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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高乐传
原创 风雨如歌 [ 卢克文工作室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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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是工作室同事风雨如歌,大家如果觉得写的好,可以打赏。
1944年8月25日下午,巴黎阳光明媚,蓝白红三色旗飘扬在上空,法国国歌《马赛曲》响彻云霄,法军第二装甲师排着整齐的方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城区。
紧随其后的,是一辆敞篷汽车,坐在敞篷汽车上的是一位在法国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香榭丽舍大街两旁,人民挥舞着鲜花,拼命地挤向前排,想亲眼看一看这位在黑暗中带给他们光明的民族英雄。
当汽车缓缓驶过凯旋门,看着这座写满法兰西荣耀和屈辱的宏伟建筑,这位民族英雄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他在那一刻的站立,也象征着从这一天起,经历了四年屈辱的法兰西重新站了起来,这位民族英雄的名字,叫戴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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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
01 1890年11月,夏尔▪戴高乐出生于法国北部城市里尔,母亲让娜是商人的女儿,父亲老亨利是一名教师,也是退伍军人。
老亨利年轻时曾作为志愿者参加过普法战争,在保卫巴黎的过程中表现出色,获得了一枚勋章,但普法战争最终以法国惨败而告终。
这被老亨利视为奇耻大辱,一直盼望着能收复河山,他经常带着全家人到凯旋门前,为孩子们讲述那段屈辱的历史。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戴高乐从小酷爱军事,当时法国的小孩子流行一种军事游戏,正反双方分别扮演法国和德国。
有一次,戴高乐派弟弟皮埃尔去送情报,并嘱咐弟弟,如果被“德国人”抓住,要宁死不屈。
弟弟想着不就玩个游戏,干嘛那么认真,所以被“德国人”抓住后,啥都交代了,戴高乐得知后大怒,将弟弟揍了一顿。
弟弟哭着回家找妈妈,面对母亲的质问,戴高乐理直气壮,“如果在战场上泄露情报,要死很多人的”,母亲哑口无言。
15岁那年,当同龄人还想着在明天去哪里玩时,戴高乐已经在构想未来战争了,他写了部短篇小说,构想在1930年,德国大举入侵法国,形势岌岌可危,而自己,也就是戴高乐将军挺身而出,率领20万法军成功拯救法国。
虽然文笔不咋的,但其远大志向还是震惊了父亲。 更令父亲震惊的是,戴高乐明确提出报考圣西尔军校,老亨利都乐了,这可是法国的西点,就你这成绩,能进得去?
除了历史,此时戴高乐的其他科目一塌糊涂,数学和德语尤其差,而圣西尔恰恰对这两个科目要求极高。
不过戴高乐就是戴高乐,他开始疯狂地刷题,经过一年的废寝忘食,硬生生将6个科目成绩提升到了全班第一,包括数学,只剩下德语还困扰着他。
为了彻底解决德语,戴高乐的办法简单粗暴---找德国人聊天,他就读的地方靠近法德边境,找个德国人并不难。
他壮起胆子,操着结结巴巴的德语和德国人交流,还多次溜到德国境内,深度体会德语氛围,经过三年的努力,德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成功于1909年考入圣西尔军校,在大学里,戴高乐继续显示着与众不同。
别人都热衷于骑兵科,他却热衷于步兵和炮兵,在他看来,未来的战争将是炮战和枪战的结合,骑兵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由此受到排挤,再加上性格本就沉默寡言,以致于在学校里没什么朋友。
戴高乐无所谓,他每天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 3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分配到第33步兵团第十连当连长。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的贵人---菲利普▪贝当。
02 贝当此时正担任第33步兵团团长,他的战术思想和法军主流格格不入。
彼时法军主流推崇古典军事理论,也就是骑兵冲锋,认为刺刀远比大炮重要,进攻高于防守。
贝当却认为炮兵和步兵才是未来,以堑壕、步兵、大炮构成的“防守式战争”,将是未来战争形态。 团里没多少人赞同贝当的主张,让贝当很是郁闷,直到戴高乐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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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 有一次,贝当在给全团军官们讲解蒂蕾纳元帅,蒂蕾纳是17世纪的法国名将,擅长使用火炮。
贝当刚开始讲,就被戴高乐打断了,戴高乐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蒂蕾纳能取得出色的成就,关键在于炮兵和步兵,未来战争也将是火炮和步兵为主。
