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原色中的对立与真相
原创 双瞳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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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深夜，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时报等媒体在各大平台上的公众号与官V号纷纷发布红黄蓝三色幼儿园虐童案的最新进展：在已恢复的113小时监控中并未发现有幼童遭到性侵害，而所谓“爷爷医生”，“叔叔医生”也是某位女童家长所编造。而之前的报道：无论是人民军队中的精锐之师涉及此案还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超长望远镜”，也在之前的调查中都被证实是子虚乌有。事到如今，好像已经可以结束，但是各大平台用户对警方的通报的反映却表明，此事还远远未到终结的时候。
仅就笔者在过去的二十分钟里（笔者写作此段时正是调查结果发布之后），无论是微博营销号还是一些知乎大V，都对这一调查结果表示了不信任，不少大V还冷嘲热讽一番。笔者在“两学一做”的学习过程当中了解到，“现在，很多青年人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社区里，在网络空间、虚拟社会里，在农民工群体、个体工商户、网民、“北漂”、“蚁族”里，尤其是那些自由职业者、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流浪艺人等种类繁多的新兴群体，里面有很多有本事的人，有的甚至可以一呼百应”。而当这些“一呼百应”乃至于“一呼百万应”的大V为本身就已经充斥着怀疑与不信任的舆情火上浇油的时候，真相本身就必然成为激素分泌的牺牲品。
古斯塔夫·勒庞在其巨著《乌合之众》里指出，“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虽然这本书在正统的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研究者眼中不过是观点偏激学术不严谨的作品，但无奈的是，书中描述的这种极端群体现象却在网络时代被越来越多的案例所佐证，并被无限的放大，平面化的网络给予了每个人发声的权力的同时也使得舆情应对的重要性与难度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
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首次提出了“意见领袖”这一概念，而他在概括意见领袖的特点时，提到了“意见领袖社交范围广，拥有较多的信息渠道，对大众传播的接触频度搞、接触量大”，这一特点。这一特点在时政领域的大众传播践行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一种权威的再造。安德鲁·海伍德在定义权威时指出“魅力型权威”与“事实权威”都是权威的一种。而当代网络意见领袖则必然符合这两种权威，他们大多有着较好的“人设”与在某方面的专业性（至少对普通人而言），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当他们发声，无论是怎么样的言论，受众都会有着对其言论产生一定的盲从（至少）。这个过程的隐含逻辑一般是“xxx博览群书，认识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他的消息一般比较可靠”。我们回头观察红黄蓝三色幼儿园虐童事件中的谣言传播，特别是所谓的“老虎团成员涉案”，都是践行了这一逻辑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电影《狩猎》的剧情与这次的虐童事件何其相似：男主被污蔑性侵女童，警方的调查推翻了孩子们的口供，但是没有人相信男主的清白。但现实自然是要比虚构还要复杂，本次事件的发生地点是在北京，毋庸置疑，北京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复杂性决定了一旦发生这种事件，人们很难不浮想联翩。正如某大V所说，如果北京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很难想象二三线城市和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在经受什么样的折磨。
不仅如此，笔者认为，人们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发挥群体内丰富的想象力还有一个重要且老生常谈的理由：中产阶级焦虑。北京作为共和国的首都，本身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就承担了一个政治中心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效益反而不断的吸引周边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并最终造成京津地区对周边地区进行经济上的“吸血”。
而针对这一情况的“清退事件”与本文所谈的“红黄蓝三色幼儿园虐童事件”又恰好处于同一时段，我们知道，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带有收发功能的广播站。虽然在“清退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又代表政府发声“清退过程要有人性关怀”，但是已经传播开来的“惶惶人心”并不会随着这一发声而轻易消除，从实践过程来看，对此事的同情与愤怒催生了人们在传播过程中更加偏向属于弱势群体的一方，比起美国上市企业，人民更愿意相信那些花了一笔不小的钱（5000一月的幼儿园虽然谈不上绝对高级，但也绝不是平价托儿所了）只为在首都地区能安心的以996工作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却被事实狠狠打脸的中产阶级与幼童们了。
然而，作为热点事件的舆论的应对方，官方的诸多公众号与诸多支持官方调查结果的人，现在就真的就能松一口气了吗？在本次事件中，官方与社交媒体平台惯用的删帖手段终于出现了一次进步：保留一个官方发声渠道，集中在一个贴子里进行讨论与回复。比起过去纯粹的“删、封、堵”，这点进步自然是好的，然而在今时今日的舆论情景下，这点进步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把目光倒回前几天，长期盘踞在宣传部门的一只“大老虎”被揪出，而这只“大老虎”主政期间，正是政府公信力在网络世界全面失守与谣言满天飞的时期。换言之，今日我们宣传部门所面对的是一场堪比科尔森重建神盾局的形势。在本次事件中，官方的舆情机构反应还算及时，但就反应机制本身来看，说是千疮百孔也不为过。
