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通俄？俄罗斯早都不相信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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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国风观察 ，作者郑渝川
**国风观察** . 一杆红旗飘在风中，鲜红的旗帜飘呀飘起来~~
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俄）关系迅速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大国关系，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世界一超多极格局渐趋明朗，才得以结束。但美俄关系至今仍然成为关系世界稳定、发展的重要命题，今年初出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被卷入所谓的通俄门，而在普京掌控俄罗斯权力之前，美国更是不加掩饰的深度参与了俄罗斯总统大选。
如果将二战以来的美俄关系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斯大林时期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前期，两国处于势均力敌的对抗阶段，多任领导人寻求双方缓和，但收效甚微；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后期、叶利钦时期的前期，苏联以及之后的俄罗斯，丧失了与美进行对抗的资源基础甚至意愿，两国关系由美主导并扮演导师角色，向苏（俄）输出自由主义政治观念、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并协助后者稳定政局；
叶利钦时期的后期，两国开始在多个问题上产生龃龉，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此之前美国本国及其盟国向俄和平转型、市场化转型输出的资金支持，以及几近纵容的政策支持，并没有换来预期成效，叶利钦也不再标榜为民主先锋，其领导的国家开始重现十月革命之前的沙皇俄国的特质；
普京执政之后，美国的疑虑更甚，虽然小布什与普京之间因为共同致力于反恐而建立起私交关系，但俄罗斯为了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为之搭设的禁令原则。在美国看来，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不仅是不民主的，而且民粹主义、扩张情绪浓郁，可谓沙皇俄国和苏联的危险性交叠版。车臣问题，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乌克兰的矛盾，一次次冲刷着美俄关系中的信任基础。
美俄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解体最后阶段、俄罗斯联邦建立的头十年内，两国外交互动的结果的产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美国资深外交研究学者詹姆斯·M.戈德盖尔和迈克尔·麦克福尔合著的《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一书。迈克尔·麦克福尔还曾在2012-2014年担任奥巴马政府的美国驻俄大使。这本书详细解析了从里根到小布什四任美国政府推行的对苏（俄）外交政策，指出克林顿倾向于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信奉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自由主义理念，相信通过美国的帮助和引导，可以让俄罗斯转变为美式民主国家；而其他三位美国总统更加推崇基于权力对比的现实主义，关注美苏（俄）国家利益相互冲突和竞争的一面，对于俄罗斯（苏联）的历史传统尤其是扩张传统格外注意。
这本书强调，正是因为基于不同的政治信念，上述四任美国总统任期内，在应对苏联（俄罗斯）政局混乱及复杂转型所带来的挑战时，推行了截然不同的政策。例如，从权力现实主义理念出发，布什政府更加希望保持相对弱势的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掌权地位，而不是看上去更加鲁莽的叶利钦。而在克林顿时期，美国政府全面介入了俄罗斯的转型，投入巨额援助资源加快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转型，却造成了俄罗斯的经济混乱和政坛动荡；在叶利钦忍无可忍对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出手时，克林顿政府强调人权高于主权，而这葬送了俄罗斯领导阶层对于美国的信任。以至于在克林顿执政末期，美国政界、政治学界提出了类似于几十年前提出的“谁丢失了中国？”式的疑问，“谁丢失了俄罗斯？”
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柱石型理念，分别是推动制度变革（里根），以及支持权力平衡（尼克松），多数时候二者被结合推行。里根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毫无疑问是权力平衡者，对于推动苏联的制度变革兴趣不大，直到苏联油尽灯枯之际，还在为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背书。在俄罗斯联邦替代苏联成为世界最大国家，并继续扮演美国最主要对手国家的角色后，布什政府并不愿意投入过高的援助成本，更加关心俄罗斯及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如何处理苏联的核武器装备。按照《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书中的叙述，布什政府的这种做法使得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政府领导人，深感屈辱和受骗，并且，因为经济援助没有足够、及时注入，这在后来也被解释为导致俄罗斯经济转型混乱的重要理由。
如果从对俄援助的金额来看，克林顿比其他任何美国总统（包括二战期间批准援助苏联的罗斯福总统）都要大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克林顿执政后期，美俄关系基本上陷入了全面破裂，无论是民族主义分子，还是亲西方领导人，都没有对美国表达出哪怕一点谢意。书中谈到，克林顿政府之所以对俄慷慨解囊，是因为希望尽快将后者转型为一个市场化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相信短期转型就可以实现这项目标。为了达成目的，克林顿政府在车臣问题之外，竭力克制对于俄罗斯的批评。
