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轮回的雾月十八日（二）——“白左”的政治正确，局限、妥协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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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 acel rovsion
> 文章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处于代表性断裂下的美国社会现况如何影响了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成败，第二部分主要阐述美国政治正确话语缘何形成以及政治正确为何失效。还没有阅读第一部分的朋友请查看昨天的推送内容--《轮回的雾月十八日（一）——处于代表性断裂下的美利坚大地》。继续
> 欢迎读者给我们留言探讨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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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经列举了两种乌托邦。在现代俄国，有两种政治乌托邦最根深蒂固，并且由于具有诱惑力而对群众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就是自由派的乌托邦和民粹派的乌托邦。
“自由派的乌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的、和谐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赶走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俄国，在俄国的政治自由方面，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这是一个自由的俄国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睦相处的乌托邦。
民粹派的乌托邦，就是民粹派知识分子和劳动派农民所抱的幻想，他们以为可以用公平地重分全部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或者以为在资本的统治下，在金钱的支配下，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可以维持“公平的”、“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
讨论左翼布尔乔亚的成因会比较复杂。他们不能直接等同于罗尔斯到德沃金的左翼自由主义，而德沃金自己还吐槽美国从partnership democracy（
伙伴关系民主
）退化成成多数主义民主。沃格林所论述的现代性，来自于彼岸世界的灵知主义想象使得生活世界的此岸从人群意识中脱离，生活世界成了一个纯粹的批判对象。似乎布尔乔亚的左派运动建立在了这种话语规则上。
当然这背后是一个政治传播学原理，媒介对于政治议程的布置和公共治理框架提供的是一类“被翻译的政治”，或者说是政治的二阶释义，举个例子说说女权主义从沃夫斯通克拉夫特开始就是普遍政治哲学，当时是和其古典共和主义立场的权利观出发的。第二波女权，是激进女权对于父权社会对于性剥削和阶级性的揭示，黑人女权对后殖民现状的白人文化中心批判。而第三波女权和第四波女权南希弗雷泽等社会主义女权则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父权问题脱离社会关系这一现象进行的批判。另外身为新自由主义者的沃尔邦试图把女权建立的公共性别议程当做当今社会中针对父权问题的否定性常规议程，来改造和渗入社交文化和经济关系。而好玩的是新媒体出现后，这个普遍政治问题居然脱离社会关系革命被翻译成了一类“男人——女人”问题，并且把一切被忽视的政治现实放入这个框架中。这样的最大危害在于，父权社会的实质似乎被翻译成了了有一堆各类出身的男权low逼阻碍社会进步，我们把他们骂死这世界就清净了，然后特朗普这个骂不死的跳出来你就只能泪奔了。简直萌萌哒。
媒介学派的莱文森当年意识到这种机制，但是持的是乐观态度，即认为媒介技术对于政治事件的二阶观念生产依然会遵循某种技术进化论，即哪怕是翻译的政治最后也会留下适宜的讨论方式，然而现在看来未必是。
政治正确的产生逻辑是价值判断作为公共议事的主要形式与各分立的共同体意识，其本身就是因为此类价值判断依赖于某种公共话语体系。公共话语体系作为消弭传统权威主体的机制而存在，并形成对特定群体的话语进行找补的机制，形成话语权重配。
前者产生绝对道德（即将某种共识诉诸绝对正确，即诺斯替主义），后者产生政治正确话语。
故而政治正确是话语-
身份产生的权力关系中，由于原权力关系崩塌，而造成的话语秩序重配，而这个重配由于新的权威（就是我们产生的性别平权的共识）的约束力，形成了原社会主体对于新社会主体的一个话语找补机制（找补的原因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不平权），这是个必然产生的社会关系，详见历史上各种革命最后达成的妥协。
