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了，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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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天的文章发布之后，我们的读者中有各种反响，有支持赞同的，也有提出意见和质疑的。对于支持赞同的，我们表示感谢；对于质疑的，我们也表示理解欢迎。昨天的文章情绪比较饱满，好恶分明。这件事情里，不管对于歌还是对于人，在网络空间可能都广泛存在着曲解。有些朋友不理解我们反对的是什么，想批判的是什么，也很正常。要了解历史，要竖立三观，在这个信息碎片化，景观化，伪自由化的时代，你我都需要付出相当的精力。
今天再从这首歌的历史角度聊一聊。
《我的祖国》作词于1956年。那是很有意思的一年。
1956年淮河发生了与1931年相似的特大洪水，然而结局却大为不同。1931年淮河水害受灾面积达2900万亩，死亡45000人，而1956年的淮河洪水仅让泄洪区80万亩耕地受灾。原因就是用农业时代的生产力建设的淮河治理工程。
1951年治理淮河，50万人被动员起来，在没有机械工具的条件下，1.83亿立方米的土方在六个月内被移走
1951年到1953年三年间，豫皖苏鲁四省先后动员了数百万人共完成土工26．8亿立方米，石工1700余万立方米，混凝土工63万立方米;计完成水库3处，正在修筑水库3处，完成湖泊洼地蓄洪工程16处，控制性水闸及涵洞104处，修复与加培堤防1562公里，疏浚和新开河道77条，总长2969公里。苏北灌溉总渠使2000多万亩耕地受益。自此，淮河流域变成了新中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之一，为祸800年，毁灭了京东路千年繁华的淮河水害基本得到解决。
治淮工程结束的第二年，1954年12月15日，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台大卡车，从格尔木出发，直抵青藏公路终点拉萨，格尔木到拉萨全长1200公里的公路胜利打通。青藏公路仅用了7个月零4天的时间，就创造了高原上快速筑路的奇迹。这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天路背后，是十几万汉藏两族人民的不懈奋斗，是三千多名烈士的生命。所以郭兰英在歌里面唱“为了开辟新天地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上甘岭》拍摄的三年前，中国军队在1840年后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战胜了西方军队。而在同一年，黄杰率领的第一军团、随行地主以及家眷在被驻越法军软禁三年之后到达了台湾。有趣的是越南的驻防权正是国民党在1946年拱手相让于法军的，“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黄杰回到台湾后，被誉为“海上苏武”，此后更是官运亨通，取代孙立人成为陆军总司令。1954年，中国顾问团指挥越南军队合围了奠边府法军。“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它的有猎枪”，这是新中国人交给历史的答卷。
两岸对于历史的记忆是如此的不同，我们脑海中的历史，是上甘岭的炮声，是老山前线不倒的军旗，是两弹一星，是参与冷战博弈，是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痛苦而又深刻的转变。这些历史成了无数现代中国人的共有记忆，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完成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的构建。而台湾，缺失了现代中国构建的最后一环。
《我的祖国》里面那些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那些前所未有的自尊自爱，那些毫无盛气凌人的自信，大概是前朝遗老龙应台所无法理解的。她所经历的历史是一群失败者偏居一隅，成为无根的浮萍，再也无力去探讨宏大命题，唯有细微的感动方能塑造群体认同。然而我们新中国的风采却是处哀衰之世而有汉唐气象。两者的语境截然不同，所以龙应台的文字再也不能感动中国的青年。
我们的心胸是宽广的，龙应台可以继续买大陆的国债。然而政客龙应台应该带着她的“小确幸”走了。别了，龙应台。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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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猪王，空调安装工，地铁修理维护，目前袋鼠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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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从这首歌的历史角度聊一聊。
《我的祖国》作词于1956年。那是很有意思的一年。
1956年淮河发生了与1931年相似的特大洪水，然而结局却大为不同。1931年淮河水害受灾面积达2900万亩，死亡45000人，而1956年的淮河洪水仅让泄洪区80万亩耕地受灾。原因就是用农业时代的生产力建设的淮河治理工程。
1951年治理淮河，50万人被动员起来，在没有机械工具的条件下，1.83亿立方米的土方在六个月内被移走
1951年到1953年三年间，豫皖苏鲁四省先后动员了数百万人共完成土工26．8亿立方米，石工1700余万立方米，混凝土工63万立方米;计完成水库3处，正在修筑水库3处，完成湖泊洼地蓄洪工程16处，控制性水闸及涵洞104处，修复与加培堤防1562公里，疏浚和新开河道77条，总长2969公里。苏北灌溉总渠使2000多万亩耕地受益。自此，淮河流域变成了新中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之一，为祸800年，毁灭了京东路千年繁华的淮河水害基本得到解决。
治淮工程结束的第二年，1954年12月15日，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台大卡车，从格尔木出发，直抵青藏公路终点拉萨，格尔木到拉萨全长1200公里的公路胜利打通。青藏公路仅用了7个月零4天的时间，就创造了高原上快速筑路的奇迹。这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天路背后，是十几万汉藏两族人民的不懈奋斗，是三千多名烈士的生命。所以郭兰英在歌里面唱“为了开辟新天地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上甘岭》拍摄的三年前，中国军队在1840年后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战胜了西方军队。而在同一年，黄杰率领的第一军团、随行地主以及家眷在被驻越法军软禁三年之后到达了台湾。有趣的是越南的驻防权正是国民党在1946年拱手相让于法军的，“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黄杰回到台湾后，被誉为“海上苏武”，此后更是官运亨通，取代孙立人成为陆军总司令。1954年，中国顾问团指挥越南军队合围了奠边府法军。“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它的有猎枪”，这是新中国人交给历史的答卷。
两岸对于历史的记忆是如此的不同，我们脑海中的历史，是上甘岭的炮声，是老山前线不倒的军旗，是两弹一星，是参与冷战博弈，是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痛苦而又深刻的转变。这些历史成了无数现代中国人的共有记忆，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完成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的构建。而台湾，缺失了现代中国构建的最后一环。
《我的祖国》里面那些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那些前所未有的自尊自爱，那些毫无盛气凌人的自信，大概是前朝遗老龙应台所无法理解的。她所经历的历史是一群失败者偏居一隅，成为无根的浮萍，再也无力去探讨宏大命题，唯有细微的感动方能塑造群体认同。然而我们新中国的风采却是处哀衰之世而有汉唐气象。两者的语境截然不同，所以龙应台的文字再也不能感动中国的青年。
我们的心胸是宽广的，龙应台可以继续买大陆的国债。然而政客龙应台应该带着她的“小确幸”走了。别了，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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