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处专栏】好干部都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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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农妇杨一家六口的悲剧和许多其他的发生的
“老少边穷”地区的底层人民身上的悲剧一样，成为生活在北上广深的把持着话语权的“另一个中国”的人们“睁眼看中国”的窗口。人们只有在发生悲剧，特别是能够带来大新闻的悲剧时，才会注意到为什么说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于是，首先问一问，“事情怎么是这个样子？”，这是震惊。接着就会问，“事情怎么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愤怒。接着，以“人血馒头”为生的一些人，自然就会把炮火引到党和政府身上。
_ 杨一家所居住的土坯房 _
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现在新闻界的一个规律：只有党和政府负有责任的事情，才会引起关注，党和政府的责任越大，关注也越大。这些关注，落实到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身上，就是一个怪圈：“有民愤，要处理干部平民愤；没有民愤，创造民愤也要处理干部平民愤”。发生在康县杨一家身上的事情，就是这样。
处分六名干部的报告，提到了当地工作中“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这其中，最显著的问题，涉及的是“精准扶贫”的问题。因为杨一家很穷，却没有领到低保，而很可能的是，会有比她家更有钱的人领到了低保，所以，这其中一定是有问题的。这是人们最直观的感受。那么接下来如何做呢？自然是通过严肃处理干部，让人们提高认识，从而做好扶贫的识别工作，让最有需要的人领到扶贫款。大家的希望，就是这样。
然而，并不是所有梦想都能变成现实。至少这个事情，不是这样。信息的获取是有成本的，换句话说，政府的行政，是存在一个信息成本的，而这个成本，从来都是被人们所忽视的。“精准扶贫”中，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信息成本过高，以至于完全超越了基层政府的承担能力。
在农民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要准确获知一个农户的收入与财产，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如果说来自于本地的种植与养殖收入勉强还能估算，那么外出务工的收入，考虑到农民工主要按件、按时取酬，且存在大量现金交易，根本就不可能统计到位。再加上收入、财产等情况与各类扶贫款发放挂钩，隐匿收入、财产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那么所谓的“精准识别”就更是难上加难。你让一个基层干部知道分布在天南海北的属地户籍的农民工在千里之外的工头那里通过现金方式拿了多少工钱，这种事情可能吗？绝对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实际执行中，基层政府只能变通，往往退让一步，将统计实际收入与财产改变为统计“可视财产”，也就是派工作组进村入户，去人家家里瞅一眼，弄个打分表，没有电视算几分，没有冰箱算几分。然并卵。这样一来，同样是斗不过身经百战的基层群众的，只要稍微用心研究评分标准，合理隐匿财产，照样会使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陷入“识别与反识别”的斗争之中。
_ 云南昭通市驻村工作队队员(左一)深入脱贫攻坚一线指导农民种植蔬菜 _
即使只是做到识别“可视财产”，仍然需要大量人力，而乡镇一级政府本身工作负担就相对较重，如何变得出识别所需的大量人力呢？结果自然就只能打乱政府中“定机构、定编制、定职能”的根本原则，将扶贫工作任务首先摊派到与扶贫工作本身关系不大的一些部门，抽调一部分工作人员到基层参与识别工作。机关干部应抽尽抽还不够，就只能把范围扩大到一切“财政供养人员”。既然默认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的医护人员、教职人员属于接受“供养”，也就是所谓“吃财政饭”的被供养对象，那么抽调医生、教师搞扶贫也就在情理之中，甚至一些高校也不能幸免，被摊派了任务。
这种工作既然打乱了政府中最基本的“三定”原则，那么就不可能是一种常态化的工作模式，而只能是“运动式识别”，是绝对不可持续的。事实上，要解决贫困，特别是“连片贫困”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需要贫困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而这种工作模式，是与发展经济的根本目标相悖的。
