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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3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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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3 16:00:00
# 我们反对代孕的时候，究竟在反对什么？
原创 潮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__ _ _ _ _
文 | Allen Xu
最近沸沸扬扬的郑姓女星事件，将“代孕”这个原本处于灰色地带的词汇拉入了公共讨论的场域中。围绕着代孕的话题，衍生出了大量与不同话题结合的讨论——代孕中的性别冲突、阶级冲突，代孕合法化问题，代孕的伦理问题等等等等。当然，在中文互联网的讨论环境里，这样一个极具吸睛能力的话题，不可避免的会引来种种“别有用心”之人，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话题上也出现了挑动性别对立、追求极度自由主义等等较为激进的声音。
有感于此，作为持有坚定反对任何形式代孕立场的人，笔者也希望能借此机会，好好讲一讲当我们反对代孕的时候，我们究竟反对的是什么。
### ** 代孕在国内的灰色现状 **
说到代孕，就不得不从社会秩序的底线——法律说起。然而尴尬的是，代孕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的定位，仍然是一本糊涂账。
•
唯一明确规定代孕违法的是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属于政府规章。其中第三条、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我国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属于违法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
• 对于进行代孕的个人（或夫妻），国家并没有对代孕是否违法做出明确规定，而对于海外进行代孕的行为，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国家也无从进行管辖。
• 代孕出生的婴儿，在行政管理上仍然可以通过亲子鉴定进行落户（当然，可能会根据“非婚生子”、计划生育等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处罚与罚款）
于是我们看到，虽然明令禁止了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但是对于个人而言，仍然存在大量进行代孕的解决办法，甚至可以通过海外代孕的方式规避掉国内的法律风险。这一灰色现状，也就直接造成了代孕在国内一部分人中，其实已经形成了心照不宣的事实的情况出现。
### ** 为什么代孕合法化并不可行 **
也正因为代孕行为在法律上仍然处于灰色地带，
于是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话题上，有人抛出了“代孕合法化“的观点——人有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而在此基础上甚至还出现了“我们只要管理那些强迫性的代孕行为，而不需要禁止掉自愿代孕”的调和式的、修正式的观点。
** 然而我想说的是，当结构性不平等仍然大量存在时，我们提供给所有人所谓“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只会变成强者对弱者的压迫与剥削。 **
如果我们考虑到怀孕生产对于女性身体的极大负担与风险，以及代孕这一行为出卖身体资源的实质，我们就能够很轻易的想到：在现实中，往往是存在经济诉求且没有更好的收入来源的女性才会选择代孕行为。
而对于这些女性来说，所谓的“自愿”也只不过是没有其他选择，或者因自身处境而无法考虑长远利益时的无奈之选。可以相见的是，如果这部分女性在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弱势地位没有得到改善，那么代孕合法化只会将更多的女性推向“被迫自愿代孕”的境地。
而所谓调和式的观点，看似关注到了代孕中的强迫性与非法行为，认为可以通过对非法行为的管理，使得“真正自愿的代孕合法化”。不过正如上文所述，在代孕中往往并不存在真正发自本心的自愿代孕；而从纯粹执行的角度来说，识别真正的自愿意图这一目标的实现难度也非常之高，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相对孤立无援的孕母，有心进行代孕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所掌握的资源完全可以让每一次代孕都“真正自愿”，而这也意味着所谓的调和与修正名存实亡。
###
### ** 代孕中的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如何对立统一 **
在这次围绕代孕的讨论当中，由于涉及到了生育这样一个性别问题的敏感地带，围绕代孕和女权同样发生了一些讨论与争议。而这也正好给了笔者一个得以阐述性别歧视与阶级压迫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很多极端女权主义者看来，社会中的性别压迫具有一致性——这种“扩大化”的想法，往往会将很多问题简化为男性与女性的冲突。在这里，男性与女性被抽象成了均一化、同质化的对立双方，而两性内部的差异、冲突则被抹杀和忽视。结果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代孕问题上碰壁了。代孕中出现了两位女性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正是由于女方不愿意承受怀孕的痛苦与风险（有时也包括了怀孕生产对职业发展的伤害），而选择了代孕这一伤害孕母的做法。
