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官别想发财”的政治伦理下，官员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原创 你我皆是路人 路人观察 2024-06-18 22:26 贵州 1093人听过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意思，这也是当下许多体制内干部面临的一个可以说是困境吧。
我先讲一下这两年官方提及的“政治伦理”这个概念，政治伦理就是指政治关系和行为需要符合的道德准则。简单说，大家都听过“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句话，其实这就是一个浅显易懂的政治伦理观。
如果要再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不否定个人利益是驱动力，但也应该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总体导向。
也就是说，从政治角度来讨论道德伦理，那就一定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官员们应该把奉献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个人私利摆在前面。
但是，众所周知，作为人来说，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满足，是促使他开展社会活动的内在驱动力。官员也是人，纵使有再高尚的道德情操，恐怕物质需求和精神层面的满足，也是避不开的一个现实问题。

官员的工作，从宏观上说是国家治理，其中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供给等方方面面，那么，官员推动这些工作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从表面看，大家无非就是领工资干事，和给企业打工是一回事，但是细细思考一下，却又不同。特别是当干部成长为级别较高的官员，能够对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时，他们所产生的社会价值，恐怕是远远超过他们银行卡上的工资的。
但是由于体制内和企业管理是不同的模式，体制内缺乏非常有效的绩效考核手段，就会存在一些干部不干活但却领着同等水平的工资，这在管理学上叫做“搭便车”。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不免会产生心态不平衡，我辛苦加班干活，和你一个天天上班玩游戏的人领一样的工资，那我为什么还要干？
所以，很明显，单靠常规的薪酬激励，想要刺激所有干部都积极投入到国家治理中，是不现实的。
我们拿企业管理的逻辑来分析官员干部的内生动力的话，我们也会发现，促使一个干部去努力工作的，无非就是经济驱动、晋升驱动和制度驱动。也就是说，在企业也好，政府部门也好，无一例外，要想让人努力工作，这三者至少要有一样发挥作用。
就目前而言，体制内制度驱动是失效的，说白了，你考上公务员，只要不犯大事，就不会被开除，所以制度管理方面对人的约束很小。
经济驱动是最应发挥最大效用的激励因素，但由于公务员的薪酬体系并不像企业一样因职务级别不同而有显著区别，特别是现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你也不敢多领工资，正常的经济驱动也是失效，算来算去也就只有“升官”了。
也就是说，现在促使官员、干部推动国家治理工作的动力，主要还是政绩驱动。
在反腐态势不严的时候，官员们积极性很高，因为搞项目、搞经济不仅可以创造政绩，还可以给自己谋求好处。
后来高压反腐，大部分官员不敢要私利了，就只有政绩这个利益诉求了。
再到后来，反腐成为常态，甚至是扩大化，延伸到干部作风整治方面，稍有不慎就要被问责，于是大家就开始，不仅不敢谋私利，也不敢乱搞政绩，特别是一些级别不高的官员，在面对一些项目上要决策时，甚至先考虑别把自己套进去。
所以现在的不少官员，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你要让他有多积极地去主动谋求一个公共项目落地，他真没什么动力可言。
只有高级别的官员，因为没有多少经济压力，更极少有因工作失误而被问责的情况，所以才会为了职务晋升而去谋求政绩。

在革命时期，革命者们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精神高尚的，但是当革命活动结束、社会平稳下来以后，人的思想也开始回归到正常、普通的节奏上来，就会开始要为个人利益做一些打算。
以前整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都不太高的时候，普通干部的收入水平能够支撑他们有一个高过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所以他们的内心满足感是比较强的，他们虽不及革命先辈们为人民谋幸福那样的纯粹，但起码也是知道集体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的政治伦理。
而再到后来，随着物质水平的提升，人经历了一个从简入奢的过程，当干部们享受过社会分配机制给予的福利之后，心态也会随之变化。特别是当社会经济开始蓬勃发展，普通人也拥有了比官员更多的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时，官员也很容易陷入一种矛盾中，一方面仍然有为民谋利的初心，一方面也有为自己谋取好处的私心。
