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生的大幕即将落下，如何向这个世界做最好的道别，是我们生命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课：当独立、自理的生活不能再维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当生命的最后时刻来临，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逝去的人走得安详，留下的人不觉得悔恨？
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都缺少清晰的观念。我们一直犹犹豫豫，不肯诚实地面对衰老和垂死的窘境，事到临头却只能把命运交给医学、技术和一群陌生人来掌控。
一，当我们逐渐衰老，甚至失去了自理的能力时，我们的生活该怎样继续？
首先，了解自己的衰老状态，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应该寻求帮助。
在美国，这是有一个系统的标准来评估的：如果你不能自行购物、做饭、清理房间、洗衣服、吃药、打电话、处理财务和独自旅行，这八大日常生活独立活动能力的丧失，说明你已经不再能安全的独立生活了。
其次，恐惧和回避只会让情况越变越糟，只有接受衰老，我们才有可能活得自然。
比如87岁的菲利克斯，给自己定了个并不奢侈的目标：那就是，在医学知识和身体局限允许的范围内，过尽可能体面的生活。
为此，他一直努力工作，让自己有足够的存款；
其次，他注意饮食，坚持锻炼，还坚持随时都动脑子；
当他退休后，他和妻子搬到了一个退休社区，很快，他就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新目标——他协助指导健康委员会改善了社区的保健服务，组建了一个退休医生杂志阅读俱乐部，他甚至还指导一名年轻的老年病学医生完成了她的第一个独立调查。
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怎样才是真正的活着？
很多养老机构并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决定老年人住在哪里的，往往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的儿女。而子女也很少会想“这是妈妈想要的、喜欢的、需要的吗？”他们更多是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把妈妈放在这个地方，我心里舒服吗？我放心吗？”
年轻人没有意识到，对于老人来说，生命是脆弱的，这让他们的生活动机和目标与年轻人完全不同。
首先，老人们更在乎的是简单的愉悦与亲密的关系，它们让我们拥有“有温度的生活”——友情、亲情、日常的生活、食物的美味，还有阳光照在脸上的温暖
其次，老人需要为自己找到存在的意义，从而拥有“有价值的生活”。
美国两家机构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其中一家，给老人们提供动、植物让他们照料。项目实施两年后，研究人员发现这家疗养院居民需要的处方数量下降了一半，死亡率下降了15%。
另一家，给了老人们一扇可以上锁的门和一间属于自己的厨房。老人们可以养宠物、选择自己喜欢的家具，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日程、生活的基本规则。如果医生吩咐只能吃糊状的食物，而他们想吃披萨，那他们就可以吃披萨，但同时他们也要承担吃披萨所产生的后果。在这里，自由意志得到尊重。
研究报告表明，居民们并没有因为自由而牺牲了健康，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提高了，身体功能和认知能力还得到了提升，而重度抑郁症发生的概率下降了。
三，在大限来临时，什么才是最好的告别，我们需要为此做哪些准备？
第一个准备：为自己选择一个可以信任的医生。
我们既想了解信息，又需要掌控和裁决权，同时我们也需要指导。所以，我们需要“解释型”的医生。解释型医生会问：“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你有些什么担心？”了解到答案后，他们会向你介绍红色药片和蓝色药片，并告诉你哪一种最能帮助你实现优先目标。
第二个准备：与信任的人进行临终讨论，他可以是你的医生，也可以是关键时刻为你做决定的亲友。
临终讨论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病人应对汹涌而来的焦虑，包括对死亡的焦虑，对痛苦的焦虑、对所爱的人的焦虑，对资金的焦虑。
要问的问题包括：对于前景，他们有哪些担忧？他们愿意作出哪些取舍？如果健康状况恶化，他们希望怎样利用剩下的时间？如果他们自己不能做决定，他们希望谁来做决定？
第三个准备是：医生和病人及亲属进行“断点讨论”。
与临终讨论不同，“断点讨论”指的是在治疗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需要做出决断时才进行的讨论：是继续治疗还是转向？病人和医生以及家属讨论的只有一个问题：考虑清楚什么时候停下令人痛苦的治疗，转而去争取人们珍惜的其它事情，比如和家人在一起、或者是旅行、完成自己的心愿，再或者，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
