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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6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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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6 16:00:00
# 把秦说成“最辉煌的顶端”，有点站不住脚
原创 底线思维 [ 底线思维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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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晖是“秦吹”顶流了。
把秦说成是“最辉煌的顶端”，“历史的上升趋势突然中止了”。
理由是什么呢？
“文明大创造的上升阶段从此消失，我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从西汉开始的两千余年中，我们这个民族再也没有出现过思想大爆炸时代，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
好像文明形态跨越式发展很容易似的，甚至给人一种只要有思想大爆炸就行的意味。
但他忽略了，文明形态与思想的发展，脱离不了生产力的变化。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到铁器时代的变化，才是前三千年文明变迁的支撑。
孙皓晖的标准，本质上就是要苛求汉唐明产生生产力的大飞跃，否则就不“辉煌”，就没有“上升”。但这完全脱离实际可能，根本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后面又总结了“前三千年”文明发展里五条所谓的中国“文明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经验”。
第一条是“以自觉的求变精神不断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
文明生存要“求变”不假，但“自觉”这两个字不知道有什么佐证。变与不变，到底是形势所迫，还是“自觉”，很多情况下并不容易分清。
孙先生举的例子是治水。但这种要命的事情，难道不是先前的治水之法变得无效，迫于无奈，不得不进行的“求变”？难道不是形势所迫的因素更大些？
求变最关键的是符合实际，被迫还是自觉并不重要。过于强调“自觉求变”，大概王莽要直呼内行了。
孙先生后面当然还是提到了“立足于实践的求变精神”，但在这一条经验的核心句里，还是放不下并无可靠佐证的“自觉”两字，却没有加入“实践”两字。
第二是“面对外部欺凌侵略，坚持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原则”。
孙先生看上去举了很多例子，其实忽略了关键的问题。中国又不是充话费送的，早就把容易打的、容易扩张的地方都打完了，剩下的是只能“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地方。
这个所谓的“原则”，本质上是现实条件约束。
不能用现代村村通的地理认知去理解古代军事，想想单单“改土归流”就花了多少年、花了多少力气吧。
周边很多地区，古代根本没有能力实现有效的“扩张”。
这么一条类似不要躺在岩浆里睡觉的“原则”，有多少提出的必要呢？
第三是“在文明冲突中自觉保持强大的消解融合精神”。
孙先生似乎特别喜欢“自觉”两个字，但消解融合同样靠的是客观条件，自觉不自觉不是最重要的。
孙还说：“华夏文明所以能从中国腹地开始，一步步如同滚雪球般不断融合周边族群而壮大，其间，极为重要的原因，绝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华夏文明的包容力与亲和力。”
这里，孙先生再次暴露出对客观条件的忽视，也缺乏对实质融合过程的基本认识。
首先，决定性的战争是必需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改土归流，搭配“苗乱”思考，效果更佳。（插句题外话，北美在漫长的历史中，也许是因为缺乏适合驯化的马与牛，限制了战争规模，部落之间难有“灭国之战”，就难以统一。）
其次，战争之后的融合，很重要的是看同质性与体量优势。
为什么中国腹地向外的扩张比较顺利？同质性。大家都是平原农耕文明，军事容易推进，文明容易融合。
平原农耕文明往山地扩展，不仅军事投送力量不足，文明异质性也更大点。
至于要去同化游牧文明，难得很，再怎么“自觉”都不好使，汉唐只能开疆，没有解决“融合”，大秦更是白瞎。最后还是靠兼具农耕、游牧特质的清代，才真正融合了周边的游牧民族。
体量也很重要。有人喜欢拿罗马和中国比，但地理决定了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把地中海填上，也许历史会走到一个能够比一比的方向。
不过，历史没有如果，事实上就是罗马的农耕文明体量，远远比不上中国，融合的力量自然也没有比较的空间了。（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谈谈这方面的“比较”。）
