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尔多安的“天命”
原创 潮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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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 | ** ** 过柱子的民工 ** **
不论中国人还是德国人都觉得土耳其现总统埃尔多安不是什么好东西。在许多议题上几乎没有共同语言的中国人和德国人居然能找到共识，确实不容易。
中国网民给埃尔多安冠以“苏丹”的绰号在于他鼓吹泛突厥主义和宗教保守，可视为对奥斯曼的拙劣模仿；并且通过宗教势力在全世界煽风点火，甚至直接对我国造成威胁。德国人对埃尔多安的厌恶原因也很类似，埃尔多安一直不停地德国境内的土裔居民施加影响，而埃尔多安的政治倾向与所谓德国人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最近这段时间，土耳其内外的埃尔多安的反对者们精神振奋。借着土耳其经济衰退的东风，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在近期的市长选举中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都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在伊斯坦布尔首次选举结果在埃尔多安的操作下被选举委员会宣布无效之后，反对派在重压之下爆发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动员能力，在这个埃尔多安当过市长的城市以接近10%的优势拿下重选。一时间欧洲媒体纷纷鼓吹这是民主对埃尔多安的伟大胜利。
但是这样的胜利的后续会有什么影响，土耳其将来会走向何方，埃尔多安会束手就缚吗？历史科学告诉我们，自我奋斗要与历史行程结合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1923年7月，《洛桑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奥斯曼帝国被推翻，以及协约国瓜分土耳其的计划破产。但是，此时的土耳其社会仍然是落后的农业社会，失去了大部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它，不存在像之前西欧国家那样通过压榨殖民地来实现自身工业化的可能性，而另一种完成工业化的方法此时还没有被斯大林同志发明出来。这就很麻烦了。
凯末尔亲自教授土耳其语新字母
好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凯末尔等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太久，搞不了真的现代国家，假装自己是个现代国家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就像同时期的魏玛共和国那样，凯末尔废除了苏丹制，以少数精英搭起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架子，推行激进的改革，如杜绝宗教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影响，以拉丁字母替代阿拉伯字母，立法禁止国民佩戴土耳其帽等。其意图很明确——将现代土耳其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彻底分割，并彻底西化。正是这些激进的改革让凯末尔在历史课本中以“世俗化”的形象示人。
而凯末尔在表象上下了太多的功夫，并没有去触碰问题的真正核心——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其现代国家的外皮之下并没有现代国家的血肉。在首都和几座大城市之外，基层仍然被大家族和宗教势力所控制。
所以在凯末尔的设计中，一支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军队作为监国存在，即不论左翼还是大家族或宗教势力试图通过选举染指国家政权时，这支拥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军队便可不受制于政府，直接对上述势力使用暴力，将“扰乱秩序”的可能性扼杀在摇篮中。
至2016年底，土耳其的所谓军人互助基金会的资产总额达183亿美元，收入约85亿美元，出口总额近35亿美元。在土耳其工业500强企业中，该组织下属公司有10家位列其中。同时，该组织还在除土耳其外的19个国家拥有业务。
但是历史并不会按照某个人写好的剧本来运行。军官们的大脑回路很简单，控制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大城市，控制对外贸易，对其他的政治势力形成绝对的经济优势，再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武力优势即可以假装在治国，假装很世俗。那么自然地，在军队的认知里，深入基层是一件没有必要且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这就导致了大家族和宗教势力主导基层的一切，甚至包括有限的改良。“居伦运动”认为伊斯兰价值观是土耳其民族性的一部分。并且认为现代市场经济、金融操作以及现代科技是中性的、不带宗教色彩的，是可以与伊斯兰教相融共生的，不仅不应该进行宗教性抵制，出于保卫土耳其民族和伊斯兰教的目的更应该在穆斯林世界广设廉价学校让多数穷人能同时掌握科学知识和宗教知识，最终实现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的融合。