在这种矛盾心理下面，心态变化是很容易的事情。心理不平衡了，自然就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违规获得社会资源了。
也许是因为我们历史上“官本位”思想严重，尽管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倡导“公务员就是人民的勤务员”的政治伦理观，但事实上很难真正从社会价值观上来促使大家形成这一观念，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口号。
也就是说，官员们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仍然可能会不可避免地认为自己是对社会有更大贡献的人，所以应当享受更高层次的社会福利。当社会发展迅速，市场经济占据了主流地位，普通人也比官员过得好时，官员们自然就会产生心理落差，从而要么思想上堕落腐化、走上歧途，要么初心失守、躺平摆烂。
十八大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官员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沉迷在纸醉金迷之中，政治生态已经非常脆弱，如果再不铁腕反腐，后果不堪设想。
十八大之后反腐成效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这几年来，许多官员不贪但也不愿主动干事的趋势愈发明显，说白了，当个人利益（无论是合法利益还是非法利益）无法成为刺激官员积极工作的动力时，官员对整个国家机器运行的促进作用就放缓了。
于是，我们也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哪怕是在革命时期，也是倡导集体利益在前、个人利益在后，并没有完全否定了个人利益这个核心驱动力的作用，那么，在如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官员们的个人利益问题，或者说，如果政府官员都不愿意花大力气来治理国家时，那该如何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困境问题？
最近几年，明显感受到，晋升对于普通干部的激励作用越来越弱化，不想晋升了，政绩驱动也就失效了。
拿情怀和党性来谈工作，始终是差点意思的，当干部管理机制失效时，我们也许真的需要思考，如何刺激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一句“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有一说一，以前体制内的经济驱动确实是比较有效的。
二十多年前的基层乡镇、街道办事处，招商引资有奖励，征收拆迁有奖励，流动人口管理有奖励，干什么工作只要干得好就有奖励，而且是明文规定可以拿的奖励。
那时候，你根本不用去拿鞭子抽这些干部，他自己就会想方设法去把工作做了。
有一次和一个派出所民警聊天，他说之前搞流动人员居住证采集办理，上头规定，办一个证200块钱，可以按比例由派出所截留一部分作为工作经费，其中又可以有一部分奖励给采集办证的民警，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下班都不回家，发疯一样加班去给人办居住证。
现在，你招来再大的商，没有一分钱到你头上，你帮着征收了一片楼，也不可能给你发多少辛苦费，至于治理工作方面，更是吃力不讨好，上级不满意，群众更是恶语相向。
而工资待遇方面呢，单位的老同事说，现在他的到手收入比起二十多年前还要低，你想想这二十年物价涨多少了。最近十年才进体制的年轻公务员，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事，在二十年前，你单位如果促成一个商业项目落地，单位是有分红的，而且这个分红是会落到个人头上的。
反腐是好事，把可能被贪腐掉的国有资金留住了，但是确实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干部干事的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有人说，官员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其实是没有搞清楚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官员能够对市场经济起到的作用非常大，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就是靠政府官员通过法规落地、政策调控、行政执法方面的作用来实现的。说直白一点，干部如果不用心去优化营商环境，很多政策就很难落地，如果干部想故意阻挠市场发展，极有可能真的让这个市场没办法良性运行。
所以，领导干部如果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公心，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就不用谈优化营商环境和推进社会治理了。
但还是那句话，靠情怀来推动工作，一定不如物质和精神奖励方面的刺激来得实在。

如何让领导干部积极投身到营商环境、经济增长的工作中，是未来我们将会面临的最重大的考验之一，如果现在不认真思考，一定会成为一个错误。
正如我上面所说，以前对地方经济或者辖区经济最好的推动力，一定是基层部门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而且奖励可以落到个人的头上，这样才会有动力。
