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似我者死，学我者生——十月革命与中国
原创 刘梦龙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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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们谈了一下俄国革命对中国造成的外部环境影响.一方面俄国革命和美国崛起相呼应同时形成了旧殖民体系瓦解的两个推手，另一方面，又恰恰是俄国革命力量的有限，使中国革命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涉，保证了中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又走上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今天来看，机械式的重复俄国革命确实有种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味道，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从俄国道路中探索出一条自己道路的过程。就像上篇我们说到的，中国革命能成功，主要是内因，而中国为什么走上革命的道路，从俄国革命学到什么，又摒弃了什么，都是值得一说的。
应该说，当十月革命的胜利，把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是不难从旧的系统里去理解这种思想的。1840年以来接连遭受的外部打击确实极大削弱中国人的自信心，这使得各种思潮在中国获得一个绝佳的试验场。与其他改良相比，社会主义有一个活生生的苏俄作为例子，苏俄越是强大，越有吸引力，就像联邦制有一个活生生的美国做例子一样并非来自虚空。同时它所论述的社会规律和终极理想自成一体，在直观上确实可以和中国固有的思想体系承接在一起，这是他天然的长处。甚至今天我们谈社会主义和中国旧有思想的古今联系也不是偶然的，其思想脉络上确实是有相似的。
社会主义思想在直观上实际上是很容易和中国人原有的思想体系对接起来的，比如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把社会发展阶段的描述和春秋公羊传旧有的三世说对等起来，普通民众又可以把共产主义阶段和大同世界对等起来。孙逸仙在晚年进行的思想实践固然离不开苏联的直接支持，不能说不是有意识的把民族主义和新思潮结合起来，而他的影响力又促成了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传播。讨论中国的问题，恐怕是不能回避民族主义的。
中国作为一个和西方世界差异性极大的文明体系，又面临着工业化的问题，最难解决的恐怕就是民族主义，既要是现代化的，还要是中国的。而最根本的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工业化的问题，使中国富强是最迫切的问题，以近代中国贫弱的现实来说，无此皆为空谈。这三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始终在解决的也是这个，这也是日后中国革命日益呈现出和苏俄革命不同面貌的原因。
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是有极大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来自国情，历史，甚至是文明体系的极大不同。甚至可以说，相比作为旧世界文明体系薄弱一环的俄国，中国作为迥异的文明体系，是更为强势的。这种文明特质的差异性既使俄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也直接影响了数十年后面对逆境中苏两国的成败。当革命思想，也可以说一切思潮传播进入中国的时候，都不可避免的要本土化。俄国革命是典型咖啡馆的城市革命，早期的中国革命也试图复制这条道路，但最终走向了农村革命。
和俄国革命面对的是一个崩溃的旧帝国不同，中国革命面对的始终是有组织的强大反动派，成功的时间更加漫长，付出的牺牲更加巨大，起点也更低。如果从实践上说，二战之后，壮阔的第三世界革命热潮，从中国革命当然也包括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实践中吸取的，游击战转向正规战，直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毋宁说才是主流，这种模式建立的政权也一般比较稳固。这当然是和斗争持续了更长的时间，更艰难历程带来的队伍的成熟是有很大关系的。
无论如何，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价值还是无可比拟的，毕竟这是第一次把工业化时代的组织方式，宣传方式，一整套完整的工业化建设模式带到了一个落后国家。我们可以这样说，比起同期的军阀，乃至国民政府，中共从建立开始就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中共一旦学会了苏共的精髓所在，以超越一个时代的代差，不胜才是奇怪的，这是建立在指导思想和架构体系两个方面的。
