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此多的赞美，怎对得起齐邦媛与《巨流河》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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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壹寸灰 ，作者余亮
**壹寸灰** . 人文与科技，理智与情感
** ** ** 文 | 余亮 ** ** **
** ** **
** ** **
齐邦媛女士过世已经一个月，我来聊聊她的作品。
齐女士的回忆录《巨流河》是十多年前的畅销书，各大公共知识分子书单常客。3月28日她以百岁高龄在台湾去世，有不少人发文纪念，不过我看了一圈，几乎没有年轻人。B站上介绍她作品的视频，点击也非常少。
那就给年轻朋友介绍一下齐邦媛。我先提取出关键要素：
东北望族之后，民国外语（文学）专业大学生，师从朱光潜等大学者，西方文学修养好，经历日寇侵略下的西迁大逃亡，一路坐车很颠簸，有过一位参加飞虎队牺牲的精神恋人，1947年赴台湾大学任教，长期任重要编辑职位，组织翻译台湾当代文学以树立台湾国际文化地位，与岛内人文知识分子熟悉，和钱穆等大师聊天机会很多，给哈耶克做过一次翻译，2009年85岁高龄出版回忆录《巨流河》追忆似水年华。
以上这些是她过去能在大陆人文思想界走红的主要原因，也是这些年她不再红的主要原因。简单粗暴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民国范”。 **
不过我认为，被舆论场渲染的民国范也遮蔽了《巨流河》的其他价值。 **
2010年一炮走红大陆的《巨流河》，以国民党阵营流亡者的个人视角，回忆再现一路抗争一路失败的悲情旅程。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类似，她们总能把失败写出豪情、写出沧桑、写出隽永，成就文艺青年中年老年的精神乡愁，成为大陆“后悔史学”的美学注脚。
但是《巨流河》比《大江大海》要沉稳一些，毕竟齐邦媛不是国民党官员，而是一介教授，没有龙应台那么直接的岁月史书。又比张爱玲们有底线，没有像《色戒》之类完全虚无化抗日历史。《巨流河》字里行间反复表明对政治站队不感兴趣，却时不时冒出鲜明反共反毛观点。大陆能出版此书，说明大陆很自由很包容很统战。
《巨流河》的故事从东北风雪夜开始——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祖父和父亲长期在外不归，家中只有孤婆寡母。那晚齐邦媛出生时就病弱奄奄一息，母亲嚎哭抱着她不放，感动婆婆，叫长工在风雪夜去十几里外镇上找来医生救活一命。留守儿童的童年孤独寂寞，不久跟随母亲背井离乡开启半生漂泊生活。细腻沉郁的叙事会让读者忘记，前面这段话中“长工”才是关键，这可是家有4000亩土地、20多个长工的东北豪族。
爷爷是张作霖手下将领，参与军阀混战。父亲齐世英在德国学哲学，有资产阶级维新救国思想，回国后跟随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失败后流亡日本，1926年加入国民党，进入中央党部工作。齐邦媛跟随母亲来南京找父亲团聚，没过几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再也回不去东北。
《巨流河》前半部叙事一路平静心碎，小弟小妹半路夭折、恋人张大飞抗击日寇玉碎蓝天等故事令人动容。齐邦媛自叹中年以后才有一间自己的独立书房，晚年故人寥落，独立大连海边，看逝者如斯，从东北巨流河到台南哑口海，“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 这就是叙事的魔力 **
，看起来似乎与同为东北流亡作家的萧红及其《呼兰河传》一样悲苦。其实仔细看，即使在战乱年代，她每到一处，也总有人接待，有车接送，有舒适房子落脚。某段长路上，她说牢记廉洁奉公的父亲教导，坚持从公家车上下来步行一段，骨气是有几分，但总给我一种凡尔赛文学之感。每当失业，总有贵人相助。比如台湾的“国”立编译馆馆长王天民来邀她工作，她上一句写：“这时，是不是命运之手又伸出来了呢？”下一句说王天民是自己父亲的革命同志，东北豪族，家有良田万顷。所以命运是什么？
**** 命运就是关系网，命运就是有人天生在罗马，有人天生在骡马。
在她的叙述中，父亲齐世英是国民党中的好人，理想主义者，尊启蒙思想，希望国民党统治民主化，长期主办《时与潮》杂志。该杂志还曾获美国《读者文摘》内容授权。1954年齐世英因反对提升电价以支援军费，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党籍，引起岛内一片同情，不过保留立法委职位，待遇不错。由此我们可知，齐世英做党务工作，与陈立夫等关系密切，一般被看作CC派，CC派在教育文化领域大量扩充势力。