出于共同的目的，正发党和“居伦运动”之间就有了合作的基础，埃尔多安亦在二者的合作中获得了同时来自土耳其困难群众和大家族势力的支持。即便二者后来反目成仇，他们之间的分歧也仅停留在究竟应该由国家还是社会来主导所谓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他们的根本目的依然是一致的。
从1983年到2002年间土耳其的城市化并不能为遏制宗教保守势力的扩张做出预期的贡献。这期间土耳其的城市化率由48.1%增长到65.95%。2000年，伊斯坦布尔人口突破1000万，而二十年前该数字还只是390万。急速的城市化加上缓慢的工业化导致了大城市里的贫民窟迅速扩张，即不能为现代政治的推进提供助力，还威胁了大城市的稳定。
可能是觉得仅仅是这样还不够有趣，历史在这里还开了一个玩笑。自从1961年西德与土耳其签署《招工协议》之后，大批量的土耳其劳工移民德国，并在德国成家立业。
**自此之后，德国与土耳其两个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以一种诡异的方式互动至今。**
举个例子，土耳其足球队吸纳了一大批出身发达的德国青训系统，却未能入选德国国家队的土耳其裔球员，并以土耳其国内的优秀球员为补充，居然也能打造出一支欧洲劲旅，甚至在2008年欧洲杯差点掀翻“宗主国”德国队。在今年6月9日2-0击败世界冠军法国队的欧洲杯预选赛中，土耳其队展现出了优良的纪律性，这看起来更像是长期“德化”的结果。这场比赛中攻入一球的中后卫卡恩·艾汉作为生长在德国，从未在土耳其俱乐部踢过一天球的土耳其裔球员，也曾为德国青年国家队效力过。
最近进入土耳其足协从事青训工作的土耳其前国脚哈米提·阿尔滕托普生长在德国，从未在任何土耳其俱乐部梯队里踢过球，是纯粹的德国青训出品。
因为目的是填补德国低端劳动力的空白，最初不远千里来到德国讨生活的土耳其人自然不会是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大多是安纳托利亚村镇的困难群众。自然地，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带有农业社会的残留，比如对家族和宗教的依赖。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如之前的文章所述，在德国政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介入移民社会的情况下，土耳其裔移民就按照习惯，以家族为纽带组成一个个有活力的社会组织。这些构建在家族之上的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同时会对仍留在土耳其境内的家族成员进行反哺，毕竟这些人可以作为他们的后盾以及新鲜廉价人力资源的来源。
正是因为在德土耳其人这个群体的存在，土耳其乡村势力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一个家族性质的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带动土耳其一个村的经济发展的案例在土耳其屡见不鲜。
土耳其东南部小村Rashdiye，图中白色小楼的建设资金来自家族在德国收的保护费
而土耳其军方这边，金融危机对土耳其经济的打击，限缩了军方的收入。同时经济增长的乏力导致了中产阶级对军方垄断一些行业的不满，使得中产阶级对军方的态度转向消极。双方力量此消彼长，于是在2016年，土耳其军方发动的政变被埃尔多安挫败。不出意外，土耳其军方的一言不合就政变的传统已经被终结。
2016年，军方发起的军事政变被埃尔多安挫败后，大量在德土裔在科隆集会声援埃尔多安。
对于土耳其裔移民个体来说，德国社会亦没有给予他们多大的发展空间。在德国的基础教育中，小学阶段基本上
“快乐教育”，并在10岁那年由老师推荐下决定是进入以上大学为目的的文理中学还是去当学徒。小孩子在“快乐教育”中的表现是否足以作为这种可以决定人一生的判决的依据我们不好说，但是老师对孩子家长的背景资料掌握得事无巨细这一点是肯定的。这是啥？这是德国版的“九品官人法”！
**在这种依靠社会关系的制度下，移民背景的土耳其“硬盘”和“WDB”们又能获得多少资源呢？**
这也能从数据上体现出来。德国的一项研究指出，相同条件下，本地小孩被推荐上文理中学和实科中学的概率是有移民背景小孩的1.7倍。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土裔认为不管再怎么努力都不会被视为德国社会的一部分，转而向土耳其寻求认同也就不奇怪了。厄齐尔那句“当我们赢球的时候，我是德国人；当我们输球的时候，我是移民”其实是说出了相当一部分德国土裔移民的心声。这种情况成就了埃尔多安的正发党在德国土裔中的支持率（59.7%）甚至高过了在土耳其本土（49.5%）
厄齐尔可视作土裔心态的风向标。由于足球这项运动在德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各个族裔的国脚号召力也是惊人的。比如你要和波兰裔德国人聊足球，他们必定会兴高采烈地和你吹嘘波多尔斯基有多么的生猛。然而纯粹从竞技角度来说波多尔斯基给德国国家队起到过多少的正面作用，常年看球的球迷都知道。
埃尔多安深知在德土裔的支持的重要性，也知道厄齐尔在德国土裔中的号召力，这是他最初亲近厄齐尔和京多安的原因。但是他想不到的是，德国人对这件事的应对方式居然是将厄齐尔彻彻底底地推向他的阵营。在受不了报纸和收音机的轮番轰炸之后，从怒退国家队，在网上发文怒斥德国人种族歧视，到让埃尔多安当自己婚礼的证婚人，厄齐尔明明白白地表示自己站队埃尔多安。而德国方面目前暂时还看不到任何一个土裔球员有能力填补厄齐尔离去留下的政治空白。