生命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那是一个你用一生书写的故事，即使是到了生命的终点，即使我们受到的局限越来越大，我们也仍然希望按照自己最看重的、能够选择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故事。
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都缺少清晰的观念。我们一直犹犹豫豫，不肯诚实地面对衰老和垂死的窘境，事到临头却只能把命运交给医学、技术和一群陌生人来掌控。
一，当我们逐渐衰老，甚至失去了自理的能力时，我们的生活该怎样继续？
首先，了解自己的衰老状态，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应该寻求帮助。
在美国，这是有一个系统的标准来评估的：如果你不能自行购物、做饭、清理房间、洗衣服、吃药、打电话、处理财务和独自旅行，这八大日常生活独立活动能力的丧失，说明你已经不再能安全的独立生活了。
其次，恐惧和回避只会让情况越变越糟，只有接受衰老，我们才有可能活得自然。
比如87岁的菲利克斯，给自己定了个并不奢侈的目标：那就是，在医学知识和身体局限允许的范围内，过尽可能体面的生活。
为此，他一直努力工作，让自己有足够的存款；
其次，他注意饮食，坚持锻炼，还坚持随时都动脑子；
当他退休后，他和妻子搬到了一个退休社区，很快，他就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新目标——他协助指导健康委员会改善了社区的保健服务，组建了一个退休医生杂志阅读俱乐部，他甚至还指导一名年轻的老年病学医生完成了她的第一个独立调查。
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怎样才是真正的活着？
很多养老机构并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决定老年人住在哪里的，往往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的儿女。而子女也很少会想“这是妈妈想要的、喜欢的、需要的吗？”他们更多是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把妈妈放在这个地方，我心里舒服吗？我放心吗？”
年轻人没有意识到，对于老人来说，生命是脆弱的，这让他们的生活动机和目标与年轻人完全不同。
首先，老人们更在乎的是简单的愉悦与亲密的关系，它们让我们拥有“有温度的生活”——友情、亲情、日常的生活、食物的美味，还有阳光照在脸上的温暖
其次，老人需要为自己找到存在的意义，从而拥有“有价值的生活”。
美国两家机构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其中一家，给老人们提供动、植物让他们照料。项目实施两年后，研究人员发现这家疗养院居民需要的处方数量下降了一半，死亡率下降了15%。
另一家，给了老人们一扇可以上锁的门和一间属于自己的厨房。老人们可以养宠物、选择自己喜欢的家具，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日程、生活的基本规则。如果医生吩咐只能吃糊状的食物，而他们想吃披萨，那他们就可以吃披萨，但同时他们也要承担吃披萨所产生的后果。在这里，自由意志得到尊重。
研究报告表明，居民们并没有因为自由而牺牲了健康，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提高了，身体功能和认知能力还得到了提升，而重度抑郁症发生的概率下降了。
三，在大限来临时，什么才是最好的告别，我们需要为此做哪些准备？
第一个准备：为自己选择一个可以信任的医生。
我们既想了解信息，又需要掌控和裁决权，同时我们也需要指导。所以，我们需要“解释型”的医生。解释型医生会问：“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你有些什么担心？”了解到答案后，他们会向你介绍红色药片和蓝色药片，并告诉你哪一种最能帮助你实现优先目标。
第二个准备：与信任的人进行临终讨论，他可以是你的医生，也可以是关键时刻为你做决定的亲友。
临终讨论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病人应对汹涌而来的焦虑，包括对死亡的焦虑，对痛苦的焦虑、对所爱的人的焦虑，对资金的焦虑。
要问的问题包括：对于前景，他们有哪些担忧？他们愿意作出哪些取舍？如果健康状况恶化，他们希望怎样利用剩下的时间？如果他们自己不能做决定，他们希望谁来做决定？
第三个准备是：医生和病人及亲属进行“断点讨论”。
与临终讨论不同，“断点讨论”指的是在治疗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需要做出决断时才进行的讨论：是继续治疗还是转向？病人和医生以及家属讨论的只有一个问题：考虑清楚什么时候停下令人痛苦的治疗，转而去争取人们珍惜的其它事情，比如和家人在一起、或者是旅行、完成自己的心愿，再或者，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
生命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那是一个你用一生书写的故事，即使是到了生命的终点，即使我们受到的局限越来越大，我们也仍然希望按照自己最看重的、能够选择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