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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2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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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2 16:00:00
# 岑少宇：澳反干涉法不重要，抽风式党争才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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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岑少宇】
6月28日，澳大利亚正式通过“间谍和外国干涉”，以及“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两个方案。虽然外界对此早有预期，但舆论仍难以平静，突出强调了与中国的联系。
**澳大利亚内政玩出花来了**
如果不考虑法律通过时的外交背景，这件事本来应该没有任何争议。一个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捍卫自己的主权，排除外部干扰，可以说是天经地义。
“不干涉内政”，这一直就是我们中国的剧本啊。澳大利亚人民能站起来，希望别国不要干涉内政，这不是站到我们一边了吗？
从具体条文看，这些法律也没有针对特定的国家，更没有歧视某一族群。特恩布尔政府则反复声明，这一法律与中国无关。
然而，此前的辩论和造势经常围绕中国展开，用各种子虚乌有、充满臆想的案例，来论证中国商人如何影响澳大利亚内政，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如何威胁澳大利亚国家安全。
此前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不时大放厥词，仍只是空话为主，但近期的这些言论已经开始产生实质性的损害，比如澳方阻挠了部分中企在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其他地区的正常投资。可以说，这是导致中澳关系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
因此，海内外媒体普遍认为，相关法律的制定与中国有关。英国BBC在报道时也明确指出，这些法律是在中澳关系紧张的背景下通过的，没有全然为特恩布尔的辩解背书。
既然澳政要声称这一法律不针对中国，那么为什么在辩论时，一些政客往往以中国为靶子呢，这一悖论又如何解释？
（特恩布尔的“经典”发言，视频截图）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指出，澳大利亚视南太平洋为自己的禁脔，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会与其地区霸权产生一定的冲突。然而这种局部的矛盾，没有理由导致中澳关系目前如此严峻的态势。用反对外国干涉来回应南太平洋上的一带一路建设，更是驴唇不对马嘴。
（在座的各位都这样，澳大利亚就自我膨胀了）
换个角度从中美澳三边关系看，澳大利亚过去长期能够保持平衡，即使中国复兴迅猛，澳方认为需要用更强的“政冷”对冲“经热”，也不需要如此折腾，反复刺激中国，将中澳关系拉到这么低的水平上，以致于试探性地提出外长访华，想要修复关系，中国都不接牌了。
（中澳交恶，澳大利亚要承担主要责任，不能拿美国作挡箭牌，不要扯什么驻军、五眼联盟，新西兰不是好好的？）
因此，从根本上讲，上述两个“需求”，对中澳关系起到了负面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根本上，还是澳大利亚内政抽风在中澳关系中的投射。
现在为中国仗义执言的，大部分都是反对党工党出身的前总理、前外长等。而以特恩布尔对中国的了解，他会真的相信那些“干涉内政”的鬼话？
哪怕是姿态强硬的毕晓普，也被曝光让华为替其部分旅行买单。当然，这些仍都在现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但仍可从中看出，尽管西方体制经常推出不够格的政府高官，可具体到毕晓普，她显然也不是对中国毫无了解，或者真有多少“敌意”。
特恩布尔政府更大程度上，是出于选举考虑，需要树立一个外部的靶子，同时，他也许自认为能够将中澳关系的损伤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才会出此下策。
**澳大利亚的选举政治，本来就是乱麻**
澳大利亚经济形势，其实在西方世界比比，已经不差了，当然隐患也有一些，比如产业结构僵化，从而导致对中国较为依赖，看不到后继新的增长点等。但总体上，自金融危机以来，澳大利亚受冲击小，民怨不大，照理不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
可澳大利亚内政没那么单纯，澳需要改革，而选举政治恰恰在阻碍改革。什么《甄嬛传》都是瞎编的，这澳大利亚的宫斗，那才是真的好戏。