厄齐尔结婚，埃尔多安作为证婚人出席
土耳其2017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土耳其总理的职权与总统合并，同时埃尔多安如愿于2018年连任成功并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统。而下一次的选举，则可以视为对他这个拥有史上最大权力的土耳其总统的一次检视。倘若埃尔多安能够再一次连任，那么说明天命在他家。
目前横亘在埃尔多安和天命之间的最大困难，大概是反对派或许可以借助土耳其的经济衰退，激发中产阶级的不满暂时取得类似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这样的战术性胜利。但是这并非不可克服的，对于经济下行，反对派共和人民党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而埃尔多安在德国土裔和困难群众中的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并且，沦为困难群众的中产阶级对精神鸦片的渴求会变相加强宗教势力的力量，这一点经对于历过某个邪教横行的年代的我们来说并不难理解。所以长远上看，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胜利难以复制。更何况，埃尔多安可以通过与某些欧美之外的国家寻求合作，制造一些新的增长点来安抚中产阶级。所以对于最近埃尔多安在某个地方说的某些让人大跌眼镜的话，请大家不要太过意外。
天命是历史神学的说法，翻译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则是“肩负重大的历史任务”，那么我们不妨猜一猜，他的历史任务究竟是什么。
另外，真要有这么一天，给厄齐尔一个正发党副主席的位子，不过分吧？
**往期文章导读：**
[ 王振华们在香港的后路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5NjE3MzI5NQ==&mid=2247488950&idx=1&sn=3b4dd4533685f02b316d6827e0d127be&chksm=c0044036f773c9205f4b0fbbd2171026206188de20be4d3191b1d35e05b4b1733b69f6db17c5&scene=21#wechat_redirect)
[ 为什么过时的政策往往难以矫正？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5NjE3MzI5NQ==&mid=2247488943&idx=1&sn=c810860da4fb2a49b5e462cee5089d4f&chksm=c004402ff773c9392e862618d02762f31350b6474e4aa9017a6d15b35163377070075ae18b56&scene=21#wechat_redirect)
[ 国足归化潮与现实主义世界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5NjE3MzI5NQ==&mid=2247488938&idx=1&sn=2e6233790959f9a3717cb3298baf8e79&chksm=c004402af773c93cff57db9ec925ee688561891e66cd850ea158d1af22edd291dae707fefa6c&scene=21#wechat_redirect)
作者简介
** 过柱子的民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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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民给埃尔多安冠以“苏丹”的绰号在于他鼓吹泛突厥主义和宗教保守，可视为对奥斯曼的拙劣模仿；并且通过宗教势力在全世界煽风点火，甚至直接对我国造成威胁。德国人对埃尔多安的厌恶原因也很类似，埃尔多安一直不停地德国境内的土裔居民施加影响，而埃尔多安的政治倾向与所谓德国人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最近这段时间，土耳其内外的埃尔多安的反对者们精神振奋。借着土耳其经济衰退的东风，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在近期的市长选举中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都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在伊斯坦布尔首次选举结果在埃尔多安的操作下被选举委员会宣布无效之后，反对派在重压之下爆发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动员能力，在这个埃尔多安当过市长的城市以接近10%的优势拿下重选。一时间欧洲媒体纷纷鼓吹这是民主对埃尔多安的伟大胜利。
但是这样的胜利的后续会有什么影响，土耳其将来会走向何方，埃尔多安会束手就缚吗？历史科学告诉我们，自我奋斗要与历史行程结合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1923年7月，《洛桑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奥斯曼帝国被推翻，以及协约国瓜分土耳其的计划破产。但是，此时的土耳其社会仍然是落后的农业社会，失去了大部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它，不存在像之前西欧国家那样通过压榨殖民地来实现自身工业化的可能性，而另一种完成工业化的方法此时还没有被斯大林同志发明出来。这就很麻烦了。
