭转，很多人就寄希望于看得见的手，也就是政府。但对于经济发展来说，面对各地争相伸来的招商引资橄榄枝，企业是可以用钱投票的。因此，改善营商环境就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就是诞生了一批“必胜客”。与此同时，劳动强度上限的不断提高，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当然是有利的。国与国之间有竞争，地方与地方之间也有竞争，结果就使得政府对于遏制内卷化也缺乏动力。
然而，再怎么卷也是有尽头的。幸运抑或不幸的是，两个因素遏制了这种趋势。
第一个是经济内循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向国外输出产能变得日益困难，国内大循环逐渐成为主体。然而，要使国内大循环能够维持下去，就要有内需，要有内需就要使消费者有钱花、有时间花。但是，劳动报酬下限不断拉低和劳动强度上限不断升高，又从根本上杜绝了消费的能力与时间。大家都只生产不消费，最后必然是生产过剩。
第二个是生育率。在马克思的时代，剥削还有个限度，哪怕是维持不了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至少要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也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工人，至少还要让一对工人夫妇能够生育两个孩子，要不然富二代长大了剥削谁？但是，高强度996条件下，生一个孩子都是奢侈，何况两个。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已经达到了874万人，这些人受过高等教育，精力充沛，不用还房贷车贷，不用养老人小孩，看着他们，资本家唯二的念头就是，怎么把怀孕生孩子的女员工替掉。
一年两年是看不到后果的。但等到婴儿潮这批年轻人一过，劳动力供给断崖式下跌，结果势必反过来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现在据说就有实习生嚣张到不肯替老板拿外卖了，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这两个因素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内部，也是卷的。
所以，暂时还没有卷到的也不要急，再等一等，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