现在基层的困境在于，没有“造血功能”，特别是城市内的街道、社区层面，由于没有集体经济基础（其实很多村集体经济也是个花架子），也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街道、社区都只能眼巴巴地指望上级政府的工作经费来养活这一帮子人，而现在上下都在提“过紧日子”，经费下拨得也有限，基层不得不采取降薪、缓发绩效等方式来维持运转，自然而然地，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受挫，工作效果也就更差。
就像一个年轻家庭，如果家庭成员全都没有收入，只能靠父母救济，那自然没有发展可言。只有自己能够挣钱，才能够谋求更好的发展。这种浅显易懂的道理，相信大家都懂。
未来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一定有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将会获得相对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在基层政府自谋经济发展这条路上会有更多“自选动作”的政策支持，而不是现在这样，想整合辖区公共资源找个经济增长点来用在社会治理方面，都要害怕纪检部门的钢刀砍下来。
在工作经费紧缩的形势下，基层政府不自谋出路，最终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打折，利益受损的还是老百姓。
如果总是只靠上级政府，那最终仍然就是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养一个省，全国压力大且不说，就目前这个政治体制框架，最终落到基层人民的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还剩下多少，水平能有多高？
但是我们面临的困难也很具体，就是现在纪检、审计的口子扎得非常死，绝不允许你基层政府有一丁点“造血”的想法，先是所有国有房产收上去了，之后又把账面上能收的钱也收走了，然后又不断压缩工作经费，还随时来查账，担心基层自己把钱花了。
所以基层干部胆子越来越小，为了明哲保身，才懒得去管什么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上面让我干啥我就去干，如果有风险的我就想方设法推脱，反正别给自己找不痛快，工作干不好大不了不提拔，但是工作干多了出问题，得个处分我找谁伸冤去？
现在的体制内，正向激励太少，基本都是在使用督导问责来推动工作，把问责放在首位，这种情况下，你跟干部谈情怀和奖励都是扯淡，他要的是不被问责。只有身居高位，不太可能被问责时，才会谈为民情怀。
这也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基层干部是最不作为的，因为他们有想法得不到允许、有干劲得不到平台、有成绩得不到奖励，反而随时都在担心问责，可能真的很难有什么情怀、宗旨可言。
最后只说一句，真心希望以后的政策环境对基层更加友好。
原创 你我皆是路人 路人观察 2024-06-18 22:26 贵州 1093人听过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意思，这也是当下许多体制内干部面临的一个可以说是困境吧。
我先讲一下这两年官方提及的“政治伦理”这个概念，政治伦理就是指政治关系和行为需要符合的道德准则。简单说，大家都听过“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句话，其实这就是一个浅显易懂的政治伦理观。
如果要再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不否定个人利益是驱动力，但也应该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总体导向。
也就是说，从政治角度来讨论道德伦理，那就一定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官员们应该把奉献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个人私利摆在前面。
但是，众所周知，作为人来说，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满足，是促使他开展社会活动的内在驱动力。官员也是人，纵使有再高尚的道德情操，恐怕物质需求和精神层面的满足，也是避不开的一个现实问题。

官员的工作，从宏观上说是国家治理，其中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供给等方方面面，那么，官员推动这些工作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从表面看，大家无非就是领工资干事，和给企业打工是一回事，但是细细思考一下，却又不同。特别是当干部成长为级别较高的官员，能够对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时，他们所产生的社会价值，恐怕是远远超过他们银行卡上的工资的。
但是由于体制内和企业管理是不同的模式，体制内缺乏非常有效的绩效考核手段，就会存在一些干部不干活但却领着同等水平的工资，这在管理学上叫做“搭便车”。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不免会产生心态不平衡，我辛苦加班干活，和你一个天天上班玩游戏的人领一样的工资，那我为什么还要干？
所以，很明显，单靠常规的薪酬激励，想要刺激所有干部都积极投入到国家治理中，是不现实的。
我们拿企业管理的逻辑来分析官员干部的内生动力的话，我们也会发现，促使一个干部去努力工作的，无非就是经济驱动、晋升驱动和制度驱动。也就是说，在企业也好，政府部门也好，无一例外，要想让人努力工作，这三者至少要有一样发挥作用。