戴高乐的鲁莽举动没有激怒贝当,反而激发了他的好感,难得有人赞同我呀。 自那天后,贝当就经常给戴高乐开小灶,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很快,师徒二人的理论迎来了实践的考验:一战。
1914年8月5日,一战全面爆发,10天后,也就是8月15日,戴高乐在战斗中大腿负伤,休养了三个月,伤愈归队后两个月,腿上又挨了德军一刺刀,再次休养数月。
就在戴高乐养伤期间,恩师贝当开挂了,他运用“防守式战争”理念,以堑壕、步兵和大炮进行梯次防御,成功在马恩河以一个团击败德军一个师,被晋升为旅长。
此后他又连连立功,仅用一年多时间,就由团长升到了集团军司令,“防守式战争”理念也成为了新的主流。
1916年2月21日,凡尔登战役打响,凡尔登要塞是巴黎东部门户,极其重要,但法军统帅部判断失误,以为德军不会进攻这里,准备不足,被德军突破了主阵地。
为守住凡尔登,法军统帅部调来大批援军,并任命贝当为“要塞司令”,贝当没有辜负信任,来到凡尔登后,很快稳住了阵脚。
听说恩师在凡尔登,戴高乐主动要求调往凡尔登。3月2日,刚抵达战场的戴高乐,就深深地体会到了凡尔登战役的惨烈。
德军强大的炮火把法军压得抬不起头,第十连的电话线全部被炸断,只能派出联络员徒步联系,但联络员也全部被炸死。
炮火停止后,德军步兵展开进攻,看到德军逼近,戴高乐命令全连上刺刀,和德国人拼了。
在戴高乐的带领下,第十连勇敢地跃出战壕,和德军进行白刃战,并最终全部倒下,包括戴高乐本人,他在白刃战中被德军刺倒,随后又中了毒气,晕死过去。
第十连的悲壮,是凡尔登战役的缩影,这场战役令法军伤亡65万人,德军伤亡45万人,是名副其实的“绞肉机”。
战役最后以法国胜利而告终,成为一战的转折点,作为主帅的贝当由此获得巨大声望。 当戴高乐醒来后,四周全是德军,只好高举双手进了战俘营。
进入战俘营不久,他就进行了第一次越狱,不过很快失败,原因有些奇葩:他太高了。
戴高乐身高接近两米,别说一百年前,放在今天都十分显眼,当他穿着偷来的德军制服试图混出去时,德军哨兵立刻发现了他。 不气馁的戴高乐又想出了新办法:自残。
他暗中弄到了一些苦味酸,这种物质吃多了会让人脸色蜡黄,德军以为他得了重病,将其送到医院。
医院的管理比较松懈,戴高乐成功开溜,但5天后被抓了回来,此后他又连续跑了5次,每一次都失败。
眼见逃跑无望,戴高乐只能将重心转移到对未来的规划上,他坚信即使这次打败了德国,那也不过是20年的停战罢了,德国人还会再干一票大的。
他每天坚持阅读德语书籍和报纸,加深对德国的了解,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
一战结束后,戴高乐被释放,他深感自己在战争中成长太少,必须继续锻炼,正好这时苏波战争爆发,波兰打不过苏联,被红军攻到了华沙城下,不得不向英法求救。
刚刚被一战重创的法国不想再参战,只派了一些顾问前去应付,戴高乐听说后主动报名,他对谁获胜无所谓,只想增加实战锻炼。
然而恰恰是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戴高乐的理念。 03
当苏军强攻华沙城不下时,主帅远在数百公里外的明斯克,前后通讯不畅,物资供给也出现了困难,波军主帅毕苏斯基敏锐地捕捉到了战机。
他指挥部队绕到苏军侧后方,发起全线反击,苏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波军的第五军团以120辆轻型坦克为先锋进行突击,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坦克突击。
苏军大多数人没见过坦克,更没见过大规模坦克突击,成批连片地败退或投降,第五军团如入无人之境,平均一天推进30公里,成为波兰最终获胜的关键。
没想到吧,最早大规模玩坦克突击的竟然是波兰人。
此情此景令戴高乐受到了极大震撼,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建立职业军队》。戴高乐在书中明确指出,未来战争将是坦克的世界,应该将坦克集中使用,大规模用坦克突击。
面对茫茫多的战壕,如果靠步兵和炮兵去撕开防线,那得猴年马月,而大规模的装甲突击不仅可以迅速突破敌军物理防线,还能突破心理防线。
这本书后来又在1934年被进一步完善,取了个新的名字--《未来战争》。
坏消息是,两本书在法国销量寥寥,刚刚经过一战的法国军界,坚信贝当的“防守式战争”理念,完全看不上戴高乐的“大规模装甲突击”理念。
好消息是,这两本书在德国卖得不错,其中一名忠实读者名叫古德里安,他在看到“大规模装甲突击”理论后如获至宝,日后成为了“闪电战之父”,
回到巴黎后,戴高乐继续进修,考入法国高等军事学院深造。 然而,他刚进入校门没多久,就感到大失所望。
校长木瓦朗坚信“防守式战争”,而戴高乐在演习中总是绕开坚固防线,利用装甲部队长途奔袭,多次打败对手,令木瓦朗相当不爽。
不过木瓦朗也不敢动戴高乐,贝当在一战后被授予元帅军衔,是公认的民族英雄和法军领袖。
动不了你,恶心你的本事还是有的,戴高乐的毕业成绩被故意评价为“C”,及格,这是很差的成绩,气得他向贝当告状。
贝当不能不帮自己爱徒,但他也不是很认同戴高乐的“装甲突击”理念,折中之下,成绩改为了“B”,良好。 当然,为了打消爱徒的不满,贝当也竭尽全力。
1927年4月7日,贝当下令在高等军事学院组织讲座,看到贝当亲自出席,学院非常重视,所有教学人员戎装出席。
贝当走上台后,却说出了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的话:戴高乐上尉要发表讲话,诸位务必专心听讲。 台下立刻炸了,在场哪个军衔不比他高,轮得着他讲话?