《时与潮》
齐世英晚年
大地主、军阀、国民党知识分子高官世家，放在十多年前文艺小资们普遍共情地主、资本家、青红帮的年代，是妥妥的民国贵族背景。历史地看，这几乎是旧中国的“容克”阶级。地主家当然也有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在GDP增长率超过10%、中产阶层跃跃欲试的年代，比起喜儿的二尺红头绳，这种大族悲欢离合故事才有“高级感”。有多少人希望像她那样受“苦”啊。
齐邦媛一生被保护的不错，即便在乱世，也有机会读名校、拜名师，避开政治“纷扰”，沉浸于济慈、雪莱的诗歌世界。当偌大个北平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她于西南小城也能找到一方净土读书。从大陆到台湾，她的精神世界纯净美妙，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她了解西方文学的世界，醉心于大英帝国的文化繁荣，不过不太了解脚下的中国大地需要什么。
** 这个世界上其他的部分很少被写进去。我只看到两次， **
一次是在武汉大学（当时在乐山）台阶上遇到挑夫摔破了膝盖，她取出红药水棉花球为挑夫涂抹伤口。挑夫感谢她，告诉她一条小路，可去一处僻静河畔草地读书。走一次群众路线，就打开了一方格局，可惜这种记录后面再也没有。还有一次是在毕业返乡途中，于长江船上看见国民党士兵集体被国民党军官绑在船舷上运送，深感同情。
第一章提及他们家的20多个长工，后来再也没有在书中出现过。在新中国涅槃崛起的历史中，他们是脊梁，是“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主力。他们的命运要靠人民作家书写。齐邦媛的视野里没有他们。倘若多写几句，今天还可能再火一把，毕竟内卷时代，就连小资读者们也不再自比面朝大海的世界公民，而是个个自比牛马。
林语堂小说《京华烟云》写民国名媛，更通透一点。木兰的漂泊，是在杭州有大豪斯的漂泊，终于警醒放弃，汇入日寇进犯背景下流亡民众大河并收养弃婴。林语堂虽然没有中共的志向和境界，但也希望木兰能走向人民。只是地主、资本家顽固派控制的国民党做不到。
《巨流河》里也有一次走出“避世净土”深入民众的机会，重庆大轰炸的时候，齐邦媛参与的学生军要去救人，结果被一个军官赶回学校，军官是好意：“派你们来干什么？”颇有拿破仑不愿送科学家上战场的气度。可惜刚刚开了一道缝的大门又关上了。
齐邦媛1943年的同学，有的选择国民党，更多选择共产党。每个人在大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无可厚非。齐邦媛反对共产党，不能理解自己相熟的傅作义女儿为什么会投共。她用不少笔墨来捍卫自己的选择——
大学里很多同学加入左翼背景的读书会，她参加过一次，读高尔基、肖洛霍夫，感到新奇，但是父亲写信劝他，共产党多用读书会吸引青年，要他当心。她没有再参加读书会，因此被左翼同学冷眼相对甚至在宿舍厉声抨击，令她深感政治可怕，决心再不参与政治。这一段写出了一些人心撕裂，值得同情。不过她对读书会、左翼学生运动乃至共产党人民革命一概持鄙夷态度，政治立场鲜明，格局远不如同为国民党高官后人的学者邹谠、许倬云、颜元叔等。
齐邦媛的人生方法论是强调人文与政治二分，以及正常生活与非常生活二分，推崇前者，贬低后者。1999年来北京参加南开中学同学聚会，感慨“这些当年菁英中的菁英，因为政治的断裂，婚姻的牵绊，失去了许多正常生活的岁月，成为失落的一代”。这种二分对立是其思想局限。什么叫非常生活呢？革命抗战是非常年代，但矛盾冲突本就是人生意义的来源。她自己的书有价值不也是因为书写了非常年代？
人们不喜僵化政治，但文学作为人学当然和政治不可分，因为政治也是人的特质。齐邦媛强调不关心政治，大致是说希望有免于政治站队的自由，指责左翼学生逼人站队，觉得国民党至少允许她读自己的书。她自己则站队立场鲜明，在著作中溢于言表，却屡言“超脱”。
此书被不少媒体人誉为个人史诗，言过其实，全书对于国民党的败局以及台湾白色恐怖等重大历史几乎没有提及。唯一写到重庆高校发生的国民党枪杀学生惨案，收尾在开枪者被严办，反言质问大陆文革遇难学生又该如何控诉。颇有小女生拌嘴的腔调。论及家乡东北，称父亲认为如果当年反张作霖成功，“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不会容许日本人进去建立傀儡满洲国，即使有中日战争，也不会在战争胜利之后，将偌大的东北任由苏俄、蒋中正、毛泽东、杜聿明、林彪，这些由遥远南方来的人抢来打去决定命运！”听这意思，除了齐家，谁来东北都不对。这类小姐脾气令人莞尔。
