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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8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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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8 16:00:00
# 腐败加无能，民国抗洪连清朝都不如
原创 潮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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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梦龙
最近《八佰》的上映让网上这两年沉寂不少的“果粉”群体又开始活跃起来，很多类似XX才是抗日主力的骨灰级段子又开始传播。前阵我们发布了一篇 [
《1954保卫大武汉》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5NjE3MzI5NQ==&mid=2247492117&idx=1&sn=b4f9ac632a9f8c2f1411aee8b1941af1&chksm=c007b795f7703e83e9db884dd9f61f2e4de64d568336a7a1314a079fbbd129d054e3d4b4c66c&scene=21#wechat_redirect)
，今天我们讲讲近代以来从清末到民国的防洪历史。从一个侧面看看一些人口中的“黄金时代"。
堤防的重要我们都知道，稍有不慎，那就是“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而旧中国堤防的魔幻之处就在于不挡洪水，反而摇身一变成了吃人的老虎，防洪防到比洪水还要命。
清末道光年间到49年的一百多年就是我们常说的近代，说一句多灾多难不为过。从防汛的角度说那就是明明没钱修堤坝，偏偏洪水还大到要命，典型的屋漏偏逢连夜雨。老话说天灾人祸，这么严重的天灾恐怕也要说一句在劫难逃，大自然报复的时刻到了。
近代的一百年一般认为是最近一千年来中国自然灾害的一个高峰，这和人口爆炸对自然的空前压力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土豆，番薯等引入中国以来，最大的影响倒不是产量面积增加了多少，而是各种以前没法利用的荒山陡坡都能勉强种上粮食了，代价就是过度开垦，水土流失。原来可以蓄水泄洪的湿地，沼泽，浅滩，湖泊大规模的围垦造田，黄河叠高，长江变窄，为了维持漕运，整个淮北直接变成了淮泛区。这种情况下，洪水不大才奇怪。
唐朝到清末的一千多年，长江平均每二十年有一次大的洪水，到了清末民国，变到五年一次，黄河则增加到一年一泛滥的程度，每年江河洪水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虽然大环境这么差，但河防从救灾变成害人就要从清末的河道败坏说起。清朝治理黄淮算是有所成就，出了于成龙，陈潢，朱之锡，粟毓美好几个名臣，连林则徐也做过河工，但到了清末只能说大势已去。最为当时老百姓切齿和匪夷所思的要数本该主管防汛救灾的河道官员半夜偷偷派人决堤，导致汛期时官民顾不上防洪先要彼此打仗。老百姓不死于眼前洪水，反而死在偷掘堤坝的官兵手上。
这种偷掘无非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求财，一种是保官。清代治理河道还是颇有成法的，年年考核，落实军法，决口的免职，堵不上的发配充军，一直到砍头。应该说，当时对河防是当头等大事来抓的。比如和珅都要被处死了，给皇帝写遗言都要说“他时唯口安澜日,记取香魂是后身”。这说的就是河道的事情，表示死后还要效力，好给家人留个余地。但无论多好的制度，年深日久空子想钻都是有的。