在落后地区要进行革命，要改变贫弱的面貌，没有理想主义是不行的，因为要面对巨大的困难，要克服物质的贫乏，敌我力量的极度悬殊，没有精神上的坚持，没有坚定的意志是做不到的。这一点社会主义天然带有的理想主义当然是重要的，在它本身还只是一种思想体系的时候，就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所谓有枪不如有钱，盖财政能力能创造武力，有钱又不如有主义，盖主义能在无钱时坚持下去，创造出有钱有枪的条件。
当然，光有理想是不够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应该说在理论上，情感上是有天然优势的，很自然能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仅是中国一家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解放的浪潮中普遍引起社会主义浪潮。无他尔，革命本身就是对旧世界的反动，社会主义作为旧世界天然的反对派其思想很自然要受到这些旧世界叛逆者的欢迎。越是让旧世界列强厌恶的，污名化的，避之唯恐不及的，当然越容易受到旧世界解放者们的欢迎。
只有主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理想主义和工业化组织的结合，由此带来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中国革命给人的感受可以直接表现为，革命党人是杀不尽的，因为有理想主义的号召前仆后继，同时又是打不败的，能谋善断，百折不挠，直到胜利，这就是强大的组织度。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一种可以和占据优势的旧世界对抗，又能有效的和中国原有思想体系结合，能在农业中国和工业中国之间实现过度的新思想体系，在思想上的吸引力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是组织上的绝对优势。十月革命送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还带来了列宁式的政党。
苏共的组织由来有人认为可以追溯到教会体系，特别是东正教体系。但是无疑苏共这种通过一种深入人心的政治思想教育，丰富的组织生活，严密的组织纪律再结合近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经验，落实到每一个人，战斗以支部为基本单位的组织架构是极为先进和富于战斗力的。
中共比起脱胎于旧时代帮会和旧军队的旧中国各军阀，乃至因为清党而从未真正恢复基层党组织的国民政府要遥遥领先一个世代。这种组织一方面兼顾了理想主义，又强调其纪律性，尤其是适合在艰难的环境里生存下去，迅速增殖。它所带来的组织结构能极好的完成基层控制这个任务，政治纪律又最大限度的统合了内部力量，其形成的合力就像立足于大地的巨大安泰，无论打倒多少次都能再站起来，最终在消耗中走向胜利。无论苏共还是中共的历史都说明，在大战与大革命的背景下，这都是一个极好的模式。
这里恐怕要指出，不应该忽视斯大林的贡献，无论苏共还是中共最终都经历了从早期革命的高层俱乐部走向绝对领导的过度。列宁式的政党真正适合世界大战的形态，恰恰应该是列宁斯大林式的政党。这其中的得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需要的结合。当然这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问题，后来也不断徘徊着，那就是有一支能执行最高意志，组织严密的干部队伍，但如何避免最高意志的腐化堕落，理想的丧失，如何在理想和现实间取得平衡，而不是变成机械式的穷于应付。应该说这个继续革命的问题，至少中共要比苏共强不少，但至今也还在探索中。
还有一件影响中国至深，但不直接来自十月革命的事物，那就是斯大林模式，俄国建设工业化的经验。建设强大的新中国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目标。经历了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新中国基本在中国化道路上完成了政治的成长，经历了抗美援朝又基本完成了民族自信心的重塑，但是在工业化建设上，以俄为师影响无疑要长久的多。
今天，很多人也许觉得斯大林模式有其固化的一面，被认为带有计划经济的弊端，从发展工业化的功臣变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斯大林模式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大量，它来自当时西方世界已经行之有效的流水线生产和工业化产业链建设，但又有着在工业薄弱地区集中力量解决瓶颈问题的突出效果。在大萧条背景下映衬着苏联的高速工业化，这种模式即使在当时的列强看来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当然列强由于国力资本力量的盘根错节很难在本土完全复制这套模式，比如二战日本就效法苏联试图在中国东北搞两个五年计划。