另一面，齐女士认为共产党窃取国民党八年抗战果实，对教员只用谎言一类词汇评价，引用堂弟齐振武观点嘲讽抗美援朝志愿军拉壮丁，称赞被俘后选择去台湾的志愿军士兵为义士。不过网上有人晒出证据，齐振武参军后一到朝鲜就叛逃。
（知乎@这里是安全滴 提供）
作为文学研究者，齐女士对大陆文学极度鄙夷。即便对于文学前辈闻一多之死，未有一言批评国民党暗杀，只批评闻一多幼稚，40多岁还信共产党政权比国民党政权好。对于张学良也只有“冲动任性”的评价。颇显示其“超越政治”的文人凉薄。
《巨流河》有一种伤痕+凡尔赛文学意味，但提供了一个不同视角，
当史料看，有一定价值。在人文美梦之外，齐邦媛写了台湾工程师的务实生活，因为她的丈夫罗裕昌便是这样一人，武汉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一路钻研苦干，成为台湾铁路电气化工程的带头人，时常风餐露宿，对于台湾工业化起飞有实在贡献。
在人文实务方面，齐曾参与台湾语文教改运动，一些记录比较有趣，比如人文界反对语文课本里放入过多蒋公文章。
虽然齐女士在学术上没有突出创见，但是工作勤奋，有各种机会组织文学活动，而且高寿，可与之对证之人几乎都已去世，她终有臧否世事一览众山小的机会。《巨流河》的叙述是她一面之词，阅读要参照别人作品才好。例如左翼学生反蒋读书会，就可参阅金冲及在日记中的正面记录。
齐邦媛的个人记录
，要和关于中国的各种历史记录拼图放在一起比较才完整。正如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把国民党共产党兄弟分道扬镳故事放在一起更有意义。单独拿来膜拜，乡愿而已。
书名听上去巨大，但叙事格局和现实中的巨流河（现在叫辽河）一样不算大。当然我们要承认，孙文建立的国民党相比之前的其他政党还是很了不起的，跌宕起伏转进全中国，也算一道巨流，只是比起人民的洪流就小了。
我看到知网上一大堆称赞《巨流河》的学术论文，唯一看到一篇批评齐邦媛史观局限的文章，最后居然是希望齐邦媛学习龙应台。我险些流下眼泪，在人文精神领域，不是国军太能耐，而是我军太窝囊。
齐邦媛欣慰于自己有沉浸于文学世界的幸运。新中国的奋斗一波三折，终究让广大底层也拥有了读书学习追求多彩生活包括成为文艺青年的机会，然而小资文艺青年往往会失去对奋斗历史的理解甚至鄙弃之。
所以可叹的不是齐邦媛之短视，而是“历史的诡计”——一代奋斗者筚路蓝缕，却总是会创造出意料之外的后果。比如在齐世英喜欢的马克斯·韦伯笔下，正是勤奋禁欲的清教徒创造出了享乐纵欲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而正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和企业家、中产、小资群体，民国范也主要靠大陆读者追捧出名。
这一切难言对错，历史循环往复，有其辩证之理，需人深思其妙，战战兢兢，兢兢业业，促世界螺旋上升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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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望族之后，民国外语（文学）专业大学生，师从朱光潜等大学者，西方文学修养好，经历日寇侵略下的西迁大逃亡，一路坐车很颠簸，有过一位参加飞虎队牺牲的精神恋人，1947年赴台湾大学任教，长期任重要编辑职位，组织翻译台湾当代文学以树立台湾国际文化地位，与岛内人文知识分子熟悉，和钱穆等大师聊天机会很多，给哈耶克做过一次翻译，2009年85岁高龄出版回忆录《巨流河》追忆似水年华。
以上这些是她过去能在大陆人文思想界走红的主要原因，也是这些年她不再红的主要原因。简单粗暴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民国范”。 **
不过我认为，被舆论场渲染的民国范也遮蔽了《巨流河》的其他价值。 **
2010年一炮走红大陆的《巨流河》，以国民党阵营流亡者的个人视角，回忆再现一路抗争一路失败的悲情旅程。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类似，她们总能把失败写出豪情、写出沧桑、写出隽永，成就文艺青年中年老年的精神乡愁，成为大陆“后悔史学”的美学注脚。
但是《巨流河》比《大江大海》要沉稳一些，毕竟齐邦媛不是国民党官员，而是一介教授，没有龙应台那么直接的岁月史书。又比张爱玲们有底线，没有像《色戒》之类完全虚无化抗日历史。《巨流河》字里行间反复表明对政治站队不感兴趣，却时不时冒出鲜明反共反毛观点。大陆能出版此书，说明大陆很自由很包容很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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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祖父和父亲长期在外不归，家中只有孤婆寡母。那晚齐邦媛出生时就病弱奄奄一息，母亲嚎哭抱着她不放，感动婆婆，叫长工在风雪夜去十几里外镇上找来医生救活一命。留守儿童的童年孤独寂寞，不久跟随母亲背井离乡开启半生漂泊生活。细腻沉郁的叙事会让读者忘记，前面这段话中“长工”才是关键，这可是家有4000亩土地、20多个长工的东北豪族。
