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晚身后折射的中国困局
原创 刘梦龙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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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一曲难忘今宵，戊戌年的春节晚会又结束了。多少人嘟囔着不看，最后还是看了，收看春晚伴着一代人成长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随着时代的变迁，娱乐活动趋于丰富多彩，晚会的形式终究是老去了。虽然有人形容春晚是五个小时的新闻联播，春晚还是有着不低收视率，当然，无可避免的也传递着时代的讯号。
戊戌年春晚给人的观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万国来朝，一带一路无疑是最重要的主题。今年的春晚用了极大的篇幅展示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对诗对到哈萨克斯坦，修路修到肯尼亚了。在中国的整个改开历程里，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一直是一个主题，但是一带一路应该是这个主题最新一本版本。一带一路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体现的是中国的资本输出，经历了三十年的改开，内部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作为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工业化大国需求。这有点像深海的鲸鱼，一个工业化强国如果不能得到外部市场的支撑，会被自身的体重压垮。
今日中国与外部资本输出并行的主题是产业升级和产能压缩，一方面致力于提升提升巨兽的肌肉强度，一方面在不惜以自我消灭产能的方式来尽力延迟危机的爆发。中国产能的总体过剩已经是无可回避的问题，广大的外部市场是中国工业体系和社会体系完善所不可或缺的。但这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通过激烈斗争赢得的，这不是一个太短暂的过程。同样，这也不能是一个太漫长的过程。迄今为止中国的成长一直是在发展中消化矛盾，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对停滞几乎是无法接受的。当代中国执政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发展这个前提上。应该说，内外部压力都是巨大的，甚至内部的压力还更大一些。
这是一个只能前进的艰难时代。很难说前进的可见终点是什么，作为唯物主义者,深知中国也不会摆脱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的限制，就像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不存在中国特殊论。
在资本的社会里，面对危机，中国的牛奶和美国的牛奶一样要倒到河里。在这场赛跑一样的发展之路上，2035被当做一个初步节点，能承受中国社会巨大内部压力的，至少要有工业可持续循环的外部市场，这就能避免最直接的失业压力。要有可以支撑社会老龄化和缓冲社会财富分化的福利体系，这是最难的一环，但也是最关键的一环，没有这一环节，中国的发展就失去了起码的意义。无疑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世界市场的财富输入，也不可能建立国内基本覆盖的福利体系。当然最核心，到目前为止也最茫然无措的可能是价值体系的重建。整个社会的上升不可能是永远的，挫折和考验一定会到来，建立于财富快速增长的收买政策不是长策。当面对逆境和严峻考验时，凝聚人心的，能对外输出的价值观是什么，这是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要困扰我们的问题。
迄今为止，对中式社会价值体系基本处于一个模糊地带。随着共产主义思潮的退却，在经济增长的高歌猛进里大多时候让步于实用主义，但其弊端也是异常显著的，思想领域的茫然无措，渗透的像筛子一样。最直接的问题，在中国的资本输出中，不可避免的要输出中国的意识形态，如果连中国人自己都茫然无知，除了现实的利益交换，没有思想上的感召力，能得到什么样朋友？酒肉朋友吗？
一个试图对此进行弥补的答案是民族主义，从古老的朝贡体系里寻找答案。从民族自信心的角度来说，民族主义的重建是不可避免的一步，有着现实社会发展的意义。中国的经济体系要从单纯的外贸依赖转为资本与技术输出，不可避免的要迎来一代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改变。外国人从财富的赐予者转为财富的输送者，对外部世界视角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国民心态的变化。
但民族主义是有着其深刻局限性的，对内难以回避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自决这个严重问题，一旦牵涉到外部事务，要知道传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和深刻的沙文主义传统纠缠在一起的，华夏之外非人。朝贡体系从来不是一个平等体系，古老华夏的优越感是建立在一个自循环体系内的。华夏体系下，推出的药方是夷狄而华夏者,则华夏之，然而在这个经历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即使最小最落后的国家其民族精英也能轻易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独一性，这种来自华夏的优越感，简直是一种嘲讽。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华夏文明，如何整合基于西方文明塑造的现代社会，这个问题，迄今难以回答。
