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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06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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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算法”这种新型经济计算霸权来临之际，谁将成为操作者？
塞德里克·迪朗 [ 底线思维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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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塞德里克·迪朗
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第十三大学、巴黎高等商学院教授
** 【本文节选自《技术封建主义》（塞德里克·迪朗 著）】 **
经过三十年的事后观察，“硅谷共识”最初的直觉依然存在。伴随信息技术崛起的变革触动了生产方式的根基，动摇了它的基本原则。然而，技术资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曾许诺会带来振兴的良方，事态的发展却揭示了一种退化。数字技术的崛起正在颠覆竞争关系，转而支持依赖关系，扰乱了整体机制，并有使掠夺盖过生产的趋势，催生了我所说的技术封建主义。
人们再次提出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影响，例如财产集中度日益增长的政治爆炸性，或者这种发展模式将我们推向的生态僵局。这种制度本身的逻辑正在发生质的转变。借用凡勃伦的观点，数字巨头们的运作本质上是一种破坏行为，它们将信息力量导向有利于“圈地工具”的一面。正如我们在价值链中看到的知识产权垄断现象一样，这种社会经济的重新排序已经超越了科技领域，涵盖了所有活动领域。
在这不断变化的形势中，飘荡着20世纪80年代黑客的精神：“现在是我们的世界……电子和交换机的世界。”然而，理论和政治批判还只是初露头角。知识垄断攫取租金的渠道是什么？它们如何与金融体系，尤其与将其集中化的巨型投资基金联系在一起？它们如何从“鼠标工人”、零工经济和更古老的雇佣劳动形式的剥削中牟利？谁是猎物，以及在哪些条件下，他们的主体性可以汇聚成另一股社会力量？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探索。
因此，确定当代资本主义的质变仅仅是个开始，但它足以引发强大的视差效应，同时打击自由主义谬论及挑战其唯一真正的对手——马克思主义传统。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问题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意识形态问题。对于那些将竞争视为内在良性机制的人来说，监管机构必须拆除数字堡垒，以恢复良性竞争。该领域的重要公司都正确地强调，困难在于数字世界的反馈循环力量会产生中心化。因此，任何碎片化的做法都意味着对使用价值的破坏，因为数据池的减少会导致算法不够灵活，最终导致用户使用的设备不够方便。换句话说，当代经济的核心逻辑——消费者效用，正在阻碍反垄断的复兴，而反垄断的复兴本身又受到新兴巨型公司对我们社会构成的真实威胁的刺激。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竞争政策无法阻止的累积过程。随着这种数字资产的中心化，正在形成的情景不禁让人想起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设想的情景——一个国家的所有土地都属于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全体人民的生活必需品都依赖于他，因此土地所有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强加条件”。这种对数字所有者的普遍依赖是数字经济的前景，是自由主义在算法时代吃人的未来。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封建突变并不意味着对自由主义的打击残酷且无效。相反，这是一场惨胜。社会化的历史趋势得到证实，但乍一看，它却呈现出破坏性的狰狞面目。
事实上，市场关系日益深化，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分工。基金经理手中金融资源的集中使所有权更具集体性，无法逆转地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从获取经济剩余的权利中分离出去。然而，最重要的是，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算法处理，生产和消费模式变得越来越可理解，同时也越来越可塑。生活的最微小片段也逐渐被纳入数字回路，并融入一种共同的语法对象化的过程中，适用于所有社会参与者。
人类文明正沿着一道山脊走向完全归属于资本的无望时刻。在山脊的一边是陡峭的岩石斜坡，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书稿中所设想的灾难性衰落：“科学这一社会发展的普遍产物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是劳动的生产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单个工人或以联合方式介入生产过程的工人的生产力。”通过否定自主性和创造性活动，个人和集体的主体性被割裂开来。工作陷入了这种神秘感，个人什么都不是，资本才是一切。与工作相关的痛苦在当代肆虐，部分原因就是这种不满情绪，它削弱了主体，使他们脱离了现实。
这场灾难超越了生产领域。因此，算法治理试图控制个体而不给愿望的形成留下任何空间，个体只能沦为拥有“悲伤激情”的机器。个体在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发现自己被剥夺了存在的权利。哲学家埃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将这种最终失败称为“完全归属”。它意味着“从个体身份和自主权的意义上讲，个性彻底丧失”。
随着技术封建主义的推进，压迫的逻辑飞速前进。然而，越是接近，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经济逻辑与算法逻辑的融合正在遭遇去现实化带来的阻力，市场营销研究人员在向消费者部署自主采购系统的项目中观察到：
自主采购系统正在深刻改变采购流程，它减少甚至消除了对人工决策的需求，从而对长期以来建立的人机关系提出了挑战。省去决策过程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减轻人们对权衡利弊的认知负担。然而，消费者可能不愿意放弃自主决策的能力。此外，如果没有了决策活动，他们的自我调节资源就有可能被耗尽，做出选择所带来的满足感也会逐渐消失。
