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国之有变——十月革命与中国
原创 刘梦龙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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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正是十月革命，更准确的是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它是怎样引发了一系列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与思潮的变革，并促使中国走上一条社会主义道路。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建立苏联，一个在欧洲徘徊一百年的幽灵一夜之间出现在因世界大战而筋疲力尽的旧世界。无论是因战败而仇恨的魏玛德国，还是因战胜而迷惘的法国第三共和国，亦或者已经筋疲力尽滑落巅峰的大英帝国，苏联都是一个极大，但无奈的刺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真正耗尽了全力，耗尽了一代人，但胜负双方都不满意却无法再进一步的战争。福熙那句这不是和平，而是一次二十年的停战，可以说是整个间战时期一代人的心声。
苏联的建立应该说是一战最让人惊讶的遗产，它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战略环境。由于根本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对德国的清算转而成为对共产主义的封堵防范，苏联的建立正是建立在先后战胜了白军和十一国干涉军的基础上。同样为了阻挡本身就一直是欧洲共产主义思潮最前沿的德国和法国的革命浪潮，在法国陷入更深的左右翼之争，而在德国更是干脆扶植了以旧帝国军人为主的自由军团等准军事化组织，这些无疑都为日后德国复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二战不是一次意外，它是一九一九年就开始的一次倒计时，注定要来临毁灭旧世界的审判。
传统的英国离岸政策缺少了一个有力的支撑点，通过法俄来平衡德国的旧策难以实现，更不用说一战胜利后，抑制法国独强而带来的英法间二十年代的战略冲突。法国人试图以小协约国的形式保卫战略安全，但波兰无论实力和纵深都不能扮演起沙俄的角色，终究无力实现。挽救法国唯一的道路是更早下定战争的决心，这却是一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法国所做不到的，无论36年的进军莱茵，还是38年的慕尼黑协定，英法选择了绥靖政策和祸水东引。当39年末日到来的时候，尚未完成战争准备的法国人除了静坐还能做什么，到头来只有更深重的灾难。
面对俨然末日化身的苏联，以英法为代表的旧世界何尝不想除之而后快，但就像二十年代的苏波战争，英法能紧急动员十万人部署到德波边界，可即无法阻止德国工人呼应红军的大罢工，也没可能挥师十万进军莫斯科，只能依赖波兰人自己的努力，这可以作为整个间战的写照。当苏芬战争爆发的时候，英法迫不及待的先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几个师的志愿军能干什么，轰炸高加索油田的计划看来就像是一个无力的恫吓，虽欲除之而后快，却有心无力不外如此。旧世界需要同时追逐两只猛兽，但一只也抓不到。俄国不再是一个能够使用的筹码，对苏联的顾忌直接导致了整个欧洲战略格局的无所着力。
随着十月革命的到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殖民体系随着一战出现了不可抑制的裂痕，从中东到印度，到中国直到东南亚与拉丁美洲，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先进分子先后清晰感受到来旧世界崩解的信号。传统帝国主义列强日益陷入自顾不暇的状况，新强国的崛起已经难以遏制。二十世纪美国和苏联的先后崛起宣告着旧殖民体系的丧钟将要敲响。苏联要摆脱旧世界的孤立，要避免孤身奋战的境地亟需传播新的价值观，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最强的后起之秀，迫切需要打破这个前辈已经瓜分殆尽的旧格局，这种不约而同的需求要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达到最高潮。已经进入的冷战的两强却惊人默契的给予旧殖民体系最后的致命一击。但此时一切还早，既没有红色巨兽，也没有自由先锋，一战后美国重回孤立主义，而苏联忙于自身工业建设和注定到来的世界大战的准备，双方还只能以有限的力量四处在旧体系里打上楔子，民族解放的浪潮要迟至二战结束之后。但始终无法散去的欧洲大战的阴云，新强国的崛起和压制依旧极大制约了列强在传统殖民地可能投入的力量。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显然是一个不落人下，自主独立的中国。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在短暂的间战，在旧殖民体系崩解的前夜，突如其来的迎来了自由，无论是代表新世界的苏联和美国，还是代表旧世界的英法都对这个东方大国陷入暂时的无力之中，唯一迫在眉睫的敌人是日本，但日本本身就是列强最弱的一环。对中国的命运来说，最终大考是日本的全面侵华，由此中华民族最终形成，新中国的建立迈出了坚实步伐，而当中美大战的阴云笼罩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中国实在是中国人的幸运。