当时的河道官员是以奢侈出名的，这种奢侈有些享受都超过了皇帝，比如说几天几夜菜不重样的大宴会，家家都有的专属戏班，政府部门一年买黄杨木牙签都能报账几千两。当时的河道和盐商在饮食消费上是引导了全国风气之先。而这些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自然是从堤坝的日常维护中克扣出来的。克扣多了，大坝失修，就难免出事情，但怎么决口就有学问了。
一种是当事官员看汛期大坝撑不住，主动派人偷掘，让水在不要害的地方先放掉，等于给大坝减压。还有一种更恶劣，是运气好，几年不决口了，但是不决口就没办法平账。一旦遇到财务审核，当官的就干脆自己在汛期派人把大坝薄弱处掘开来，好把账平掉。
这种决口，不是老专家你还干不了。按照当时规定，堤防决口了，当事人要就地免职，但允许戴罪立功。你能把决口堵上了，可以将功折罪，最多是影响提拔。可这样做一票，涉及的钱粮往往上百万两，不过是晚升一两年官，就够一群人吃三代，难免要让人动心。虽然都是老专家，挑选有把握的口子，免得真堵不上丢了官帽子。可洪水这种事情谁也不敢打包票，有时候难免失手，最后就要免掉几个高官，就当为大家做牺牲了。真正要命的是，这种事情都是后半夜瞒着人偷偷做的，就算小口子，淹死几百上千人也是难免，吃苦的就是河边的老百姓。
这种掘的一般是官堤，老百姓有时候也听天由命，但还有一种掘的是老百姓的私堤。当时人口压力大，老百姓就不免要向江河要土地，自己集资把河岸或者沙洲围起来，种上粮食。这些沙地都是黑户，不用交税，就能养活不少人。当然这也影响河道安全，真正种地的老百姓还是要交租子的，就要交给管理河道的官员和当地的乡贤，就当交保护费。
汛期的时候，官守官堤，民守民堤，本来两不相干。但有时候，官堤偷工减料多了，为了泄洪，就会去偷偷掘民堤。这种情况下，护堤的老百姓也只能武装起来，严防官府盗掘。这种还算好，真正可怕的是一些有抱负的官员，他们确实不贪不腐，可路线错误，能力越大越反动，自古以来都这样。
清末河防压力极大，到了不改不行的程度，穷则思变。当时有一种主张，就是河道，特别是黄河作为地上悬河已经没办法治理了，要怎么办，就是要拓宽河道。那河道为什么窄，老百姓和江河争地，河道被束缚住了。拓宽河道恢复到秦汉以前黄河的自然状况，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水患是这一派的主张。这个主张影响很大，最极端的大概是后来的黄万里，他干脆主张连黄河大堤都不要了，直接让黄河水在华北平原上流，自然没有水害了。不过，当时的官员从实际出发，也普遍也认为官堤和民堤存在冲突，至少应该把河道放宽到官堤的范围内。
这种主张不能说错，实际上新中国建立后治理黄河也是这么做的，迁走百姓，废民堤，守官堤，清淤河道。可问题是山东官员太讲政治，胆子也太大，敢为天下先。清末的山东官员在没有迁走老百姓的前提下也敢用这套主张。著名的清末讽刺小说《老残游记》就写了当时的山东巡抚有意废除民堤，事先加固官堤，把原本守民堤的人员都撤走了，又不通知老百姓，唯恐老百姓动员起来，自己守民堤。
结果是坐视两岸官堤内的几十万老百姓睡到半夜被洪水冲毁家园，死伤无数，几十万灾民无处谋生。那些困在水里饿急的，干脆跳水自尽，侥幸活下来的，只能卖儿卖女，就连地主家的女儿也只能送进窑子。这种情形虽然不是自己决堤，敢这么做的还真就只能是自负的清官。但这种蛮干的清官和为了贪图钱财半夜决堤的贪官相比，危害要大的多。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灭亡，进入民国，中国的水利防汛就算彻底垮了。清王朝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至少中央政府的权威还存在，也有一些贤能的官吏做了不少实事。比如张之洞任两湖总督，1904年就一次性投入80万两修建了武昌南北大堤和汉口后湖大堤，又聘请美国专家白雷尔等人在湖北一省开辟五处林场，植树造林二百万株。