戴高乐壮着胆子走到台上,发表了一段演讲,其中有一段是: “强有力的人往往难以相处,即使大多数人承认他非常出色,他们往往得不到赞同。”
这很明显是在讽刺老顽固们,不赞同戴高乐这个强有力的人。 贝当态度很明确,爱徒的观点对不对另说,欺负他绝对不行。
进修结束后,戴高乐继续为建立装甲部队而奔走,他希望组建6个机械化师的装甲部队。
贝当在许多事情上都对戴高乐赞不绝口,唯独这件事不赞成,更主张推进“马奇诺防线”,将法国与德国接壤的东北部堡垒化,通过绵延数百公里的铁丝网、壕沟和地雷,来防备将来德国的进攻。
修建“马奇诺防线”需要一份报告说服国会拨款,贝当把这份重要差事交给了戴高乐。
戴高乐虽然认为“马奇诺防线”不符合未来战争形态,但又不能不做,只好硬着头皮写了一份有理有据的报告,国会最终同意拨款50亿法郎,贝当对此表现很满意。
有了“马奇诺防线”,有了茫茫多的战壕、隧道和火炮,也就不需要什么装甲部队了。
时间来到1939年,欧洲风云突变,纳粹执掌下的德国重新崛起,已经吞并了捷克,并在9月1日全面进攻波兰,在强大装甲部队的引领下,德军势如破竹,短短四十天就灭亡了波兰,看到波兰的命运后,戴高乐再次呼吁建立装甲部队,依然没有回应。
其实法军坦克有3500辆之多,比德军还要多,问题出在认知落后上,法军将坦克当成移动炮台,分散到各个部队使用,难以形成合力,更没有“装甲部队”的概念。
德军则集中使用坦克,将坦克作为碾碎敌军阵地的尖刀,为此建立了第十九装甲军为代表的大批装甲部队,军长正是古德里安。
直到1940年3月,法国达拉第内阁倒台,新总理雷诺上台,才同意组建第一个装甲师:第四装甲师,由戴高乐任师长。
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短短两个月后,纳粹德国就开始了对法国的进攻。
法国和德军接壤的地区主要分为三个地形区:东部的山地、中部的阿登森林、临近比利时的西部平原区。
东部山地地势崎岖,易守难攻,这里也是“马奇诺防线”所在地,法军统帅部认为,德军不会把这里作为主攻。
在“马奇诺防线”以西,是阿登森林,地形狭窄不便展开兵力,也不太可能是德军的主进方向,西部平原区地势平坦,适合作为主攻,一战时德军就是这么干的。
这里我借用一下别人的制图,红色箭头所指就是平原区,圆圈内就是阿登森林,紫色线就是“马奇诺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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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盘上的战争
法军统帅部将重兵部署在了平原区,以及“马奇诺防线”,在阿登森林的兵力相对少,这里防御空虚。
德军制定了“曼施坦因计划”,分为ABC三个集团军群,其中C集团军群进攻“马奇诺防线”作为牵制,B集团军群佯攻平原区制造声势,A集团军作为主力,集中了包括第十九装甲军三内的3个装甲军,伺机突破阿登山区。
战斗打响后,英法联军果然被B集团军群吸引住,认为这是德军的主攻方向,这将是和一战一样的堑壕战,便将更多部队调往了平原区。
此举正中德军下怀,5月12日,A集团军群悄悄越过阿登山区,突然出现在军事重镇色当,毫无准备的法军战败。
德军立刻渡过马斯河,过河后是一大片平原,非常适合装甲部队作战,在古德里安的带领下,德军装甲部队开始了狂飙,每天推进40公里,直插英法联军后方。
英法军队彻底慌了! 沿途的英法军队并非没有抵抗,但都被德军强大的装甲力量碾碎,德军狂飙的速度越快,法军心理和物理防线的崩溃速度就越快。
20天后,法军被俘总人数已高达150万,仅古德里安的第十九装甲军就俘获了25万法军。
在法军大崩溃时,戴高乐的第四装甲师是为数不多还能取得战果的部队,他们先在塞纳河畔成功阻击了德军,随后又通过坦克突击,在索姆河南部击败一支德军,俘获数百人,戴高乐因功晋升为准将,并被火线提拔为国防部副部长。
不过一切都无济于事了。6月13日,德军进抵巴黎郊外,雷诺内阁倒台,以魏刚、贝当为首的投降派主导了政局。 贝当之所以要当法奸,主流说法是被一战打怕了。
一战虽然获胜,但法国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伤亡超过500万,其中死亡150万,当时法国总人口不过4000万,意味着打没了整整一代人,导致法国人对战争有了深深的阴影,贝当就代表了这种心理。
不过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
按照一战思维,一天能推进一两公里就不错了,而德军竟然能一天推进数十公里,简直难以想象,现实的降维打击令法国社会心理防线崩溃,有点类似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走出国门的人看到中外的巨大差距后,从精神上跪了。
恩师决意投降后,戴高乐苦劝无果,一边是恩师,一边是祖国,注定只能二选一,这成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对祖国的热爱最终战胜了对恩师的个人情感,他打定主意要抵抗到底,巴黎容不下自己,那就到外面去。
6月16日,贝当组建新内阁,继续让戴高乐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这给了戴高乐机会,他暗中联系好了英国人。