我想这种碰壁恰好就对应着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究竟哪种冲突是“第一性”的，而性别冲突又处在什么位置？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推荐大家去读一读戴锦华老师的一次专访。简单来说，在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今天，资本主义的父权结构也被再次固化；而父权结构下，父权的定义在于掌握资源之多寡（资本主义中最核心的资源即为资本），而非性别之男女。**换而言之，父权制对于弱势群体的放逐与挤压是必然但，但性别这一属性却不必然引导向个体的弱势地位，而是与其他很多因素结合在了一起。
就比如这里的代孕问题，无论是郑爽，或是其他考虑代孕的女性，他们的特征往往是处于一二线城市，教育、收入水平较高，有一份不错的职业——对于结合了这些因素的女性来说，现代社会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毕竟资本主义父权制本身并不以捍卫男权为己任；但是对于代孕中的孕母，她们往往居住在偏远城市甚至农村，教育、收入水平较低，甚至可能面临经济、生活上的窘境，而对于他们来说，则面临着资本上的缺乏和性别上的女性身份带来的双重压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反而以代孕（或者卖淫、捐卵、器官交易等其他非法行为）等形式，形成了对弱势女性的伤害。
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忽略掉性别问题，而只考虑阶级问题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经济学中讨论问题时常常会加上“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的限定条件，在这里也是一定——如果在其他因素上大致相似，那么女性仍然处于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而任何一种劣势的增加（比如身体条件，经济条件，教育水平，是否少数族裔等等）都会进一步放大女性的天然劣势。
**因此，我们会看到虽然在局部，有很多景观式的，只属于特定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解放（比如这里的一线城市白领女性），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强化仍然导向了对女性的挤压和剥削的加剧。**
### ** 结语 **
当我们反对代孕时，究其根本我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异化，对人的商品化。笔者在知乎看到这样一种有趣的说法：同样是“自愿选择”，同样是对个人身体的损伤，互联网大厂员工的996和孕母的代孕，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在我看来，从本质来说这两者确实没有区别——将人异化为劳动力，和将人异化为生育工具都是一种异化。如果一定要说区别的话，在当下的生产力条件下，我们或许还无法避免对抽象的个体劳动的异化与剥削，
**但是至少我们应当守住对人的身体这一具体化的、实体的异化与压迫。如果连这么一条近乎底线的权益都无法坚守（哪怕只是明面上和规则上的），我实在无法想象，人类社会将会滑向何等可怕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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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沸沸扬扬的郑姓女星事件，将“代孕”这个原本处于灰色地带的词汇拉入了公共讨论的场域中。围绕着代孕的话题，衍生出了大量与不同话题结合的讨论——代孕中的性别冲突、阶级冲突，代孕合法化问题，代孕的伦理问题等等等等。当然，在中文互联网的讨论环境里，这样一个极具吸睛能力的话题，不可避免的会引来种种“别有用心”之人，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话题上也出现了挑动性别对立、追求极度自由主义等等较为激进的声音。
有感于此，作为持有坚定反对任何形式代孕立场的人，笔者也希望能借此机会，好好讲一讲当我们反对代孕的时候，我们究竟反对的是什么。
### ** 代孕在国内的灰色现状 **
说到代孕，就不得不从社会秩序的底线——法律说起。然而尴尬的是，代孕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的定位，仍然是一本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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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明确规定代孕违法的是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属于政府规章。其中第三条、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我国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属于违法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
• 对于进行代孕的个人（或夫妻），国家并没有对代孕是否违法做出明确规定，而对于海外进行代孕的行为，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国家也无从进行管辖。
• 代孕出生的婴儿，在行政管理上仍然可以通过亲子鉴定进行落户（当然，可能会根据“非婚生子”、计划生育等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处罚与罚款）
于是我们看到，虽然明令禁止了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但是对于个人而言，仍然存在大量进行代孕的解决办法，甚至可以通过海外代孕的方式规避掉国内的法律风险。这一灰色现状，也就直接造成了代孕在国内一部分人中，其实已经形成了心照不宣的事实的情况出现。
### ** 为什么代孕合法化并不可行 **
也正因为代孕行为在法律上仍然处于灰色地带，
于是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话题上，有人抛出了“代孕合法化“的观点——人有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而在此基础上甚至还出现了“我们只要管理那些强迫性的代孕行为，而不需要禁止掉自愿代孕”的调和式的、修正式的观点。