**可惜，张之洞主持的是新中国建立前长江大堤的最后一次全面整修。**
清末，北洋，民国三者的差别，汉阳钢铁厂的遭遇颇能说明。清末张之洞花费巨资修建了亚洲第一的汉阳钢铁厂，但是长期亏损。过去的说法是选址有问题，配套的煤矿不合格。一百年后我们才知道是负责供煤的盛宣怀把好煤都卖给了日本人，把差煤供应汉阳厂才导致迟迟不能出钢。清末算是一边建设一边腐败，好歹有点建设。进入北洋，盛宣怀先是借口亏损把钢厂抵押给日本财团，后来政府要求要把钢厂收归中央所有，他干脆直接把钢厂破产卖给日本人成为代工厂，在日本人管理下倒是产钢盈利了。最后南京政府还没来得及恢复生产，抗战爆发，为避免汉阳钢铁厂落入侵华日军之手，只能全部炸毁。
民国的江河堤防就一个字乱。最典型的就是清末民埝围垦还有所限制，民国以后就全面放开。各地为敛财拼命收钱办照，河道的挤占激增，防汛压力更胜过清末。加上中央拨款长期不到位，地方自力防汛，一盘散沙，根本无力进行系统性的整修，只能是年年决口，年年堵口，直接从防灾走向给洪水擦屁股。
民国唯一比前清进步的大概是官兵偷掘官堤的逐渐减少了。因为清代河防体制崩溃以后，民国河工几乎是明着偷工减料，而且水势太大，几乎年年决口也就没必要偷掘了。清末再河防怎么混乱，决口了还要惩处当事人，民国就经常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有时还会上演闹剧。
比如1935年荆江大堤决口。堤工局长徐国瑞防汛无能，平时又克扣太过，堤坝被老百姓称为豆腐坝。关键时刻，堤工局和督察署闹矛盾，地方上不肯调民工上堤巡护，全指望和尚上坝对着长江念经保平安，让人把整筐的面食抛入江水里，求蛟龙吃饱了不要折腾。最后一溃千里，荆州被大水围城，死伤惨重。
徐国瑞见民怨沸腾，生怕被老百姓打死，就让亲信放出风声，说这一年的大水是因为督察专员雷啸岑五月份在禹王庙老百姓求雨的时候挖掉了庙里的土丘，是宝物息壤，导致洪水泛滥。趁愤怒的老百姓围堵专署的时候，徐国瑞逃亡沙市投奔第十军军长徐源泉。第十军与当地专署矛盾极大，就为堤工局撑腰。
最后第十军出动特务团把当地行署包围，雷啸岑只能孤身乘坐英国轮船逃亡到南京，在上海发表《荆州洪水围城记》，宣称自己是顶着第十军的枪林弹雨逃出来的。第十军就在武汉刊登《驳洪水围城记》，隔空打笔墨官司。大堤溃决一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徐国瑞一直管理荆江大堤到1945年，因抗战期间投靠汪伪被免职，不久病死。
民国半夜决堤的主力在民间，目的为了泄洪保堤。当时长江两岸每到汛期，水势一高，两岸居民就要严防死守。两岸后半夜趁着江雾，派出壮丁坐小船过江，偷掘对方堤坝，有时候干脆是明火执仗大部队冲杀过去，靠牺牲对岸来保护自己。
民国防洪没有能力，在借防洪捞钱上倒比清末变本加厉起来。比如1931年长江大水，淹死十多万人，灾民以百万计。事后当局赈济无方，南京特拨赈济款40万，本来就杯水车薪，刚刚拨付就不知去向。湖北各县反而以合拢决口修复大堤为由，在各地抓壮丁，这些壮丁在工地上不管吃不管住，搞得灾民只能四处逃亡。最后实在抓不到民工，就按亩加税，大肆敛财，反比往年加征赋税一成有余。
1945年底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威望如日中天，可惜不到一年就原形毕露。民国年间，黄河大坝的两次大决口都是国民政府官掘的。一次是著名的花园口掘堤，一次是46年底为了进攻山东解放区，国民政府再次以水代兵，掘范县、寿张、张秋、东阿四县河堤。就冲这一点，国民政府不人心尽失才怪。倒是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修整了长江大堤。
不过可笑的一幕是由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最后修复长江大堤付钱的实际是美国人，直接用美国援助的面粉雇工修堤。这些面粉绝大部分被经办人用各种手段贪墨，就连最低级的办事员也想办法让全家都出现在雇工花名册上吃空饷。民间戏称当时的长江大堤是美国面粉堆起来的，消耗的面粉能堆起三座大堤，