人们已经警告过公司，面对剥夺物质的企图，人类主体将会逃离。如果没有新的控制方式，个人就会拒绝将自己的选择权交给机器。
在山脊的另一边，欢笑的溪流和郁郁葱葱的山谷散发着解放的希望。在马克思看来，积累的历史规律在某些方面有利于个人的发展。的确，“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这意味着“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因此，它推动“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在资本支持下开始的社会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使解放成为可能。生产活动的相互联系与交织产生的力量使每个人都能无限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
《红星》俄版封面
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re
Bogdanov)在1905年的乌托邦小说《红星》中对这一解放进行了令人回味的描述。一位主人向外星访客解释了这个先进的外星社会的工作组织原则：
通过这些表格，我们可以分配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哪里缺工，缺到什么程度。因此，根据每个人对两项工作的独特或相等偏好，每个人选择最缺劳动力的那项工作。
因此，该系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和生产流程的变化实时调整工作需求：
计算研究所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负责监测库存产品的流动、工厂的生产和劳动力的波动。这种方式可以确定将要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以及生产所需的小时数。该机构还计算出每个工作领域的生产量与应生产的量之间的差额，并把这种差额传递给每个人。志愿者的涌入创造了平衡。
麦肯锡咨询公司解释道，现在，描述使用价值控制论的科幻小说随处可见，但它们不情愿地回避了工作问题：
领先的公司正在开发高度集成的规划系统，这些系统已经采用了最先进的分析和机器学习解决方案。未来，这些高科技方法(也称“高级规划”)将控制(经济活动)……该系统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自主、有效、高效地运作。规划人员只需在特殊情况下进行干预，检查并纠正错误。更重要的是，该系统利用大量数据源，并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将彼此连接，从而提高了预测的准确性。与此同时，先进的规划系统还能使库存管理、采购、物流、市场营销和销售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显著提高流程效率。
未来属于算法这只看不见的手。得益于数字反馈回路，基于商品的贫乏和混乱分流而维持劳动分工变得不再必要。在这种新型经济计算的霸权来临之际，问题是谁将成为操作者。技术封建主义堡垒的领导者声称，他们垄断了对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经济过程的知识控制。但个人去现实化的阻力是这一计划的严重障碍。“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出现意味着对市场的告别与主体性的再投资齐头并进，尤其诉诸真正的经济民主形式。只有这样，每个人自由选择的自主权界限才能与集体和有意识地掌控经济问题及其在生物圈中的地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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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塞德里克·迪朗
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第十三大学、巴黎高等商学院教授
** 【本文节选自《技术封建主义》（塞德里克·迪朗 著）】 **
经过三十年的事后观察，“硅谷共识”最初的直觉依然存在。伴随信息技术崛起的变革触动了生产方式的根基，动摇了它的基本原则。然而，技术资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曾许诺会带来振兴的良方，事态的发展却揭示了一种退化。数字技术的崛起正在颠覆竞争关系，转而支持依赖关系，扰乱了整体机制，并有使掠夺盖过生产的趋势，催生了我所说的技术封建主义。
人们再次提出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影响，例如财产集中度日益增长的政治爆炸性，或者这种发展模式将我们推向的生态僵局。这种制度本身的逻辑正在发生质的转变。借用凡勃伦的观点，数字巨头们的运作本质上是一种破坏行为，它们将信息力量导向有利于“圈地工具”的一面。正如我们在价值链中看到的知识产权垄断现象一样，这种社会经济的重新排序已经超越了科技领域，涵盖了所有活动领域。
在这不断变化的形势中，飘荡着20世纪80年代黑客的精神：“现在是我们的世界……电子和交换机的世界。”然而，理论和政治批判还只是初露头角。知识垄断攫取租金的渠道是什么？它们如何与金融体系，尤其与将其集中化的巨型投资基金联系在一起？它们如何从“鼠标工人”、零工经济和更古老的雇佣劳动形式的剥削中牟利？谁是猎物，以及在哪些条件下，他们的主体性可以汇聚成另一股社会力量？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探索。
因此，确定当代资本主义的质变仅仅是个开始，但它足以引发强大的视差效应，同时打击自由主义谬论及挑战其唯一真正的对手——马克思主义传统。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问题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意识形态问题。对于那些将竞争视为内在良性机制的人来说，监管机构必须拆除数字堡垒，以恢复良性竞争。该领域的重要公司都正确地强调，困难在于数字世界的反馈循环力量会产生中心化。因此，任何碎片化的做法都意味着对使用价值的破坏，因为数据池的减少会导致算法不够灵活，最终导致用户使用的设备不够方便。换句话说，当代经济的核心逻辑——消费者效用，正在阻碍反垄断的复兴，而反垄断的复兴本身又受到新兴巨型公司对我们社会构成的真实威胁的刺激。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竞争政策无法阻止的累积过程。随着这种数字资产的中心化，正在形成的情景不禁让人想起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设想的情景——一个国家的所有土地都属于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全体人民的生活必需品都依赖于他，因此土地所有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强加条件”。这种对数字所有者的普遍依赖是数字经济的前景，是自由主义在算法时代吃人的未来。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封建突变并不意味着对自由主义的打击残酷且无效。相反，这是一场惨胜。社会化的历史趋势得到证实，但乍一看，它却呈现出破坏性的狰狞面目。