事实证明，美国及其盟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俄罗斯联邦建立的初期，为稳定俄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问题是，从苏联模式和体系转型到接近于美国，或欧洲、日本模式和体系，不仅需要援助资金的注入、发展体制的移植，更重要的是时间——二战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帮助、援助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制定发展政策，雄心勃勃，却收效糟糕，甚至造成了第三世界尤其是“黑非洲”的普遍贫困和混乱。很显然，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信徒，都没有充分的吸取之前的教训，而是为了取悦于克林顿政府的高层，在俄罗斯推行了过于乐观、简单化、短期化的转型支持政策。
克林顿对于叶利钦、俄罗斯的容忍，一直持续到了1996年，即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年，这是为了避免俄共领导人在大选中胜选上台。在那之后，两国的关系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紧张——之前出现在叶利钦等人心中的屈辱和愤怒，以及对于美国帮助推行的转型政策所造成的转型灾难的不满，逐渐发酵成为更加浓烈的抗拒情绪；而克林顿因车臣问题、俄罗斯援助伊朗等问题、事件的发生，也开始倾向于采取更加直接的遏制政策。双方的对立，终于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被极大的刺激，叶利钦如果不对这一问题提出强烈反对并设法采取反制措施，就可能丧失执政基础，而克林顿并没有意识到北约东扩对于俄罗斯意味着背叛和欺凌。
1998年，俄罗斯经历了金融崩溃。美国政府在救助俄罗斯问题上的犹疑不定，进一步激发了俄罗斯国内的反感情绪。苏联解体后的经济转型，因为这次危机让转型看上去是基本失败了，这还不要说美国专家和国际经济组织操刀的改革造就了一批寡头富豪，而让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水准和发展机会都成为了牺牲品。北约在南斯拉夫采取的军事行动，则在政治和军事层面宣布了俄罗斯的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让已经显得非常薄弱的俄高层对美好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会在1999年，俄罗斯重启车臣战争，叶利钦选用了当时的政治新人、却有着强韧意志的普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书中的最后几章明确承认，到了1998、1999年，美俄关系已经走入一个矛盾多于共识的困难阶段，俄罗斯的政治领导阶层就此已经丧失对于美国领导人、美国专家的起码信任，俄罗斯之后的政治变革出现了西方人眼中的开倒车（不过这也被俄罗斯人认为与西方国家毫无关系），而俄罗斯领导人在处理内政外交问题也绝不愿意接受美国人的干预和咨询。当俄罗斯走出虚弱，强力领导这个国家的普京开始效仿近代俄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过的角色，更加积极的发挥作用时，美俄间的摩擦变得更多，积怨发展至今，也已经不是一个据说亲俄的美国总统能够化解的了。
《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
作者：（美）詹姆斯·M.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
译者：徐洪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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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俄）关系迅速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大国关系，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世界一超多极格局渐趋明朗，才得以结束。但美俄关系至今仍然成为关系世界稳定、发展的重要命题，今年初出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被卷入所谓的通俄门，而在普京掌控俄罗斯权力之前，美国更是不加掩饰的深度参与了俄罗斯总统大选。
如果将二战以来的美俄关系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斯大林时期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前期，两国处于势均力敌的对抗阶段，多任领导人寻求双方缓和，但收效甚微；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后期、叶利钦时期的前期，苏联以及之后的俄罗斯，丧失了与美进行对抗的资源基础甚至意愿，两国关系由美主导并扮演导师角色，向苏（俄）输出自由主义政治观念、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并协助后者稳定政局；
叶利钦时期的后期，两国开始在多个问题上产生龃龉，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此之前美国本国及其盟国向俄和平转型、市场化转型输出的资金支持，以及几近纵容的政策支持，并没有换来预期成效，叶利钦也不再标榜为民主先锋，其领导的国家开始重现十月革命之前的沙皇俄国的特质；
普京执政之后，美国的疑虑更甚，虽然小布什与普京之间因为共同致力于反恐而建立起私交关系，但俄罗斯为了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为之搭设的禁令原则。在美国看来，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不仅是不民主的，而且民粹主义、扩张情绪浓郁，可谓沙皇俄国和苏联的危险性交叠版。车臣问题，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乌克兰的矛盾，一次次冲刷着美俄关系中的信任基础。
美俄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解体最后阶段、俄罗斯联邦建立的头十年内，两国外交互动的结果的产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美国资深外交研究学者詹姆斯·M.戈德盖尔和迈克尔·麦克福尔合著的《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一书。迈克尔·麦克福尔还曾在2012-2014年担任奥巴马政府的美国驻俄大使。这本书详细解析了从里根到小布什四任美国政府推行的对苏（俄）外交政策，指出克林顿倾向于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信奉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自由主义理念，相信通过美国的帮助和引导，可以让俄罗斯转变为美式民主国家；而其他三位美国总统更加推崇基于权力对比的现实主义，关注美苏（俄）国家利益相互冲突和竞争的一面，对于俄罗斯（苏联）的历史传统尤其是扩张传统格外注意。