**结果46年起，面对长江连年大水，大堤真像面粉堆得一样，一冲就垮。**
应该说，水利堤防是一个要举国一致才能完成的大事业，它也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视角。旧中国的堤防乱象，就是旧中国每况愈下的写照。从清末到民国，
**从这样一个侧面，我们也不难看出民国的成色如何。南京政权远没有资格称得上一个中央政权，**
而对民国的评价，我想汉书对王莽新朝的评价是十分合适的，所谓“紫色蛙声,余分闰位”，伪定一时，为王前驱而已。整个中国的国家体制自清末崩溃后，要一直到新中国才重新建立起来，开启一个复兴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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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的重要我们都知道，稍有不慎，那就是“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而旧中国堤防的魔幻之处就在于不挡洪水，反而摇身一变成了吃人的老虎，防洪防到比洪水还要命。
清末道光年间到49年的一百多年就是我们常说的近代，说一句多灾多难不为过。从防汛的角度说那就是明明没钱修堤坝，偏偏洪水还大到要命，典型的屋漏偏逢连夜雨。老话说天灾人祸，这么严重的天灾恐怕也要说一句在劫难逃，大自然报复的时刻到了。
近代的一百年一般认为是最近一千年来中国自然灾害的一个高峰，这和人口爆炸对自然的空前压力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土豆，番薯等引入中国以来，最大的影响倒不是产量面积增加了多少，而是各种以前没法利用的荒山陡坡都能勉强种上粮食了，代价就是过度开垦，水土流失。原来可以蓄水泄洪的湿地，沼泽，浅滩，湖泊大规模的围垦造田，黄河叠高，长江变窄，为了维持漕运，整个淮北直接变成了淮泛区。这种情况下，洪水不大才奇怪。
唐朝到清末的一千多年，长江平均每二十年有一次大的洪水，到了清末民国，变到五年一次，黄河则增加到一年一泛滥的程度，每年江河洪水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虽然大环境这么差，但河防从救灾变成害人就要从清末的河道败坏说起。清朝治理黄淮算是有所成就，出了于成龙，陈潢，朱之锡，粟毓美好几个名臣，连林则徐也做过河工，但到了清末只能说大势已去。最为当时老百姓切齿和匪夷所思的要数本该主管防汛救灾的河道官员半夜偷偷派人决堤，导致汛期时官民顾不上防洪先要彼此打仗。老百姓不死于眼前洪水，反而死在偷掘堤坝的官兵手上。
这种偷掘无非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求财，一种是保官。清代治理河道还是颇有成法的，年年考核，落实军法，决口的免职，堵不上的发配充军，一直到砍头。应该说，当时对河防是当头等大事来抓的。比如和珅都要被处死了，给皇帝写遗言都要说“他时唯口安澜日,记取香魂是后身”。这说的就是河道的事情，表示死后还要效力，好给家人留个余地。但无论多好的制度，年深日久空子想钻都是有的。
当时的河道官员是以奢侈出名的，这种奢侈有些享受都超过了皇帝，比如说几天几夜菜不重样的大宴会，家家都有的专属戏班，政府部门一年买黄杨木牙签都能报账几千两。当时的河道和盐商在饮食消费上是引导了全国风气之先。而这些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自然是从堤坝的日常维护中克扣出来的。克扣多了，大坝失修，就难免出事情，但怎么决口就有学问了。
一种是当事官员看汛期大坝撑不住，主动派人偷掘，让水在不要害的地方先放掉，等于给大坝减压。还有一种更恶劣，是运气好，几年不决口了，但是不决口就没办法平账。一旦遇到财务审核，当官的就干脆自己在汛期派人把大坝薄弱处掘开来，好把账平掉。