6月17日,英国将军斯皮尔斯要返回伦敦,戴高乐假装前往送行,就在飞机起飞的一瞬间,戴高乐突然跳上飞机,随后飞机快速升空,令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
贝当得知戴高乐跑了后极为震怒,先是缺席判处死刑,冷静下来后又决定:对死刑判决不予执行。
五天后,贝当正式签署投降协议,将整个法国北部交由德国控制,法国须无条件向德国供给食物、矿产资源和工业品,首都不能再设于巴黎,而是迁往南部小城维希,因此贝当治下的法国也被称为“维希法国”。
04 6月18日18时,身处伦敦的戴高乐通过广播电台向全法国发表演说:无论发生什么,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他宣布组建“自由法国”,成为第一个高举抵抗旗帜的人。
在举起第一面抵抗大旗后,来投奔戴高乐的人越来越多,不到一个月,“自由法国”就有了一支7000人的部队,已初具规模,是时候活动一下筋骨了。
当时西非的法国殖民地政府普遍是反对投降的,大多数选择了加入“自由法国”,但也有少数选择效忠“维希法国”,比如西非的塞内加尔,当地有个重要港口达喀尔,是西非的经济命脉。
戴高乐决定先拿达喀尔小试牛刀。 远征达喀尔需要海军支援,戴高乐找到了丘吉尔,丘吉尔拍着胸脯保证,派一百艘战舰支援,戴高乐很满意,然后他就傻眼了。
远征军出发当天,说好的一百艘战舰,最后只来了不到20艘,打了骨折不说,还都是些又老又破的船。 戴高乐气得吐血。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由于消息走漏,达喀尔的维希法军已经有了准备,导致登陆受阻,好不容易成功登陆后又遇上大雾,能见度极低,部队陷入一片混乱。
虽然戴高乐沉着冷静,成功将部队撤出了战场,没有受到太大损失,但这次失败还是打击了其声誉,很多人据此认为他成不了事,比如大洋彼岸的罗斯福,连“自由法国”内部都出现了挑战戴高乐的声音。
海军中将米塞利尔在投奔“自由法国”后,逐渐对戴高乐感到不满,他一个小小的准将,有什么资格领导我。
在英国人的支持下,1940年9月,米塞利尔公开要求与戴高乐平起平坐,否则他就带着海军出走。 戴高乐大怒,威胁要与英国断绝关系。
丘吉尔原本只想给戴高乐找点麻烦,好让“自由法国”内部互相制衡,并不想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最终英国人和米塞利尔让步了,大家商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米塞利尔仍留在委员会,戴高乐则担任委员会领导人。
米塞利尔并不消停,他又干了一票更大的。 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 紧邻美国东海岸有两个岛--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这两个岛属于法国,驻军效忠维希,却在美国家门口,相当不顺眼,戴高乐认为,美国可能借着反法西斯的由头,把两个岛给占了。
当他通过情报得知罗斯福确有此计划时,不禁暴跳如雷,这两个小岛必须属于法国,主权问题没得商量。
他派米塞利尔率军前去攻占这两个岛,只要被“自由法国”的军队控制,美国就失去了登岛的理由,然而米塞利尔却想攀上美国人。
他指责戴高乐的计划会破坏自己和美国人的关系,宣布辞去海军司令,以向戴高乐施压。 哪知戴高乐不按常理出牌,辞职? 批准了。
这下米塞利尔傻眼了,干脆躺地上打滚,老子不辞职了。
火上心头的戴高乐决定关他30天禁闭,此时英国人又上门了,希望他收回成命,戴高乐再次表现出强硬态度,这是法国内政,轮不到英国人插嘴,否则断绝一切往来。
丘吉尔起初装死,在和戴高乐僵持了半个月后,不得不妥协,因为也只有戴高乐能领导“自由法国”。
英国政府保证不再和米塞尔利有任何接触,米塞尔利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1942年7月,戴高乐将“自由法国”更名为“战斗法国”,以示将战斗到底,并大举派人到本土联系抵抗组织,一年后,本土抵抗组织大多宣布接受“战斗法国”的领导。
1942年1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北非的20万维希法军投降,这20万人接下来要被重新武装,归入到“战斗法国”旗下,极大地增强“战斗法国”的军力。
这就让英美感到不爽了,尤其是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强硬作风素来不满,希望另扶持一个人来对抗。
罗斯福选中了吉罗,吉罗在1940年被德军俘虏,后来越狱逃回法国,明面上效忠维希,暗中组织抵抗,不过名气远不如戴高乐,罗斯福试图让吉罗担任“战斗法国”军队的实控人,架空戴高乐。
吉罗很快就败下阵来,经过两年多的抵抗,戴高乐的名字已成为抵抗运动的象征,而大多数人并不认识吉罗。 从此,内部再没有人能挑战戴高乐。