** 然而我想说的是，当结构性不平等仍然大量存在时，我们提供给所有人所谓“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只会变成强者对弱者的压迫与剥削。 **
如果我们考虑到怀孕生产对于女性身体的极大负担与风险，以及代孕这一行为出卖身体资源的实质，我们就能够很轻易的想到：在现实中，往往是存在经济诉求且没有更好的收入来源的女性才会选择代孕行为。
而对于这些女性来说，所谓的“自愿”也只不过是没有其他选择，或者因自身处境而无法考虑长远利益时的无奈之选。可以相见的是，如果这部分女性在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弱势地位没有得到改善，那么代孕合法化只会将更多的女性推向“被迫自愿代孕”的境地。
而所谓调和式的观点，看似关注到了代孕中的强迫性与非法行为，认为可以通过对非法行为的管理，使得“真正自愿的代孕合法化”。不过正如上文所述，在代孕中往往并不存在真正发自本心的自愿代孕；而从纯粹执行的角度来说，识别真正的自愿意图这一目标的实现难度也非常之高，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相对孤立无援的孕母，有心进行代孕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所掌握的资源完全可以让每一次代孕都“真正自愿”，而这也意味着所谓的调和与修正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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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孕中的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如何对立统一 **
在这次围绕代孕的讨论当中，由于涉及到了生育这样一个性别问题的敏感地带，围绕代孕和女权同样发生了一些讨论与争议。而这也正好给了笔者一个得以阐述性别歧视与阶级压迫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很多极端女权主义者看来，社会中的性别压迫具有一致性——这种“扩大化”的想法，往往会将很多问题简化为男性与女性的冲突。在这里，男性与女性被抽象成了均一化、同质化的对立双方，而两性内部的差异、冲突则被抹杀和忽视。结果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代孕问题上碰壁了。代孕中出现了两位女性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正是由于女方不愿意承受怀孕的痛苦与风险（有时也包括了怀孕生产对职业发展的伤害），而选择了代孕这一伤害孕母的做法。
我想这种碰壁恰好就对应着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究竟哪种冲突是“第一性”的，而性别冲突又处在什么位置？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推荐大家去读一读戴锦华老师的一次专访。简单来说，在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今天，资本主义的父权结构也被再次固化；而父权结构下，父权的定义在于掌握资源之多寡（资本主义中最核心的资源即为资本），而非性别之男女。**换而言之，父权制对于弱势群体的放逐与挤压是必然但，但性别这一属性却不必然引导向个体的弱势地位，而是与其他很多因素结合在了一起。
就比如这里的代孕问题，无论是郑爽，或是其他考虑代孕的女性，他们的特征往往是处于一二线城市，教育、收入水平较高，有一份不错的职业——对于结合了这些因素的女性来说，现代社会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毕竟资本主义父权制本身并不以捍卫男权为己任；但是对于代孕中的孕母，她们往往居住在偏远城市甚至农村，教育、收入水平较低，甚至可能面临经济、生活上的窘境，而对于他们来说，则面临着资本上的缺乏和性别上的女性身份带来的双重压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反而以代孕（或者卖淫、捐卵、器官交易等其他非法行为）等形式，形成了对弱势女性的伤害。
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忽略掉性别问题，而只考虑阶级问题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经济学中讨论问题时常常会加上“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的限定条件，在这里也是一定——如果在其他因素上大致相似，那么女性仍然处于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而任何一种劣势的增加（比如身体条件，经济条件，教育水平，是否少数族裔等等）都会进一步放大女性的天然劣势。
**因此，我们会看到虽然在局部，有很多景观式的，只属于特定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解放（比如这里的一线城市白领女性），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强化仍然导向了对女性的挤压和剥削的加剧。**
### ** 结语 **
当我们反对代孕时，究其根本我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异化，对人的商品化。笔者在知乎看到这样一种有趣的说法：同样是“自愿选择”，同样是对个人身体的损伤，互联网大厂员工的996和孕母的代孕，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在我看来，从本质来说这两者确实没有区别——将人异化为劳动力，和将人异化为生育工具都是一种异化。如果一定要说区别的话，在当下的生产力条件下，我们或许还无法避免对抽象的个体劳动的异化与剥削，
**但是至少我们应当守住对人的身体这一具体化的、实体的异化与压迫。如果连这么一条近乎底线的权益都无法坚守（哪怕只是明面上和规则上的），我实在无法想象，人类社会将会滑向何等可怕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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