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州市三院被私有化，我们聊聊私营医院好处都有啥
原创 潮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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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全国抗疫，我们的公立医院还有医护人员们发挥了支柱般的作用，对比西方社会的医疗系统，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可以说交出了120分的答卷，整个社会对公立医疗体系和医务工作者的拥护也达到了这几年的高点。
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笼罩在我国医疗体系上的阴霾。在疫情开始前，还有疫情中，还是又发生了几起让人奋怒的伤医事件。在疫情刚开始爆发那几天，比如大象公会之流就迫不急待的开出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灵药”，声称在私有化和市场机制的美国绝对不会爆发疫情。可以想像，如果不是欧美后面跟着爆发了疫情且表现糟糕，这些人和他们背后的人一定会倾尽全力对我国的公立医疗体系进行攻击。
目前我国医疗体系确实有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很多次，可以说决不是什么简单的一X就灵的问题。今天再和大家聊医疗问题是因为这两天一则新闻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5月18日，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突发风波，许多参加完援鄂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们在病房大楼前集合，表达出对三胞集团收购该院的不满。
因为这意味着这家三级甲等公立医院会彻底转化成私立医院。
早在2014年，徐州三院就被“改制”成为一家营利性的股份制医院，私人资本三胞公司控股80%，徐州市政府占股20%，双方共同成立徐州三胞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然后，由公司的董事会来管理徐州三院，并得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支持。这一次，三胞公司是又获得了剩下的20%。
同样是江苏，宿迁市之前就出现过医改私有化失败又改回去的案例。由于我们不清楚徐州三院这家控股方的背景，暂时也不好评论。要说公立医院私有化好处都有啥？大象公会们鼓吹的那种灵丹妙药式的效果目前在全球我们都没看到，但有一点很实在，私营医院医闹发生概率远小于公立医院。这点我们还领教过。
前年孙文斌杀医案发生后，朋友圈流传一篇10万+文章为杀医行为叫好。我们的热心读者深扒之后发现这个发文的人是多家民营医院的法人，其旗下医院的公众号充斥着“治愈艾滋”这样的宣传。我们将这件事情整理分析发布之后，第二天就因违规被删除了。前阵子小编整理后台才发现原来这篇文章的素材在后台都被直接删除了。
这种事情对私营医院可能还真是小事一桩。借着这次徐州医院的事再和大家重复一遍上次被删的讨论。那位发文的之所以敢于为杀医行为叫好，还敢宣传能“治愈艾滋”，就是因为这类医院往往不怕闹。
举个例子，贵州遵义查处过一家欧亚医院，短短四年骗了2万多人，甚至迫使患者在手术台上缴费。这样的医院，是不怕闹的。2万多名受害者中，警方调查了其中的570人，结果就发现制造了3起轻伤、18起轻微伤。这样的医院，你行你闹。
医闹医闹，核心在闹，而不在医。严惩医闹行为、升级医院安保，对于保护医务工作者来说，当然是有效而且必要的。比如说，西南某著名医院甚至喊出口号“如果真有伤医，一定是从我们的保安身上踏过去”。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闹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医院，特别是中小城市直至乡村卫生所，并没有实力去为医务工作者提供完备的安保，这样一来，由于医闹并非被消灭而只是被堵截，那么，防守空虚的广大中小医院就会成为他们撒气的场所。而更危险的工作环境会进一步加剧名医从那些医院流失，从而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的医疗水平差距。最后，不要忘了，安保的成本最终仍然是要由患者来买单的。
再放宽一下视角。一个对医生痛下杀手的医闹，很难想象他在学校会是一个好家长，在社区会是一个好邻居。换句话说，闹在形式上有很多种，除了医闹，还有校闹、车闹、房闹，甚至还有警闹。但在本质上，都是同一拨人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闹法。就医闹而治医闹，结果只是头痛医头，不能真正做到除恶务尽。要解决问题，不仅要针对事，更要针对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闹”滋生的土壤。也就是说，依闹分配这种方式是怎么产生的。官是怕闹的。这里所谓的“官”，还包括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以及各类国有企业。当他们面对“闹”时，虽然在表面上具有极大的权力似乎占据着优势，但为了防止这种权力被滥用，在制度上对权力的使用加诸了各种限制，这就使得“闹”们有空子可钻，光是依法处置的繁琐流程使得许多官员宁可息事宁人。
