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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6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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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6 16:00:00
# 技术能解决顶替上大学，但触及不到隐秘的角落
原创 潮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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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飞剑客
最近，孔孟之乡一夜之间变成一种反讽，正当礼仪之邦还馋着农民的房子和宅基地，想拿来换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之时，山东农民的儿女们也爆出过去被交易了、被顶替了，准确说，是被偷窃了。据山东省教育厅公布的初步调查，这些被顶替者全部都是农村户籍，从陈春秀，到苟晶，再到242名被顶替者，数百名农村青年的命运被篡改，人生被偷窃，这是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诚然很多人强调某地教育系统人渣多，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地域的问题**
，看到这个笔者不禁想到2002年的湖南的罗彩霞、湖北的王佳俊以及2016年爆出的河南周口王娜娜等事件，这样的事过去还有很多，甚至很多受害者未必知道，即使知道也未必能发声维权，社会总有一股腐败的力量，利用当时程序上的漏洞，在啃噬底层的血肉。
另外一个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高考作为保障社会公平和阶层流动的一项根本制度，很多时候，和学校一起承担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职能。这种意识形态能把莘莘学子调动起来，去相信它的公平性，相信它是寒门学子上升的希望通道。学校把主流价值观里的个人奋斗糅合进去，进而使人逐步认可阶级再生产的合理性，然而在阶级流通最通畅的九十年代，即使这样严密的高考制度，还是被钻出了“冒名顶替”的孔洞来，这种事恰好发生在寒门农家子弟身上时，导致整个舆论哗然。如果不能彻查，当局还担忧“破坏了济宁的形象”，就不能捍卫高考制度的不可侵犯性。
这些冒名顶替的事情的发生，无一不昭示着地方吏治腐败、官僚主义和人情社会氛围浓厚，但依然有一个前提——这是科技进步能够解决的部分问题。
电子档案时代之前，很多省冒名顶替事件会被打掉牙吞咽，这种事情几乎都发生以前纸质档案时代——因为信息不联网导致漏洞很多，身份信息容易被篡改。可以想象：以前录取通知书会寄到学校或者村里，由老师或者村干部转交，过程中说不定哪环节就被扣下来了，是没办法查的。基层的低成本的恶就是如此，所付出的不过几桌酒席，二三红包，而无辜者的人生就此改写。
甚至，过去可能出现黑色产业链的情况，中介搞定学校，教育局，公安局三方的有操作权的人。有关系的人接到单子，立马在一个县里面的高三学生中找到成绩中等，相貌差不多的。有人提到，孩子父母是城里机关单位的，一般动不得；父母厂矿职工，也可能会闹事，所以往往会选择家庭条件不好的农村女学生，为什么女生居多呢？是因为底层家庭的女生跟男生比，她们的身份和前途，更易被家庭和学校忽视，这显然也是利用了农业社会悠久的性别歧视传统，在很多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眼里，女娃以后嫁人都不一定能上桌，上不上大学，在当时可能是一个遗憾，却未必是需要拼命或上访的头等大事。
高考成绩出来后，操作者可以直接把成绩换掉，给农村学生重新做一套档案让她上差学校用，更狠一点的直接告诉她落榜了，几乎是料定农村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去教育局招生办查分数。
另一方面，90年代那会电脑不普及，身份证管理比较混乱，很多考生连身份证都没有，那时验证身份主要是靠准考证和录取通知书，顶替者可以先去派出所把名字改掉，用自己的身份证号或者去了高校再办一个身份证，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也有可能顶替者拿着真实的录取通知书，伪造的身份证，以被顶替的农村学生的名字上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到最后，被害者可能莫名其妙发现自己身份证名下多了几套房子。