所以这种社会权力结构对原受害者的补偿机制，在某种价值观语境下适配成一个政治正确的共识。这个适配过程是一个公共政治的实践过程，简化而来就是公共话语体系中，话语冲突达成的妥协。
而这个补偿机制是社会关系变迁产生的，ta不以常规的美式政治正确出现，也会以其他方式出现，美式政治正确本身也是寻求一个中质化的评价体系，这个中质化就是将评价体系投向庶民的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用各部分人民的象征来作代表，那么这种逻辑下代表各原弱势共同体的人物作为象征出现在钞票上是合理的，这是这个找补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我们探讨政治正确该不该出现，或者有没有用不是很有意义，原男女分工由于经济体系本身的变迁崩塌以后，原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建立在“基本权假设”上的社会契约，这个契约必然会涉及原强势群体对于权力关系的让渡，但是区别在于这不是两拨人在谈判桌上达成的文本契约，而是一个社会的自发过程，最后诉诸成一种共识。
体现在已经被诉诸公共话语体系（由于媒体业的发展）的公共政治中，就体现为话语权的让渡和重配，形成社会关系强势者在话语权上弱势的情况。这就是找补机制形成的话语权让渡，极端一点就会将原关系强势者列为原罪者。
所以政治正确是在这种社会结构变迁中必然存在的一个产物，它实质是一种话语权的补偿机制，那么围绕这个补偿机制产生的一切在公共话语体系内的活动都是这种规则的延续。无所谓好或者是坏，有用或者没用。
然而这种革命方式很难解决问题，只是满足我似乎给少数群体赋了权并一定程度解决了问题的的灵知主义想象。
从杰姆逊的立场来说，这是种缺乏共同纲领和政治实践力的现代性神话。两个方面，首先脱离现实关系而破碎的单一向度政治诉求是一种缺乏规划的集体社会组织来向规制组织发起反抗，反战和平权这种仅限于价值的共同体去对抗父权和战争这种政治性共同体是虚妄的。
其次，也是一种脱离社会关系的所谓新事物建构完全在排斥意识形态分析的状况下导致了宏大叙事退场，于是我们从这种反抗中，引出了一系列话语来审判前现代世界，无论是词语净化和微冒犯还是公共话语的政治正确。但是你只是预设了前现代，现代性的断裂，在这种叙事中找寻了一套主流文化建构。然而特朗普代表的反主流，反建制的出现证明了这种建构属于虚妄的启蒙。这属于列宁在两篇小资阶级革命论述中强调了自我圣徒化的机会主义政治实质。
最后，如斯泰克戴克的批判，资本社会建立的解决阶级矛盾的中立性本身是虚妄的，甚至这种貌似宽容的文化让少数群体失去了真正反抗。简而言之，一个黑人在这种主流文化中似乎必须服从liberal（
自由主义
）的意识形态，按照自由派精英的成长路线进入主流社会，然后呼吁种族平等，坚持这种路径就能成功。然而无论是法农还是胡克的黑人女权主义，当年的黑人斗争都是解构性和政治性的，这种左翼政治斗争在当今完全被抛弃了——似乎发声政治才是出路。然后特朗普的民粹上台依然打脸了这种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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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的乌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的、和谐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赶走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俄国，在俄国的政治自由方面，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这是一个自由的俄国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睦相处的乌托邦。
民粹派的乌托邦，就是民粹派知识分子和劳动派农民所抱的幻想，他们以为可以用公平地重分全部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或者以为在资本的统治下，在金钱的支配下，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可以维持“公平的”、“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
讨论左翼布尔乔亚的成因会比较复杂。他们不能直接等同于罗尔斯到德沃金的左翼自由主义，而德沃金自己还吐槽美国从partnership democracy（
伙伴关系民主
）退化成成多数主义民主。沃格林所论述的现代性，来自于彼岸世界的灵知主义想象使得生活世界的此岸从人群意识中脱离，生活世界成了一个纯粹的批判对象。似乎布尔乔亚的左派运动建立在了这种话语规则上。