同时，由于各种“闹”总是以一副被欺压的弱者的面目出现，站在“我弱我有理”的道德制高点上，很容易引起公共舆论的同情。而在另一端，官方即使就事论事占理，但只要深挖细查，总会有不到位、不规范的地方，即使在这件事情上到位规范了，在别的事情上总还有把柄可抓，这就使得任何官员绝不愿意本地区、本部门长期暴露在焦点之中，尽快解决问题成为了必然的选择。而要尽快，就不得不妥协。所以，官方有理怕闹，无理更怕闹。
再退一万步说，即使官方底气十足，难道就敢正面硬怼吗？也很难。尽管国家机器在“闹”面前是强力的，但不代表国家机器的操作者也是强力的。特别是在广大县级以下城镇，在一个半熟人社会中，所谓的“六度空间”理论早就失效了，顶多就是一个二度空间，也就是说，在整个小城市中，顶多只有三种人：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在个人信息高度公开的环境中，作为个体的工作人员如果和“闹”硬怼，就使自己和家人暴露在危险之中。于是，更助长了一种“忍一时风平浪静”的理性选择。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就医闹治医闹是无用的。在医院严防死守，对于一二线城市或许是有用的，但在三线城市效果就可疑了，在四线及以下城市则全然无用。对方可以很轻易的打听出医生的家庭住址，医生子女的就读学校，在医院里没法下的手，可以去别的地方下。哪怕依法给予对方必要的惩罚，但事后变本加厉的报复更使人心生恐惧。因此，不要怪一些人对“闹”的纵容，沾上这些“闹”的，没有一个不想尽快脱身的。
出来闹的，很少有经济条件优越的。而“闹”的底气就来自于流氓无产者相对于其他人的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优势地位。受到“闹”的伤害的人，由于对方无产，几乎不可能得到经济上的赔偿，而在刑罚上，无论使对方付出多大的代价，哪怕是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也不可能令受害者得到一丁点的好处。例如，即便是把孙文斌千刀万剐，也不可能使杨文医生死而复生了。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是使自己陷入险境，还是用一部分公共利益去解决问题，这不难选择。这就是依闹分配的原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使“官”直接对抗“闹”，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是，“闹”也并不是横行无忌的。有个吊诡的现象是，怕医闹的是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好医院，而谋财害命的某系医院，是不怎么怕医闹的。一个显见的原因是，能从江湖游医成长起来，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正所谓，同行是冤家，和医闹比起来，更怕的是同行的明枪暗箭。在恶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医术可以没有，武术绝对要有；医德估计没有，武德必然充沛。
这种医院，属于“黑”，官怕闹，但闹是怕黑的。“闹”对抗“官”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在“黑”面前都是无用的。医闹杀了正规医院的医生，顶多医闹本人伏法，但拿患者本身以及其他家属毫无办法，甚至为了避免次生医闹，还不得不费心费力去拼命救治患者。但不正规的医院不跟你讲这些。启动暴力时的程序简便、灵活机动，运用暴力时的随心所欲、不计后果，直至使用暴力后祸及家人、无休无止，这一切都令“闹”们不得不掂量后果。“闹”可以跟“官”说：“我弱我有理”，“黑”可以跟“闹”说：“我强我有理”。“闹”可以跟“官”说：“别惹我，要不然当心你老婆（公）孩子”，“黑”可以跟“闹”说：“别惹我，要不然当心你老婆（公）孩子”。
当然，黑是怕官的。官怕闹、闹怕黑、黑怕官，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结构。不仅在医疗领域如此，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这是基层治理的常态。
扩展开讨论，社会治安的困境经常也是这么来的。举个例子，根据某公开文章的数据，山东某派出所，辖区内常住人口3万多人，加上大量外来人口，实际负责治安工作的民警仅有5名。这就不难解释为何一些民警在出警时倾向于采取“和稀泥”式的处置方式。在警民比1:6000的悬殊比例下，真正把每一件警情都断出个是非曲直是非常困难的，尽快给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才是最佳途径。