中国的内部变革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觉醒和新思潮的传播，正在迎来一个最好的时期。这个时期列强无可避免的仍然在中国寻找其代理人，试图通过间接手段维护其在华利益，但无论蒋中正还是李德邻，阎百川显然都不能称为傀儡，甚至是受外部影响最深的盛世才也有自己的想法，有其相当的自主性，大有左右逢源之慨，列强与军阀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利用。相比维多利亚时代，1900年的八国联军，此时的列强还有若干的糖果，却已经缺少了鞭子。固然，列强还有炮舰和殖民地仆从军，还能在中国制造惨案，但组织三万人打进北京或南京并持续占领之已经毫无实际可言，也没有必要的价值。
诚然，苏联在中国革命的早期起了不小的帮助作用，包括北伐战争的胜利，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党的早期建设都不能摆脱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但这一时期苏联自身力量的有限和其国内国际战略环境的错综复杂导致苏联无法过多精力投入到对华事务中去，比如蒋中正背叛了大革命，苏联也只能如之奈何，甚至在三十年代因为大环境的变化，重新予以拉拢。但这种无力却恰恰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人得以走上自己的道路，以一个堂堂正正的兄弟党的身份而不是一个下属党的身份去探索属于中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于战后建立的东欧和日后其他广大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外部干涉隐忧，这对日后中国始终能够自主独立的建设新中国，始终能在国际战略上保持自身独立性，甚至可以和自己的老大哥叫板，有一支完全属于自己，没有太多外部背景导致不必要的不稳定因素的革命队伍是难能可贵的。
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各种力量相互制衡，彼此掣肘，难以形成合力，这种内耗无疑是是中国革命成长的绝佳温床，使得中国革命可以在敌人力量的薄弱处取得发展和壮大，这一点无论是在身处上海的早期中共的生存还是日后根据地的建设都获益良多。国际大环境的风诡云谲更使得列强的干涉在这样一个时期变得难以施力，使中国革命得以走出一条自己道路，当面对外部的风雨时已经成长到足够强大的地步。
当然，最核心的问题或者应该在于，中国人为什么更容易接受十月革命送来的革命思想。中国终究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大国，中国人民的意志，中国内部的现实状况毋宁说才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说还是内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也是我们下回要讨论的话题，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有益启示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中国最终由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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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十月革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建立苏联，一个在欧洲徘徊一百年的幽灵一夜之间出现在因世界大战而筋疲力尽的旧世界。无论是因战败而仇恨的魏玛德国，还是因战胜而迷惘的法国第三共和国，亦或者已经筋疲力尽滑落巅峰的大英帝国，苏联都是一个极大，但无奈的刺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真正耗尽了全力，耗尽了一代人，但胜负双方都不满意却无法再进一步的战争。福熙那句这不是和平，而是一次二十年的停战，可以说是整个间战时期一代人的心声。
苏联的建立应该说是一战最让人惊讶的遗产，它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战略环境。由于根本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对德国的清算转而成为对共产主义的封堵防范，苏联的建立正是建立在先后战胜了白军和十一国干涉军的基础上。同样为了阻挡本身就一直是欧洲共产主义思潮最前沿的德国和法国的革命浪潮，在法国陷入更深的左右翼之争，而在德国更是干脆扶植了以旧帝国军人为主的自由军团等准军事化组织，这些无疑都为日后德国复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二战不是一次意外，它是一九一九年就开始的一次倒计时，注定要来临毁灭旧世界的审判。
传统的英国离岸政策缺少了一个有力的支撑点，通过法俄来平衡德国的旧策难以实现，更不用说一战胜利后，抑制法国独强而带来的英法间二十年代的战略冲突。法国人试图以小协约国的形式保卫战略安全，但波兰无论实力和纵深都不能扮演起沙俄的角色，终究无力实现。挽救法国唯一的道路是更早下定战争的决心，这却是一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法国所做不到的，无论36年的进军莱茵，还是38年的慕尼黑协定，英法选择了绥靖政策和祸水东引。当39年末日到来的时候，尚未完成战争准备的法国人除了静坐还能做什么，到头来只有更深重的灾难。
面对俨然末日化身的苏联，以英法为代表的旧世界何尝不想除之而后快，但就像二十年代的苏波战争，英法能紧急动员十万人部署到德波边界，可即无法阻止德国工人呼应红军的大罢工，也没可能挥师十万进军莫斯科，只能依赖波兰人自己的努力，这可以作为整个间战的写照。当苏芬战争爆发的时候，英法迫不及待的先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几个师的志愿军能干什么，轰炸高加索油田的计划看来就像是一个无力的恫吓，虽欲除之而后快，却有心无力不外如此。旧世界需要同时追逐两只猛兽，但一只也抓不到。俄国不再是一个能够使用的筹码，对苏联的顾忌直接导致了整个欧洲战略格局的无所着力。