就拿最近的，最受舆论关注的“是否有幼童被猥亵”来看，在官方蓝底白字的情况通报中，使用了“未发现有人对儿童实施侵害”的语句。猥亵当然是侵害的一种，但是侵害本身却不止猥亵，在绝大多数的语境下，侵害指代的是已经是实锤的“针扎”之类的肉体伤害。我不太愿意接受“宣传部门有坏人”这样的粗暴说法（我知道坏人的确存在），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类似于对受害者打马赛克的保护，但是这样的表述确实也让很多人也不愿意否认存在着更加黑暗的可能性。
仅仅是这样的失误也就罢了，更糟糕的是涉事视频监控又损坏了，即便官方的情况通报提到了技术人员正在修复且在已经修复的113小时内未发现侵害，但是在这种敏感事件上的敏感物件的损坏实在是十分难以让人信服，即便笔者也清楚的知道，监控设备损坏是十分常见和普遍的行为，即便是马路上的监控也经常损坏，何况是以赚钱为根本目的的私立幼儿园的监控呢？为了节省成本而不检查和替换设备是绝对的常态。但是宣传部门绝对不能这么想，就在刚刚，笔者又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转发标题为“朝阳区教委有幼儿园监控录像的备份和日志”这样的对绝大多数群众而言真假难分的消息，然而这一消息同样得不到证实或澄清，且有些来源又有被删除的情况。这样的应对如何能够给予民众满意的答复呢？
更糟糕的是某些机构的新媒体宣传部门工作人员水平低的超乎想象（尽管以笔者的了解很多是外包出去的），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重大舆情事件，在民众神经极度紧绷的时刻，他们竟然还能堂而皇之的在其公众号上发表所谓“发达国家也有虐童问题，所以经济发展无法消除虐童问题；发达国家对虐童犯的法律完善，惩罚严厉，所以完善法治也不能消除虐童问题；虐童问题可能发生在持证幼师上，所以政府监管也无法消除虐童问题”，仅这三条已经是滑天下之大稽，而第四条简直是耸人听闻：“个人犯罪就是个人承担，政府不是这个罪犯的父母，没有背锅义务”。无论如何，政府一词本身是被普遍理解成在国家层面上运行的用来维持秩序和促进集体行动的正式制度过程。因此政府的核心功能是立法，行政，司法三大要素。难以想象是怎样的“末人”才能说出以上四点来应对舆情。
最后是两学一做时间：
共青团应该是先进青年的组织，团员应该有先进性，有光荣感。先进性、光荣感从哪里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理想信念先进。如果团员同一般青年一样，是不是团员没有多大差别，那团组织就很难有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不能单靠组织一些活动、分发一些经费，这些也需要做，但必须明白，只有思想上精神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是内在的强大的持久的。团组织和广大团员能不能走在时代前列、走在青年前列，是决定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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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深夜，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时报等媒体在各大平台上的公众号与官V号纷纷发布红黄蓝三色幼儿园虐童案的最新进展：在已恢复的113小时监控中并未发现有幼童遭到性侵害，而所谓“爷爷医生”，“叔叔医生”也是某位女童家长所编造。而之前的报道：无论是人民军队中的精锐之师涉及此案还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超长望远镜”，也在之前的调查中都被证实是子虚乌有。事到如今，好像已经可以结束，但是各大平台用户对警方的通报的反映却表明，此事还远远未到终结的时候。
仅就笔者在过去的二十分钟里（笔者写作此段时正是调查结果发布之后），无论是微博营销号还是一些知乎大V，都对这一调查结果表示了不信任，不少大V还冷嘲热讽一番。笔者在“两学一做”的学习过程当中了解到，“现在，很多青年人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社区里，在网络空间、虚拟社会里，在农民工群体、个体工商户、网民、“北漂”、“蚁族”里，尤其是那些自由职业者、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流浪艺人等种类繁多的新兴群体，里面有很多有本事的人，有的甚至可以一呼百应”。而当这些“一呼百应”乃至于“一呼百万应”的大V为本身就已经充斥着怀疑与不信任的舆情火上浇油的时候，真相本身就必然成为激素分泌的牺牲品。
古斯塔夫·勒庞在其巨著《乌合之众》里指出，“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虽然这本书在正统的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研究者眼中不过是观点偏激学术不严谨的作品，但无奈的是，书中描述的这种极端群体现象却在网络时代被越来越多的案例所佐证，并被无限的放大，平面化的网络给予了每个人发声的权力的同时也使得舆情应对的重要性与难度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