然而从战后实践上看，斯大林的集中工业化建设，虽然在第三世界国家建设中也发挥过作用，但最终都无法实现脱胎换骨。唯一比较成功的就是中苏，曾经很不错的朝鲜今天已经成了失败的例子。中苏两国共有的特征，恐怕都是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其经济能在相当的封闭体系内自运行，很适合那个时代对峙胜过合作，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背景。苏联由于分工布局和农业气候上的天然短板，尚依赖于经互会体系，中国的独立程度还要略高些，基本能进行内循环。斯大林模式显然很依赖规模形成集约化建设的产业链，在缺少外部市场的情况下，至少要有足够大的内部市场去支撑。
同样，斯大林模式其实还有一项很高的要求，那就是一支强而有力的干部队伍，它的经济建设是和社会改造结合在一起的。这恐怕也是后来学习斯大林模式，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普遍不太成功的地方。大部分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没有足够的内部市场维持自运行必须依赖外部市场的支撑，也缺少彻底的社会改造提高困难时期的凝聚力。勉强能达成后者的比如朝鲜和越南，至少能提供干部队伍，但是一个难以摆脱外部市场的消失带来的经济崩溃，走上一条极特殊的道路，一个为了赢得外部市场，不得不在原则上让步，使内部的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分裂，未来也存在很大隐忧。
应该承认，斯大林模式固然有种种弊端，比如它糟糕的分配体系和后继乏力。斯大林做了他能做的，但后继者无疑缺少进一步的变革，斯大林原计划临时过渡十年的筒子楼在继任者手里使用到了苏联解体。甚至，中国前三十年的诸侯经济和指令经济能不能算严格的苏式计划经济都值得讨论。但苏联模式的集中工业化，特别是通过强有力的干部队伍结合社会改造进行内部剪刀差，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使中国初步完成了从国家到人的工业化，使中国赶上了工业化的末班车。
这其中苏联的全面技术输入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这一点是人类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但显然这样的例子恐怕也只能发生在中国，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由于规模问题，或由于社会结构问题，或干脆就是执行力的问题，都无法完成这样同等规模的工业转移。也由此，中国在改开后，籍所拥有的工业基础和工业化人口优势才能顺利的利用冷战后窗口期，最终完成经济转型，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不得不说，工业化中国的起步，可能是苏联最后给人类的礼物了。
十月革命和它的产儿苏联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终结的令人错愕，却也是时代的进程。但不能说这一切就烟消云散了，苏联的崩解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和它试图引向人类进一步前进的伟大理想的失败。它的遗产仍然存在与我们身边，继续存在于我们的历史进程中寻求着新的形态，如地层下涌动的岩浆依旧等待爆发的时刻。站在很可能是新一轮大变革的前夜，作为上个世纪破空而来的一道光芒，它的闪耀和消逝都在提醒我们变革，进步，并以一度黯然的理想之光展示人类可能有的其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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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们谈了一下俄国革命对中国造成的外部环境影响.一方面俄国革命和美国崛起相呼应同时形成了旧殖民体系瓦解的两个推手，另一方面，又恰恰是俄国革命力量的有限，使中国革命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涉，保证了中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又走上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今天来看，机械式的重复俄国革命确实有种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味道，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从俄国道路中探索出一条自己道路的过程。就像上篇我们说到的，中国革命能成功，主要是内因，而中国为什么走上革命的道路，从俄国革命学到什么，又摒弃了什么，都是值得一说的。
应该说，当十月革命的胜利，把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是不难从旧的系统里去理解这种思想的。1840年以来接连遭受的外部打击确实极大削弱中国人的自信心，这使得各种思潮在中国获得一个绝佳的试验场。与其他改良相比，社会主义有一个活生生的苏俄作为例子，苏俄越是强大，越有吸引力，就像联邦制有一个活生生的美国做例子一样并非来自虚空。同时它所论述的社会规律和终极理想自成一体，在直观上确实可以和中国固有的思想体系承接在一起，这是他天然的长处。甚至今天我们谈社会主义和中国旧有思想的古今联系也不是偶然的，其思想脉络上确实是有相似的。