最后，当然是文明的先进与发达程度的差异。融合方的所谓“自觉”态度，只是文明先进性中的一部分。被融合的族群，面对客观的实力差距与先进性差距，“自觉”融入不也很重要吗？
孙先生总结的第四条基本经验是“强烈自觉的统一精神，霸气充盈的反分裂实践”。
这个“自觉”更是莫名其妙，前三千年到秦才刚刚完成了真正的统一，如何断言就“自觉”了？
后面一直是分分合合，也没看有多“自觉”。统一中国的那些人是“自觉”统一，搞割据的人是不是在“自觉”分裂？
孙先生认为统一能强盛，分裂易贫弱，这固然没错。但他是不是情不自禁在拿后世举例子，忘记自己在讲“前三千年”了？
而且分裂未必绝对不好，欧洲火器迅猛发展，就得益于分立国家间的激烈冲突。孙先生在之前大赞的中国古典军事思想，也得益于春秋战国的频繁战争。
从这里可以看出，孙先生的历史观缺乏辨证思维，还不如提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古人。
孙先生总结的第五条基本经验是“以发掘培养杰出人才群为国家发展的生命线”。
孙先生大赞“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所以能成为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最根本原因便是士人阶层放射的历史光焰。”
“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士人阶层，有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特征：他们，以丰富的社会实践为学问根基，既有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实际操作能力，也有基于社会实践所产生的改造社会的种种主张。这一基本特征，使他们与秦帝国之后不断趋于书生状态的士大夫阶层有着巨大的差别。”
孙先生的历史认识似乎有点过于陈旧，停留在过去一味痛批科举的水平。
科举取士难道就等于“书生治国”，中国这么大，士大夫都“不断趋于书生状态”，真能治得好？当然，按照孙先生的标准，说你不好就是不好，统统不如大秦，逻辑可自洽呢。
如果士人阶层真的这么厉害，士大夫阶层真的这么腐朽，孙先生定义下的“士人阶层”怎么就被“士大夫阶层”取代了呢？
不知道孙先生会不会怪到“独尊儒术”上，那就又变成片面夸大一两个人物的历史作用了。
孙先生有没有想过，他所谓的士人阶层，能够在春秋、战国“放射历史光焰”，本质上正是因为他才痛批过的分裂局面？
他有没有想过，那些“士人阶层”如果在大一统的环境下，因应时代需要，可能也会表现得如士大夫阶层一般？
综上所述，孙皓晖的这篇“结论”荒腔走板。
究其原因，就是作为“秦吹”，为吹而吹，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当然，他本身只是一个爱好历史的小说家，但既然想要写“史论著作”，还是要有点正确的历史观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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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什么呢？
“文明大创造的上升阶段从此消失，我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从西汉开始的两千余年中，我们这个民族再也没有出现过思想大爆炸时代，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
好像文明形态跨越式发展很容易似的，甚至给人一种只要有思想大爆炸就行的意味。
但他忽略了，文明形态与思想的发展，脱离不了生产力的变化。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到铁器时代的变化，才是前三千年文明变迁的支撑。
孙皓晖的标准，本质上就是要苛求汉唐明产生生产力的大飞跃，否则就不“辉煌”，就没有“上升”。但这完全脱离实际可能，根本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后面又总结了“前三千年”文明发展里五条所谓的中国“文明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经验”。
第一条是“以自觉的求变精神不断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
文明生存要“求变”不假，但“自觉”这两个字不知道有什么佐证。变与不变，到底是形势所迫，还是“自觉”，很多情况下并不容易分清。
孙先生举的例子是治水。但这种要命的事情，难道不是先前的治水之法变得无效，迫于无奈，不得不进行的“求变”？难道不是形势所迫的因素更大些？
求变最关键的是符合实际，被迫还是自觉并不重要。过于强调“自觉求变”，大概王莽要直呼内行了。
孙先生后面当然还是提到了“立足于实践的求变精神”，但在这一条经验的核心句里，还是放不下并无可靠佐证的“自觉”两字，却没有加入“实践”两字。
第二是“面对外部欺凌侵略，坚持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原则”。