这种决口，不是老专家你还干不了。按照当时规定，堤防决口了，当事人要就地免职，但允许戴罪立功。你能把决口堵上了，可以将功折罪，最多是影响提拔。可这样做一票，涉及的钱粮往往上百万两，不过是晚升一两年官，就够一群人吃三代，难免要让人动心。虽然都是老专家，挑选有把握的口子，免得真堵不上丢了官帽子。可洪水这种事情谁也不敢打包票，有时候难免失手，最后就要免掉几个高官，就当为大家做牺牲了。真正要命的是，这种事情都是后半夜瞒着人偷偷做的，就算小口子，淹死几百上千人也是难免，吃苦的就是河边的老百姓。
这种掘的一般是官堤，老百姓有时候也听天由命，但还有一种掘的是老百姓的私堤。当时人口压力大，老百姓就不免要向江河要土地，自己集资把河岸或者沙洲围起来，种上粮食。这些沙地都是黑户，不用交税，就能养活不少人。当然这也影响河道安全，真正种地的老百姓还是要交租子的，就要交给管理河道的官员和当地的乡贤，就当交保护费。
汛期的时候，官守官堤，民守民堤，本来两不相干。但有时候，官堤偷工减料多了，为了泄洪，就会去偷偷掘民堤。这种情况下，护堤的老百姓也只能武装起来，严防官府盗掘。这种还算好，真正可怕的是一些有抱负的官员，他们确实不贪不腐，可路线错误，能力越大越反动，自古以来都这样。
清末河防压力极大，到了不改不行的程度，穷则思变。当时有一种主张，就是河道，特别是黄河作为地上悬河已经没办法治理了，要怎么办，就是要拓宽河道。那河道为什么窄，老百姓和江河争地，河道被束缚住了。拓宽河道恢复到秦汉以前黄河的自然状况，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水患是这一派的主张。这个主张影响很大，最极端的大概是后来的黄万里，他干脆主张连黄河大堤都不要了，直接让黄河水在华北平原上流，自然没有水害了。不过，当时的官员从实际出发，也普遍也认为官堤和民堤存在冲突，至少应该把河道放宽到官堤的范围内。
这种主张不能说错，实际上新中国建立后治理黄河也是这么做的，迁走百姓，废民堤，守官堤，清淤河道。可问题是山东官员太讲政治，胆子也太大，敢为天下先。清末的山东官员在没有迁走老百姓的前提下也敢用这套主张。著名的清末讽刺小说《老残游记》就写了当时的山东巡抚有意废除民堤，事先加固官堤，把原本守民堤的人员都撤走了，又不通知老百姓，唯恐老百姓动员起来，自己守民堤。
结果是坐视两岸官堤内的几十万老百姓睡到半夜被洪水冲毁家园，死伤无数，几十万灾民无处谋生。那些困在水里饿急的，干脆跳水自尽，侥幸活下来的，只能卖儿卖女，就连地主家的女儿也只能送进窑子。这种情形虽然不是自己决堤，敢这么做的还真就只能是自负的清官。但这种蛮干的清官和为了贪图钱财半夜决堤的贪官相比，危害要大的多。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灭亡，进入民国，中国的水利防汛就算彻底垮了。清王朝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至少中央政府的权威还存在，也有一些贤能的官吏做了不少实事。比如张之洞任两湖总督，1904年就一次性投入80万两修建了武昌南北大堤和汉口后湖大堤，又聘请美国专家白雷尔等人在湖北一省开辟五处林场，植树造林二百万株。
**可惜，张之洞主持的是新中国建立前长江大堤的最后一次全面整修。**
清末，北洋，民国三者的差别，汉阳钢铁厂的遭遇颇能说明。清末张之洞花费巨资修建了亚洲第一的汉阳钢铁厂，但是长期亏损。过去的说法是选址有问题，配套的煤矿不合格。一百年后我们才知道是负责供煤的盛宣怀把好煤都卖给了日本人，把差煤供应汉阳厂才导致迟迟不能出钢。清末算是一边建设一边腐败，好歹有点建设。进入北洋，盛宣怀先是借口亏损把钢厂抵押给日本财团，后来政府要求要把钢厂收归中央所有，他干脆直接把钢厂破产卖给日本人成为代工厂，在日本人管理下倒是产钢盈利了。最后南京政府还没来得及恢复生产，抗战爆发，为避免汉阳钢铁厂落入侵华日军之手，只能全部炸毁。
民国的江河堤防就一个字乱。最典型的就是清末民埝围垦还有所限制，民国以后就全面放开。各地为敛财拼命收钱办照，河道的挤占激增，防汛压力更胜过清末。加上中央拨款长期不到位，地方自力防汛，一盘散沙，根本无力进行系统性的整修，只能是年年决口，年年堵口，直接从防灾走向给洪水擦屁股。
