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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赞大迁徙大融合,老百姓愿意吗?
郑渝川 [ 底线思维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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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近日引进出版了一本有意思的历史小书《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这本书的作者三崎良章曾任北京大学客座研究员,现执教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庄高等学院。
《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这本书比较清楚的介绍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及之前,中国北方、西部少数民族的发展动向,以及东汉、曹魏、西晋的相关应对政策;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十六国”对应的政权、民族谱系;然后再以时间为轴,转向对“十六国”兴亡的叙述。书作者为写作这本书,调阅大量的资料,还详细介绍了十六国的对外关系,如与高句丽、朝鲜半岛、西域的关系,介绍了不同国家与东晋之间的关系和国家意识;还梳理了这段时期因战乱频繁,造成的汉族、非汉族人口迁徙的路线,以及不同时期的人口分布密度等情况。
全书内容丰富,给出了较多的分解图、地图参照。书作者通过对史料的分析,也有一些个性化的观点,比如“十六国”各国会根据是否统治华北全境继而拥有进攻东晋的能力,来处理与东晋的关系,强势国家会将东晋定位为如同蜀汉那样的叛逆、未服王化的蛮夷,而相对弱势的国家则会主动请求东晋或“十六国”中的强势国家册封。
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在公元3世纪末期,到5世纪中期的100多年里,中国北方陷入的大分裂时代。该时代以北方重新迎来政治上的稳定统一为标志宣告结束。这一时期内,中国北方群雄并起,家家称王称帝,且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汉末三国时期的军阀并立——五胡十六国,以多个非汉人政治集团为主。
《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给出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正面影响的解说。这些观点,确实也是成立的。比如,首先,汉族、非汉族实现了大规模的迁徙和融合。其次,开始建立起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主体,辐射西域、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的国际体系,建立起册封关系。这种关系的模型,成熟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第三,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许多非汉人政权,一方面吸收汉族王朝的制度成果,但另一方面也竭力进行必要的制度和文化创新,以强调自我,一些制度遗产累积下来,被后人理解为隋唐两朝的创造,比如均田制和府兵制。第四,汉族文化吸收了许多非汉族因素,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中国以及周边的韩国、日本等国的史学界,在谈及古代中国的五胡十六国历史时,通常会强调“乱”。而近年来一些历史学者不仅更加强调“融合”,而且还尽可能否认、淡化“乱”。《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这本书站在了后一立场,强调五胡十六国时期对于后来中国的“贡献”,将之与日耳曼民族建立的诸部族国家的对峙秩序进行简单化的比对,继而得出牵强的分裂、战乱“有益”的判断。
这本书几乎没有谈及五胡十六国时期以及之前的“八王之乱”动乱,所造成的100多年持续战乱,给汉人及非汉人民众造成的深重苦难。忽略这些苦难,而是从所谓大融合、大迁徙的好处出发,歌颂这样一个夹杂着剧烈暴力冲突的历史过程,投射出的是非常凉薄的历史观念。
非但如此,所谓以史为鉴,如果我们只看到历史上的大融合、大迁徙的所谓好处,就忘了苦难,进而增强对于当世类似的“融合”、“迁徙”进程的包容度,就未免从愚蠢步入到可耻的境地了。对于民众来讲,最大的利益诉求就是安全的活着,而不是成为所谓推动民族、文化融合的代价,最好也不要成为民主实验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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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
作者:(日)三崎良章
译者:刘可维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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