爷爷是张作霖手下将领，参与军阀混战。父亲齐世英在德国学哲学，有资产阶级维新救国思想，回国后跟随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失败后流亡日本，1926年加入国民党，进入中央党部工作。齐邦媛跟随母亲来南京找父亲团聚，没过几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再也回不去东北。
《巨流河》前半部叙事一路平静心碎，小弟小妹半路夭折、恋人张大飞抗击日寇玉碎蓝天等故事令人动容。齐邦媛自叹中年以后才有一间自己的独立书房，晚年故人寥落，独立大连海边，看逝者如斯，从东北巨流河到台南哑口海，“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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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叙述中，父亲齐世英是国民党中的好人，理想主义者，尊启蒙思想，希望国民党统治民主化，长期主办《时与潮》杂志。该杂志还曾获美国《读者文摘》内容授权。1954年齐世英因反对提升电价以支援军费，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党籍，引起岛内一片同情，不过保留立法委职位，待遇不错。由此我们可知，齐世英做党务工作，与陈立夫等关系密切，一般被看作CC派，CC派在教育文化领域大量扩充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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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世英晚年
大地主、军阀、国民党知识分子高官世家，放在十多年前文艺小资们普遍共情地主、资本家、青红帮的年代，是妥妥的民国贵族背景。历史地看，这几乎是旧中国的“容克”阶级。地主家当然也有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在GDP增长率超过10%、中产阶层跃跃欲试的年代，比起喜儿的二尺红头绳，这种大族悲欢离合故事才有“高级感”。有多少人希望像她那样受“苦”啊。
齐邦媛一生被保护的不错，即便在乱世，也有机会读名校、拜名师，避开政治“纷扰”，沉浸于济慈、雪莱的诗歌世界。当偌大个北平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她于西南小城也能找到一方净土读书。从大陆到台湾，她的精神世界纯净美妙，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她了解西方文学的世界，醉心于大英帝国的文化繁荣，不过不太了解脚下的中国大地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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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提及他们家的20多个长工，后来再也没有在书中出现过。在新中国涅槃崛起的历史中，他们是脊梁，是“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主力。他们的命运要靠人民作家书写。齐邦媛的视野里没有他们。倘若多写几句，今天还可能再火一把，毕竟内卷时代，就连小资读者们也不再自比面朝大海的世界公民，而是个个自比牛马。
林语堂小说《京华烟云》写民国名媛，更通透一点。木兰的漂泊，是在杭州有大豪斯的漂泊，终于警醒放弃，汇入日寇进犯背景下流亡民众大河并收养弃婴。林语堂虽然没有中共的志向和境界，但也希望木兰能走向人民。只是地主、资本家顽固派控制的国民党做不到。
《巨流河》里也有一次走出“避世净土”深入民众的机会，重庆大轰炸的时候，齐邦媛参与的学生军要去救人，结果被一个军官赶回学校，军官是好意：“派你们来干什么？”颇有拿破仑不愿送科学家上战场的气度。可惜刚刚开了一道缝的大门又关上了。