孙先生看上去举了很多例子，其实忽略了关键的问题。中国又不是充话费送的，早就把容易打的、容易扩张的地方都打完了，剩下的是只能“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地方。
这个所谓的“原则”，本质上是现实条件约束。
不能用现代村村通的地理认知去理解古代军事，想想单单“改土归流”就花了多少年、花了多少力气吧。
周边很多地区，古代根本没有能力实现有效的“扩张”。
这么一条类似不要躺在岩浆里睡觉的“原则”，有多少提出的必要呢？
第三是“在文明冲突中自觉保持强大的消解融合精神”。
孙先生似乎特别喜欢“自觉”两个字，但消解融合同样靠的是客观条件，自觉不自觉不是最重要的。
孙还说：“华夏文明所以能从中国腹地开始，一步步如同滚雪球般不断融合周边族群而壮大，其间，极为重要的原因，绝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华夏文明的包容力与亲和力。”
这里，孙先生再次暴露出对客观条件的忽视，也缺乏对实质融合过程的基本认识。
首先，决定性的战争是必需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改土归流，搭配“苗乱”思考，效果更佳。（插句题外话，北美在漫长的历史中，也许是因为缺乏适合驯化的马与牛，限制了战争规模，部落之间难有“灭国之战”，就难以统一。）
其次，战争之后的融合，很重要的是看同质性与体量优势。
为什么中国腹地向外的扩张比较顺利？同质性。大家都是平原农耕文明，军事容易推进，文明容易融合。
平原农耕文明往山地扩展，不仅军事投送力量不足，文明异质性也更大点。
至于要去同化游牧文明，难得很，再怎么“自觉”都不好使，汉唐只能开疆，没有解决“融合”，大秦更是白瞎。最后还是靠兼具农耕、游牧特质的清代，才真正融合了周边的游牧民族。
体量也很重要。有人喜欢拿罗马和中国比，但地理决定了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把地中海填上，也许历史会走到一个能够比一比的方向。
不过，历史没有如果，事实上就是罗马的农耕文明体量，远远比不上中国，融合的力量自然也没有比较的空间了。（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谈谈这方面的“比较”。）
最后，当然是文明的先进与发达程度的差异。融合方的所谓“自觉”态度，只是文明先进性中的一部分。被融合的族群，面对客观的实力差距与先进性差距，“自觉”融入不也很重要吗？
孙先生总结的第四条基本经验是“强烈自觉的统一精神，霸气充盈的反分裂实践”。
这个“自觉”更是莫名其妙，前三千年到秦才刚刚完成了真正的统一，如何断言就“自觉”了？
后面一直是分分合合，也没看有多“自觉”。统一中国的那些人是“自觉”统一，搞割据的人是不是在“自觉”分裂？
孙先生认为统一能强盛，分裂易贫弱，这固然没错。但他是不是情不自禁在拿后世举例子，忘记自己在讲“前三千年”了？
而且分裂未必绝对不好，欧洲火器迅猛发展，就得益于分立国家间的激烈冲突。孙先生在之前大赞的中国古典军事思想，也得益于春秋战国的频繁战争。
从这里可以看出，孙先生的历史观缺乏辨证思维，还不如提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古人。
孙先生总结的第五条基本经验是“以发掘培养杰出人才群为国家发展的生命线”。
孙先生大赞“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所以能成为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最根本原因便是士人阶层放射的历史光焰。”
“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士人阶层，有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特征：他们，以丰富的社会实践为学问根基，既有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实际操作能力，也有基于社会实践所产生的改造社会的种种主张。这一基本特征，使他们与秦帝国之后不断趋于书生状态的士大夫阶层有着巨大的差别。”
孙先生的历史认识似乎有点过于陈旧，停留在过去一味痛批科举的水平。
科举取士难道就等于“书生治国”，中国这么大，士大夫都“不断趋于书生状态”，真能治得好？当然，按照孙先生的标准，说你不好就是不好，统统不如大秦，逻辑可自洽呢。
如果士人阶层真的这么厉害，士大夫阶层真的这么腐朽，孙先生定义下的“士人阶层”怎么就被“士大夫阶层”取代了呢？
不知道孙先生会不会怪到“独尊儒术”上，那就又变成片面夸大一两个人物的历史作用了。
孙先生有没有想过，他所谓的士人阶层，能够在春秋、战国“放射历史光焰”，本质上正是因为他才痛批过的分裂局面？
他有没有想过，那些“士人阶层”如果在大一统的环境下，因应时代需要，可能也会表现得如士大夫阶层一般？
综上所述，孙皓晖的这篇“结论”荒腔走板。
究其原因，就是作为“秦吹”，为吹而吹，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当然，他本身只是一个爱好历史的小说家，但既然想要写“史论著作”，还是要有点正确的历史观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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