这本书强调，正是因为基于不同的政治信念，上述四任美国总统任期内，在应对苏联（俄罗斯）政局混乱及复杂转型所带来的挑战时，推行了截然不同的政策。例如，从权力现实主义理念出发，布什政府更加希望保持相对弱势的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掌权地位，而不是看上去更加鲁莽的叶利钦。而在克林顿时期，美国政府全面介入了俄罗斯的转型，投入巨额援助资源加快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转型，却造成了俄罗斯的经济混乱和政坛动荡；在叶利钦忍无可忍对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出手时，克林顿政府强调人权高于主权，而这葬送了俄罗斯领导阶层对于美国的信任。以至于在克林顿执政末期，美国政界、政治学界提出了类似于几十年前提出的“谁丢失了中国？”式的疑问，“谁丢失了俄罗斯？”
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柱石型理念，分别是推动制度变革（里根），以及支持权力平衡（尼克松），多数时候二者被结合推行。里根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毫无疑问是权力平衡者，对于推动苏联的制度变革兴趣不大，直到苏联油尽灯枯之际，还在为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背书。在俄罗斯联邦替代苏联成为世界最大国家，并继续扮演美国最主要对手国家的角色后，布什政府并不愿意投入过高的援助成本，更加关心俄罗斯及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如何处理苏联的核武器装备。按照《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书中的叙述，布什政府的这种做法使得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政府领导人，深感屈辱和受骗，并且，因为经济援助没有足够、及时注入，这在后来也被解释为导致俄罗斯经济转型混乱的重要理由。
如果从对俄援助的金额来看，克林顿比其他任何美国总统（包括二战期间批准援助苏联的罗斯福总统）都要大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克林顿执政后期，美俄关系基本上陷入了全面破裂，无论是民族主义分子，还是亲西方领导人，都没有对美国表达出哪怕一点谢意。书中谈到，克林顿政府之所以对俄慷慨解囊，是因为希望尽快将后者转型为一个市场化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相信短期转型就可以实现这项目标。为了达成目的，克林顿政府在车臣问题之外，竭力克制对于俄罗斯的批评。
事实证明，美国及其盟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俄罗斯联邦建立的初期，为稳定俄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问题是，从苏联模式和体系转型到接近于美国，或欧洲、日本模式和体系，不仅需要援助资金的注入、发展体制的移植，更重要的是时间——二战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帮助、援助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制定发展政策，雄心勃勃，却收效糟糕，甚至造成了第三世界尤其是“黑非洲”的普遍贫困和混乱。很显然，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信徒，都没有充分的吸取之前的教训，而是为了取悦于克林顿政府的高层，在俄罗斯推行了过于乐观、简单化、短期化的转型支持政策。
克林顿对于叶利钦、俄罗斯的容忍，一直持续到了1996年，即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年，这是为了避免俄共领导人在大选中胜选上台。在那之后，两国的关系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紧张——之前出现在叶利钦等人心中的屈辱和愤怒，以及对于美国帮助推行的转型政策所造成的转型灾难的不满，逐渐发酵成为更加浓烈的抗拒情绪；而克林顿因车臣问题、俄罗斯援助伊朗等问题、事件的发生，也开始倾向于采取更加直接的遏制政策。双方的对立，终于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被极大的刺激，叶利钦如果不对这一问题提出强烈反对并设法采取反制措施，就可能丧失执政基础，而克林顿并没有意识到北约东扩对于俄罗斯意味着背叛和欺凌。
1998年，俄罗斯经历了金融崩溃。美国政府在救助俄罗斯问题上的犹疑不定，进一步激发了俄罗斯国内的反感情绪。苏联解体后的经济转型，因为这次危机让转型看上去是基本失败了，这还不要说美国专家和国际经济组织操刀的改革造就了一批寡头富豪，而让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水准和发展机会都成为了牺牲品。北约在南斯拉夫采取的军事行动，则在政治和军事层面宣布了俄罗斯的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让已经显得非常薄弱的俄高层对美好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会在1999年，俄罗斯重启车臣战争，叶利钦选用了当时的政治新人、却有着强韧意志的普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书中的最后几章明确承认，到了1998、1999年，美俄关系已经走入一个矛盾多于共识的困难阶段，俄罗斯的政治领导阶层就此已经丧失对于美国领导人、美国专家的起码信任，俄罗斯之后的政治变革出现了西方人眼中的开倒车（不过这也被俄罗斯人认为与西方国家毫无关系），而俄罗斯领导人在处理内政外交问题也绝不愿意接受美国人的干预和咨询。当俄罗斯走出虚弱，强力领导这个国家的普京开始效仿近代俄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过的角色，更加积极的发挥作用时，美俄间的摩擦变得更多，积怨发展至今，也已经不是一个据说亲俄的美国总统能够化解的了。
《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
作者：（美）詹姆斯·M.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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