就目前而言，体制内制度驱动是失效的，说白了，你考上公务员，只要不犯大事，就不会被开除，所以制度管理方面对人的约束很小。
经济驱动是最应发挥最大效用的激励因素，但由于公务员的薪酬体系并不像企业一样因职务级别不同而有显著区别，特别是现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你也不敢多领工资，正常的经济驱动也是失效，算来算去也就只有“升官”了。
也就是说，现在促使官员、干部推动国家治理工作的动力，主要还是政绩驱动。
在反腐态势不严的时候，官员们积极性很高，因为搞项目、搞经济不仅可以创造政绩，还可以给自己谋求好处。
后来高压反腐，大部分官员不敢要私利了，就只有政绩这个利益诉求了。
再到后来，反腐成为常态，甚至是扩大化，延伸到干部作风整治方面，稍有不慎就要被问责，于是大家就开始，不仅不敢谋私利，也不敢乱搞政绩，特别是一些级别不高的官员，在面对一些项目上要决策时，甚至先考虑别把自己套进去。
所以现在的不少官员，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你要让他有多积极地去主动谋求一个公共项目落地，他真没什么动力可言。
只有高级别的官员，因为没有多少经济压力，更极少有因工作失误而被问责的情况，所以才会为了职务晋升而去谋求政绩。

在革命时期，革命者们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精神高尚的，但是当革命活动结束、社会平稳下来以后，人的思想也开始回归到正常、普通的节奏上来，就会开始要为个人利益做一些打算。
以前整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都不太高的时候，普通干部的收入水平能够支撑他们有一个高过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所以他们的内心满足感是比较强的，他们虽不及革命先辈们为人民谋幸福那样的纯粹，但起码也是知道集体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的政治伦理。
而再到后来，随着物质水平的提升，人经历了一个从简入奢的过程，当干部们享受过社会分配机制给予的福利之后，心态也会随之变化。特别是当社会经济开始蓬勃发展，普通人也拥有了比官员更多的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时，官员也很容易陷入一种矛盾中，一方面仍然有为民谋利的初心，一方面也有为自己谋取好处的私心。
在这种矛盾心理下面，心态变化是很容易的事情。心理不平衡了，自然就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违规获得社会资源了。
也许是因为我们历史上“官本位”思想严重，尽管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倡导“公务员就是人民的勤务员”的政治伦理观，但事实上很难真正从社会价值观上来促使大家形成这一观念，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口号。
也就是说，官员们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仍然可能会不可避免地认为自己是对社会有更大贡献的人，所以应当享受更高层次的社会福利。当社会发展迅速，市场经济占据了主流地位，普通人也比官员过得好时，官员们自然就会产生心理落差，从而要么思想上堕落腐化、走上歧途，要么初心失守、躺平摆烂。
十八大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官员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沉迷在纸醉金迷之中，政治生态已经非常脆弱，如果再不铁腕反腐，后果不堪设想。
十八大之后反腐成效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这几年来，许多官员不贪但也不愿主动干事的趋势愈发明显，说白了，当个人利益（无论是合法利益还是非法利益）无法成为刺激官员积极工作的动力时，官员对整个国家机器运行的促进作用就放缓了。
于是，我们也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哪怕是在革命时期，也是倡导集体利益在前、个人利益在后，并没有完全否定了个人利益这个核心驱动力的作用，那么，在如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官员们的个人利益问题，或者说，如果政府官员都不愿意花大力气来治理国家时，那该如何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困境问题？
最近几年，明显感受到，晋升对于普通干部的激励作用越来越弱化，不想晋升了，政绩驱动也就失效了。
拿情怀和党性来谈工作，始终是差点意思的，当干部管理机制失效时，我们也许真的需要思考，如何刺激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一句“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有一说一，以前体制内的经济驱动确实是比较有效的。
二十多年前的基层乡镇、街道办事处，招商引资有奖励，征收拆迁有奖励，流动人口管理有奖励，干什么工作只要干得好就有奖励，而且是明文规定可以拿的奖励。
那时候，你根本不用去拿鞭子抽这些干部，他自己就会想方设法去把工作做了。