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如何安排战后格局,成为了各国的焦点,戴高乐坚持法国在战后应保有大国地位,想法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40天投降的丢人表现,令罗斯福和斯大林都不认为法国有资格继续当大国。
1943年10月,美、苏、英、中四国发表《莫斯科宣言》,宣布在战后建立新国际组织,这是联合国的开端。
《宣言》中没有法国的身影,筹备联合国这么重要的事都没叫上法国,可见其地位低下,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联合国将只有四常。
戴高乐仔细分析局势后,先跑去和斯大林说,如果法国没有获得常任理事国,而英美是穿一条裤子的,国民党也将跟随美国,那安理会内部就是3比1,美国完全压倒苏联。
斯大林的痛点被击中了。 戴高乐又转头和丘吉尔说,战后的德国将成为废墟,苏联将控制半个欧洲,请问在欧陆上还有谁能阻挡苏联? 丘吉尔也被击中了痛点。
最后,斯大林和丘吉尔都同意给法国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双方都认为,此举能让局势变得平衡,不客气地说,法国的五常席位还真是戴高乐挣来的。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势如破竹,8月25日,“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率先进入巴黎,巴黎解放。
26日下午,戴高乐在凯旋门举行了“凯旋仪式”,带领众多士兵和市民从凯旋门一路步行至协和广场,留下了那张经典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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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中间最高者)走过凯旋门) 也许此时戴高乐的脑海中,会浮想起儿时父亲带着全家,在凯旋门前的场景。
法国解放后,戴高乐面临两大问题:处理恩师和恢复经济。 戴高乐对贝当的感情是复杂的,从民族大义上,他希望贝当伏法,但从个人情感上,又希望贝当能够善终。
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最终还是决定,不太过分的情况下内,帮贝当一把。
1945年,戴高乐将贝当的死刑改为了无期,这个结果对贝当而言已经很好了,他已89岁高龄,也活不了几年了。
6年后,贝当病死于监禁地时,戴高乐的副手蓬皮杜兴奋地向戴高乐报告说“贝当死了”。 没想到戴高乐的脸瞬间变得严肃起来,厉声说“是元帅死了”。
可见戴高乐心中依然是认可贝当的。 相比处理贝当,恢复经济更为复杂。
因战争的严重破坏和德国人多年的掠夺,1945年的法国,经济濒临崩溃,连食物都长期短缺。
为了恢复经济,戴高乐祭出了国有化,国有化对象首先是那些法奸企业,比如雷诺汽车,老板路易▪雷诺在二战期间主动为德军效力,是名副其实的法奸,戴高乐直接宣布没收。
而对于煤炭、金融、电力等重要基础行业,戴高乐则实行赎买式国有化,会付给不菲的补偿金。
戴高乐还宣布提高工人基础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一系列措施,法国人心迅速稳定下来,为战后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 正当戴高乐准备大干一场时,他却再次遭遇了背刺。
05 法国复国后,一个新的核心问题浮出水面,那就是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
戴高乐坚决主张真正的总统制,法国在1875年确立总统制后,大部分时间总统都受制于议会,是假总统制,真议会制。
戴高乐要“弄假成真”,自然不受议会欢迎,以社会党首的左派认为,总统制会导致独裁。 当然,真实原因是总统制会削弱议员们的地位。
为了把戴高乐搞下去,议员们团结起来,作为法国的拯救者,戴高乐民意支持率极高,直接攻击他风险太大,但戴高乐身边人却没有光环,把他们拔掉,戴高乐不就是光杆司令了?
很快,机会来了。 战后,法国有250万战俘归国,如何安置这些战俘是个棘手的事情,不管采用何种安置手段,都离不开一个“钱”字,而政府拨款需要经过议会。
司法部长弗雷内不断呼吁通过拨款,但议会却故意拖延,没钱自然就办不了事。
这引起了战俘们的不满,认为弗雷内办事不力,然后有人又添了一把火,组织战俘不断游行示威,要求弗雷内下台,令弗雷内名声扫地。
通过类似的手段,戴高乐政府的部长们被一个个批臭,一个个去职,政策越来越难以推行。
面对政敌的围攻,戴高乐的缺点暴露了,他在二战前只是个准将,根本不算国家高层。
对于国家机器如何运作,政坛争斗如何应对,他并没有什么经验,说是政坛小白不为过。
他以为只要有人民的支持,就不用惧怕政敌攻击,他多次发表公开讲话,号召人民支持。
而他每一次发表类似讲话,实际上都会让政敌愈发看穿他,看穿他在政治上稚嫩的一面。 最后,不再客气的议会直接提出了一个令戴高乐炸锅的方案:取消总统的全部权力。
等于废了总统。 你要真总统制,那我们就废了总统,方案还在议会决议中通过了,尽管不会真的实行,但也体现了议会的态度: 你能咋滴?