用十八世纪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去解决一个二十一世纪全球贸易背景下工业社会面对的难题，应该说是难免要出问题的。中国的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要重新寻找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中国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去整合队伍，去适应，乃至创造出美国持续衰退后新的世界贸易体系，是一个日渐急切的难题。
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开出类似威尔逊14点意见，或者民族解放运动那样足以破旧出新的决定性药方。所有的期待都是建立在旧世界无可避免的衰败，和中国显而易见的强力增长之上，期待一个自然而然的霸权轮替。或许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中国将发展出一套结合民族主义和自由贸易旧药方的大杂烩。古老中国的傲慢是深入骨髓的，这是无可避免的到来，而自由贸易无疑是一切高速增长的强国急不可耐的旗帜。但这两种意识形态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短期内也许满足了发展的需要，长期来看是会埋下隐患的，一个四面漏风，内外交迫的霸权。选择了资本主义就必将得到帝国主义，这是一个难以回避问题。
大杂烩当然不会是最终形态，我们也只能说，在这个应急产物之后，会不会是人类新意识形态的突破口，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还是社会主义的新希望，是不是最终由中国来接过红旗，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就能见证。
又是一个戊戌年，一转眼，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今天的中国比起一百二十年前的境遇无疑极大改善了。甚至，我们还顺便解答了戊戌变法提出的难题，如果以百年为尺度，亚洲范围内的中日竞争已经划下了一个句号，中国无可置疑的取胜了。至今为止中国所作的努力使华夏文明完成了适应现代化，完成工业化社会初步转型这个生死攸关的难题最好的回答。但是中国所面对的新一轮大考也随之而来，这就像尼赫鲁说的，要么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什么都不是。这种压力我们过去认为是强加给我们的，是来自外部强敌的压制。
现在来看，越来越像是来自我们不可避免的突破，中国的体量级已经成长到在现有的世界体系里找不到合适位置的程度。我们正在面临曾经出现过的各后发强国很接近的考验，而这种考验又和我们所见的挑战者有着极大不同。这是自中世纪结束以来，第一次非西方文明体系的外来体系争夺领导权的挑战，从没有过如此孤独和强大的后来者，而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军事科技的极致毁灭使全面战争第一次成为一个非可选项。一系列复杂博弈甚至是短促激烈的对抗将代替了一场决定生死的全面战争，最终如何，我们只能说整个中国到了需要咬紧牙关持续向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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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一曲难忘今宵，戊戌年的春节晚会又结束了。多少人嘟囔着不看，最后还是看了，收看春晚伴着一代人成长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随着时代的变迁，娱乐活动趋于丰富多彩，晚会的形式终究是老去了。虽然有人形容春晚是五个小时的新闻联播，春晚还是有着不低收视率，当然，无可避免的也传递着时代的讯号。
戊戌年春晚给人的观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万国来朝，一带一路无疑是最重要的主题。今年的春晚用了极大的篇幅展示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对诗对到哈萨克斯坦，修路修到肯尼亚了。在中国的整个改开历程里，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一直是一个主题，但是一带一路应该是这个主题最新一本版本。一带一路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体现的是中国的资本输出，经历了三十年的改开，内部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作为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工业化大国需求。这有点像深海的鲸鱼，一个工业化强国如果不能得到外部市场的支撑，会被自身的体重压垮。
今日中国与外部资本输出并行的主题是产业升级和产能压缩，一方面致力于提升提升巨兽的肌肉强度，一方面在不惜以自我消灭产能的方式来尽力延迟危机的爆发。中国产能的总体过剩已经是无可回避的问题，广大的外部市场是中国工业体系和社会体系完善所不可或缺的。但这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通过激烈斗争赢得的，这不是一个太短暂的过程。同样，这也不能是一个太漫长的过程。迄今为止中国的成长一直是在发展中消化矛盾，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对停滞几乎是无法接受的。当代中国执政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发展这个前提上。应该说，内外部压力都是巨大的，甚至内部的压力还更大一些。
这是一个只能前进的艰难时代。很难说前进的可见终点是什么，作为唯物主义者,深知中国也不会摆脱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的限制，就像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不存在中国特殊论。