比如，工党在金融危机后应对得当，也有中澳经济加强合作的利好，照理是顺风顺水。陆克文看到澳大利亚过于依赖矿业的问题，希望振兴制造业，但动了矿业的奶酪，党内发动政变，吉拉德上台。
“宫廷政变”后不久，其间的政治操弄被曝光，工党勉强维持的支持率下滑，加上支持陆克文的铁杆也不投工党的票，工党在2010年选举中失去了议会多数，联合小党才勉强执政。
2013年，陆克文又在党内夺回总理职位，但经过反复折腾的工党，最终在当年选举中，彻底失利。
值得注意的是，矿业对改革的阻挠，不仅是利益集团上层的事，底层也有普遍的担忧失业的情绪，相关媒体的推波助澜，更是恶化了政治局势。
现总理特恩布尔也曾被人逼宫失去党魁之位，又通过党内逼宫而上台，上台后在2016年仅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比起2010年风雨飘摇的吉拉德，也就强了那么些，加之2017年支持率低迷，必定要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口。
表面上看来，有个中国籍儿媳妇的特恩布尔，在澳大利亚政客里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所以打“中国牌”可以撇清自己的嫌疑，又能打击一些期望发展中澳关系的工党政要，对他自身有利无害。
但打到这个份上，显然已经严重损害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为政治私利而不是为国家服务，这是选票政治常见的弊病。
而且政客一旦启动政治攻势，媒体自然心领神会，跟进炒作，由于缺乏硬约束，最后甚至很可能失去控制，越来越离谱。比如之前澳媒炒作中国“间谍船”监视访问斐济的澳军舰，中国国防部只好教育它们：澳媒过高估计自己国家的实力。
（这……打人不打脸啊，图片来源：中国国防部）
**选票民主抽风式党争**
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已经形成一股风潮；随后的复苏缓慢乏力，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在很多国家，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也令人对选举政治的有效性产生怀疑。以特朗普为代表，一批被贴上“民粹”标签的领导人，通过选举占据政坛C位。
加之中东的失败案例，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选举政治往往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无法产生可靠的领导人，而在一国强行推动选举政治，甚至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以更为开放、包容、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国等与西方不同的体制，也能正视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
上述各方面的变化，总体上形成了一个对中国较为有利的环境，部分挨骂问题也开始得到解决了。哪怕是在中澳关系紧张的时候，澳方还是驳斥了某邪教组织的荒谬言论。
然而，这种外部环境的有利变化是有限的。
选举政治在走向低谷时，迎来了一波抽风式党争。这在美国体现得最为典型。特朗普与希拉里的选举，本身就足够丑恶，“通俄门”的余波更是不断回荡。选举后，双方都没有像以往那样适当放弃党派成见，而是继续绷紧选举神经，导致美国国内的巨大撕裂。
特朗普更是力拼中期选举，利用推特包装自己，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也创下了最早建立选举班子的纪录，早早地位连任作准备。
选举在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不仅政客打鸡血，两派民众和媒体也情绪高涨，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中间民众对选举政治的厌倦。
如果选票民主的“抽风式党争”只在内部发酵，与中国并无关系，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也带有越来越多的民粹色彩，而不是从真正的国家利益出发，更不用说双赢了。
澳大利亚只不过是美国之后的又一个例子罢了。即使澳大利亚希望在经济上摆脱中国的依赖，从国家利益角度思考，也应该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在扶持新增长点的同时，下调传统产业的比重，而不是在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交恶。
**面对这种抽风式党争，我们如何应对？**
利用对方国内矛盾，在选举政治中，抑制选举政治的溢出效应，“借力打力”，是一种策略。然而，中国一贯不干涉内政，继续占据道德高地是有益的，但也意味着，对选举政治的利用，不可能很充分，更多地是与各党都保持友好关系，否则也容易予人口实。
理解万岁，保持克制，静候其变，也是一种策略，但如果“抽风”并且“打中国牌”的国家增多，形成一股新的威胁论风潮，显然也对我们不利。
更为可取的策略，应该是“对等报复”。当然，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有机会阻止中国的通信、基建等，但澳企并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审查”的类似项目。这就要从其他方面切入。