戴高乐知道,自己一时半会是斗不过这帮大爷的,得回去闭关修炼。
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宣布辞职,开始了长达12年的闭关,在此期间甚少过问政事,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然而所有人都知道,他只是在等待。
戴高乐离开后,失去了共同敌人的各党派立刻开始了互撕。
从1946年1月到1958年10月的12年里,法国更换了多达23届内阁,最长的一年,最短的两天,今天左,明天右,后天中间派,法国人都麻了。
政局的混乱带来了政策的混乱,难以应对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
在这短短的12年里,法国遭遇了两次经济危机,分别是1952-1953经济危机和1957-1958经济危机,每一次都对经济造成不小的打击。
以1952-1953年经济危机为例,直接令全国工业生产下降了6%,要知道,二战后的20年里,正是西方国家的黄金年代,经济和工业每年都是稳步增长的,无非是增长多少的问题。
下降则是十分罕见的,法国连续下降了两次,可见问题之严重,整个50年代,法国的工业发展速度都不甚理想,不仅低于日本,也低于隔壁的德国。
工业发展速度不理想,自然工资涨幅就不如人意,甚至要裁员降薪,于是罢工此起彼伏。
为了维持福利,各政党不断增加预算,导致赤字飙升50年代一直维持在百亿法郎以上,已经突破当时法国GDP的5%,明显超过了3%的警戒线。
比起国内的问题,殖民地问题更令法国头大。 二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法国政府想阻止,但又阻止不了。
先是重返中南半岛遭遇惨败,然后是1956年联合英国入侵苏伊士运河区,结果在美苏的压力下被迫撤军,颜面扫地。 致命一击来自阿尔及利亚。
1954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爆发,到1956年,不断采用游击战法袭击法军的独立者们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这令法国人心急如焚。
1830年沦为法国殖民地后,因靠近法国,法国直接把阿尔及利亚当本土来建设,许多法国人移居当地,到50年代,600万人口中,法国人已占百万。
由于移民数量多,且统治了一百多年,法国社会并不把阿尔及利亚视为殖民地,而是直接看做本土,难以接受其独立。
为保住阿尔及利亚,法国政府投入了40万军队,但在当地人的激烈抵抗下,非但没能消灭独立者,反而因军费开支浩大严重拖累了财政。
眼看打不赢,法国政府动了私下接触独立组织的心思,不料消息走漏,引发了军队的强烈不满。
1958年5月13日,驻阿法军大头目雅克·马絮发动政变,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并谴责法国政府是卖国。 科西嘉岛的空降兵部队也发动政变,控制了该地。
法国政府试图镇压,却发现法军根本不听自己的,而法军的要求--“保住阿尔及利亚”,又做不到,两难之下,法国政府和各党派彻底没招了。
面对空前的危机,必须由一位有威望的人来进行领导,暂时止住叛乱势头,才能解决问题。 彼时的法国,论威望不会有人比戴高乐更高,12年的闭关,他等的就是今天。
戴高乐表示,要我收拾烂摊子可以,但必须实行总统制,各党派心不甘情不愿,却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958年6月1日,戴高乐重新出山,这一次他成熟了许多,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手法堪称教科书级别。
他首先视察了驻阿法军,并赞扬他们所做的努力,然后承认了阿尔及利亚邻居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并通过媒体大肆宣传,以此降低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将来独立的反感。
在公开场合,戴高乐频频暗示阿尔及利亚将要独立,以此来测试公众的态度,火候到了后,再将阿尔及利亚独立付诸公投,赞成的人达70%。
经过四年的准备,阿尔及利亚最终在1962年独立,法军没有再次发动政变。
当然,戴高乐不是大善人,他内心并不希望阿尔及利亚独立,他希望保留整个法兰西殖民帝国。
二战时,当盟军决策要在北非登陆后,戴高乐极为不满,认为北非是法国的殖民地,应该由自己来解决,盟军只需要协助即可。
英美最终没有给面子,为此,戴高乐和丘吉尔吵了一架。
现在同意独立,无非是知道大势所趋,与其阻止独立,不如想想怎么在独立后保住既得利益。
戴高乐的办法有两招,首先是搞破坏。
法国殖民者在离开阿尔及利亚前,进行了大肆破坏,将当地的工厂、机器等重要设施和设备砸掉或运走,总之不能留给当地人。
此举直接导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陷入了经济危机,被迫求助于法国,这样的破坏不仅存在于阿尔及利亚,也存在于其他殖民地。
比如,法国人离开几内亚前,毁掉了当地的一切,有人形容“连一张纸都不放过”。
这些贫穷弱小的国家根本经不起这样折腾,往往一独立就陷入了危机,只能把法国人请回来。
第二招是事实控制。
在戴高乐的主导下,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规定法国商品在阿国享有关税优待,阿国境内的油气资源法国优先开采等一系列特权。
对阿尔及利亚这种依赖油气的国家来说,控制了油气等于控制经济命脉。
在西非,法国除了继续垄断原殖民地国家的矿产,还强迫他们加入法郎区,使用非洲法郎作为法定货币,并设立了西非央行和中非央行。
这两个由法国控制的央行就是他们的法定央行,拥有货币发行权,等于控制了他们的金融。
这些都是强制的,不答应后果很严重。
1963年,多哥开国领袖奥林匹欧试图退出非洲法郎区,自主发行货币,然后他就知道了戴高乐的手段。