但凡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只能是公立部门，而从公立部门大量抽调人员从事“运动式识别”，势必影响其工作效率。正如雷锋同志所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精力去做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呢？自然是看哪些人民更需要服务。通过大量摊派和严格问责，抬高了扶贫工作的兼职，自然就会影响到本职工作。机关干部被抽调，结果自然影响行政机关工作效率，行政效率的降低，自然会影响投资环境。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的医护人员和教职人员被抽调，自然会影响医疗和教育质量。这都是会反过来影响一个地区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的。
所以，康县此前实行的民主评议方式，即便不是最好的方式，但至少也是最不坏的方式。正所谓“民主是个好东西”，即使吃了亏，捅了篓子，那也是人民的选择。具体到杨事件中，她家领不到低保，不是党和政府不给她发低保，而是当地村民不同意给她家发低保。这样一来，政府的责任就轻了，即使是挖空心思去找政府的责任，最后也只是处分到副县级，撤职到副镇级。
_ 民主评议会 _
当然，民主在基层，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在草创阶段，会有不完善、不适应的地方，但基层民主不健全所带来的问题并不能说成是基层民主本身的问题。如果以此就认定民主评议无用，把这说成是“简单化处理”，那么政府就只能去搞一套不“简单化处理”的复杂方案，而如前文所述，能够做到万无一失的方案是超越现实的，政府是绝不可能拿出来的。先拿做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干部，等到干部真的做不到了，人民群众自然不会认为这是做不到的，而是应该做到却没有做到。那么自然就会觉得，这不是干部做不到，而是“不肯做”，至于“不肯做”的原因，不是懒，就是坏。民愤就是这么来的。
这就是之前说的，叫做“有民愤，要处理干部平民愤；没有民愤，创造民愤也要处理干部平民愤”。所以，也不要觉得委屈，为什么问责力度一年比一年大，被处理的干部一年比一年多，民愤却一年比一年大。把优秀干部说成是正常干部，那么正常干部就成了不合格干部，甚至一个干部仅仅因为“还不够优秀”，就会成为不合格干部。
_ 泰顺县教育局某科长被搀扶的照片 _
比如说，还是在近期，浙江温州泰顺县教育局一名科长，在中秋假期下乡参加抗灾抢险工作。依据《公务员法》，中秋加班属于义务劳动，是没有加班工资好拿的。一个干部，心系灾区，在本应阖家团圆的中秋假期，义务去灾区参加抗灾，这是什么性质？这是过个水坑被人搀扶了一把就会被就地免职的性质。
如果说干部应该放弃假期参加义务劳动且过水坑不能让人搀扶尚属于能够勉强达到的话，那么在扶贫工作中，就连正常的标准都被抬高到完全不可能达到的地步。一张考卷满分只有50分，却规定60分及格，又不让人民群众知道满分只有50分，还把考了40分的挑出来批判一番，那么，试问，在人民群众眼里，党和政府还有好干部吗？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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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边穷”地区的底层人民身上的悲剧一样，成为生活在北上广深的把持着话语权的“另一个中国”的人们“睁眼看中国”的窗口。人们只有在发生悲剧，特别是能够带来大新闻的悲剧时，才会注意到为什么说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于是，首先问一问，“事情怎么是这个样子？”，这是震惊。接着就会问，“事情怎么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愤怒。接着，以“人血馒头”为生的一些人，自然就会把炮火引到党和政府身上。
_ 杨一家所居住的土坯房 _
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现在新闻界的一个规律：只有党和政府负有责任的事情，才会引起关注，党和政府的责任越大，关注也越大。这些关注，落实到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身上，就是一个怪圈：“有民愤，要处理干部平民愤；没有民愤，创造民愤也要处理干部平民愤”。发生在康县杨一家身上的事情，就是这样。
处分六名干部的报告，提到了当地工作中“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这其中，最显著的问题，涉及的是“精准扶贫”的问题。因为杨一家很穷，却没有领到低保，而很可能的是，会有比她家更有钱的人领到了低保，所以，这其中一定是有问题的。这是人们最直观的感受。那么接下来如何做呢？自然是通过严肃处理干部，让人们提高认识，从而做好扶贫的识别工作，让最有需要的人领到扶贫款。大家的希望，就是这样。
然而，并不是所有梦想都能变成现实。至少这个事情，不是这样。信息的获取是有成本的，换句话说，政府的行政，是存在一个信息成本的，而这个成本，从来都是被人们所忽视的。“精准扶贫”中，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信息成本过高，以至于完全超越了基层政府的承担能力。