进入二十一世纪，身份证管理制度趋向严格，但最开始没有全国联网，顶替者可以通过贿赂等手段，以原主身份多办一个户籍，给顶替者用。
不过在08年左右，学籍和身份证信息可以全国联网，这种顶替手段就最终走向没落了。现在大家都是凭手机验证码登录密码，互联网查分，立马知道自己的分数和能够上的大学，几乎是没有可操作的空间。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以前这帮人靠顶替别人成绩上大学的人有多少，能不能查清楚才是问题，毕竟年代稍微久远，证据也不好找。
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管理水平的提升，“顶替上大学”的手段最终走向没落，但科技的进步，并不必然意味着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减少，某些旧的丑恶或许可以被抑制，但也可能转移到隐秘的角落。
**在鹅城，总有人在想办法践踏公平。** 无数被不公平践踏的人躲藏在隐秘的角落里，你好像看不出什么，但是很多问题，就发生了。
如果相关人员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这就为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提供了依据。
希望教育公平事件继续维持一定热度，各个教育阶段、教育环节都需要见一见太阳，杀一杀菌。
说完在技术框架下被解决的问题，和高考意识形态框架下能够收编的问题，再说一些高考意识形态框架之外不容易被察觉的东西：
葱省顶替入学这事，其实03年以后，或者说08年以后，就基本不多见了，是身份证管理制度、信息数字化上去了，但无法解决隐性不公问题。
除了技术前提，高考顶替案有三个社会前提——
首先是之前提到的地方吏治腐败，官僚主义和人情社会氛围浓厚；其次，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是该省重视教育，成绩优异的穷孩子足够多；
最后，当时没有比顶替风险更低的办法。然而03年以后自主招生、出国留学多了。有人脉的找几个211的老师帮忙搞搞发明创造走自主招生，二线济南青岛有权力的家长把学生送到英联邦国家留学。教育系统里有权的，也可以找找海洋大学的老师帮忙发几篇论文，这些风险比顶替要低得多。
某个荣升自贸港的省份，据我一路高考所知，穷人家的孩子都上不了好中学，商贾子弟进华侨中学，官宦子弟进省中，文化资本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生早就在中考前决定，那么问题来了，这种上哪找学习成绩优异的穷人子弟们给顶替？
在另外一些地方，人大附中的孩子，也不需要找个大兴或者昌平的农民的女儿来替自己高考。
有些地方的腐败终究会被技术淘汰掉，有些地方的贫富差距、阶级再生产的机制也更会严密， **问题的本质是少数人掌握社会资源的代际传承，**
这恐怕是得利者热衷于对世人灌输的“启蒙主义”中需要被严守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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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很多人强调某地教育系统人渣多，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地域的问题**
，看到这个笔者不禁想到2002年的湖南的罗彩霞、湖北的王佳俊以及2016年爆出的河南周口王娜娜等事件，这样的事过去还有很多，甚至很多受害者未必知道，即使知道也未必能发声维权，社会总有一股腐败的力量，利用当时程序上的漏洞，在啃噬底层的血肉。
另外一个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高考作为保障社会公平和阶层流动的一项根本制度，很多时候，和学校一起承担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职能。这种意识形态能把莘莘学子调动起来，去相信它的公平性，相信它是寒门学子上升的希望通道。学校把主流价值观里的个人奋斗糅合进去，进而使人逐步认可阶级再生产的合理性，然而在阶级流通最通畅的九十年代，即使这样严密的高考制度，还是被钻出了“冒名顶替”的孔洞来，这种事恰好发生在寒门农家子弟身上时，导致整个舆论哗然。如果不能彻查，当局还担忧“破坏了济宁的形象”，就不能捍卫高考制度的不可侵犯性。
这些冒名顶替的事情的发生，无一不昭示着地方吏治腐败、官僚主义和人情社会氛围浓厚，但依然有一个前提——这是科技进步能够解决的部分问题。
电子档案时代之前，很多省冒名顶替事件会被打掉牙吞咽，这种事情几乎都发生以前纸质档案时代——因为信息不联网导致漏洞很多，身份信息容易被篡改。可以想象：以前录取通知书会寄到学校或者村里，由老师或者村干部转交，过程中说不定哪环节就被扣下来了，是没办法查的。基层的低成本的恶就是如此，所付出的不过几桌酒席，二三红包，而无辜者的人生就此改写。
