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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9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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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以后，英国为何失去了对东方的主导权？
原创 郑渝川hiecy [ 底线思维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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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甲午战争以日本获胜告终。当年的《泰晤士报》的社论就提出，日本的胜利其实意味着英国外交的失败，英国的威望被削弱，日本则奠定了地区性强国的地位。
这篇社论正确的意识到了甲午战争带来的连锁反应不利于英国，却没能更加精准的判断出俄国在中国问题上话语权陡增，以及日本会在10年后打败俄国，部分的接管俄国从英国等列强抢来的特权这些变化。
甲午战争爆发前，英国外交官已经意识到了中日开战的可能性，也清楚的认定中国的稳定有利于英国的利益。在当时，日本虽然自信可以打败清朝中国，却惧怕俄国、英国两强的单独介入，或诸如法国、德国、美国等其他列强的联合干预。所以，日本战前竭力通过外交来拖延让列强在中国、朝鲜问题上作出决定，而这番努力也获得了成功。英国方面甚至认为，清朝中国将在战争中击败日本，或是双方战成平手，正因为此，英国外交部、印度总督府都尽可能避免与日本发生任何纠纷，而谢绝了清政府请求英国海军随北洋海军一道介入对朝鲜事务的调停。
英国外交史、国家关系史学者、英国外交部顾问、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托马斯·奥特在其所著的《中国问题：1894-1905年的大国角逐与英国的孤立政策》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政府在中国等东方问题上的研判接连出现失误，导致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削弱，而拱手让中国事务的决定权归属俄国、日本，还让新兴的德国分得一杯羹。这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在于，英国高层政治的运作长期限于较为封闭的环境、“维多利亚时代政治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官僚化”，这样一来，英国外交的掌舵官僚对于中国等远东局势的理解就变得不够准确，不仅没有对德国、日本、俄国变得越来越强的扩张欲望建立更为深切的了解，而且相对机械的执行和套用了18世纪末期以来推行而曾长期有效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
这种情况下，英国在20世纪初不仅与德国的裂痕越来越大，而且与法国、俄国的关系没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东方，更是丧失了清朝中国的信任——作为鸦片战争以后在华获得特权利益最多的国家，英国在洋务运动中扮演了清朝中国的引导者、教师、合作者、贸易伙伴等多重角色，获利颇丰，这也是李鸿章当时建言让英国海军扮演中日之间防止擦枪走火的“防火墙”的原因所在。
《中国问题：1894-1905年的大国角逐与英国的孤立政策》这本书指出，中国以及东亚、南亚、东南亚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的利益有着绝定性的意义，但英国方面对此的重视程度其实远远不够。书中谈到，因为派驻中国的职位远离英国权力中枢，“意味着事业前景的惨淡”，所以能力一流、性格坚定且有中国等东方经验的人，偏偏不愿意到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94-1905年间任驻华公使的三人，仅有一人是外交官出身。
事实证明，这种任职经验方面的短板，将导致英国无法对包括甲午中日战争、战后中日和谈定约特别是列强干涉还辽、中俄密约、德国出兵中国胶州湾、戊戌变法风波、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后的议和及结束占领、帝国主义在华掀起瓜分狂潮、日俄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及时有效，能够较好的保障英国利益的应对处理。如前述，英国官方在列强均势已经被打破的情况下，仍然固执坚持维也纳和约所奠定的外交理念和政策，从而使得英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损害，即从诸多事务的主导者变成了无关紧要的参与者甚至旁观者。这就是说，其实日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是加速了英国霸权的衰败，而即便没有那场战事，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会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那些曾经一度引领潮流的日本电器、电子消费品品牌那样，令人尴尬的慢慢滑落到无关紧要的三流位置。
《中国问题：1894-1905年的大国角逐与英国的孤立政策》这本书的重要看点就在于，梳理了上述导致地区局势出现重大振荡、改变区域力量对比的大事件发生前后，英国官方尤其是首相、外交大臣、驻华公使等要员的研判和应对。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阅读《中国问题：1894-1905年的大国角逐与英国的孤立政策》这本书很可能带来相当不快的感受，也就是说，发动鸦片战争并在之后从中国获利最多的列强国家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确实致力于避免国家转型不利的清朝中国陷入迅速崩溃，并防止俄国、日本、德国在华取得过多特权特别是直接掠夺过多的领土、主权；但因为英国的外交理念、政策滞后以及财政困境（英布战争透支了财政资源），英国无力完成它自己赋予它自己的（同时也是清朝朝廷寄望的）这种使命，所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其他列强在中国加剧战略竞争，争夺英国难以直接获得的丰厚利益回报。而在这其中，被侵略了几十年的清代中国，刚刚学会按照英国教给自己的国际法则行事，却痛苦的发现，在国际社会的丛林中，国际法的有效范围仅仅在舰炮的射程以内。
在日本接连取得对中国、俄国的战争胜利后，英国更是选择了一个非常短视的办法，即与日本建立同盟，以保障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不会再受到觊觎，这其实使得日本在英国势力范围内很快渗透。与之同时，在中国问题等问题上致力于同时讨好德国、法国、俄国的做法，也因为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欧洲大国之间出现了不利于法国和俄国联盟的失衡，英国因此才真正意义上加入到与法俄的同盟合作，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这也意味着，英国在包括中国问题上的一连串失策、孤立主义本位，最终引发的结果，就是让自己滑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此永久性的失去了其全球霸权。