在农民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要准确获知一个农户的收入与财产，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如果说来自于本地的种植与养殖收入勉强还能估算，那么外出务工的收入，考虑到农民工主要按件、按时取酬，且存在大量现金交易，根本就不可能统计到位。再加上收入、财产等情况与各类扶贫款发放挂钩，隐匿收入、财产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那么所谓的“精准识别”就更是难上加难。你让一个基层干部知道分布在天南海北的属地户籍的农民工在千里之外的工头那里通过现金方式拿了多少工钱，这种事情可能吗？绝对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实际执行中，基层政府只能变通，往往退让一步，将统计实际收入与财产改变为统计“可视财产”，也就是派工作组进村入户，去人家家里瞅一眼，弄个打分表，没有电视算几分，没有冰箱算几分。然并卵。这样一来，同样是斗不过身经百战的基层群众的，只要稍微用心研究评分标准，合理隐匿财产，照样会使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陷入“识别与反识别”的斗争之中。
_ 云南昭通市驻村工作队队员(左一)深入脱贫攻坚一线指导农民种植蔬菜 _
即使只是做到识别“可视财产”，仍然需要大量人力，而乡镇一级政府本身工作负担就相对较重，如何变得出识别所需的大量人力呢？结果自然就只能打乱政府中“定机构、定编制、定职能”的根本原则，将扶贫工作任务首先摊派到与扶贫工作本身关系不大的一些部门，抽调一部分工作人员到基层参与识别工作。机关干部应抽尽抽还不够，就只能把范围扩大到一切“财政供养人员”。既然默认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的医护人员、教职人员属于接受“供养”，也就是所谓“吃财政饭”的被供养对象，那么抽调医生、教师搞扶贫也就在情理之中，甚至一些高校也不能幸免，被摊派了任务。
这种工作既然打乱了政府中最基本的“三定”原则，那么就不可能是一种常态化的工作模式，而只能是“运动式识别”，是绝对不可持续的。事实上，要解决贫困，特别是“连片贫困”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需要贫困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而这种工作模式，是与发展经济的根本目标相悖的。
但凡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只能是公立部门，而从公立部门大量抽调人员从事“运动式识别”，势必影响其工作效率。正如雷锋同志所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精力去做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呢？自然是看哪些人民更需要服务。通过大量摊派和严格问责，抬高了扶贫工作的兼职，自然就会影响到本职工作。机关干部被抽调，结果自然影响行政机关工作效率，行政效率的降低，自然会影响投资环境。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的医护人员和教职人员被抽调，自然会影响医疗和教育质量。这都是会反过来影响一个地区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的。
所以，康县此前实行的民主评议方式，即便不是最好的方式，但至少也是最不坏的方式。正所谓“民主是个好东西”，即使吃了亏，捅了篓子，那也是人民的选择。具体到杨事件中，她家领不到低保，不是党和政府不给她发低保，而是当地村民不同意给她家发低保。这样一来，政府的责任就轻了，即使是挖空心思去找政府的责任，最后也只是处分到副县级，撤职到副镇级。
_ 民主评议会 _
当然，民主在基层，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在草创阶段，会有不完善、不适应的地方，但基层民主不健全所带来的问题并不能说成是基层民主本身的问题。如果以此就认定民主评议无用，把这说成是“简单化处理”，那么政府就只能去搞一套不“简单化处理”的复杂方案，而如前文所述，能够做到万无一失的方案是超越现实的，政府是绝不可能拿出来的。先拿做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干部，等到干部真的做不到了，人民群众自然不会认为这是做不到的，而是应该做到却没有做到。那么自然就会觉得，这不是干部做不到，而是“不肯做”，至于“不肯做”的原因，不是懒，就是坏。民愤就是这么来的。
这就是之前说的，叫做“有民愤，要处理干部平民愤；没有民愤，创造民愤也要处理干部平民愤”。所以，也不要觉得委屈，为什么问责力度一年比一年大，被处理的干部一年比一年多，民愤却一年比一年大。把优秀干部说成是正常干部，那么正常干部就成了不合格干部，甚至一个干部仅仅因为“还不够优秀”，就会成为不合格干部。
_ 泰顺县教育局某科长被搀扶的照片 _
比如说，还是在近期，浙江温州泰顺县教育局一名科长，在中秋假期下乡参加抗灾抢险工作。依据《公务员法》，中秋加班属于义务劳动，是没有加班工资好拿的。一个干部，心系灾区，在本应阖家团圆的中秋假期，义务去灾区参加抗灾，这是什么性质？这是过个水坑被人搀扶了一把就会被就地免职的性质。
如果说干部应该放弃假期参加义务劳动且过水坑不能让人搀扶尚属于能够勉强达到的话，那么在扶贫工作中，就连正常的标准都被抬高到完全不可能达到的地步。一张考卷满分只有50分，却规定60分及格，又不让人民群众知道满分只有50分，还把考了40分的挑出来批判一番，那么，试问，在人民群众眼里，党和政府还有好干部吗？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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