既然我们认为很多海外投资是双赢的，那么中国收紧对外投资，不仅“满足”了部分澳大利亚政客的要求，事实上也会在澳国内产生政治影响。这比直接与反对党打交道，更为“干净”。
悉尼大学与毕马威公司6月联合发布《揭秘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投资》报告，2017年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减少了11%，从2016年的154亿澳元降至133亿澳元。
报告里还有对在澳投资的中国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最支持中国投资的群体是澳大利亚企业，而最不支持的是澳大利亚媒体。全世界搞实业其实都不容易，大部分企业恐怕都或多或少体会过“融资难”，澳大利亚也不例外。而澳大利亚媒体只图嘴上爽快，哪有客观公正可言，也并不真的在乎国家利益。
其次是外交上的“对等报复”，澳大利亚无理炒作了多少时间，中方也可以冷淡多少时间。现在外交部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中国虽然不称霸，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但以现在的体量，已经不需要急于修复与某个国家的关系。
对于某些出格的政客或媒体，也可以对其家族、集团的关联企业，采取精确打击式的制裁。负面作用是可能使其在某些群体中获得政治加分，或者永远失去争取其势力的可能，但如果造成足够大的实际损害，就能对其他政客有所警示。对国际舞台上“两面人”的宽容不能变为纵容，这方面的策略转变、红线的划定，早晚要到来。
这方面美国玩得多，中国也可以逐步实践，积攒经验。制裁毕竟只是手段，不等于美国用过的就一定不好，只要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原则，相信还是能做好的。
从客观条件看，西方主要国家目前没有采用另一套政治制度的可能性。有些学者会用“民主已死”这样比较吸引眼球的说法来形容西方政治的困境，如果这样看，选举民主变本加厉的“抽风”，就像是奄奄一息却突然又精神起来的病人在“回光返照”。但实际上无论多少人唱衰，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死亡。
政治强人的胜选、年轻“社会主义者”的冒头，都是这套体系自我革新的表征。这套体系曾经革新过，未来的某一天或许真会混不下去，但从当今世界看，它还有机会。
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和这套体制长期打交道，特别是在这套体制“抽风”的时候，如何打交道，如何有力地应对，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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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澳大利亚正式通过“间谍和外国干涉”，以及“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两个方案。虽然外界对此早有预期，但舆论仍难以平静，突出强调了与中国的联系。
**澳大利亚内政玩出花来了**
如果不考虑法律通过时的外交背景，这件事本来应该没有任何争议。一个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捍卫自己的主权，排除外部干扰，可以说是天经地义。
“不干涉内政”，这一直就是我们中国的剧本啊。澳大利亚人民能站起来，希望别国不要干涉内政，这不是站到我们一边了吗？
从具体条文看，这些法律也没有针对特定的国家，更没有歧视某一族群。特恩布尔政府则反复声明，这一法律与中国无关。
然而，此前的辩论和造势经常围绕中国展开，用各种子虚乌有、充满臆想的案例，来论证中国商人如何影响澳大利亚内政，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如何威胁澳大利亚国家安全。
此前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不时大放厥词，仍只是空话为主，但近期的这些言论已经开始产生实质性的损害，比如澳方阻挠了部分中企在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其他地区的正常投资。可以说，这是导致中澳关系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
因此，海内外媒体普遍认为，相关法律的制定与中国有关。英国BBC在报道时也明确指出，这些法律是在中澳关系紧张的背景下通过的，没有全然为特恩布尔的辩解背书。
既然澳政要声称这一法律不针对中国，那么为什么在辩论时，一些政客往往以中国为靶子呢，这一悖论又如何解释？
（特恩布尔的“经典”发言，视频截图）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指出，澳大利亚视南太平洋为自己的禁脔，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会与其地区霸权产生一定的冲突。然而这种局部的矛盾，没有理由导致中澳关系目前如此严峻的态势。用反对外国干涉来回应南太平洋上的一带一路建设，更是驴唇不对马嘴。