随着十月革命的到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殖民体系随着一战出现了不可抑制的裂痕，从中东到印度，到中国直到东南亚与拉丁美洲，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先进分子先后清晰感受到来旧世界崩解的信号。传统帝国主义列强日益陷入自顾不暇的状况，新强国的崛起已经难以遏制。二十世纪美国和苏联的先后崛起宣告着旧殖民体系的丧钟将要敲响。苏联要摆脱旧世界的孤立，要避免孤身奋战的境地亟需传播新的价值观，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最强的后起之秀，迫切需要打破这个前辈已经瓜分殆尽的旧格局，这种不约而同的需求要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达到最高潮。已经进入的冷战的两强却惊人默契的给予旧殖民体系最后的致命一击。但此时一切还早，既没有红色巨兽，也没有自由先锋，一战后美国重回孤立主义，而苏联忙于自身工业建设和注定到来的世界大战的准备，双方还只能以有限的力量四处在旧体系里打上楔子，民族解放的浪潮要迟至二战结束之后。但始终无法散去的欧洲大战的阴云，新强国的崛起和压制依旧极大制约了列强在传统殖民地可能投入的力量。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显然是一个不落人下，自主独立的中国。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在短暂的间战，在旧殖民体系崩解的前夜，突如其来的迎来了自由，无论是代表新世界的苏联和美国，还是代表旧世界的英法都对这个东方大国陷入暂时的无力之中，唯一迫在眉睫的敌人是日本，但日本本身就是列强最弱的一环。对中国的命运来说，最终大考是日本的全面侵华，由此中华民族最终形成，新中国的建立迈出了坚实步伐，而当中美大战的阴云笼罩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中国实在是中国人的幸运。
中国的内部变革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觉醒和新思潮的传播，正在迎来一个最好的时期。这个时期列强无可避免的仍然在中国寻找其代理人，试图通过间接手段维护其在华利益，但无论蒋中正还是李德邻，阎百川显然都不能称为傀儡，甚至是受外部影响最深的盛世才也有自己的想法，有其相当的自主性，大有左右逢源之慨，列强与军阀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利用。相比维多利亚时代，1900年的八国联军，此时的列强还有若干的糖果，却已经缺少了鞭子。固然，列强还有炮舰和殖民地仆从军，还能在中国制造惨案，但组织三万人打进北京或南京并持续占领之已经毫无实际可言，也没有必要的价值。
诚然，苏联在中国革命的早期起了不小的帮助作用，包括北伐战争的胜利，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党的早期建设都不能摆脱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但这一时期苏联自身力量的有限和其国内国际战略环境的错综复杂导致苏联无法过多精力投入到对华事务中去，比如蒋中正背叛了大革命，苏联也只能如之奈何，甚至在三十年代因为大环境的变化，重新予以拉拢。但这种无力却恰恰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人得以走上自己的道路，以一个堂堂正正的兄弟党的身份而不是一个下属党的身份去探索属于中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于战后建立的东欧和日后其他广大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外部干涉隐忧，这对日后中国始终能够自主独立的建设新中国，始终能在国际战略上保持自身独立性，甚至可以和自己的老大哥叫板，有一支完全属于自己，没有太多外部背景导致不必要的不稳定因素的革命队伍是难能可贵的。
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各种力量相互制衡，彼此掣肘，难以形成合力，这种内耗无疑是是中国革命成长的绝佳温床，使得中国革命可以在敌人力量的薄弱处取得发展和壮大，这一点无论是在身处上海的早期中共的生存还是日后根据地的建设都获益良多。国际大环境的风诡云谲更使得列强的干涉在这样一个时期变得难以施力，使中国革命得以走出一条自己道路，当面对外部的风雨时已经成长到足够强大的地步。
当然，最核心的问题或者应该在于，中国人为什么更容易接受十月革命送来的革命思想。中国终究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大国，中国人民的意志，中国内部的现实状况毋宁说才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说还是内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也是我们下回要讨论的话题，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有益启示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中国最终由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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