社会主义思想在直观上实际上是很容易和中国人原有的思想体系对接起来的，比如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把社会发展阶段的描述和春秋公羊传旧有的三世说对等起来，普通民众又可以把共产主义阶段和大同世界对等起来。孙逸仙在晚年进行的思想实践固然离不开苏联的直接支持，不能说不是有意识的把民族主义和新思潮结合起来，而他的影响力又促成了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传播。讨论中国的问题，恐怕是不能回避民族主义的。
中国作为一个和西方世界差异性极大的文明体系，又面临着工业化的问题，最难解决的恐怕就是民族主义，既要是现代化的，还要是中国的。而最根本的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工业化的问题，使中国富强是最迫切的问题，以近代中国贫弱的现实来说，无此皆为空谈。这三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始终在解决的也是这个，这也是日后中国革命日益呈现出和苏俄革命不同面貌的原因。
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是有极大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来自国情，历史，甚至是文明体系的极大不同。甚至可以说，相比作为旧世界文明体系薄弱一环的俄国，中国作为迥异的文明体系，是更为强势的。这种文明特质的差异性既使俄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也直接影响了数十年后面对逆境中苏两国的成败。当革命思想，也可以说一切思潮传播进入中国的时候，都不可避免的要本土化。俄国革命是典型咖啡馆的城市革命，早期的中国革命也试图复制这条道路，但最终走向了农村革命。
和俄国革命面对的是一个崩溃的旧帝国不同，中国革命面对的始终是有组织的强大反动派，成功的时间更加漫长，付出的牺牲更加巨大，起点也更低。如果从实践上说，二战之后，壮阔的第三世界革命热潮，从中国革命当然也包括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实践中吸取的，游击战转向正规战，直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毋宁说才是主流，这种模式建立的政权也一般比较稳固。这当然是和斗争持续了更长的时间，更艰难历程带来的队伍的成熟是有很大关系的。
无论如何，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价值还是无可比拟的，毕竟这是第一次把工业化时代的组织方式，宣传方式，一整套完整的工业化建设模式带到了一个落后国家。我们可以这样说，比起同期的军阀，乃至国民政府，中共从建立开始就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中共一旦学会了苏共的精髓所在，以超越一个时代的代差，不胜才是奇怪的，这是建立在指导思想和架构体系两个方面的。
在落后地区要进行革命，要改变贫弱的面貌，没有理想主义是不行的，因为要面对巨大的困难，要克服物质的贫乏，敌我力量的极度悬殊，没有精神上的坚持，没有坚定的意志是做不到的。这一点社会主义天然带有的理想主义当然是重要的，在它本身还只是一种思想体系的时候，就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所谓有枪不如有钱，盖财政能力能创造武力，有钱又不如有主义，盖主义能在无钱时坚持下去，创造出有钱有枪的条件。
当然，光有理想是不够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应该说在理论上，情感上是有天然优势的，很自然能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仅是中国一家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解放的浪潮中普遍引起社会主义浪潮。无他尔，革命本身就是对旧世界的反动，社会主义作为旧世界天然的反对派其思想很自然要受到这些旧世界叛逆者的欢迎。越是让旧世界列强厌恶的，污名化的，避之唯恐不及的，当然越容易受到旧世界解放者们的欢迎。
只有主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理想主义和工业化组织的结合，由此带来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中国革命给人的感受可以直接表现为，革命党人是杀不尽的，因为有理想主义的号召前仆后继，同时又是打不败的，能谋善断，百折不挠，直到胜利，这就是强大的组织度。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一种可以和占据优势的旧世界对抗，又能有效的和中国原有思想体系结合，能在农业中国和工业中国之间实现过度的新思想体系，在思想上的吸引力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是组织上的绝对优势。十月革命送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还带来了列宁式的政党。