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首次提出了“意见领袖”这一概念，而他在概括意见领袖的特点时，提到了“意见领袖社交范围广，拥有较多的信息渠道，对大众传播的接触频度搞、接触量大”，这一特点。这一特点在时政领域的大众传播践行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一种权威的再造。安德鲁·海伍德在定义权威时指出“魅力型权威”与“事实权威”都是权威的一种。而当代网络意见领袖则必然符合这两种权威，他们大多有着较好的“人设”与在某方面的专业性（至少对普通人而言），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当他们发声，无论是怎么样的言论，受众都会有着对其言论产生一定的盲从（至少）。这个过程的隐含逻辑一般是“xxx博览群书，认识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他的消息一般比较可靠”。我们回头观察红黄蓝三色幼儿园虐童事件中的谣言传播，特别是所谓的“老虎团成员涉案”，都是践行了这一逻辑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电影《狩猎》的剧情与这次的虐童事件何其相似：男主被污蔑性侵女童，警方的调查推翻了孩子们的口供，但是没有人相信男主的清白。但现实自然是要比虚构还要复杂，本次事件的发生地点是在北京，毋庸置疑，北京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复杂性决定了一旦发生这种事件，人们很难不浮想联翩。正如某大V所说，如果北京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很难想象二三线城市和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在经受什么样的折磨。
不仅如此，笔者认为，人们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发挥群体内丰富的想象力还有一个重要且老生常谈的理由：中产阶级焦虑。北京作为共和国的首都，本身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就承担了一个政治中心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效益反而不断的吸引周边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并最终造成京津地区对周边地区进行经济上的“吸血”。
而针对这一情况的“清退事件”与本文所谈的“红黄蓝三色幼儿园虐童事件”又恰好处于同一时段，我们知道，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带有收发功能的广播站。虽然在“清退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又代表政府发声“清退过程要有人性关怀”，但是已经传播开来的“惶惶人心”并不会随着这一发声而轻易消除，从实践过程来看，对此事的同情与愤怒催生了人们在传播过程中更加偏向属于弱势群体的一方，比起美国上市企业，人民更愿意相信那些花了一笔不小的钱（5000一月的幼儿园虽然谈不上绝对高级，但也绝不是平价托儿所了）只为在首都地区能安心的以996工作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却被事实狠狠打脸的中产阶级与幼童们了。
然而，作为热点事件的舆论的应对方，官方的诸多公众号与诸多支持官方调查结果的人，现在就真的就能松一口气了吗？在本次事件中，官方与社交媒体平台惯用的删帖手段终于出现了一次进步：保留一个官方发声渠道，集中在一个贴子里进行讨论与回复。比起过去纯粹的“删、封、堵”，这点进步自然是好的，然而在今时今日的舆论情景下，这点进步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把目光倒回前几天，长期盘踞在宣传部门的一只“大老虎”被揪出，而这只“大老虎”主政期间，正是政府公信力在网络世界全面失守与谣言满天飞的时期。换言之，今日我们宣传部门所面对的是一场堪比科尔森重建神盾局的形势。在本次事件中，官方的舆情机构反应还算及时，但就反应机制本身来看，说是千疮百孔也不为过。
就拿最近的，最受舆论关注的“是否有幼童被猥亵”来看，在官方蓝底白字的情况通报中，使用了“未发现有人对儿童实施侵害”的语句。猥亵当然是侵害的一种，但是侵害本身却不止猥亵，在绝大多数的语境下，侵害指代的是已经是实锤的“针扎”之类的肉体伤害。我不太愿意接受“宣传部门有坏人”这样的粗暴说法（我知道坏人的确存在），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类似于对受害者打马赛克的保护，但是这样的表述确实也让很多人也不愿意否认存在着更加黑暗的可能性。
仅仅是这样的失误也就罢了，更糟糕的是涉事视频监控又损坏了，即便官方的情况通报提到了技术人员正在修复且在已经修复的113小时内未发现侵害，但是在这种敏感事件上的敏感物件的损坏实在是十分难以让人信服，即便笔者也清楚的知道，监控设备损坏是十分常见和普遍的行为，即便是马路上的监控也经常损坏，何况是以赚钱为根本目的的私立幼儿园的监控呢？为了节省成本而不检查和替换设备是绝对的常态。但是宣传部门绝对不能这么想，就在刚刚，笔者又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转发标题为“朝阳区教委有幼儿园监控录像的备份和日志”这样的对绝大多数群众而言真假难分的消息，然而这一消息同样得不到证实或澄清，且有些来源又有被删除的情况。这样的应对如何能够给予民众满意的答复呢？
更糟糕的是某些机构的新媒体宣传部门工作人员水平低的超乎想象（尽管以笔者的了解很多是外包出去的），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重大舆情事件，在民众神经极度紧绷的时刻，他们竟然还能堂而皇之的在其公众号上发表所谓“发达国家也有虐童问题，所以经济发展无法消除虐童问题；发达国家对虐童犯的法律完善，惩罚严厉，所以完善法治也不能消除虐童问题；虐童问题可能发生在持证幼师上，所以政府监管也无法消除虐童问题”，仅这三条已经是滑天下之大稽，而第四条简直是耸人听闻：“个人犯罪就是个人承担，政府不是这个罪犯的父母，没有背锅义务”。无论如何，政府一词本身是被普遍理解成在国家层面上运行的用来维持秩序和促进集体行动的正式制度过程。因此政府的核心功能是立法，行政，司法三大要素。难以想象是怎样的“末人”才能说出以上四点来应对舆情。
最后是两学一做时间：
共青团应该是先进青年的组织，团员应该有先进性，有光荣感。先进性、光荣感从哪里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理想信念先进。如果团员同一般青年一样，是不是团员没有多大差别，那团组织就很难有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不能单靠组织一些活动、分发一些经费，这些也需要做，但必须明白，只有思想上精神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是内在的强大的持久的。团组织和广大团员能不能走在时代前列、走在青年前列，是决定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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