凯末尔亲自教授土耳其语新字母
好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凯末尔等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太久，搞不了真的现代国家，假装自己是个现代国家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就像同时期的魏玛共和国那样，凯末尔废除了苏丹制，以少数精英搭起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架子，推行激进的改革，如杜绝宗教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影响，以拉丁字母替代阿拉伯字母，立法禁止国民佩戴土耳其帽等。其意图很明确——将现代土耳其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彻底分割，并彻底西化。正是这些激进的改革让凯末尔在历史课本中以“世俗化”的形象示人。
而凯末尔在表象上下了太多的功夫，并没有去触碰问题的真正核心——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其现代国家的外皮之下并没有现代国家的血肉。在首都和几座大城市之外，基层仍然被大家族和宗教势力所控制。
所以在凯末尔的设计中，一支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军队作为监国存在，即不论左翼还是大家族或宗教势力试图通过选举染指国家政权时，这支拥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军队便可不受制于政府，直接对上述势力使用暴力，将“扰乱秩序”的可能性扼杀在摇篮中。
至2016年底，土耳其的所谓军人互助基金会的资产总额达183亿美元，收入约85亿美元，出口总额近35亿美元。在土耳其工业500强企业中，该组织下属公司有10家位列其中。同时，该组织还在除土耳其外的19个国家拥有业务。
但是历史并不会按照某个人写好的剧本来运行。军官们的大脑回路很简单，控制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大城市，控制对外贸易，对其他的政治势力形成绝对的经济优势，再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武力优势即可以假装在治国，假装很世俗。那么自然地，在军队的认知里，深入基层是一件没有必要且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这就导致了大家族和宗教势力主导基层的一切，甚至包括有限的改良。“居伦运动”认为伊斯兰价值观是土耳其民族性的一部分。并且认为现代市场经济、金融操作以及现代科技是中性的、不带宗教色彩的，是可以与伊斯兰教相融共生的，不仅不应该进行宗教性抵制，出于保卫土耳其民族和伊斯兰教的目的更应该在穆斯林世界广设廉价学校让多数穷人能同时掌握科学知识和宗教知识，最终实现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的融合。
出于共同的目的，正发党和“居伦运动”之间就有了合作的基础，埃尔多安亦在二者的合作中获得了同时来自土耳其困难群众和大家族势力的支持。即便二者后来反目成仇，他们之间的分歧也仅停留在究竟应该由国家还是社会来主导所谓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他们的根本目的依然是一致的。
从1983年到2002年间土耳其的城市化并不能为遏制宗教保守势力的扩张做出预期的贡献。这期间土耳其的城市化率由48.1%增长到65.95%。2000年，伊斯坦布尔人口突破1000万，而二十年前该数字还只是390万。急速的城市化加上缓慢的工业化导致了大城市里的贫民窟迅速扩张，即不能为现代政治的推进提供助力，还威胁了大城市的稳定。
可能是觉得仅仅是这样还不够有趣，历史在这里还开了一个玩笑。自从1961年西德与土耳其签署《招工协议》之后，大批量的土耳其劳工移民德国，并在德国成家立业。
**自此之后，德国与土耳其两个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以一种诡异的方式互动至今。**
举个例子，土耳其足球队吸纳了一大批出身发达的德国青训系统，却未能入选德国国家队的土耳其裔球员，并以土耳其国内的优秀球员为补充，居然也能打造出一支欧洲劲旅，甚至在2008年欧洲杯差点掀翻“宗主国”德国队。在今年6月9日2-0击败世界冠军法国队的欧洲杯预选赛中，土耳其队展现出了优良的纪律性，这看起来更像是长期“德化”的结果。这场比赛中攻入一球的中后卫卡恩·艾汉作为生长在德国，从未在土耳其俱乐部踢过一天球的土耳其裔球员，也曾为德国青年国家队效力过。
最近进入土耳其足协从事青训工作的土耳其前国脚哈米提·阿尔滕托普生长在德国，从未在任何土耳其俱乐部梯队里踢过球，是纯粹的德国青训出品。