《中国问题：1894-1905年的大国角逐与英国的孤立政策》
作者：（英）托马斯·奥特
译者：李阳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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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甲午战争以日本获胜告终。当年的《泰晤士报》的社论就提出，日本的胜利其实意味着英国外交的失败，英国的威望被削弱，日本则奠定了地区性强国的地位。
这篇社论正确的意识到了甲午战争带来的连锁反应不利于英国，却没能更加精准的判断出俄国在中国问题上话语权陡增，以及日本会在10年后打败俄国，部分的接管俄国从英国等列强抢来的特权这些变化。
甲午战争爆发前，英国外交官已经意识到了中日开战的可能性，也清楚的认定中国的稳定有利于英国的利益。在当时，日本虽然自信可以打败清朝中国，却惧怕俄国、英国两强的单独介入，或诸如法国、德国、美国等其他列强的联合干预。所以，日本战前竭力通过外交来拖延让列强在中国、朝鲜问题上作出决定，而这番努力也获得了成功。英国方面甚至认为，清朝中国将在战争中击败日本，或是双方战成平手，正因为此，英国外交部、印度总督府都尽可能避免与日本发生任何纠纷，而谢绝了清政府请求英国海军随北洋海军一道介入对朝鲜事务的调停。
英国外交史、国家关系史学者、英国外交部顾问、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托马斯·奥特在其所著的《中国问题：1894-1905年的大国角逐与英国的孤立政策》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政府在中国等东方问题上的研判接连出现失误，导致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削弱，而拱手让中国事务的决定权归属俄国、日本，还让新兴的德国分得一杯羹。这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在于，英国高层政治的运作长期限于较为封闭的环境、“维多利亚时代政治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官僚化”，这样一来，英国外交的掌舵官僚对于中国等远东局势的理解就变得不够准确，不仅没有对德国、日本、俄国变得越来越强的扩张欲望建立更为深切的了解，而且相对机械的执行和套用了18世纪末期以来推行而曾长期有效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
这种情况下，英国在20世纪初不仅与德国的裂痕越来越大，而且与法国、俄国的关系没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东方，更是丧失了清朝中国的信任——作为鸦片战争以后在华获得特权利益最多的国家，英国在洋务运动中扮演了清朝中国的引导者、教师、合作者、贸易伙伴等多重角色，获利颇丰，这也是李鸿章当时建言让英国海军扮演中日之间防止擦枪走火的“防火墙”的原因所在。
《中国问题：1894-1905年的大国角逐与英国的孤立政策》这本书指出，中国以及东亚、南亚、东南亚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的利益有着绝定性的意义，但英国方面对此的重视程度其实远远不够。书中谈到，因为派驻中国的职位远离英国权力中枢，“意味着事业前景的惨淡”，所以能力一流、性格坚定且有中国等东方经验的人，偏偏不愿意到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94-1905年间任驻华公使的三人，仅有一人是外交官出身。
事实证明，这种任职经验方面的短板，将导致英国无法对包括甲午中日战争、战后中日和谈定约特别是列强干涉还辽、中俄密约、德国出兵中国胶州湾、戊戌变法风波、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后的议和及结束占领、帝国主义在华掀起瓜分狂潮、日俄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及时有效，能够较好的保障英国利益的应对处理。如前述，英国官方在列强均势已经被打破的情况下，仍然固执坚持维也纳和约所奠定的外交理念和政策，从而使得英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损害，即从诸多事务的主导者变成了无关紧要的参与者甚至旁观者。这就是说，其实日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是加速了英国霸权的衰败，而即便没有那场战事，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会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那些曾经一度引领潮流的日本电器、电子消费品品牌那样，令人尴尬的慢慢滑落到无关紧要的三流位置。
《中国问题：1894-1905年的大国角逐与英国的孤立政策》这本书的重要看点就在于，梳理了上述导致地区局势出现重大振荡、改变区域力量对比的大事件发生前后，英国官方尤其是首相、外交大臣、驻华公使等要员的研判和应对。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阅读《中国问题：1894-1905年的大国角逐与英国的孤立政策》这本书很可能带来相当不快的感受，也就是说，发动鸦片战争并在之后从中国获利最多的列强国家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确实致力于避免国家转型不利的清朝中国陷入迅速崩溃，并防止俄国、日本、德国在华取得过多特权特别是直接掠夺过多的领土、主权；但因为英国的外交理念、政策滞后以及财政困境（英布战争透支了财政资源），英国无力完成它自己赋予它自己的（同时也是清朝朝廷寄望的）这种使命，所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其他列强在中国加剧战略竞争，争夺英国难以直接获得的丰厚利益回报。而在这其中，被侵略了几十年的清代中国，刚刚学会按照英国教给自己的国际法则行事，却痛苦的发现，在国际社会的丛林中，国际法的有效范围仅仅在舰炮的射程以内。
在日本接连取得对中国、俄国的战争胜利后，英国更是选择了一个非常短视的办法，即与日本建立同盟，以保障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不会再受到觊觎，这其实使得日本在英国势力范围内很快渗透。与之同时，在中国问题等问题上致力于同时讨好德国、法国、俄国的做法，也因为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欧洲大国之间出现了不利于法国和俄国联盟的失衡，英国因此才真正意义上加入到与法俄的同盟合作，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这也意味着，英国在包括中国问题上的一连串失策、孤立主义本位，最终引发的结果，就是让自己滑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此永久性的失去了其全球霸权。
《中国问题：1894-1905年的大国角逐与英国的孤立政策》
作者：（英）托马斯·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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