当然这背后是一个政治传播学原理，媒介对于政治议程的布置和公共治理框架提供的是一类“被翻译的政治”，或者说是政治的二阶释义，举个例子说说女权主义从沃夫斯通克拉夫特开始就是普遍政治哲学，当时是和其古典共和主义立场的权利观出发的。第二波女权，是激进女权对于父权社会对于性剥削和阶级性的揭示，黑人女权对后殖民现状的白人文化中心批判。而第三波女权和第四波女权南希弗雷泽等社会主义女权则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父权问题脱离社会关系这一现象进行的批判。另外身为新自由主义者的沃尔邦试图把女权建立的公共性别议程当做当今社会中针对父权问题的否定性常规议程，来改造和渗入社交文化和经济关系。而好玩的是新媒体出现后，这个普遍政治问题居然脱离社会关系革命被翻译成了一类“男人——女人”问题，并且把一切被忽视的政治现实放入这个框架中。这样的最大危害在于，父权社会的实质似乎被翻译成了了有一堆各类出身的男权low逼阻碍社会进步，我们把他们骂死这世界就清净了，然后特朗普这个骂不死的跳出来你就只能泪奔了。简直萌萌哒。
媒介学派的莱文森当年意识到这种机制，但是持的是乐观态度，即认为媒介技术对于政治事件的二阶观念生产依然会遵循某种技术进化论，即哪怕是翻译的政治最后也会留下适宜的讨论方式，然而现在看来未必是。
政治正确的产生逻辑是价值判断作为公共议事的主要形式与各分立的共同体意识，其本身就是因为此类价值判断依赖于某种公共话语体系。公共话语体系作为消弭传统权威主体的机制而存在，并形成对特定群体的话语进行找补的机制，形成话语权重配。
前者产生绝对道德（即将某种共识诉诸绝对正确，即诺斯替主义），后者产生政治正确话语。
故而政治正确是话语-
身份产生的权力关系中，由于原权力关系崩塌，而造成的话语秩序重配，而这个重配由于新的权威（就是我们产生的性别平权的共识）的约束力，形成了原社会主体对于新社会主体的一个话语找补机制（找补的原因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不平权），这是个必然产生的社会关系，详见历史上各种革命最后达成的妥协。
所以这种社会权力结构对原受害者的补偿机制，在某种价值观语境下适配成一个政治正确的共识。这个适配过程是一个公共政治的实践过程，简化而来就是公共话语体系中，话语冲突达成的妥协。
而这个补偿机制是社会关系变迁产生的，ta不以常规的美式政治正确出现，也会以其他方式出现，美式政治正确本身也是寻求一个中质化的评价体系，这个中质化就是将评价体系投向庶民的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用各部分人民的象征来作代表，那么这种逻辑下代表各原弱势共同体的人物作为象征出现在钞票上是合理的，这是这个找补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我们探讨政治正确该不该出现，或者有没有用不是很有意义，原男女分工由于经济体系本身的变迁崩塌以后，原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建立在“基本权假设”上的社会契约，这个契约必然会涉及原强势群体对于权力关系的让渡，但是区别在于这不是两拨人在谈判桌上达成的文本契约，而是一个社会的自发过程，最后诉诸成一种共识。
体现在已经被诉诸公共话语体系（由于媒体业的发展）的公共政治中，就体现为话语权的让渡和重配，形成社会关系强势者在话语权上弱势的情况。这就是找补机制形成的话语权让渡，极端一点就会将原关系强势者列为原罪者。
所以政治正确是在这种社会结构变迁中必然存在的一个产物，它实质是一种话语权的补偿机制，那么围绕这个补偿机制产生的一切在公共话语体系内的活动都是这种规则的延续。无所谓好或者是坏，有用或者没用。
然而这种革命方式很难解决问题，只是满足我似乎给少数群体赋了权并一定程度解决了问题的的灵知主义想象。
从杰姆逊的立场来说，这是种缺乏共同纲领和政治实践力的现代性神话。两个方面，首先脱离现实关系而破碎的单一向度政治诉求是一种缺乏规划的集体社会组织来向规制组织发起反抗，反战和平权这种仅限于价值的共同体去对抗父权和战争这种政治性共同体是虚妄的。
其次，也是一种脱离社会关系的所谓新事物建构完全在排斥意识形态分析的状况下导致了宏大叙事退场，于是我们从这种反抗中，引出了一系列话语来审判前现代世界，无论是词语净化和微冒犯还是公共话语的政治正确。但是你只是预设了前现代，现代性的断裂，在这种叙事中找寻了一套主流文化建构。然而特朗普代表的反主流，反建制的出现证明了这种建构属于虚妄的启蒙。这属于列宁在两篇小资阶级革命论述中强调了自我圣徒化的机会主义政治实质。
最后，如斯泰克戴克的批判，资本社会建立的解决阶级矛盾的中立性本身是虚妄的，甚至这种貌似宽容的文化让少数群体失去了真正反抗。简而言之，一个黑人在这种主流文化中似乎必须服从liberal（
自由主义
）的意识形态，按照自由派精英的成长路线进入主流社会，然后呼吁种族平等，坚持这种路径就能成功。然而无论是法农还是胡克的黑人女权主义，当年的黑人斗争都是解构性和政治性的，这种左翼政治斗争在当今完全被抛弃了——似乎发声政治才是出路。然后特朗普的民粹上台依然打脸了这种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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