苏共的组织由来有人认为可以追溯到教会体系，特别是东正教体系。但是无疑苏共这种通过一种深入人心的政治思想教育，丰富的组织生活，严密的组织纪律再结合近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经验，落实到每一个人，战斗以支部为基本单位的组织架构是极为先进和富于战斗力的。
中共比起脱胎于旧时代帮会和旧军队的旧中国各军阀，乃至因为清党而从未真正恢复基层党组织的国民政府要遥遥领先一个世代。这种组织一方面兼顾了理想主义，又强调其纪律性，尤其是适合在艰难的环境里生存下去，迅速增殖。它所带来的组织结构能极好的完成基层控制这个任务，政治纪律又最大限度的统合了内部力量，其形成的合力就像立足于大地的巨大安泰，无论打倒多少次都能再站起来，最终在消耗中走向胜利。无论苏共还是中共的历史都说明，在大战与大革命的背景下，这都是一个极好的模式。
这里恐怕要指出，不应该忽视斯大林的贡献，无论苏共还是中共最终都经历了从早期革命的高层俱乐部走向绝对领导的过度。列宁式的政党真正适合世界大战的形态，恰恰应该是列宁斯大林式的政党。这其中的得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需要的结合。当然这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问题，后来也不断徘徊着，那就是有一支能执行最高意志，组织严密的干部队伍，但如何避免最高意志的腐化堕落，理想的丧失，如何在理想和现实间取得平衡，而不是变成机械式的穷于应付。应该说这个继续革命的问题，至少中共要比苏共强不少，但至今也还在探索中。
还有一件影响中国至深，但不直接来自十月革命的事物，那就是斯大林模式，俄国建设工业化的经验。建设强大的新中国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目标。经历了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新中国基本在中国化道路上完成了政治的成长，经历了抗美援朝又基本完成了民族自信心的重塑，但是在工业化建设上，以俄为师影响无疑要长久的多。
今天，很多人也许觉得斯大林模式有其固化的一面，被认为带有计划经济的弊端，从发展工业化的功臣变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斯大林模式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大量，它来自当时西方世界已经行之有效的流水线生产和工业化产业链建设，但又有着在工业薄弱地区集中力量解决瓶颈问题的突出效果。在大萧条背景下映衬着苏联的高速工业化，这种模式即使在当时的列强看来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当然列强由于国力资本力量的盘根错节很难在本土完全复制这套模式，比如二战日本就效法苏联试图在中国东北搞两个五年计划。
然而从战后实践上看，斯大林的集中工业化建设，虽然在第三世界国家建设中也发挥过作用，但最终都无法实现脱胎换骨。唯一比较成功的就是中苏，曾经很不错的朝鲜今天已经成了失败的例子。中苏两国共有的特征，恐怕都是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其经济能在相当的封闭体系内自运行，很适合那个时代对峙胜过合作，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背景。苏联由于分工布局和农业气候上的天然短板，尚依赖于经互会体系，中国的独立程度还要略高些，基本能进行内循环。斯大林模式显然很依赖规模形成集约化建设的产业链，在缺少外部市场的情况下，至少要有足够大的内部市场去支撑。
同样，斯大林模式其实还有一项很高的要求，那就是一支强而有力的干部队伍，它的经济建设是和社会改造结合在一起的。这恐怕也是后来学习斯大林模式，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普遍不太成功的地方。大部分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没有足够的内部市场维持自运行必须依赖外部市场的支撑，也缺少彻底的社会改造提高困难时期的凝聚力。勉强能达成后者的比如朝鲜和越南，至少能提供干部队伍，但是一个难以摆脱外部市场的消失带来的经济崩溃，走上一条极特殊的道路，一个为了赢得外部市场，不得不在原则上让步，使内部的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分裂，未来也存在很大隐忧。
应该承认，斯大林模式固然有种种弊端，比如它糟糕的分配体系和后继乏力。斯大林做了他能做的，但后继者无疑缺少进一步的变革，斯大林原计划临时过渡十年的筒子楼在继任者手里使用到了苏联解体。甚至，中国前三十年的诸侯经济和指令经济能不能算严格的苏式计划经济都值得讨论。但苏联模式的集中工业化，特别是通过强有力的干部队伍结合社会改造进行内部剪刀差，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使中国初步完成了从国家到人的工业化，使中国赶上了工业化的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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