民国唯一比前清进步的大概是官兵偷掘官堤的逐渐减少了。因为清代河防体制崩溃以后，民国河工几乎是明着偷工减料，而且水势太大，几乎年年决口也就没必要偷掘了。清末再河防怎么混乱，决口了还要惩处当事人，民国就经常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有时还会上演闹剧。
比如1935年荆江大堤决口。堤工局长徐国瑞防汛无能，平时又克扣太过，堤坝被老百姓称为豆腐坝。关键时刻，堤工局和督察署闹矛盾，地方上不肯调民工上堤巡护，全指望和尚上坝对着长江念经保平安，让人把整筐的面食抛入江水里，求蛟龙吃饱了不要折腾。最后一溃千里，荆州被大水围城，死伤惨重。
徐国瑞见民怨沸腾，生怕被老百姓打死，就让亲信放出风声，说这一年的大水是因为督察专员雷啸岑五月份在禹王庙老百姓求雨的时候挖掉了庙里的土丘，是宝物息壤，导致洪水泛滥。趁愤怒的老百姓围堵专署的时候，徐国瑞逃亡沙市投奔第十军军长徐源泉。第十军与当地专署矛盾极大，就为堤工局撑腰。
最后第十军出动特务团把当地行署包围，雷啸岑只能孤身乘坐英国轮船逃亡到南京，在上海发表《荆州洪水围城记》，宣称自己是顶着第十军的枪林弹雨逃出来的。第十军就在武汉刊登《驳洪水围城记》，隔空打笔墨官司。大堤溃决一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徐国瑞一直管理荆江大堤到1945年，因抗战期间投靠汪伪被免职，不久病死。
民国半夜决堤的主力在民间，目的为了泄洪保堤。当时长江两岸每到汛期，水势一高，两岸居民就要严防死守。两岸后半夜趁着江雾，派出壮丁坐小船过江，偷掘对方堤坝，有时候干脆是明火执仗大部队冲杀过去，靠牺牲对岸来保护自己。
民国防洪没有能力，在借防洪捞钱上倒比清末变本加厉起来。比如1931年长江大水，淹死十多万人，灾民以百万计。事后当局赈济无方，南京特拨赈济款40万，本来就杯水车薪，刚刚拨付就不知去向。湖北各县反而以合拢决口修复大堤为由，在各地抓壮丁，这些壮丁在工地上不管吃不管住，搞得灾民只能四处逃亡。最后实在抓不到民工，就按亩加税，大肆敛财，反比往年加征赋税一成有余。
1945年底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威望如日中天，可惜不到一年就原形毕露。民国年间，黄河大坝的两次大决口都是国民政府官掘的。一次是著名的花园口掘堤，一次是46年底为了进攻山东解放区，国民政府再次以水代兵，掘范县、寿张、张秋、东阿四县河堤。就冲这一点，国民政府不人心尽失才怪。倒是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修整了长江大堤。
不过可笑的一幕是由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最后修复长江大堤付钱的实际是美国人，直接用美国援助的面粉雇工修堤。这些面粉绝大部分被经办人用各种手段贪墨，就连最低级的办事员也想办法让全家都出现在雇工花名册上吃空饷。民间戏称当时的长江大堤是美国面粉堆起来的，消耗的面粉能堆起三座大堤，
**结果46年起，面对长江连年大水，大堤真像面粉堆得一样，一冲就垮。**
应该说，水利堤防是一个要举国一致才能完成的大事业，它也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视角。旧中国的堤防乱象，就是旧中国每况愈下的写照。从清末到民国，
**从这样一个侧面，我们也不难看出民国的成色如何。南京政权远没有资格称得上一个中央政权，**
而对民国的评价，我想汉书对王莽新朝的评价是十分合适的，所谓“紫色蛙声,余分闰位”，伪定一时，为王前驱而已。整个中国的国家体制自清末崩溃后，要一直到新中国才重新建立起来，开启一个复兴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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