（在座的各位都这样，澳大利亚就自我膨胀了）
换个角度从中美澳三边关系看，澳大利亚过去长期能够保持平衡，即使中国复兴迅猛，澳方认为需要用更强的“政冷”对冲“经热”，也不需要如此折腾，反复刺激中国，将中澳关系拉到这么低的水平上，以致于试探性地提出外长访华，想要修复关系，中国都不接牌了。
（中澳交恶，澳大利亚要承担主要责任，不能拿美国作挡箭牌，不要扯什么驻军、五眼联盟，新西兰不是好好的？）
因此，从根本上讲，上述两个“需求”，对中澳关系起到了负面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根本上，还是澳大利亚内政抽风在中澳关系中的投射。
现在为中国仗义执言的，大部分都是反对党工党出身的前总理、前外长等。而以特恩布尔对中国的了解，他会真的相信那些“干涉内政”的鬼话？
哪怕是姿态强硬的毕晓普，也被曝光让华为替其部分旅行买单。当然，这些仍都在现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但仍可从中看出，尽管西方体制经常推出不够格的政府高官，可具体到毕晓普，她显然也不是对中国毫无了解，或者真有多少“敌意”。
特恩布尔政府更大程度上，是出于选举考虑，需要树立一个外部的靶子，同时，他也许自认为能够将中澳关系的损伤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才会出此下策。
**澳大利亚的选举政治，本来就是乱麻**
澳大利亚经济形势，其实在西方世界比比，已经不差了，当然隐患也有一些，比如产业结构僵化，从而导致对中国较为依赖，看不到后继新的增长点等。但总体上，自金融危机以来，澳大利亚受冲击小，民怨不大，照理不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
可澳大利亚内政没那么单纯，澳需要改革，而选举政治恰恰在阻碍改革。什么《甄嬛传》都是瞎编的，这澳大利亚的宫斗，那才是真的好戏。
比如，工党在金融危机后应对得当，也有中澳经济加强合作的利好，照理是顺风顺水。陆克文看到澳大利亚过于依赖矿业的问题，希望振兴制造业，但动了矿业的奶酪，党内发动政变，吉拉德上台。
“宫廷政变”后不久，其间的政治操弄被曝光，工党勉强维持的支持率下滑，加上支持陆克文的铁杆也不投工党的票，工党在2010年选举中失去了议会多数，联合小党才勉强执政。
2013年，陆克文又在党内夺回总理职位，但经过反复折腾的工党，最终在当年选举中，彻底失利。
值得注意的是，矿业对改革的阻挠，不仅是利益集团上层的事，底层也有普遍的担忧失业的情绪，相关媒体的推波助澜，更是恶化了政治局势。
现总理特恩布尔也曾被人逼宫失去党魁之位，又通过党内逼宫而上台，上台后在2016年仅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比起2010年风雨飘摇的吉拉德，也就强了那么些，加之2017年支持率低迷，必定要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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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打到这个份上，显然已经严重损害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为政治私利而不是为国家服务，这是选票政治常见的弊病。
而且政客一旦启动政治攻势，媒体自然心领神会，跟进炒作，由于缺乏硬约束，最后甚至很可能失去控制，越来越离谱。比如之前澳媒炒作中国“间谍船”监视访问斐济的澳军舰，中国国防部只好教育它们：澳媒过高估计自己国家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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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已经形成一股风潮；随后的复苏缓慢乏力，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在很多国家，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也令人对选举政治的有效性产生怀疑。以特朗普为代表，一批被贴上“民粹”标签的领导人，通过选举占据政坛C位。
加之中东的失败案例，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选举政治往往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无法产生可靠的领导人，而在一国强行推动选举政治，甚至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以更为开放、包容、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国等与西方不同的体制，也能正视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