一群法军的多哥籍老兵退伍后,要求加入多哥军队,奥林匹欧认为,这些人长期效忠法国,加入多哥军队会是个不稳定因素,因此拒绝了。
然后这群老兵绑架了奥林匹欧,并将其撕票。
通过一系列不光彩的手段,法国继续控制着原殖民地国家。
但仅仅继续控制殖民地,不足以让法国维持大国地位,戴高乐还必须做一件重要的事:让法国重新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
二战后,美国主导成立了北约,北约各国的军队要接受北约的指挥和领导,考虑到北约的主导者是美国,实际上等同于军队被美国控制。
法国就是其中之一。
戴高乐重新掌权后,就筹划着摆脱美国控制,在戴高乐看来,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维系大国地位。
他需要一个和美国开撕的理由,没有理由那就创造理由,戴高乐要求成立“大西洋理事会”,主导一切大西洋事务,成员只有英美法三国。
这等于公开要求和美国平起平坐,此时的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二战期间,两人就有过多次不愉快的经历,艾森豪威尔不出所料地拒绝了。
这让戴高乐有了搞事情的理由,作为报复,1959年3月,戴高乐宣布从北约撤回法国地中海舰队,此举出乎美国的意料,为了拉住法国,艾森豪威尔提出将核武器在欧洲的部署否决权交给法国。
这个筹码不算小了,但戴高乐看不上。
1959年7月,法国政府宣布驱逐美国驻法轰炸机部队。
这下艾森豪威尔急了,经过内部商讨后,提出可以将原子弹卖给法国,不过条件是法国必须留在北约,原子弹的使用须经美国同意。
如果同意美国的条件,那法国的原子弹计划就要被放弃,这是戴高乐所不能接受的,实际上,此时法国的原子弹计划已经离成功没有几天了。
1960年2月,法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不需要美国卖了,戴高乐的腰杆更硬了。
看到原子弹没有了吸引力,美国又提出将“北极星”导弹卖给法国,这是世界上第一种能搭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法国虽然有了原子弹,却还没有弹道导弹,核武器怎么发射出去还是个问题。
这也是个相当不错的筹码,美国人的条件是相同的,卖给你可以,使用时须经美国同意。
戴高乐再次拒绝,表示核武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坚决推动法国的弹道导弹计划。
1965年初,法国第一种弹道导弹S1研制成功,从此具备了真正的核打击能力,退出北约的条件已经成熟。
不久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收到了戴高乐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明确说“停止将法国军队置于北约的支配之下”,也就是退出北约。
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再到约翰逊,三任美国总统均以为戴高乐闹事只是想要点糖,那就给点糖,哄哄他好了,根本没想到戴高乐真的会退出北约,所以当约翰逊读到信后,脸都绿了,大骂法国“忘恩负义”。
比起退出北约,戴高乐干过最令美国人咬牙切齿的事情是:带头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
戴高乐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因,和当时的形势有关。
当时的西欧形势和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德国的分裂让其无力挑战法国,法国才是西欧老大。
法国知道,单靠自己很难直接挑战美国,但如果联合整个西欧大陆,形势就不同了。
从1950年开始,欧洲陆续成立了煤钢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尤其是法国发起的经济共体体,令西欧各国之间关税大幅减少,贸易大为便利,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鉴于法国的经济规模最大,它事实上是组织内的老大。
这就使得法国的货币---法郎,在西欧的使用量不断增加。
法郎如果要让法郎国际化,必然和美元形成竞争关系,这是矛盾的根源。
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时期,戴高乐就不赞同布雷顿森林体系,只不过那时他寄人篱下,还指望英美援助,没法公开反对。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给了美元强大的国际地位,但也导致了一个问题--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
美元想保有国际化地位就必须维持高币值,而高币值会打击出口,战后西欧经济恢复,出口不断增加,严重冲击了美国工业,导致其每年30-4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上千亿美元。
加剧的贸易赤字又令美元开始贬值,1965年,随着美元贬值进一步加剧,戴高乐认为时机已到,他下令将大量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初期就兑换了大约15亿美元。
如果仅仅是这样,对美国还没有太大伤害,真正令美国破防的是,戴高乐顶着美国的压力,从美国运回了3000吨黄金,为了防止美国人不给,他特意让军舰去,摆出一副撕破脸的架势。
美元能兑换黄金的前提是,美国拥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二战后美国一度拥有接近两万吨的黄金储备,足以确保美元的兑换能力。
但随着多年的贸易赤字,黄金储备不断减少,到1965年时,已经下降到了1万吨出头,经不起太大折腾了。
