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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5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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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发起编纂《四库全书》有没有达到最初目的?

原创 郑渝川hiecy [ 底线思维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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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认为,清朝乾隆年间的满汉矛盾仍然十分尖锐,尽管在政治上,清廷对于国内的政治空间相当牢固,但在思想领域却无法防止或者说有效管控心念明室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通过著述来非议清朝。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借助《四库全书》的编纂,发起文字狱,以强化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

长期致力于清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史研究的汉学家、美国西雅图大学历史系教授盖博坚(Kent R.
Guy)在其所著的《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一书中,挑战了上述观点。盖博坚在书中并没有否认文字狱的发起与《四库全书》编纂存在密切关系,但强调指出这部作品的发起源自皇帝、官员与士人在政治及学术层面上达成了重要的一致。而在《四库全书》采集、校勘、编纂过程中,汉族和满族官员达成了积极合作,各司其职,从而让一部规模的文化巨著得以顺利完成。

这本书首先探讨了乾隆皇帝发起编纂《四库全书》的动机,回顾了清代以前的一些朝代整理学术和藏书的文化传统。诸如唐太宗、唐玄宗年间,都曾召集名臣组成专门的工作班子来进行这方面的文化工程,并最终成为这两位皇帝文治武功的重要标志。而在宋代之后,随着印刷术的改进和发展,图书印刷变得更趋低廉和便利,这也使得许多图书的内容版本存在差异甚至是很大差异,所以明代也启动了相应的图书整理工程,编纂了《永乐大典》。

清代开国之后,的确在政治和军事之外,长期面临着来自知识分子在思想和文化上的挑战,为此推行了广受诟病的文字狱。但必须看到的是,到了康熙皇帝统治的中期以后,清代的文化政策随着统治的巩固变得相对宽松,皇帝借助对儒学经典的尊崇释放出对知识分子的善意。《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书中指出,“康熙朝开始确定(对藏书整理的)赞助意图,雍正朝开始将赞助活动标准化,乾隆朝继续推行官方学术”,而乾隆皇帝本人显然也接纳了清代之前那些受到普遍尊崇的汉族君王对于儒学经典的态度:尊重经典和历史,并将之作为道德和政治权威的来源。

《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这本书也探讨了当乾隆皇帝发布采集图书的诏令以后,汉族知识分子作出的回应,指出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参与官方采集项目的好处所在,也就是影响朝廷治理朝着更趋重视知识分子和儒学观念的方向发展。书中以详细的史料、文献考证指出,满、汉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合作总体是相当紧密和友好的。书作者指出,“将皇帝、官僚和学者团结起来的是对文字的信仰,他们认为文字是知识和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他们投入大量的时间、才能、空间、资源和能量,来整理古代文本,这表明了该信仰对他们的重要性”,而参与该项目对于官僚本身来说,可以兼得名望和政治进阶的双重收益。

书中详细考察了《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皇帝发起的查禁违碍图书的行动。1773年,皇帝发布诏书,希望官员要打消恐惧,不必担心动辄得咎;但在次年,乾隆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关注采集和禁毁诋毁朝廷的文献,并首次提出要惩罚私藏违碍图书的个人。书作者认为,这很可能源自同时期清廷在第二次金川之役、镇压王伦起义过程中的失利,让乾隆皇帝感受到了对国内政治控制下降的危机。而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皇帝也发现了先前没有被纳入过视野,但确实存在的一些违碍图书:这些图书中记述了清代初期因统治残暴引发抵抗、反抗的情况。而这段时期内获得擢升的满族大臣和珅,对于图书内容审查的敏锐性、敏感性,也确实强于他的汉族同僚。书中借助王锡侯案、江西祝氏家族诉讼案等案例,深入分析了文字狱的步步升级。最终,1782年,乾隆皇帝批准的禁书书目产生,全毁、抽毁了789种违碍图书。

虽然如此,《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这本书仍然认为,《四库全书》展现了乾隆朝的文化成就,“乾隆朝不仅编纂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同时还编制了一部尽管有其局限性却至今仍未被废弃的目录著作”。当然,由于《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出现的关注重点的转移,使得这部丛书中不乏文本错误,而且皇帝和少数官僚对于违碍图书的热衷,也使得编纂《四库全书》的重要目的(即实现皇帝与知识分子的真正意义和解)其实没有达到,反而一定程度上让矛盾得以明朗化和扩大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等革命家在发起革命运动时,对清廷提出的重要批评之一,正是《四库全书》编纂中实施的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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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

作者:(美)盖博坚(Kent R. Guy)

译者:郑云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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