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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2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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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绍光：实现民主共和的主要方式是抽选而不是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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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
作者：王绍光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2月
** 内容简介 **
此书是王绍光教授继《民主四讲》之后历时十年的心血之作，他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证明，在过去2600多年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 **
实现民主、共和理念的主要方式是抽选而不是选举。 ** 全书各章分别叙述了从雅典到威尼斯的民主、共和政制中，抽签所扮演的角色，包括 **
运用抽签的原因，抽签过程如何操作，抽签对当时的政制发展起到什么作用等等，全面探讨了抽签这种遴选方式在民主、共和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
作者通过大量史料，复原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运作，细致展现了抽签模式在其中的具体实践。
** 目录 **
** 前 言 **
** 第一章 雅典民主与抽签 **
雅典并不是第一个民主/ 004
雅典民主的兴衰/ 007
雅典民主的支柱/ 012
雅典民主与抽签/ 022
雅典民主: 小结/ 048
** 第二章 罗马共和国与抽签 **
“共和” 概念的演化/ 061
罗马共和国的兴衰/ 065
罗马共和国的支柱/ 072
罗马共和制与抽签/ 081
罗马共和制: 小结/ 135
** 第三章 佛罗伦萨共和国与抽签 **
意大利城邦共和国的兴衰/ 145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支柱/ 159
佛罗伦萨共和制与抽签/ 171
佛罗伦萨: 小结/ 221
** 第四章 威尼斯共和国与抽签 **
威尼斯共和国的制度变迁轨迹/ 237
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柱/ 260
威尼斯共和制与抽签/ 276
威尼斯: 小结/ 350
** 第五章 抽签: 从式微到重生 **
民主抽签与共和抽签/ 369
抽签的式微/ 377
选举与民主的变异/ 390
抽签与民主的重生/ 419
注 释/ 446
精彩书摘
“民主” 与“共和” 这两个词, 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尤其是“民主”, 是一个极其时髦的词, 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 听到它。媒体上有它, 课堂上有它,
研讨会上有它, 政府文件中有它, 游行队伍里有它, 日常对话中有它, 互联网上它更是随处可见。夸张一点说, “民主” 这个词在现代社会几乎无所不在
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特朗普与希拉里的电视辩论
然而，在被很多人奉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不仅没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且选举根本就不是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 **
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随机抽签！ **
在本书中，作者试图用详尽的史料展示，民主、共和与抽签（而不是选举）原本有极大的、久远的关系。从公元前六世纪直到十八世纪末，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抽签在民主与共和制度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 缺少了抽签，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
**
**
古希腊遗存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也许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可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抽签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负责的，但是， **
如果摆脱20世纪以来流行的“民主”、“共和”观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在政治中运用随机抽签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
** 在现代世界，对诊治漏洞百出的西式代议民主，重新启用抽签恐怕不啻为一剂良药。
不过，在19世纪以后的两百多年里，随着“共和”、“民主”的呼声增大，民主与抽签绵延两千多年的内在关系却被剥离、割断了。抽签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政治辩论中很少有人提及它，政治实践中它几乎完全绝迹，以至于现在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几乎完全不知道，在民主、共和的传统中，抽签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
** 取而代之的是，曾被历代思想家看作寡头政治标志的选举变成了“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争取普选权。 **
法国旅美学者曼宁（Bernard
Manin）1997年出版的《代议政府的原则》专门有一章讨论“选举的胜出”，他用“令人震惊”（astonishing）来形容这个对民主釜底抽薪的突变。
2018年12月7日，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当选 德国执政党 新主席
选举说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治国。“民主”不再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作主，而意味着人民拱手将治国理政的权力交由一小撮获得较多选票的精英打理。民主的实质被抽空了，换上华丽的外套；偷梁换柱之后，民主已变为选主。
** 而抽签之所以被腰斩，也许正是因为作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过于锋利，危及了那些对民主口是心非的统治精英。 **
尽管抽签在实现民主、共和理念方面曾扮演过关键角色, 遗憾的是, 不管是在西文还是中文世界,
几乎难以找到对民主、共和与抽签关系的系统研究。即便有些专著会提到历史上曾经有政治体制使用过抽签, 也往往是一笔带过,
论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抽签看作过去时代可有可无的小摆设, 似乎不值得深究其内在价值, 不值得思考其潜在功用。 **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
这本书试图为读者提供一部有关抽签与民主、共和之间关系的简史。 **
这本书描述的内容将会让读者看到, 为了实现民主与共和的理念, 雅典人、罗马人、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曾经如何出神入化地把抽签融入他们的政治体制中,
