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都不能少】陈辉:女干部闪婚大学生贫困户,这个信息量有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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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辉】
这几日,网上关于扶贫女干部零彩礼闪婚大学生贫困户的新闻报道和讨论十分热烈。大学生贫困户、闪婚、零彩礼、闪电脱贫、贫困户穿衬衣……这些话题一个个被挑起来,说明这则扶贫新闻的信息量确实有点大,也充分反映了广大网友对新闻文本的解构和话题建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看,网络时代的新闻性质和功能都在悄然变化,留言评论也是新闻的有机组成部分,折射出舆论动态和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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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日,陕西榆林,“不正经蜀黍”的朋友圈被一则《扶贫路种下梧桐树,女干部飞进扶贫户》的消息刷屏。据了解,2017年9月12日,陕西省定边县林业局选派优秀党员严宝玉到红柳沟镇尓庄村对贫困户张志川进行“一对一”帮扶,在帮扶工作中,两人互生情愫,感情迅速升温。在严宝玉的帮扶下,10月25日,张志川正式脱贫,同日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10月31日,两人登记结婚,且零彩礼,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起初,网友主要是祝福新人,为这种扶贫路上的爱情结晶而赞叹,为超越身份限制的真爱而感动。随着关注人数的增加,更多话题被开发,讨论的焦点也从爱情转移到扶贫工作本身。月薪3000元的大学生是否应该评为贫困户?只花7500元就获得一套76平方米、市价20余万元的住房,这是否合理?帮扶一个月就脱贫,这是否算是精准帮扶?这些话题,充分反映了公众关于农村贫困治理的困惑和思考,也折射出当前农村扶贫工作之怪现状。
**一**
月薪3000元的大学生是否应该被评为贫困户,这是讨论最为激烈的话题。大量网友质疑贫困户识别的精准度。有人认为:按陕西省人均纯收入3015元的标准,月薪3000元,年薪近4万,已经远远超出贫困线,几乎达到农村小康水平。有的反问说:在城市工作,月收入3000元,去掉各种花费,其实生活也不宽裕,很难补贴老家父母,何况家人有病无房,家境还是困难,可以评为贫困户。
又有网友追问:如果按此标准,那城市中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收入低、花费高,供房贷、供车贷压力山大,生活狼狈,也应该评个贫困户救济、帮扶一下。
其实,这些问题也是当前农村扶贫干部的困惑。识别贫困户时,都涉及到对这些问题的权衡和回应。精准扶贫,贵在精准,但是在实践层面,精准何其难。目前,关于贫困户识别标准,主要有两个表述:一个是家庭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贫困线,另一个是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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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3日,武警四川省总队凉山支队官兵来到对口帮扶点越西县梅花乡梅花村给村民们讲解生态农业知识。(图片来源:东方IC)
针对贫困线标准,基层干部要入户核查农户的收入。种了啥,养了啥,扣除成本能赚多少?在哪里打工,一年做多久,消费多少、存了多少?退耕还林、良种补贴、养老补贴等政府补助有多少?这样一项项算下来,把农户问得烦了,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很可能账还没算明白。因为信息不对称,农户为了评贫困户有隐瞒收入的可能。更为根本的是,按照农民的生活习惯,生活不是做买卖,哪用算得那么仔细,就是一笔糊涂账——只有够花和不够花两种状态。因此,要通过算账的方式把农户收入算清楚,不是一般困难。
但是话说回来,从收入角度来识别贫困户,关键不是弄清楚收入的准确数字,而是看“是否超过”。这一点,相对容易把握。按陕西人均纯收入3015元的标准来看,家中只要有个全劳力,打工收入就超过了。所以,认为月薪3000元的人没有资格评贫困户,不无道理。
换个角度看,用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来识别贫困户,就有点复杂了。吃不愁、穿不愁,听起来简单,但也不好操作。愁不愁,具有主观性。吃啥、穿啥,也不明确。就当前农村实际来看,吃饱穿暖的问题基本都已解决。基层干部工作中很少遇到吃穿困难群众,更多的是涉及三保障问题。其中,教育问题有义务教育体系保障,医疗问题有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救助来保障,最后说来说去,只剩下住房安全保障这一条。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条在许多贫困地区特别是山区,还没有很好解决。
西部许多贫困县贫困发生率高,主要还是因为住房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所以那些无房户、危房户,几乎都被识别为贫困户,享受各种建房政策。这种贫困户识别方式具有普遍性,而不是特例。那些认为无房户可以评为贫困户的观点,也不算错。
以上两种标准都有几分道理,但到底以哪个为准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两种标准之间的关系,即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两不愁三保障之间,到底是“和”,还是“或”。如果是“或”,那就意味着,只要收入达标或两不愁三保障已经实现,那就不能评为贫困户,如果是“和”,那就意味着即便收入达标,但是无房户、危房户应该被评为贫困户。这才是诸多争论中的焦点问题。从农村扶贫工作实际来看,各地区干部基本都是按照后一种思路来处理,即无论人均收入多少,普遍把无房户或危房户识别为贫困户。从这个角度看,新闻中的贫困识别办法,符合当前许多地区的潜规则。
**二**
将无房户识别为贫困户,并没有明确违反国家政策,但这种识别办法,农民也有意见。具体来看,无房的原因有很多,有的确实因为收入困难或意外灾害而经济困难,建不起房。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无房户和危房户。