在资本的社会里，面对危机，中国的牛奶和美国的牛奶一样要倒到河里。在这场赛跑一样的发展之路上，2035被当做一个初步节点，能承受中国社会巨大内部压力的，至少要有工业可持续循环的外部市场，这就能避免最直接的失业压力。要有可以支撑社会老龄化和缓冲社会财富分化的福利体系，这是最难的一环，但也是最关键的一环，没有这一环节，中国的发展就失去了起码的意义。无疑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世界市场的财富输入，也不可能建立国内基本覆盖的福利体系。当然最核心，到目前为止也最茫然无措的可能是价值体系的重建。整个社会的上升不可能是永远的，挫折和考验一定会到来，建立于财富快速增长的收买政策不是长策。当面对逆境和严峻考验时，凝聚人心的，能对外输出的价值观是什么，这是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要困扰我们的问题。
迄今为止，对中式社会价值体系基本处于一个模糊地带。随着共产主义思潮的退却，在经济增长的高歌猛进里大多时候让步于实用主义，但其弊端也是异常显著的，思想领域的茫然无措，渗透的像筛子一样。最直接的问题，在中国的资本输出中，不可避免的要输出中国的意识形态，如果连中国人自己都茫然无知，除了现实的利益交换，没有思想上的感召力，能得到什么样朋友？酒肉朋友吗？
一个试图对此进行弥补的答案是民族主义，从古老的朝贡体系里寻找答案。从民族自信心的角度来说，民族主义的重建是不可避免的一步，有着现实社会发展的意义。中国的经济体系要从单纯的外贸依赖转为资本与技术输出，不可避免的要迎来一代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改变。外国人从财富的赐予者转为财富的输送者，对外部世界视角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国民心态的变化。
但民族主义是有着其深刻局限性的，对内难以回避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自决这个严重问题，一旦牵涉到外部事务，要知道传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和深刻的沙文主义传统纠缠在一起的，华夏之外非人。朝贡体系从来不是一个平等体系，古老华夏的优越感是建立在一个自循环体系内的。华夏体系下，推出的药方是夷狄而华夏者,则华夏之，然而在这个经历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即使最小最落后的国家其民族精英也能轻易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独一性，这种来自华夏的优越感，简直是一种嘲讽。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华夏文明，如何整合基于西方文明塑造的现代社会，这个问题，迄今难以回答。
用十八世纪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去解决一个二十一世纪全球贸易背景下工业社会面对的难题，应该说是难免要出问题的。中国的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要重新寻找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中国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去整合队伍，去适应，乃至创造出美国持续衰退后新的世界贸易体系，是一个日渐急切的难题。
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开出类似威尔逊14点意见，或者民族解放运动那样足以破旧出新的决定性药方。所有的期待都是建立在旧世界无可避免的衰败，和中国显而易见的强力增长之上，期待一个自然而然的霸权轮替。或许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中国将发展出一套结合民族主义和自由贸易旧药方的大杂烩。古老中国的傲慢是深入骨髓的，这是无可避免的到来，而自由贸易无疑是一切高速增长的强国急不可耐的旗帜。但这两种意识形态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短期内也许满足了发展的需要，长期来看是会埋下隐患的，一个四面漏风，内外交迫的霸权。选择了资本主义就必将得到帝国主义，这是一个难以回避问题。
大杂烩当然不会是最终形态，我们也只能说，在这个应急产物之后，会不会是人类新意识形态的突破口，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还是社会主义的新希望，是不是最终由中国来接过红旗，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就能见证。
又是一个戊戌年，一转眼，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今天的中国比起一百二十年前的境遇无疑极大改善了。甚至，我们还顺便解答了戊戌变法提出的难题，如果以百年为尺度，亚洲范围内的中日竞争已经划下了一个句号，中国无可置疑的取胜了。至今为止中国所作的努力使华夏文明完成了适应现代化，完成工业化社会初步转型这个生死攸关的难题最好的回答。但是中国所面对的新一轮大考也随之而来，这就像尼赫鲁说的，要么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什么都不是。这种压力我们过去认为是强加给我们的，是来自外部强敌的压制。
现在来看，越来越像是来自我们不可避免的突破，中国的体量级已经成长到在现有的世界体系里找不到合适位置的程度。我们正在面临曾经出现过的各后发强国很接近的考验，而这种考验又和我们所见的挑战者有着极大不同。这是自中世纪结束以来，第一次非西方文明体系的外来体系争夺领导权的挑战，从没有过如此孤独和强大的后来者，而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军事科技的极致毁灭使全面战争第一次成为一个非可选项。一系列复杂博弈甚至是短促激烈的对抗将代替了一场决定生死的全面战争，最终如何，我们只能说整个中国到了需要咬紧牙关持续向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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