然而从根本上来说，1:6000的警民比就支撑不起现代化的治理。同样，将公立医院私有化虽然管得了医闹，但也解决不了广大群众的医疗问题。私营医院有存在的理由，但它只能是公立医疗的补充，而不是主体。经过这次疫情之后，相信我们都会明白不能事事学西方，必须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面对那些私营医院的鼓吹者们，面对大象公会之流的媒体，我们必须时刻擦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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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笼罩在我国医疗体系上的阴霾。在疫情开始前，还有疫情中，还是又发生了几起让人奋怒的伤医事件。在疫情刚开始爆发那几天，比如大象公会之流就迫不急待的开出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灵药”，声称在私有化和市场机制的美国绝对不会爆发疫情。可以想像，如果不是欧美后面跟着爆发了疫情且表现糟糕，这些人和他们背后的人一定会倾尽全力对我国的公立医疗体系进行攻击。
目前我国医疗体系确实有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很多次，可以说决不是什么简单的一X就灵的问题。今天再和大家聊医疗问题是因为这两天一则新闻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5月18日，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突发风波，许多参加完援鄂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们在病房大楼前集合，表达出对三胞集团收购该院的不满。
因为这意味着这家三级甲等公立医院会彻底转化成私立医院。
早在2014年，徐州三院就被“改制”成为一家营利性的股份制医院，私人资本三胞公司控股80%，徐州市政府占股20%，双方共同成立徐州三胞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然后，由公司的董事会来管理徐州三院，并得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支持。这一次，三胞公司是又获得了剩下的20%。
同样是江苏，宿迁市之前就出现过医改私有化失败又改回去的案例。由于我们不清楚徐州三院这家控股方的背景，暂时也不好评论。要说公立医院私有化好处都有啥？大象公会们鼓吹的那种灵丹妙药式的效果目前在全球我们都没看到，但有一点很实在，私营医院医闹发生概率远小于公立医院。这点我们还领教过。
前年孙文斌杀医案发生后，朋友圈流传一篇10万+文章为杀医行为叫好。我们的热心读者深扒之后发现这个发文的人是多家民营医院的法人，其旗下医院的公众号充斥着“治愈艾滋”这样的宣传。我们将这件事情整理分析发布之后，第二天就因违规被删除了。前阵子小编整理后台才发现原来这篇文章的素材在后台都被直接删除了。
这种事情对私营医院可能还真是小事一桩。借着这次徐州医院的事再和大家重复一遍上次被删的讨论。那位发文的之所以敢于为杀医行为叫好，还敢宣传能“治愈艾滋”，就是因为这类医院往往不怕闹。
举个例子，贵州遵义查处过一家欧亚医院，短短四年骗了2万多人，甚至迫使患者在手术台上缴费。这样的医院，是不怕闹的。2万多名受害者中，警方调查了其中的570人，结果就发现制造了3起轻伤、18起轻微伤。这样的医院，你行你闹。
医闹医闹，核心在闹，而不在医。严惩医闹行为、升级医院安保，对于保护医务工作者来说，当然是有效而且必要的。比如说，西南某著名医院甚至喊出口号“如果真有伤医，一定是从我们的保安身上踏过去”。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闹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医院，特别是中小城市直至乡村卫生所，并没有实力去为医务工作者提供完备的安保，这样一来，由于医闹并非被消灭而只是被堵截，那么，防守空虚的广大中小医院就会成为他们撒气的场所。而更危险的工作环境会进一步加剧名医从那些医院流失，从而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的医疗水平差距。最后，不要忘了，安保的成本最终仍然是要由患者来买单的。
再放宽一下视角。一个对医生痛下杀手的医闹，很难想象他在学校会是一个好家长，在社区会是一个好邻居。换句话说，闹在形式上有很多种，除了医闹，还有校闹、车闹、房闹，甚至还有警闹。但在本质上，都是同一拨人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闹法。就医闹而治医闹，结果只是头痛医头，不能真正做到除恶务尽。要解决问题，不仅要针对事，更要针对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闹”滋生的土壤。也就是说，依闹分配这种方式是怎么产生的。官是怕闹的。这里所谓的“官”，还包括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以及各类国有企业。当他们面对“闹”时，虽然在表面上具有极大的权力似乎占据着优势，但为了防止这种权力被滥用，在制度上对权力的使用加诸了各种限制，这就使得“闹”们有空子可钻，光是依法处置的繁琐流程使得许多官员宁可息事宁人。