第一种情况:农户长年全家外出务工,或子女在外工作或经商,已经在县城买房,农村的房子一直没有维护和修缮,更无重建的打算。
第二种情况:尚在村中生活,但是这些年供子女读书或经商,有的还为子女买房付首付、还房贷,资源都流向了城市,老父母省吃俭用,成就了子女,自己的生活却没照料好,房子破旧。
第三种情况:个别农户因为赌博而负债,有的还因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而门户破落,无能力建房。
以上情况的无房户或危房户,是否应该识别为贫困户?回答这个问题,就有点难了。依据调查经验来看,如果以上三类农户被评为贫困户,农民意见都比较大。特别是第一种和第三种。
第一种农户,生活重心已经在城市,自己有建房能力,但无建房意愿。帮这种农户建房,不是扶弱,而是扶强。第二种农户,虽然经济薄弱,但是他们的子女有能力亦应该反哺父母,有责任帮助父母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第三种农户,无房或危房的生活窘境,全因自己不求上进,他们一直是被排斥的边缘人,帮他们盖上宽敞明亮的房子,那些勤俭持家的人,心理上很不平衡。
按基层干部内心的观点,把这些农户不加区分地全部评为贫困户,确不妥当。只不过,在当前脱贫攻坚的大形势下,没有干部愿意去理论这些。依据国家贫困退出标准,没有安全住房就不能脱贫,一旦上级评估时发现危房,就没有解释的余地,到时自己就要承担责任。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一律按贫困户对待,想方设法帮扶他们建房,整合一切资源为他们提供支持。有西部市县为了全面解决区域内的危房户和无房户问题,冒政策风险整合异地搬迁资金和危房改造资金,提供给原拆原建农户,还给数万元的五年免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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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贵州省贵阳市不远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明田新村(图片来源:NPR)
如此优厚的待遇,让非贫困户看红了,都争当贫困户,村民小组内的贫困户评选异常激烈,大家都想捞点真金白银。有农户直白地说:无论如何要赶上扶贫末班车,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出于扶贫考核压力和承担责任的顾虑,基层干部在扶贫政策执行中充满着策略主义。有时讲变通,为了达到政策目标而在过程中打擦边球。有时不区分实际情况而机械执行政策,带来了政策执行的一刀切。干部的策略主义,也激发了农户的机会主义。用拆户、并户、转移财产、隐瞒收入的办法来获得政策上的好处。扶贫干部的策略主义和农户的机会主义,共同诱发了扶贫工作异化。月薪3000的贫困户被评为贫困户,只是当前扶贫工作之怪现状的冰山一角而已。
**三**
谁是穷人?谁穷,谁就是穷人!
电影《让子弹飞》里的对白,很好地诠释了贫困户的识别难题。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贫困识别标准。
第一,个体生活状态维度的贫困。既包括物质需要层面,也包括精神心理层面。有的是因为物质匮乏,进而引发精神贫困。有的是物质富裕,但依然精神消极贫乏。(一个社会处于经济快速上升期,很容易陷入这种局面。)有的是物质基础薄弱,但是进取心强,能动性大,正所谓人穷志不穷。可持续生计理论从能力而不是收入角度理解人的贫困问题,颇有几分道理。这个能力,不仅指劳动技能,还包括人的能动性,即摆脱生活困境的意志和积极性。扶贫扶志,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第二,政策认定维度的贫困。按一定的政策标准来测量农户的生计状况。用政策的话来说,就是一把尺子量到底。问题在于,是否有这样一把尺子可以把全国的贫困都识别清楚。尺子的刻度,能否反映不同地区农户生活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另一个问题是谁来量?是否有一个绝对客观、中立的执行者,不怕承担责任,没有政治顾虑,可以超越于乡土熟人社会进行客观评价,如果有,那么他的现实动力和回报是什么?再者,识别对象是否以一个正常姿态来迎接别人的测量,还是用某种方式让人测不准。综合来看,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机械地测量农户生活,很难达到绝对精准的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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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让子弹飞》截图
在扶贫工作中,如果不激发基层干部的能动性,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性,而是机械执行各种扶贫政策,扶贫工作就只能陷入形式精准。但话说回来,如果让基层干部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过大,基层扶贫工作可能又回到先前的大水漫灌、精英俘获局面。在扶贫工作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之间,在国家政策严格执行和基层扶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如何协调好这些矛盾,是新时期推进扶贫工作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三,舆论人心维度的贫困观念。质疑月薪3000元大学生成为贫困户的网友之所以反应激烈,从根本上看,是内心的公平正义情感受到了挑战。毕竟,有人只花了7500元就得到了一套20多万元的住房,这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和城市中的低收入阶层来说,都是极大地利益,超出了公众对于扶贫性质及其定位的理解。进而言之,谁是贫困户,谁有资格成为贫困户,谁有资格获得国家扶持,这个问题不仅关乎贫困者的福利,还关乎世道人心,影响着公众对于公平正义、劳动伦理的理解。毕竟,“是否应得”,历来都是这个社会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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