有一次和一个派出所民警聊天，他说之前搞流动人员居住证采集办理，上头规定，办一个证200块钱，可以按比例由派出所截留一部分作为工作经费，其中又可以有一部分奖励给采集办证的民警，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下班都不回家，发疯一样加班去给人办居住证。
现在，你招来再大的商，没有一分钱到你头上，你帮着征收了一片楼，也不可能给你发多少辛苦费，至于治理工作方面，更是吃力不讨好，上级不满意，群众更是恶语相向。
而工资待遇方面呢，单位的老同事说，现在他的到手收入比起二十多年前还要低，你想想这二十年物价涨多少了。最近十年才进体制的年轻公务员，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事，在二十年前，你单位如果促成一个商业项目落地，单位是有分红的，而且这个分红是会落到个人头上的。
反腐是好事，把可能被贪腐掉的国有资金留住了，但是确实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干部干事的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有人说，官员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其实是没有搞清楚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官员能够对市场经济起到的作用非常大，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就是靠政府官员通过法规落地、政策调控、行政执法方面的作用来实现的。说直白一点，干部如果不用心去优化营商环境，很多政策就很难落地，如果干部想故意阻挠市场发展，极有可能真的让这个市场没办法良性运行。
所以，领导干部如果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公心，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就不用谈优化营商环境和推进社会治理了。
但还是那句话，靠情怀来推动工作，一定不如物质和精神奖励方面的刺激来得实在。

如何让领导干部积极投身到营商环境、经济增长的工作中，是未来我们将会面临的最重大的考验之一，如果现在不认真思考，一定会成为一个错误。
正如我上面所说，以前对地方经济或者辖区经济最好的推动力，一定是基层部门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而且奖励可以落到个人的头上，这样才会有动力。
现在基层的困境在于，没有“造血功能”，特别是城市内的街道、社区层面，由于没有集体经济基础（其实很多村集体经济也是个花架子），也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街道、社区都只能眼巴巴地指望上级政府的工作经费来养活这一帮子人，而现在上下都在提“过紧日子”，经费下拨得也有限，基层不得不采取降薪、缓发绩效等方式来维持运转，自然而然地，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受挫，工作效果也就更差。
就像一个年轻家庭，如果家庭成员全都没有收入，只能靠父母救济，那自然没有发展可言。只有自己能够挣钱，才能够谋求更好的发展。这种浅显易懂的道理，相信大家都懂。
未来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一定有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将会获得相对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在基层政府自谋经济发展这条路上会有更多“自选动作”的政策支持，而不是现在这样，想整合辖区公共资源找个经济增长点来用在社会治理方面，都要害怕纪检部门的钢刀砍下来。
在工作经费紧缩的形势下，基层政府不自谋出路，最终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打折，利益受损的还是老百姓。
如果总是只靠上级政府，那最终仍然就是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养一个省，全国压力大且不说，就目前这个政治体制框架，最终落到基层人民的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还剩下多少，水平能有多高？
但是我们面临的困难也很具体，就是现在纪检、审计的口子扎得非常死，绝不允许你基层政府有一丁点“造血”的想法，先是所有国有房产收上去了，之后又把账面上能收的钱也收走了，然后又不断压缩工作经费，还随时来查账，担心基层自己把钱花了。
所以基层干部胆子越来越小，为了明哲保身，才懒得去管什么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上面让我干啥我就去干，如果有风险的我就想方设法推脱，反正别给自己找不痛快，工作干不好大不了不提拔，但是工作干多了出问题，得个处分我找谁伸冤去？
现在的体制内，正向激励太少，基本都是在使用督导问责来推动工作，把问责放在首位，这种情况下，你跟干部谈情怀和奖励都是扯淡，他要的是不被问责。只有身居高位，不太可能被问责时，才会谈为民情怀。
这也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基层干部是最不作为的，因为他们有想法得不到允许、有干劲得不到平台、有成绩得不到奖励，反而随时都在担心问责，可能真的很难有什么情怀、宗旨可言。
最后只说一句，真心希望以后的政策环境对基层更加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