其创意之缜密、设计之精巧, 不仅令人叹为观止, 还时常会让人为其中蕴含的丰富政治智慧而击节叫好。
本书的最后一章归纳出政治上使用抽签的两类做法: 抽签的民主用法与抽签的共和用法。读完这本书, 读者会发现, 作者的潜台词是,
**抽签是实现民主与共和理念的利器, 对古代的民主、共和如此, 对当代的民主、共和也理应如此。不了解这一点, 会极大地限制人们对民主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作者简介
王绍光，山东荣成人。1954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72年至1977年任教武汉市堤角中学，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2000年任教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2000-2017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2017年至今，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主任，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2006年至2013年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截至2018年12月，王绍光教授共出版17本中英文专著，以及17本中英文合著作品，还在中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历史似乎正按照撒切尔与福山预测的轨迹行进。整个世界似乎都正转向经济自由主义，转向政治自由主义或西式民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成为王绍光教授研究国家能力的时代背景，海外有些人鼓吹，为了民主转型，哪怕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国内外“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促使王绍光思考中国将向何去、世界将向何去。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他于1991年2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国家能力与政权形式的区别”，随即在海外引起长达数年的争议。有些人强烈反对其观点，认为没有实现民主就不能谈国家能力。而王绍光教授的看法正好相反：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民主难以实现。他曾与耶鲁大学同事、俄罗斯问题专家Yitzhak
Brudny等人组织学术会议，专门讨论国家能力与民主转型的关系。1992年初，他随耶鲁大学代表团访问俄罗斯，但在目睹了俄罗斯当时的惨状之后，他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国家能力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之一。
为此，他在海外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1992年2月发表的“你到底要什么：苏联还是中国模式？”1992年3月发表的“短痛、壕堑与惊险的一跳：关于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与“求稳怕乱的新保守思潮”；1992年8月发表的“‘保守’与
‘
保守主义’”等。1993年6月中旬，王绍光和胡鞍钢合作发表了《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后来正式出版时，标题改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上世纪九十年代头几年，国家能力与转型的关系一直是王绍光教授的研究重点，几年以后，西方主流学者才认识到国家能力在转型中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尔姆斯于1997年在《美国前景》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两年后，霍尔姆斯又与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到了坚持“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认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时（以他于2004年出版《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为标志》），这种看法已在西方主流学界几乎成为共识了。
在九十年代初研究国家能力时，王绍光教授关注的重点是转型的方式，他反对盲目冒进，主张稳扎稳打。到九十年代下半叶，他开始质疑转型的方向，分别出版了挑战分权神话的《分权的底限》（计划出版社，1997）；挑战市场神话的《挑战市场神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和《政府与市场》（计划出版社，2000）；挑战公民社会神话的《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新世纪之初，王绍光教授与一些朋友组成一个松散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研究群体，将研究重心指向内涵更丰富、更全面的“国家基本制度”。以前谈汲取能力，他偏重的是财政收入问题；这时他将注意力转向财政支出问题，提出预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出版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这个群体前前后后运作了四、五年，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文章与报告，如《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9年增订版）等等。在他和欧树军合著的《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中，他们还把九大国家基本制度作为新时期中国区域研究的理论框架。
2005年以后，王绍光教授的研究更加偏向于探索转型的方向，既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方向，也包括政治转型的方向。关于经济、社会转型，他分别出版了《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出版社，2007）；《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三联书店，2012年）。这方面他的基本论点是，市场经济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之一，不能把市场本身变成目的，不能让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去。关于政治转型，他出版了《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中信出版社，2009；香港三联书店，2010）；《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中国·治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以及，《中国民主决策模式：以五年规划制定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此外，他还和欧树军合作翻译了两本译文集：《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待出版）。他在这方面的基本论点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人们应该释放自己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编辑：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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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