事实上，市场关系日益深化，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分工。基金经理手中金融资源的集中使所有权更具集体性，无法逆转地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从获取经济剩余的权利中分离出去。然而，最重要的是，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算法处理，生产和消费模式变得越来越可理解，同时也越来越可塑。生活的最微小片段也逐渐被纳入数字回路，并融入一种共同的语法对象化的过程中，适用于所有社会参与者。
人类文明正沿着一道山脊走向完全归属于资本的无望时刻。在山脊的一边是陡峭的岩石斜坡，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书稿中所设想的灾难性衰落：“科学这一社会发展的普遍产物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是劳动的生产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单个工人或以联合方式介入生产过程的工人的生产力。”通过否定自主性和创造性活动，个人和集体的主体性被割裂开来。工作陷入了这种神秘感，个人什么都不是，资本才是一切。与工作相关的痛苦在当代肆虐，部分原因就是这种不满情绪，它削弱了主体，使他们脱离了现实。
这场灾难超越了生产领域。因此，算法治理试图控制个体而不给愿望的形成留下任何空间，个体只能沦为拥有“悲伤激情”的机器。个体在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发现自己被剥夺了存在的权利。哲学家埃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将这种最终失败称为“完全归属”。它意味着“从个体身份和自主权的意义上讲，个性彻底丧失”。
随着技术封建主义的推进，压迫的逻辑飞速前进。然而，越是接近，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经济逻辑与算法逻辑的融合正在遭遇去现实化带来的阻力，市场营销研究人员在向消费者部署自主采购系统的项目中观察到：
自主采购系统正在深刻改变采购流程，它减少甚至消除了对人工决策的需求，从而对长期以来建立的人机关系提出了挑战。省去决策过程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减轻人们对权衡利弊的认知负担。然而，消费者可能不愿意放弃自主决策的能力。此外，如果没有了决策活动，他们的自我调节资源就有可能被耗尽，做出选择所带来的满足感也会逐渐消失。
人们已经警告过公司，面对剥夺物质的企图，人类主体将会逃离。如果没有新的控制方式，个人就会拒绝将自己的选择权交给机器。
在山脊的另一边，欢笑的溪流和郁郁葱葱的山谷散发着解放的希望。在马克思看来，积累的历史规律在某些方面有利于个人的发展。的确，“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这意味着“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因此，它推动“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在资本支持下开始的社会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使解放成为可能。生产活动的相互联系与交织产生的力量使每个人都能无限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
《红星》俄版封面
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re
Bogdanov)在1905年的乌托邦小说《红星》中对这一解放进行了令人回味的描述。一位主人向外星访客解释了这个先进的外星社会的工作组织原则：
通过这些表格，我们可以分配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哪里缺工，缺到什么程度。因此，根据每个人对两项工作的独特或相等偏好，每个人选择最缺劳动力的那项工作。
因此，该系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和生产流程的变化实时调整工作需求：
计算研究所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负责监测库存产品的流动、工厂的生产和劳动力的波动。这种方式可以确定将要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以及生产所需的小时数。该机构还计算出每个工作领域的生产量与应生产的量之间的差额，并把这种差额传递给每个人。志愿者的涌入创造了平衡。
麦肯锡咨询公司解释道，现在，描述使用价值控制论的科幻小说随处可见，但它们不情愿地回避了工作问题：
领先的公司正在开发高度集成的规划系统，这些系统已经采用了最先进的分析和机器学习解决方案。未来，这些高科技方法(也称“高级规划”)将控制(经济活动)……该系统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自主、有效、高效地运作。规划人员只需在特殊情况下进行干预，检查并纠正错误。更重要的是，该系统利用大量数据源，并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将彼此连接，从而提高了预测的准确性。与此同时，先进的规划系统还能使库存管理、采购、物流、市场营销和销售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显著提高流程效率。
未来属于算法这只看不见的手。得益于数字反馈回路，基于商品的贫乏和混乱分流而维持劳动分工变得不再必要。在这种新型经济计算的霸权来临之际，问题是谁将成为操作者。技术封建主义堡垒的领导者声称，他们垄断了对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经济过程的知识控制。但个人去现实化的阻力是这一计划的严重障碍。“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出现意味着对市场的告别与主体性的再投资齐头并进，尤其诉诸真正的经济民主形式。只有这样，每个人自由选择的自主权界限才能与集体和有意识地掌控经济问题及其在生物圈中的地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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