上述各方面的变化，总体上形成了一个对中国较为有利的环境，部分挨骂问题也开始得到解决了。哪怕是在中澳关系紧张的时候，澳方还是驳斥了某邪教组织的荒谬言论。
然而，这种外部环境的有利变化是有限的。
选举政治在走向低谷时，迎来了一波抽风式党争。这在美国体现得最为典型。特朗普与希拉里的选举，本身就足够丑恶，“通俄门”的余波更是不断回荡。选举后，双方都没有像以往那样适当放弃党派成见，而是继续绷紧选举神经，导致美国国内的巨大撕裂。
特朗普更是力拼中期选举，利用推特包装自己，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也创下了最早建立选举班子的纪录，早早地位连任作准备。
选举在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不仅政客打鸡血，两派民众和媒体也情绪高涨，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中间民众对选举政治的厌倦。
如果选票民主的“抽风式党争”只在内部发酵，与中国并无关系，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也带有越来越多的民粹色彩，而不是从真正的国家利益出发，更不用说双赢了。
澳大利亚只不过是美国之后的又一个例子罢了。即使澳大利亚希望在经济上摆脱中国的依赖，从国家利益角度思考，也应该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在扶持新增长点的同时，下调传统产业的比重，而不是在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交恶。
**面对这种抽风式党争，我们如何应对？**
利用对方国内矛盾，在选举政治中，抑制选举政治的溢出效应，“借力打力”，是一种策略。然而，中国一贯不干涉内政，继续占据道德高地是有益的，但也意味着，对选举政治的利用，不可能很充分，更多地是与各党都保持友好关系，否则也容易予人口实。
理解万岁，保持克制，静候其变，也是一种策略，但如果“抽风”并且“打中国牌”的国家增多，形成一股新的威胁论风潮，显然也对我们不利。
更为可取的策略，应该是“对等报复”。当然，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有机会阻止中国的通信、基建等，但澳企并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审查”的类似项目。这就要从其他方面切入。
既然我们认为很多海外投资是双赢的，那么中国收紧对外投资，不仅“满足”了部分澳大利亚政客的要求，事实上也会在澳国内产生政治影响。这比直接与反对党打交道，更为“干净”。
悉尼大学与毕马威公司6月联合发布《揭秘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投资》报告，2017年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减少了11%，从2016年的154亿澳元降至133亿澳元。
报告里还有对在澳投资的中国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最支持中国投资的群体是澳大利亚企业，而最不支持的是澳大利亚媒体。全世界搞实业其实都不容易，大部分企业恐怕都或多或少体会过“融资难”，澳大利亚也不例外。而澳大利亚媒体只图嘴上爽快，哪有客观公正可言，也并不真的在乎国家利益。
其次是外交上的“对等报复”，澳大利亚无理炒作了多少时间，中方也可以冷淡多少时间。现在外交部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中国虽然不称霸，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但以现在的体量，已经不需要急于修复与某个国家的关系。
对于某些出格的政客或媒体，也可以对其家族、集团的关联企业，采取精确打击式的制裁。负面作用是可能使其在某些群体中获得政治加分，或者永远失去争取其势力的可能，但如果造成足够大的实际损害，就能对其他政客有所警示。对国际舞台上“两面人”的宽容不能变为纵容，这方面的策略转变、红线的划定，早晚要到来。
这方面美国玩得多，中国也可以逐步实践，积攒经验。制裁毕竟只是手段，不等于美国用过的就一定不好，只要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原则，相信还是能做好的。
从客观条件看，西方主要国家目前没有采用另一套政治制度的可能性。有些学者会用“民主已死”这样比较吸引眼球的说法来形容西方政治的困境，如果这样看，选举民主变本加厉的“抽风”，就像是奄奄一息却突然又精神起来的病人在“回光返照”。但实际上无论多少人唱衰，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死亡。
政治强人的胜选、年轻“社会主义者”的冒头，都是这套体系自我革新的表征。这套体系曾经革新过，未来的某一天或许真会混不下去，但从当今世界看，它还有机会。
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和这套体制长期打交道，特别是在这套体制“抽风”的时候，如何打交道，如何有力地应对，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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