同时，由于各种“闹”总是以一副被欺压的弱者的面目出现，站在“我弱我有理”的道德制高点上，很容易引起公共舆论的同情。而在另一端，官方即使就事论事占理，但只要深挖细查，总会有不到位、不规范的地方，即使在这件事情上到位规范了，在别的事情上总还有把柄可抓，这就使得任何官员绝不愿意本地区、本部门长期暴露在焦点之中，尽快解决问题成为了必然的选择。而要尽快，就不得不妥协。所以，官方有理怕闹，无理更怕闹。
再退一万步说，即使官方底气十足，难道就敢正面硬怼吗？也很难。尽管国家机器在“闹”面前是强力的，但不代表国家机器的操作者也是强力的。特别是在广大县级以下城镇，在一个半熟人社会中，所谓的“六度空间”理论早就失效了，顶多就是一个二度空间，也就是说，在整个小城市中，顶多只有三种人：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在个人信息高度公开的环境中，作为个体的工作人员如果和“闹”硬怼，就使自己和家人暴露在危险之中。于是，更助长了一种“忍一时风平浪静”的理性选择。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就医闹治医闹是无用的。在医院严防死守，对于一二线城市或许是有用的，但在三线城市效果就可疑了，在四线及以下城市则全然无用。对方可以很轻易的打听出医生的家庭住址，医生子女的就读学校，在医院里没法下的手，可以去别的地方下。哪怕依法给予对方必要的惩罚，但事后变本加厉的报复更使人心生恐惧。因此，不要怪一些人对“闹”的纵容，沾上这些“闹”的，没有一个不想尽快脱身的。
出来闹的，很少有经济条件优越的。而“闹”的底气就来自于流氓无产者相对于其他人的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优势地位。受到“闹”的伤害的人，由于对方无产，几乎不可能得到经济上的赔偿，而在刑罚上，无论使对方付出多大的代价，哪怕是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也不可能令受害者得到一丁点的好处。例如，即便是把孙文斌千刀万剐，也不可能使杨文医生死而复生了。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是使自己陷入险境，还是用一部分公共利益去解决问题，这不难选择。这就是依闹分配的原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使“官”直接对抗“闹”，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是，“闹”也并不是横行无忌的。有个吊诡的现象是，怕医闹的是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好医院，而谋财害命的某系医院，是不怎么怕医闹的。一个显见的原因是，能从江湖游医成长起来，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正所谓，同行是冤家，和医闹比起来，更怕的是同行的明枪暗箭。在恶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医术可以没有，武术绝对要有；医德估计没有，武德必然充沛。
这种医院，属于“黑”，官怕闹，但闹是怕黑的。“闹”对抗“官”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在“黑”面前都是无用的。医闹杀了正规医院的医生，顶多医闹本人伏法，但拿患者本身以及其他家属毫无办法，甚至为了避免次生医闹，还不得不费心费力去拼命救治患者。但不正规的医院不跟你讲这些。启动暴力时的程序简便、灵活机动，运用暴力时的随心所欲、不计后果，直至使用暴力后祸及家人、无休无止，这一切都令“闹”们不得不掂量后果。“闹”可以跟“官”说：“我弱我有理”，“黑”可以跟“闹”说：“我强我有理”。“闹”可以跟“官”说：“别惹我，要不然当心你老婆（公）孩子”，“黑”可以跟“闹”说：“别惹我，要不然当心你老婆（公）孩子”。
当然，黑是怕官的。官怕闹、闹怕黑、黑怕官，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结构。不仅在医疗领域如此，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这是基层治理的常态。
扩展开讨论，社会治安的困境经常也是这么来的。举个例子，根据某公开文章的数据，山东某派出所，辖区内常住人口3万多人，加上大量外来人口，实际负责治安工作的民警仅有5名。这就不难解释为何一些民警在出警时倾向于采取“和稀泥”式的处置方式。在警民比1:6000的悬殊比例下，真正把每一件警情都断出个是非曲直是非常困难的，尽快给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才是最佳途径。
然而从根本上来说，1:6000的警民比就支撑不起现代化的治理。同样，将公立医院私有化虽然管得了医闹，但也解决不了广大群众的医疗问题。私营医院有存在的理由，但它只能是公立医疗的补充，而不是主体。经过这次疫情之后，相信我们都会明白不能事事学西方，必须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面对那些私营医院的鼓吹者们，面对大象公会之流的媒体，我们必须时刻擦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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