齐邦媛1943年的同学，有的选择国民党，更多选择共产党。每个人在大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无可厚非。齐邦媛反对共产党，不能理解自己相熟的傅作义女儿为什么会投共。她用不少笔墨来捍卫自己的选择——
大学里很多同学加入左翼背景的读书会，她参加过一次，读高尔基、肖洛霍夫，感到新奇，但是父亲写信劝他，共产党多用读书会吸引青年，要他当心。她没有再参加读书会，因此被左翼同学冷眼相对甚至在宿舍厉声抨击，令她深感政治可怕，决心再不参与政治。这一段写出了一些人心撕裂，值得同情。不过她对读书会、左翼学生运动乃至共产党人民革命一概持鄙夷态度，政治立场鲜明，格局远不如同为国民党高官后人的学者邹谠、许倬云、颜元叔等。
齐邦媛的人生方法论是强调人文与政治二分，以及正常生活与非常生活二分，推崇前者，贬低后者。1999年来北京参加南开中学同学聚会，感慨“这些当年菁英中的菁英，因为政治的断裂，婚姻的牵绊，失去了许多正常生活的岁月，成为失落的一代”。这种二分对立是其思想局限。什么叫非常生活呢？革命抗战是非常年代，但矛盾冲突本就是人生意义的来源。她自己的书有价值不也是因为书写了非常年代？
人们不喜僵化政治，但文学作为人学当然和政治不可分，因为政治也是人的特质。齐邦媛强调不关心政治，大致是说希望有免于政治站队的自由，指责左翼学生逼人站队，觉得国民党至少允许她读自己的书。她自己则站队立场鲜明，在著作中溢于言表，却屡言“超脱”。
此书被不少媒体人誉为个人史诗，言过其实，全书对于国民党的败局以及台湾白色恐怖等重大历史几乎没有提及。唯一写到重庆高校发生的国民党枪杀学生惨案，收尾在开枪者被严办，反言质问大陆文革遇难学生又该如何控诉。颇有小女生拌嘴的腔调。论及家乡东北，称父亲认为如果当年反张作霖成功，“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不会容许日本人进去建立傀儡满洲国，即使有中日战争，也不会在战争胜利之后，将偌大的东北任由苏俄、蒋中正、毛泽东、杜聿明、林彪，这些由遥远南方来的人抢来打去决定命运！”听这意思，除了齐家，谁来东北都不对。这类小姐脾气令人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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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研究者，齐女士对大陆文学极度鄙夷。即便对于文学前辈闻一多之死，未有一言批评国民党暗杀，只批评闻一多幼稚，40多岁还信共产党政权比国民党政权好。对于张学良也只有“冲动任性”的评价。颇显示其“超越政治”的文人凉薄。
《巨流河》有一种伤痕+凡尔赛文学意味，但提供了一个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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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的个人记录
，要和关于中国的各种历史记录拼图放在一起比较才完整。正如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把国民党共产党兄弟分道扬镳故事放在一起更有意义。单独拿来膜拜，乡愿而已。
书名听上去巨大，但叙事格局和现实中的巨流河（现在叫辽河）一样不算大。当然我们要承认，孙文建立的国民党相比之前的其他政党还是很了不起的，跌宕起伏转进全中国，也算一道巨流，只是比起人民的洪流就小了。
我看到知网上一大堆称赞《巨流河》的学术论文，唯一看到一篇批评齐邦媛史观局限的文章，最后居然是希望齐邦媛学习龙应台。我险些流下眼泪，在人文精神领域，不是国军太能耐，而是我军太窝囊。
齐邦媛欣慰于自己有沉浸于文学世界的幸运。新中国的奋斗一波三折，终究让广大底层也拥有了读书学习追求多彩生活包括成为文艺青年的机会，然而小资文艺青年往往会失去对奋斗历史的理解甚至鄙弃之。
所以可叹的不是齐邦媛之短视，而是“历史的诡计”——一代奋斗者筚路蓝缕，却总是会创造出意料之外的后果。比如在齐世英喜欢的马克斯·韦伯笔下，正是勤奋禁欲的清教徒创造出了享乐纵欲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而正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和企业家、中产、小资群体，民国范也主要靠大陆读者追捧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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