作者：王绍光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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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民主、共和理念的主要方式是抽选而不是选举。 ** 全书各章分别叙述了从雅典到威尼斯的民主、共和政制中，抽签所扮演的角色，包括 **
运用抽签的原因，抽签过程如何操作，抽签对当时的政制发展起到什么作用等等，全面探讨了抽签这种遴选方式在民主、共和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
作者通过大量史料，复原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运作，细致展现了抽签模式在其中的具体实践。
** 目录 **
** 前 言 **
** 第一章 雅典民主与抽签 **
雅典并不是第一个民主/ 004
雅典民主的兴衰/ 007
雅典民主的支柱/ 012
雅典民主与抽签/ 022
雅典民主: 小结/ 048
** 第二章 罗马共和国与抽签 **
“共和” 概念的演化/ 061
罗马共和国的兴衰/ 065
罗马共和国的支柱/ 072
罗马共和制与抽签/ 081
罗马共和制: 小结/ 135
** 第三章 佛罗伦萨共和国与抽签 **
意大利城邦共和国的兴衰/ 145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支柱/ 159
佛罗伦萨共和制与抽签/ 171
佛罗伦萨: 小结/ 221
** 第四章 威尼斯共和国与抽签 **
威尼斯共和国的制度变迁轨迹/ 237
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柱/ 260
威尼斯共和制与抽签/ 276
威尼斯: 小结/ 350
** 第五章 抽签: 从式微到重生 **
民主抽签与共和抽签/ 369
抽签的式微/ 377
选举与民主的变异/ 390
抽签与民主的重生/ 419
注 释/ 446
精彩书摘
“民主” 与“共和” 这两个词, 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尤其是“民主”, 是一个极其时髦的词, 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 听到它。媒体上有它, 课堂上有它,
研讨会上有它, 政府文件中有它, 游行队伍里有它, 日常对话中有它, 互联网上它更是随处可见。夸张一点说, “民主” 这个词在现代社会几乎无所不在
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特朗普与希拉里的电视辩论
然而，在被很多人奉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不仅没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且选举根本就不是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 **
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随机抽签！ **
在本书中，作者试图用详尽的史料展示，民主、共和与抽签（而不是选举）原本有极大的、久远的关系。从公元前六世纪直到十八世纪末，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抽签在民主与共和制度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 缺少了抽签，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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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遗存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也许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可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抽签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负责的，但是， **
如果摆脱20世纪以来流行的“民主”、“共和”观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在政治中运用随机抽签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
** 在现代世界，对诊治漏洞百出的西式代议民主，重新启用抽签恐怕不啻为一剂良药。
不过，在19世纪以后的两百多年里，随着“共和”、“民主”的呼声增大，民主与抽签绵延两千多年的内在关系却被剥离、割断了。抽签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政治辩论中很少有人提及它，政治实践中它几乎完全绝迹，以至于现在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几乎完全不知道，在民主、共和的传统中，抽签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
** 取而代之的是，曾被历代思想家看作寡头政治标志的选举变成了“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争取普选权。 **
法国旅美学者曼宁（Bernard
Manin）1997年出版的《代议政府的原则》专门有一章讨论“选举的胜出”，他用“令人震惊”（astonishing）来形容这个对民主釜底抽薪的突变。
2018年12月7日，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当选 德国执政党 新主席
选举说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治国。“民主”不再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作主，而意味着人民拱手将治国理政的权力交由一小撮获得较多选票的精英打理。民主的实质被抽空了，换上华丽的外套；偷梁换柱之后，民主已变为选主。
** 而抽签之所以被腰斩，也许正是因为作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过于锋利，危及了那些对民主口是心非的统治精英。 **
尽管抽签在实现民主、共和理念方面曾扮演过关键角色, 遗憾的是, 不管是在西文还是中文世界,
几乎难以找到对民主、共和与抽签关系的系统研究。即便有些专著会提到历史上曾经有政治体制使用过抽签, 也往往是一笔带过,
论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抽签看作过去时代可有可无的小摆设, 似乎不值得深究其内在价值, 不值得思考其潜在功用。 **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
这本书试图为读者提供一部有关抽签与民主、共和之间关系的简史。 **
这本书描述的内容将会让读者看到, 为了实现民主与共和的理念, 雅典人、罗马人、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曾经如何出神入化地把抽签融入他们的政治体制中,
其创意之缜密、设计之精巧, 不仅令人叹为观止, 还时常会让人为其中蕴含的丰富政治智慧而击节叫好。
本书的最后一章归纳出政治上使用抽签的两类做法: 抽签的民主用法与抽签的共和用法。读完这本书, 读者会发现, 作者的潜台词是,