戴高乐在此时运回3000吨黄金,相当于总储备的三分之一左右,比例相当大。在法国的带动下,市场认为美元将要大贬值,纷纷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来保值,导致美国黄金储备进一步下降,美元进一步贬值。
最糟糕的时候,美国官方手中的黄金只剩3000吨出头,布雷顿森林体系事实无法维持,这一票令戴高乐名垂青史,大大风光了一把。
然而,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的,戴高乐的风光背后,是高昂的成本。
无论是研发原子弹还是维持独立的法国军力,都需要大笔大笔的钱,这导致其任内财政赤字问题难以改善,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只能采取紧缩措施。
比如,法国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长期没有提高甚至有所降低,令农民愈发不满。
为了维持法国独立的工业体系,不得不采取宽松的信贷政策,这又导致了通胀,其任期内通胀始终在3%以上,某些年份会上升到4%。
在经济增长比通胀高得多的时候,人们还可以忍受,但高增长不可能一直持续,1966年后,法国经济开始减速,增长率下降到4%出头,经济增长的成果就已经难以覆盖通胀了,于是不满越来越多,并最终在1968年的5月被彻底释放。
法国在战后出现了婴儿潮,婴儿潮一代在1967年左右开始大量毕业,而经济减速导致不少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甚至没有工作。
婴儿潮一代上大学的比例明显高于以往,他们所处的年代条件更好,思想自然也更开放,但令他们感到不满的是,当时法国的大学还采用天主教式的管理办法。
比如,男女要分开上课等等,戴高乐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无意改变大学管理制度。
1968年3月,巴黎农泰尔学院的一群学生占领了教学楼,要求改变天主教式管理制度,随后口号越来越多,诸如反对越南战争等等。
一开始,戴高乐不以为意。
不过出乎他意料的是,抗议者越来越多,开始遍布全国,5月3日,巴黎的警察和集会人群发生冲突,导致了流血事件,一下子变得不可收拾。
工人开始罢工声援集会人群,最后罢工人数发展到多达百万,遍布各行各业,给法国社会秩序带来了极大的混乱。
政敌们瞅准机会,趁机批评大骂戴高乐,历来对戴高乐咬牙切齿的美国瞅准机会,狠狠地捅了戴高乐一刀。
当初戴高乐将大量黄金从美国运回法国,宣布在法国实行金本位制,也就是法郎可以直接兑换成黄金,以法国的国力和黄金储备,此举是相当勉强的,这是一个明显的漏洞。
骚乱在全国爆发后,美国控制的媒体开足马力,宣传法国即将陷入内乱,并带头抛售法郎,将法郎换成黄金,令法郎短时间内贬值30%,法郎金本位的寿命被终结。
以戴高乐之道还戴高乐之身。
美国这一刀让戴高乐意识到,无法通过正常的手段平息事态了,于是他解散议会,提前选举,结果以75%的得票率大胜,成功连任。
事情虽然就这样被平息了,大选也再次证明了戴高乐在群众中的支持度,但这场风暴依然重挫了戴高乐的威望。
在此之前,任何人想要批评戴高乐,都得掂量掂量。
这件事之后,批评戴高乐不再有任何顾忌,于是一顶又一顶帽子被扣上,戴高乐的性格决定了,他对多党制下的政治攻击深恶痛绝,借着大选胜利,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他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改革方案:国会议员由总统任命。
改革方案一经提出,不光反对派,连戴高乐阵营内部都炸了,为了能成功,戴高乐赌上了自己的最后筹码,他要求将改革方案进行公投,并承诺如果没有通过,自己就辞职。
投票前,几乎所有媒体都预测,这样过于激进的方案很难通过,最终会以微弱优势被否决,戴高乐心中也没底,预先准备好了辞职公告。
1969年4月28日,公投结果公布,戴高乐的改革方案不出所料,以5%的劣势被否决。
尽管心情苦闷,但戴高乐仍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当天11时,他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回到了科隆贝教堂村,此后便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
一年半后,这位法兰西的拯救者、一代传奇领导人因心脏病与世长辞,享年80岁。
为纪念戴高乐,巴黎政府宣布将凯旋门所在的广场命名为“戴高乐广场”。
葬礼当天,巴黎正下着倾盆大雨,但数十万人仿佛无视这一切,他们手挽着手,抬头挺胸,从凯旋门前走过,重现戴高乐走过凯旋门、解放巴黎的一幕,以表达对戴高乐的尊敬。
戴高乐的一生是幸运,不是十全十美,但数十年的叱咤风云,几乎以一己之力为法国重新赢得大国地位,绝对称得上辉煌;
但戴高乐又是不幸的,他一直不被理解,或许正如他曾经在高等军事学院里所说的那样,“强有力的人物往往难以相处,他们往往不得人心,他们的话往往得不到赞同。”
这段年少轻狂的话,无意中成为了他一生的缩影。
没有人能否认他的伟大,即使是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他对法国的贡献,法国的五常席位、在后来的数十年里继续保有非洲的殖民收益,这一切如果没有戴高乐,是不可想象的。
戴高乐死后,没有留下太多的物质遗产,但他给法兰西留下了足够丰厚的精神遗产: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对抗美国的控制。
这些精神遗产被统称为:戴高乐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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