甚至，过去可能出现黑色产业链的情况，中介搞定学校，教育局，公安局三方的有操作权的人。有关系的人接到单子，立马在一个县里面的高三学生中找到成绩中等，相貌差不多的。有人提到，孩子父母是城里机关单位的，一般动不得；父母厂矿职工，也可能会闹事，所以往往会选择家庭条件不好的农村女学生，为什么女生居多呢？是因为底层家庭的女生跟男生比，她们的身份和前途，更易被家庭和学校忽视，这显然也是利用了农业社会悠久的性别歧视传统，在很多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眼里，女娃以后嫁人都不一定能上桌，上不上大学，在当时可能是一个遗憾，却未必是需要拼命或上访的头等大事。
高考成绩出来后，操作者可以直接把成绩换掉，给农村学生重新做一套档案让她上差学校用，更狠一点的直接告诉她落榜了，几乎是料定农村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去教育局招生办查分数。
另一方面，90年代那会电脑不普及，身份证管理比较混乱，很多考生连身份证都没有，那时验证身份主要是靠准考证和录取通知书，顶替者可以先去派出所把名字改掉，用自己的身份证号或者去了高校再办一个身份证，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也有可能顶替者拿着真实的录取通知书，伪造的身份证，以被顶替的农村学生的名字上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到最后，被害者可能莫名其妙发现自己身份证名下多了几套房子。
进入二十一世纪，身份证管理制度趋向严格，但最开始没有全国联网，顶替者可以通过贿赂等手段，以原主身份多办一个户籍，给顶替者用。
不过在08年左右，学籍和身份证信息可以全国联网，这种顶替手段就最终走向没落了。现在大家都是凭手机验证码登录密码，互联网查分，立马知道自己的分数和能够上的大学，几乎是没有可操作的空间。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以前这帮人靠顶替别人成绩上大学的人有多少，能不能查清楚才是问题，毕竟年代稍微久远，证据也不好找。
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管理水平的提升，“顶替上大学”的手段最终走向没落，但科技的进步，并不必然意味着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减少，某些旧的丑恶或许可以被抑制，但也可能转移到隐秘的角落。
**在鹅城，总有人在想办法践踏公平。** 无数被不公平践踏的人躲藏在隐秘的角落里，你好像看不出什么，但是很多问题，就发生了。
如果相关人员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这就为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提供了依据。
希望教育公平事件继续维持一定热度，各个教育阶段、教育环节都需要见一见太阳，杀一杀菌。
说完在技术框架下被解决的问题，和高考意识形态框架下能够收编的问题，再说一些高考意识形态框架之外不容易被察觉的东西：
葱省顶替入学这事，其实03年以后，或者说08年以后，就基本不多见了，是身份证管理制度、信息数字化上去了，但无法解决隐性不公问题。
除了技术前提，高考顶替案有三个社会前提——
首先是之前提到的地方吏治腐败，官僚主义和人情社会氛围浓厚；其次，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是该省重视教育，成绩优异的穷孩子足够多；
最后，当时没有比顶替风险更低的办法。然而03年以后自主招生、出国留学多了。有人脉的找几个211的老师帮忙搞搞发明创造走自主招生，二线济南青岛有权力的家长把学生送到英联邦国家留学。教育系统里有权的，也可以找找海洋大学的老师帮忙发几篇论文，这些风险比顶替要低得多。
某个荣升自贸港的省份，据我一路高考所知，穷人家的孩子都上不了好中学，商贾子弟进华侨中学，官宦子弟进省中，文化资本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生早就在中考前决定，那么问题来了，这种上哪找学习成绩优异的穷人子弟们给顶替？
在另外一些地方，人大附中的孩子，也不需要找个大兴或者昌平的农民的女儿来替自己高考。
有些地方的腐败终究会被技术淘汰掉，有些地方的贫富差距、阶级再生产的机制也更会严密， **问题的本质是少数人掌握社会资源的代际传承，**
这恐怕是得利者热衷于对世人灌输的“启蒙主义”中需要被严守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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