**抽签是实现民主与共和理念的利器, 对古代的民主、共和如此, 对当代的民主、共和也理应如此。不了解这一点, 会极大地限制人们对民主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作者简介
王绍光，山东荣成人。1954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72年至1977年任教武汉市堤角中学，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2000年任教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2000-2017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2017年至今，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主任，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2006年至2013年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截至2018年12月，王绍光教授共出版17本中英文专著，以及17本中英文合著作品，还在中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历史似乎正按照撒切尔与福山预测的轨迹行进。整个世界似乎都正转向经济自由主义，转向政治自由主义或西式民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成为王绍光教授研究国家能力的时代背景，海外有些人鼓吹，为了民主转型，哪怕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国内外“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促使王绍光思考中国将向何去、世界将向何去。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他于1991年2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国家能力与政权形式的区别”，随即在海外引起长达数年的争议。有些人强烈反对其观点，认为没有实现民主就不能谈国家能力。而王绍光教授的看法正好相反：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民主难以实现。他曾与耶鲁大学同事、俄罗斯问题专家Yitzhak
Brudny等人组织学术会议，专门讨论国家能力与民主转型的关系。1992年初，他随耶鲁大学代表团访问俄罗斯，但在目睹了俄罗斯当时的惨状之后，他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国家能力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之一。
为此，他在海外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1992年2月发表的“你到底要什么：苏联还是中国模式？”1992年3月发表的“短痛、壕堑与惊险的一跳：关于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与“求稳怕乱的新保守思潮”；1992年8月发表的“‘保守’与
‘
保守主义’”等。1993年6月中旬，王绍光和胡鞍钢合作发表了《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后来正式出版时，标题改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上世纪九十年代头几年，国家能力与转型的关系一直是王绍光教授的研究重点，几年以后，西方主流学者才认识到国家能力在转型中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尔姆斯于1997年在《美国前景》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两年后，霍尔姆斯又与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到了坚持“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认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时（以他于2004年出版《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为标志》），这种看法已在西方主流学界几乎成为共识了。
在九十年代初研究国家能力时，王绍光教授关注的重点是转型的方式，他反对盲目冒进，主张稳扎稳打。到九十年代下半叶，他开始质疑转型的方向，分别出版了挑战分权神话的《分权的底限》（计划出版社，1997）；挑战市场神话的《挑战市场神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和《政府与市场》（计划出版社，2000）；挑战公民社会神话的《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新世纪之初，王绍光教授与一些朋友组成一个松散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研究群体，将研究重心指向内涵更丰富、更全面的“国家基本制度”。以前谈汲取能力，他偏重的是财政收入问题；这时他将注意力转向财政支出问题，提出预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出版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这个群体前前后后运作了四、五年，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文章与报告，如《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9年增订版）等等。在他和欧树军合著的《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中，他们还把九大国家基本制度作为新时期中国区域研究的理论框架。
2005年以后，王绍光教授的研究更加偏向于探索转型的方向，既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方向，也包括政治转型的方向。关于经济、社会转型，他分别出版了《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出版社，2007）；《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三联书店，2012年）。这方面他的基本论点是，市场经济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之一，不能把市场本身变成目的，不能让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去。关于政治转型，他出版了《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中信出版社，2009；香港三联书店，2010）；《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中国·治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以及，《中国民主决策模式：以五年规划制定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此外，他还和欧树军合作翻译了两本译文集：《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待出版）。他在这方面的基本论点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人们应该释放自己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编辑：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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