因为目的是填补德国低端劳动力的空白，最初不远千里来到德国讨生活的土耳其人自然不会是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大多是安纳托利亚村镇的困难群众。自然地，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带有农业社会的残留，比如对家族和宗教的依赖。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如之前的文章所述，在德国政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介入移民社会的情况下，土耳其裔移民就按照习惯，以家族为纽带组成一个个有活力的社会组织。这些构建在家族之上的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同时会对仍留在土耳其境内的家族成员进行反哺，毕竟这些人可以作为他们的后盾以及新鲜廉价人力资源的来源。
正是因为在德土耳其人这个群体的存在，土耳其乡村势力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一个家族性质的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带动土耳其一个村的经济发展的案例在土耳其屡见不鲜。
土耳其东南部小村Rashdiye，图中白色小楼的建设资金来自家族在德国收的保护费
而土耳其军方这边，金融危机对土耳其经济的打击，限缩了军方的收入。同时经济增长的乏力导致了中产阶级对军方垄断一些行业的不满，使得中产阶级对军方的态度转向消极。双方力量此消彼长，于是在2016年，土耳其军方发动的政变被埃尔多安挫败。不出意外，土耳其军方的一言不合就政变的传统已经被终结。
2016年，军方发起的军事政变被埃尔多安挫败后，大量在德土裔在科隆集会声援埃尔多安。
对于土耳其裔移民个体来说，德国社会亦没有给予他们多大的发展空间。在德国的基础教育中，小学阶段基本上
“快乐教育”，并在10岁那年由老师推荐下决定是进入以上大学为目的的文理中学还是去当学徒。小孩子在“快乐教育”中的表现是否足以作为这种可以决定人一生的判决的依据我们不好说，但是老师对孩子家长的背景资料掌握得事无巨细这一点是肯定的。这是啥？这是德国版的“九品官人法”！
**在这种依靠社会关系的制度下，移民背景的土耳其“硬盘”和“WDB”们又能获得多少资源呢？**
这也能从数据上体现出来。德国的一项研究指出，相同条件下，本地小孩被推荐上文理中学和实科中学的概率是有移民背景小孩的1.7倍。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土裔认为不管再怎么努力都不会被视为德国社会的一部分，转而向土耳其寻求认同也就不奇怪了。厄齐尔那句“当我们赢球的时候，我是德国人；当我们输球的时候，我是移民”其实是说出了相当一部分德国土裔移民的心声。这种情况成就了埃尔多安的正发党在德国土裔中的支持率（59.7%）甚至高过了在土耳其本土（49.5%）
厄齐尔可视作土裔心态的风向标。由于足球这项运动在德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各个族裔的国脚号召力也是惊人的。比如你要和波兰裔德国人聊足球，他们必定会兴高采烈地和你吹嘘波多尔斯基有多么的生猛。然而纯粹从竞技角度来说波多尔斯基给德国国家队起到过多少的正面作用，常年看球的球迷都知道。
埃尔多安深知在德土裔的支持的重要性，也知道厄齐尔在德国土裔中的号召力，这是他最初亲近厄齐尔和京多安的原因。但是他想不到的是，德国人对这件事的应对方式居然是将厄齐尔彻彻底底地推向他的阵营。在受不了报纸和收音机的轮番轰炸之后，从怒退国家队，在网上发文怒斥德国人种族歧视，到让埃尔多安当自己婚礼的证婚人，厄齐尔明明白白地表示自己站队埃尔多安。而德国方面目前暂时还看不到任何一个土裔球员有能力填补厄齐尔离去留下的政治空白。
厄齐尔结婚，埃尔多安作为证婚人出席
土耳其2017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土耳其总理的职权与总统合并，同时埃尔多安如愿于2018年连任成功并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统。而下一次的选举，则可以视为对他这个拥有史上最大权力的土耳其总统的一次检视。倘若埃尔多安能够再一次连任，那么说明天命在他家。
目前横亘在埃尔多安和天命之间的最大困难，大概是反对派或许可以借助土耳其的经济衰退，激发中产阶级的不满暂时取得类似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这样的战术性胜利。但是这并非不可克服的，对于经济下行，反对派共和人民党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而埃尔多安在德国土裔和困难群众中的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并且，沦为困难群众的中产阶级对精神鸦片的渴求会变相加强宗教势力的力量，这一点经对于历过某个邪教横行的年代的我们来说并不难理解。所以长远上看，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胜利难以复制。更何况，埃尔多安可以通过与某些欧美之外的国家寻求合作，制造一些新的增长点来安抚中产阶级。所以对于最近埃尔多安在某个地方说的某些让人大跌眼镜的话，请大家不要太过意外。
天命是历史神学的说法，翻译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则是“肩负重大的历史任务”，那么我们不妨猜一猜，他的历史任务究竟是什么。
另外，真要有这么一天，给厄齐尔一个正发党副主席的位子，不过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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