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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自由到民粹,市民阶级的政治表演
原创 潮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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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 acel rov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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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很多政治概念名词因为政治理论和政治生态的发展,都变得很尴尬。比如学者和知识分子们的各种议题,共和主义者的公共领域和公民自由概念,左翼自由主义者的审议民主或者公共善概念等,分配正义的妥协还是唤回阶级叙事的激进等等。学术界知识分子在这种讨论游戏中每每声嘶力竭,仿佛在公共生活中成了唯一能够保证良善政治的最后基石——
然而,你会发现,现实中根本没人鸟他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相关的概念,同样属于这种被很多知识分子称为良善政治的基石,其实在现实里并没有人真正关心到底在说什么的
的政治概念。不过,此类概念到是经常 经常被拿来当成各种行为的大义和借口,以至于对现实生活起到反作用。
福山曾经根据巴西市民政治的发展推断出在历史终结后(福山的历史终结概念),社会的政治行动主体会是中产阶级,当然更接近的概念也就是被我国各式知识分子经常挂在嘴边的市民阶级。抛开福山先生不切实际的一些价值输出,这个观察还是有一些价值的。而市民阶级这个概念,通常是和自由主义与个体主义等捆绑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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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个体主义虽然被赋予所谓自由主义之名,但是也许更适合用权利基础的个体主义(rights-based
individualism)来表述。个体主义算是一种现代传播媒介主导信息生产之后产生的政治想象。
在现代媒介占据主导地位之前,传统的社会意识建构中无非要提供以下几种东西:
1.个体的政治归属以及政治归属的合法性来源。
2.我们坚持的应然价值是什么。
3.我们要以什么依据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
4.意识形态的最终价值是什么?
而在个体主义时代,这些诸多政治立场所坚持的问题被一一抛弃了。 **个体行动的个体选择被无限正当化** (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的各种行为找正当借口) **,**
而都市生活的分工多层和边界交叉带来的各阶层间不同的日常生活体验则助长了市民阶级对个体选择无限正当化的迷信。
个体选择的无限正当化本应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消极自由,是个人为防范外界侵犯个体自由做出的选择。但是在个体主义普遍抬头的时代来临后,个体主义者们必然会认识到基于社会和政治现实,个人的个体主义追求终究是不可实现的,
**于是个体主义们必然需要寻求一种政治归属,**
这促使许许多多的个体主义者们最终走到一起,形成所谓的市民阶级,形成一个可以抱团发声的行动主体,最终必然和主流治理结构发生冲突。
这个行动主体是个体主义的衍生,但往往并不是以个体主义的名义,这点很重要。它可能是城市本土主义意识,可能是阶级意识的“应得/不应得论”,“贡献论”,可能是任何东西,最后又往往被笼统的冠以自由之名。这种行动存在一种自足性,是个体介于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系统之间的社会激进行动。
** 它并不是机制化的政治,但是具备较大的议价能力; 同时它也不是日常生活的政治诉求表达。 **
这里我们要借用一个叫拟剧化的概念。这源自于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他把社会比做舞台,把社会成员比做演员来解释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是一个一直在演出的戏剧舞台,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生活舞台上的演员。这里我们不过多讨论这个理论本身。结合上面讨论的问题,我们会发现拟剧化可以完美的形容这些个体主义者的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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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主义者的行动中,政治变成了一种拟剧,个体主义者把政治行动变成了一种表演游戏。由日常生活中脱出的公共生活成为了舞台,他们用各种公共价值的概念给自己包装设计角色形象,以此为面具在公共舞台上进行表演,最终的剧本其实是推进个体主义的诉求。
这种政治行为的拟剧化,也体现了市民阶级政治的表演舞台和他们追求的理想世界是脱离现实世界的政治的。
**他们假设理想世界很重要,于是对他们来说世界本身就可以不要。**
不论左翼右翼,很多学者都对个体主义社会有过美好的畅想。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描写了他想象的一种世界图景,人具备和上帝同质的普遍理性,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是一个从分工到人口的经济矛盾体系,只要实现了价值的构成,就能够解决全部的经济矛盾及作为其现实表现的社会贫困。
这种逻辑本身就把其终点放在一个彼岸世界,本身臆想了一种普遍而有效的社会规律来调和矛盾问题。其次,在《什么是所有制》中,蒲鲁东先生慷慨激昂地辩护了半天,但是除了列出了一个“某些资产阶级收益权如同盗窃”和“个体占有的财产平等即可以平等”的结论,以及一个全程没澄清的la
propriété(财产)概念以外,并没有任何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和历史性的理解。
较为右翼的达尔霍伦在论述公民文化的时候,聊到媒介工具发达之后以市民阶级为主体的理想的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几种重要特性:公民身份的建构,议政主体的建构,社会资本驱动社会运动,公共知识建构和信息传递,以及最重要的是能够保证政治诉求和
调和 矛盾的“妥协机制”。
左翼自由主义也曾经这样想象过美好的市民阶级政治,他们把市民阶级政治的“公共理性”当作一种社会认知的基石和集体自我立法的理性保障。
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很残酷,这些人都真正忽略了一个东西—— **政治极化** 。
这个概念最早来自媒介学派对于亚文化行动和亚文化建构的兴趣共同体的探讨,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在现实中上演的政治担忧。群体政治极化 至少 包括以下几个特点:
** 1.内部文化 和政治情感归属 的极端同质化。 这种内部文化可能既不是文化传承,也不是政治意识,而是一种公共情绪。 **
** 2.对内部的激进同化,对外采取威胁和排他。 把结构化渗透的阶级矛盾转移到人为制造的敌人头上去。 **
** 3.抛弃现有的社会共同体纽带,建构新的但是缺乏完整纲领的政治行动。 **
** 4.用去政治化的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抛弃既有的诉求妥协机制和沟通机制。 **
** 5.用政治姿态建构对主流政治施压,使得主流政治处于消极应对和步步退让当中。 借助主流政治维护安定的治理诉求,进行无限期的行动。 **
** 抱团成为政治行动群体,并 ** ** 开启 ** 日常政治表演行为的个体主义者们,就这样变成了一种新型的民粹。 ** 英国哲学家 密尔吐槽
** 的传统民粹主义是打着回归民意的旗帜,实际上把公共讨论的空间压缩到近乎没有。而这种新型民粹则 把传统的民粹
政治行动变成例行化的表演,这时候所谓的民意已经可有可无了,他们的诉求各种各样,然而最终只有一个,那就是个体主义的欲望。
而 所有民粹行动的特色都在于把建制派(或者主流)当作与更强大的外部势力联合的欺骗者,自己是自嗨的反抗者,虽然也许自己比谁都希望和外部势力搭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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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齐泽克的说法来说,民粹主义是象征界的事件伤口碰到实在界的机器,而民粹主义的诱惑本身是给欲望主体制造了一个永远不可达的快感的源泉。民粹主义者们虽然总摆出一种殉道者姿态,但在旁观者来说,这种姿态不光是
蹩脚的,且是没什么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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